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红,李旭东,张士杰
(**财经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乌鲁木齐 830012)
生计是建立在资本、活动和能力基础之上的谋生方式[1]，可持续生计则是指在面对压力和冲击时，能够在不损害自然资源的基础上恢复并发展的生计[2-3]。南疆四地州(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作为原“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地理位置偏远，自然环境恶劣。受区位和资源禀赋条件的限制，南疆四地州的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人多地少且耕地质量差，导致脱贫户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增收空间有限，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和脱贫户自我发展能力有限等影响，阻碍了脱贫户可持续生计的实现，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尤为艰巨。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动脱贫地区更多依靠发展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4]。鉴于此，探讨脱贫户可持续生计成为南疆四地州增进民生福祉的首要任务，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学界主要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并探寻其影响因素。本研究围绕既有研究成果，主要从指标体系和影响因素等2个方面进行文献归纳与评述。
1.指标体系。最常见的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由人力、自然、物质、金融和社会等5种生计资本构成。如翟彬等基于五类生计资本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评估甘肃省天水地区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5]。部分学者基于上述五类生计资本，进一步引入生计策略、生计脆弱性背景等要素构建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如孙晗霖等基于生计资本引入生计策略构建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体系，测度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户的可持续生计[6]；
何仁伟基于生计资本引入生计脆弱性背景构建可持续生计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评估凉山州山区农户的可持续生计发展水平[7]；
赵雪雁等基于上述五类生计资本引入生计策略、村域通达性、信息获取能力等构建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评估甘南高原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8]。
2.影响因素。随着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绝对贫困的消除是我国反贫困治理进程中里程碑式的突破，但也意味着防止返贫成为今后贫困治理的重点，脱贫户的生计可持续性日益引起关注。学界主要基于可持续生计思想，采取描述性统计、Logistic模型等方法研究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环境等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如孙晗霖等研究发现，贫困户脱贫后的生计可持续性取决于自身生计资本的优化和提升，以及家庭生计风险的降低[9]；
王建洪等研究发现，秦巴山区自身能力较弱且得不到特殊保障的脱贫户的生计可持续性最差，且返贫风险最高[10]。部分学者关注**农户的生计问题，但相关研究不多，主要集中于**某一区域农户的生计现状调查。如罗万云等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构建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对**和田市的相对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发现生计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具有显著影响[11]；
谢大伟等研究发现，**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后，移民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社会资本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12]；
閤小操等对**某县易地搬迁移民生计进行调查，分析指出易地搬迁后，移民生活得到极大提升，但移民生计来源较为单一，主要还是依靠政策性扶贫[13]。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主要从家庭结构视角对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对外部生计环境关注较少，且较少对**地区脱贫户的生计可持续性进行评价。鉴于此，本研究以南疆四地州为案例区，以脱贫户调研数据为基础，从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环境等3个维度构建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评估脱贫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并分析家庭内部特征和外部环境对其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以为南疆四地州脱贫户可持续生计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2021年1月—7月在南疆四地州22个原深度贫困市(县)进行的实地调研。获取的数据内容包括家庭基本信息(包括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规模、人均年收入等)，家庭生计资本和生计活动情况(包括家庭生产生活相关行为)，脱贫户所在村庄的环境情况等。考虑到脱贫户数量、地理位置等因素，按照配额抽样选取22个原深度贫困县的100个行政村，每村抽取20～30个样本户进行调研。由于南疆四地州为多民族聚集区，课题组采用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展开调研。调查人员由当地“访惠聚”工作人员，以及在**高校招募的来自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的在校少数民族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调查人员采用入户与调查对象面对面访谈的方式，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户主或其配偶为调查对象。在完成问卷调研任务的前提下，将调研时长控制在每户约0.5 h，既确保脱贫户对问卷的理解和无语言障碍，又确保调研结果的准确性。共计获取1 800份调查问卷，剔除异常值和无效问卷，有效问卷为1 680份，问卷有效率为93.33%。
(二)生计可持续性指标体系构建
评估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精准脱贫的关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 SLA)为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评估提供了行动指南，该框架由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结构和过程转变、生计策略以及生计结果等5个维度组成。其中，脆弱性背景包括生活的外部环境、个体能力、机会的脆弱性，对生计资本的获取与使用具有重要影响，是实现生计可持续的重要基础[14]；
生计资本包括人力、自然、物质、金融和社会等5种资本，对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关键作用，是实现生计可持续的核心要素[15]；
结构和过程转变是指影响生计的组织和政策的变动，对生计资本结构的优化和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指导作用，是实现生计可持续的重要导向；
生计策略是指个体为实现生计目标而进行的生计活动，对生计资本的增量和组合具有直接影响，是实现生计可持续的重要手段[16]；
生计结果是指农户在特定的生计环境中根据拥有的生计资本调整生计活动和生计策略以追求积极的生计产出，对生计资本质量的提升和生计策略的优化具有决定性作用，是实现生计可持续的具体体现。但由于影响脱贫户生计的政策、组织和生计结果等生计要素难以测量，本研究从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环境等3个维度建立南疆四地州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Table 1 Livelihood sustainabi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poverty-alleviation households
(三)生计可持续性指数的计算及等级划分
1.生计可持续性指数的计算。生计可持续性指标的权重赋予是测算生计可持续性指数的第一步。为了使结果更加科学可信，本研究参考李刚和赵立娟等的做法[17,18]，将主客观赋权法相结合，通过专家咨询法和熵值法计算指标的主客观权重，并将二者确定的权重结果进行加权平均作为评价指标最终的权重(表1)。同时，本研究进一步采用离差标准化方法对各单项指标进行处理，并将标准化数据与对应的权重进行加权平均，计算生计可持续性指数。计算公式具体如下：
(1)
其中,Gi表示脱贫户第i类生计可持续性指标的生计可持续性指数,Wij表示第i类生计可持续性指标的第j个评价指标的权重,Xij表示第i类生计可持续性指标的第j个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值。
2.生计可持续性指数的等级划分。本研究采用K均值聚类算法对脱贫户的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环境和生计可持续性进行等级划分，具体分为不可持续型、一般型和可持续型等3个等级，具体详见表2。
表2 生计可持续性指数的等级划分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livelihood sustainability index
(四)结果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具体情况，本研究对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环境和生计可持续性进行聚类分析。由表3可知，在生计资本中，不可持续型、一般型和可持续型的占比分别为53.81%、33.96%和12.23%，表明脱贫户生计资本存量匮乏是阻碍生计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
在生计策略中，不可持续型、一般型和可持续型的占比分别为20.96%、48.30%和30.74%，表明脱贫户的生计策略较为单一，主要以务农和外出务工为主；
在生计环境中，不可持续型、一般型和可持续型的占比分别为30.69%、50.47%和18.84%，表明脱贫户的生计环境较差；
在生计可持续性中，不可持续型、一般型和可持续型的占比分别为41.97%、40.80%和17.23%，表明脱贫户的生计可持续性较弱。
表3 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聚类分析结果Table 3 Results of cluster analysis on livelihood sustainability of poverty-alleviation households
同时，本研究进一步进行脱贫户生计阻碍分析。由表4可知，多资本阻碍型和多资本—策略阻碍型占比最多，分别为46.60%和28.34%。这表明多资本阻碍型和多资本—策略阻碍型是南疆四地州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阻碍因子。
表4 生计阻碍类型划分Table 4 Classification of livelihood barriers
(一)模型选择
学界既有关于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研究中，一般较为关注农户的差异，而忽略了其所在村庄产生的影响,即未能考虑到村庄对农户的影响而造成扰动项相互不独立的情况，使得结论可能有误[19]。鉴于此，本研究采用分层模型对南疆四地州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选取家庭层面和村庄层面的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统计模型具体如下：
(2)
(3)
(4)
(5)
其中,Yij表示被解释变量，即脱贫户的生计可持续性指数;Xij、Kqj分别表示家庭层面和村庄层面的解释变量;β0j表示家庭层面的截距项;γ00、γp0表示村庄层面的截距项;βpj表示家庭层面解释变量的斜率;γ0q、γpq表示村庄层面解释变量的斜率;rij表示家庭层面的误差项;μ0j、μpj均表示村庄层面的误差项。
(二)变量选择
1.解释变量。本研究结合研究需要和数据的可获得性，从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中选取家庭层面和村庄层面的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其中，家庭层面变量包括劳动力数量占比，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熟练说普通话人数占比，技能劳动力，患大病、慢性病人数或残疾人数占比，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果林地面积，人均住房面积，大牲畜数量，转移性收入，人均收入，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创业致富带头人，人均参保数量，农业收入占比，生活能源，外出务工人员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人员占比，政府补贴收入占比，村主干道距离等21个变量；
村庄层面的变量包括海拔、自然灾害、最近城镇距离等3个变量。
2.被解释变量。本研究结合南疆四地州脱贫户的实际情况，选取生计可持续性类型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将不可持续型、一般型、可持续型分别赋值为1、2、3。
(三)回归结果分析
本研究基于分层模型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体步骤包括：(1)采用空模型确定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在村庄层面上是否存在差异；
(2)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确定家庭层面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在村庄层面上是否存在差异；
(3)采用完整模型解释家庭层面变量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影响在不同村庄之间的差异。
表5 空模型估计结果Table 5 Estimation results of null model
2.随机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不仅可以判断家庭层面因素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是否具有显著影响，还可以确定家庭层面的回归系数在村庄层面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由表6可知，劳动力数量占比，熟练说普通话人数占比，技能劳动力，患大病、慢性病人数或残疾人数占比，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果林地面积，人均住房面积，大牲畜数量，人均收入，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创业致富带头人，农业收入占比，外出务工人员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人员占比等15个变量的 T检验均显著，表明这15个变量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均具有显著影响。
表6 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Table 6 Estimation results of random effect model
进一步来看，劳动力数量占比、熟练说普通话人数占比、人均住房面积、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创业致富带头人、农业收入占比、外出务工人员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人员占比等9个变量的卡方检验和T检验均显著，表明这9个变量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在村庄层面上存在显著差异，即这9个变量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依赖村庄的变化而改变。鉴于此，须进一步构建完整模型研究两个层面变量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方式。
3.完整模型。根据随机效应模型的结论，将家庭层面中的劳动力数量占比、熟练说普通话人数占比、人均住房面积、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创业致富带头人、农业收入占比、外出务工人员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人员占比等9个变量纳入家庭层面模型中，将村庄层面中的海拔、自然灾害、最近城镇距离等3个变量纳入村庄层面模型中，构建完整模型。当村庄层面的回归系数符号与家庭层面的回归系数符号相同时，会增强脱贫户的生计可持续性；
反之，则会减弱脱贫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完整模型的最终结果可以体现村庄层面变量和家庭层面变量的交互作用。
由表7可知，从村庄层面变量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直接影响来看，自然灾害(-0.006 4)和最近城镇距离(-0.020 2)对生计可持续性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自然灾害和最近城镇距离均减弱了脱贫户的生计可持续性，而海拔对生计可持续性不存在显著影响。由于本研究的分析重点不是村庄层面变量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直接影响，因此未展开分析。而进一步研究村庄层面变量和家庭层面变量的交互作用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须具体分析村庄层面变量对家庭层面变量的影响。
表7 完整模型估计结果Table 7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complete model
(1)自然灾害对农业收入占比、外出务工人员占比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自然灾害对农业收入占比的回归系数(-0.005 9)符号与农业收入占比对生计可持续性的回归系数(1.188 6)符号相反，自然灾害对外出务工人员占比的回归系数(0.003 3)符号与外出务工人员占比对生计可持续性的回归系数(0.301 3)符号相同。这表明当自然灾害增加时，农业收入占比对生计可持续性的正向影响会减弱，而外出务工人员占比对生计可持续性的正向影响则会增强。即自然灾害每增加1个单位，农业收入占比对生计可持续性的正向影响会减少0.005 9个单位，而外出务工人员占比对生计可持续性的正向影响则会增加0.003 3个单位。这可能是缘于自然灾害频发会造成农作物减产以及经济损失，导致农业收入占比降低，使得农业收入占比对生计可持续性的敏感度减弱；
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诸多脱贫户通过外出务工等途径进行转移就业，可以增加家庭的非农收入，但脱贫户外出务工的比例增加，使得外出务工人员占比对生计可持续性的敏感度增强。
(2)最近城镇距离对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收入占比和外出务工人员占比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最近城镇距离对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收入占比的回归系数(0.150 3、0.137 9、0.614 5)符号与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收入占比对生计可持续性的回归系数(0.388 9、0.334 8、1.188 6)符号相同，最近城镇距离对外出务工人员占比的回归系数(-0.235 9)符号与外出务工人员占比对生计可持续性的回归系数(0.301 3)符号相反。这表明当最近城镇距离增加时，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收入占比对生计可持续性的正向影响均会增强，而外出务工人员占比对生计可持续性的正向影响则会减弱。即最近城镇距离每增加1个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收入占比对生计可持续性的正向影响分别会增加0.150 3、0.137 9和0.614 5个单位，而外出务工人员占比对生计可持续性的正向影响则会减少0.235 9个单位。这可能是缘于脱贫户所在村庄到最近城镇的距离较远，交通较不便利，且脱贫户的生计基本以农业为主，其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收入较少，导致脱贫户家庭中外出务工人员相对较少，使得外出务工人员占比对生计可持续性的敏感度减弱，农业收入占比对生计可持续性的敏感度增强；
而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可以给脱贫户提供多样化的就业岗位，增加脱贫户的收入，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对生计可持续性的敏感度增强。
4.村庄层面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上述完整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村庄层面变量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直接影响是反向的，即自然灾害和最近城镇距离直接弱化了脱贫户的生计可持续性。为了检验该结果的可靠性，须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本研究进一步将总样本随机分成等量的样本 A和样本 B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对样本 A和样本 B分别进行模型估计。由表8可知，在样本 A和样本 B中，自然灾害和最近城镇距离的T检验均显著，即样本 A和样本 B的村庄层面变量均弱化了脱贫户的生计可持续性。该结果与总样本的模型结果一致，表明村庄层面变量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反向影响较为稳健，研究结论的可信度较高。这可能是缘于脱贫户所在村庄到最近城镇的距离较远，交通不便利，非农就业机会较少，使得脱贫户的生计多样性较差，导致脱贫户面临自然灾害冲击时生计较难恢复并发展，从而减弱了脱贫户的生计可持续性。
表8 村庄层面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Table 8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of village-level variables
(一)结论
基于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评估南疆四地州脱贫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并采用分层模型分析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脱贫户的生计可持续性较差，主要是由生计资本存量短缺、生计策略效益低下、生计环境质量较差所致。(2)脱贫户面临多种生计阻碍，以多重资本阻碍型和多重资本—策略阻碍型为主。(3)自然灾害的增加会减弱农业收入占比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正向影响，以及增强外出务工人员占比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正向影响；
最近城镇距离的增加会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收入占比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正向影响，以及减弱外出务工人员占比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正向影响。
(二)对策
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受生计资本匮乏、生计策略单一、生计环境恶劣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优化生计资本结构、加快生计策略转型、改善生计环境，以提升脱贫户的生计可持续性。
1.优化生计资本结构。优化生计资本结构有助于脱贫户生计资本存量的增加，应维持优势资本和优化短板资本，促进脱贫户的5种生计资本间良性循环，进一步依靠脱贫户自身努力的内在发展路径和政府扶持的外在作用力加快脱贫户生计资本的积累。具体来说：地方政府应积极构建符合脱贫户实际需求的技能培训机制，逐步推进职业技能系统培训和创业培训等，以此激发脱贫户的内生发展动力。地方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强土地的政策支持，通过建立健全土地、税费优惠等政策，基于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平台对农村土地进行规模经营，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以此提高脱贫户的劳动生产率和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通过统筹财政资金、建立村级互助资金以及村民自筹资金等方式，进一步健全脱贫户的融资渠道，以此缓解脱贫户发展所需资金短缺的问题；
通过推行“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园区基地+脱贫户”等帮扶模式，进一步增加脱贫户的就业岗位，以岗位促就业，以就业促增收。
2.加快生计策略转型。加快生计策略转型有助于脱贫户生计策略的优化，地方政府应紧扣脱贫户家庭的实际情况，基于其劳动力结构、生计方式等差异性进行生计策略优化。具体来说：针对以外出打工为主的脱贫户，考虑到其对劳动能力的依赖性较强，应加大对该类脱贫户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通过建立“职业学校+帮扶干部+脱贫户”联动机制的方式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其从低收入行业转向高收入行业；
针对以务农为主的脱贫户，考虑到其对环境资源的依赖性较强，应加大对脱贫户的产业支持力度，鼓励脱贫户充分挖掘地域特色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并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帮助和带动脱贫户发展草莓、樱桃、红枣等特色产业，推进闲散土地规模经营，以提升脱贫户的收入水平。
3.改善生计环境。改善生计环境有助于脱贫户生计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应通过提升自然灾害防范能力和健全基础设施等，提升脱贫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具体来说：地方政府应通过健全自然灾害评估、预警、处理、救灾等环节的应对细则，有效提升脱贫户的自然灾害应对能力，减少自然灾害冲击造成的损失；
同时，地方政府还应进一步改善产业发展所需的交通、互联网等基础设施，通过实施老旧交通服务系统改造和互联网设施升级的工程，以及落实班车到村和互联网通村的保障等，进一步改善生计环境和优化营商环境，以提升脱贫户的生计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