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民数字素养培育路径研究

屈巧巧　戴菊荣

【摘   要】针对当下我国农民存在的数字媒介使用素养缺失、媒介批判意识薄弱、媒介接触泛娱乐化等数字素养缺失现状，国家应当坚持政府、家庭、媒体等多个维度相互协作，将强化文娱基础设施、分层媒介教育、家庭数字反哺以及媒体重视引导相结合，形成立体化的农民数字素养教育网络，让农民大踏步赶上数字化时代的快车，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福利。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
数字素养；
数字素养教育；
媒介接触

一、引言

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而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策，同时也是我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总体要求和七个基本原则，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五个总体要求与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七个基本原则。[1]在当下，我国对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该领域极具研究价值。

而乡村振兴战略作为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其出发点与落脚点都应当在“人”，即农民这个主体之上。尤其是在2021年10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了《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的大背景之下，强化农民数字素养教育不仅能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还能让农民在物质生活富起来的基础之上，充分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福利，丰富其精神世界，真正弥合城乡数字鸿沟促进社会共同富裕，从而实现全面化的乡村振兴。

二、农民数字素养缺失现状

数字素养一直被称为是媒介素养等相关概念在数字时代的升华与拓展。由此，在界定数字素养之前，需要厘清媒介素养的概念。1992年，美国媒介教育研究中心给媒介素养作出过定义， 认为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信息时应具备的六种反应能力。[2]此时的媒介素养概念更倾向于强调公众要批判性的参与、使用大众媒介。之后伴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步入全新的数字化时代，传统的媒介素养开始进行“数字化转向”，数字素养应运而生。在我国目前的语境下，所谓数字素养指的是：在数字环境中，公众在掌握一定的使用新技术的方法基础之上，拥有的能够对数字超文本内容和非线性超文本链接的多媒体呈现语言，及其背后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权利的认知、批判性和质疑能力，同时也强调了公众对自身再生产的内容进行负责任的传播与互动交往的能力。[3]也就是说，此时的数字素养更加关注公众能够以安全智能且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方式来参与数字媒介，正如吉尔斯特所强调的“掌握思想，而非敲击键盘”。[4]应当将重点放在思维意识层面，而不仅仅是技能技术层面。相较城市居民而言，我国农民受到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媒介使用、批判等方面的数字素养普遍不高，据中国社科院信息中心2021年3月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城市居民数字素养平均得分高出农村居民37.5%，农民群体的数字素养平均得分仅为18.6分，远低于全体人群平均值（43.6分）。[5]

（一）媒介使用素养缺失，创新能力不足

媒介使用素养指的是媒介使用者能够熟练掌握运用媒介各项功能的能力素养，简而言之，就是熟练使用媒介的能力。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58.8%，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实现全覆盖。[6]这表明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互联网设备接入沟问题得到缓解，但是农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在使用层面还是存在一定差距，即农民群体在媒介使用素养方面常常存在不足。一方面，老年群体在媒介使用素养层面的缺失表现明显，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老年群体。他们大多受教育水平不高、身体各项机能退化的影响，加之他们并未养成数字媒介的接触使用习惯，因此部分农村老年人只会简单地使用电视等传统媒体，对于手机、电脑等新技术则存在使用困难的问题；
另一方面，乡村儿童的媒介使用素养缺失问题也较为显著。据《2021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农村未成年网民上网设备使用率中唯一高于城镇未成年网民（90.2%）的便是手机，其使用比例达到了92.5%，而其他的设备使用率则明显低于城镇未成年网民。[7]乡村家庭受经济水平的限制，台式电脑或者笔记本电脑等设备的拥有率并不高，相较之下，电视与手机的拥有率则较高，使得乡村儿童对电脑等媒介的了解与使用经验较少。总体来看，农民的媒介使用素养依旧是缺失的，这种缺失导致他们没有深入了解不同媒介的优势与劣势，只会简单机械地操作媒介，缺乏将各个媒介整合利用的创新能力以及利用媒介来发展自身、推动乡村进步的能力。

（二）媒介批判意识薄弱，深陷网络旋涡

媒介的批判意识要求受众在使用各类新兴媒介时，能够批判性地接受、传播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将其解读为一种从容应对与理性上网的能力，即对于网络上所出现的各类信息的辨别能力与理性评价能力。之所以有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媒介来说并不是纯净的“美丽新世界”，而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匿名国度。据《2021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未成年网民在上网过程中遭遇过网络不良或消极信息的比例为38.8%。[8]即部分未成年网民在使用媒介获取、传递信息的时候难以判断其真伪，尤其是农村未成年人群体，他们乐于接触网络、传递信息，但是因为长期与自己的祖辈生活在一起，祖辈由于自身的精力不足以及对于互联网知之甚少，使其难向乡村留守儿童传授相关辨别网络信息的知识，加之学校科普的缺位，使得乡村留守儿童缺乏对于网络信息的批评质疑能力，同时导致了乡村留守儿童缺少对于网络信息理性评价的能力。这種批判评价意识的缺失容易导致农民尤其是乡村留守儿童不加思考地接纳、吸收、传递网络上的不良信息，沉迷于网络营造的拟态环境之中，不利于其身心的健康发展。

（三）媒介接触泛娱乐化，自我发展意识不足

根据卡茨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理论来看，受众更倾向于接触那些能够满足自己需求的媒介与内容。中国社科院信息中心2021年3月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显示，超过1/3的农村居民使用智能手机仅为进行娱乐消遣活动，近1/3的农村居民认为手机或电脑的应用对于自身就业/创业以及提高收入“没有起到任何作用”。[9]说明部分农民群体更倾向于使用媒介来满足自身的娱乐需求而非进行自我发展。整体来看，乡村文化设施建设相较于城市来说更加薄弱，例如城市中有老年大学、少年宫等，而乡村的娱乐设施就较为单一，闲暇之际可供农民娱乐的项目较少。并且，社会都笼罩在“娱乐至死”的大环境之下，为了博人眼球，网络上所生产、流传的内容也多以娱乐题材为主，其中不乏各种低俗煽情的内容，这也就导致农民群体使用媒介趋于娱乐化的结果。而这样的泛娱乐化现象在乡村留守儿童的媒介接触过程中表现尤为显著。由于父母在成长过程中的缺位，导致乡村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此时，娱乐化的内容更能够填补乡村留守儿童的情感空缺，所以乡村留守儿童更加愿意接触娱乐化的内容。以娱乐自我为媒介接触动机的农民与充满娱乐化内容的互联网世界一拍即合，加上农民自身媒介批判意识不够，容易沉溺于此类过于娱乐化的内容，最后养成接触媒介就只是为了获取娱乐的习惯，渐渐忽略了媒介普及知识的功能，忘却了利用媒介促进自身的发展。

三、多点协同着力推进农民数字素养教育

（一）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分层数字素养教育

正如前文所言，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相较于城市来说较为薄弱，致使更多的农民选择网络世界作为其获得娱乐的场所，所以要真正开展农民的数字素养教育，就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建设过程中不仅要重视硬件设施，也要注意强化乡村文化娱乐基础设施建设，诸如兴建部分小型村镇图书借阅中心、游乐设施等。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后，政府部门还可以联合企业、学校针对农村中老年、青年以及儿童群体分层开展村镇社区网络数字素养宣传教育服务。例如，针对中老年群体主要进行智能设备的基础媒介使用知识培训；
针对青年群体则要强化他们利用媒介发展自身、参政议政的素养，鼓励他们吸取数字媒介传递的有价值的内容，逐渐转型为新型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针对乡村儿童群体，则主要培育他们理性上网、安全从容上网的数字素养，帮助他们分清楚虚拟与现实世界的界限，辨识网络中的不良信息。

（二）鼓励家庭数字反哺，加强代际交流

作为群居动物，人一生的成长发展都与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在乡村地区，人们以自身为中心，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同心圆式的交往特点，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此时可以借助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来高效弥合数字素养鸿沟。由此各级政府部门可以在基于第一点分层开展数字素养教育服务的基础之上，加强家人之间的代际交流，鼓励数字素养水平较高的农村青年群体向家庭中的老年群体进行数字反哺，以先提升数字素养的青年群体带动老年群体共同提升数字素养，逐步帮助乡村老年群体掌握智能设备的操作和使用方法，弥补官方开展数字素养教育服务在时间空间上的缺陷。

（三）重视媒体传播引导，着力乡村宣传

在提升农民数字素养的过程中不应当忽视媒体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作为最接近当地农民的县级融媒体所发挥的作用，竭力打通乡村数字素养教育的“最后一公里”。首先，媒体尤其是县级融媒体已经成为农民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而在国家倡导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大背景之下，各类媒体在面向农民进行报道的时候，应当多宣传数字素养的重要性，让更多的农民重视提升数字素养，同时在报道内容方面可以适当增加数字素养教育的内容，通过媒介长时间的涵化作用，让农民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水平。其次，除了沟通信息传递知识以外，媒体还可以多进行一些建设性报道，即能够对农民数字素养教育起到积极作用的报道，例如可以针对具有较高数字素养的农村KOL进行报道，将其原有的影响力与媒体的社会地位赋予功能相结合，进一步提升其号召力，为乡村振兴中的数字素养教育树立榜样。例如，各个主流媒体对于抖音“蜀中桃子姐”的报道，让更多的农民认识到具有良好的数字素养时，就能夠利用媒介来获得经济效益。之后，也有许多农民效仿“桃子姐”开辟自己的新媒体平台，提升家庭的经济收益。在报道优秀案例的时候，媒体可以注重经验总结，以此为乡村振兴中的数字素养教育提出更多有意义的意见与建议。

结语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高水平的数字素养已经成为社会公民能够享受科技福利的必要前提，由此在未来的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中，可以将更多的目光放在农民数字素养提升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在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教育的过程中，应当坚持政府、家庭、媒体等多个主体相互协作，将强化文娱基础设施、分层媒介教育、家庭数字反哺以及媒体重视引导相结合，形成立体化的农民数字素养教育网络，让农民大踏步赶上数字化时代的快车，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福利。并且在数字化媒体影响力无远弗界的背景下，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不仅能够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更多的内生动力，同时也是国家大力倡导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任务，是实现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同时对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注释：

[1]刘晓雪.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要求——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解读[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03）：13-20+107.

[2]胡莹，项国雄.传者素养：媒介素养教育的根本[J].传媒观察，2005（08）．

[3]李德刚.数字素养：新数字鸿沟背景下的媒介素养教育新走向[J].思想理论教育，2012（18）：9-13.

[4]GILSTER P. Digital literacy[M].New York ：Wiley Computer Pub，1997：1.

[5][9]李晨赫.社科院最新报告：乡村振兴亟待弥补“数字素养鸿沟”[N].中国青年报，2021-03-16（005）.

[6]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cnnic.cn/n4/2022/0916/c38-10594.html，2022-8-31.

[7][8]中国青少年新媒体协会.2021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EB/OL].https：//mp.weixin.qq.com/s/FyPN35PkRK

Nb37lvPL2X2A，2022-11-30.

（作者单位：屈巧巧，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戴菊荣，安庆市宿松县融媒体中心）

责编：姚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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