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沦陷城市的中共秘密交通工作——以晋察冀分局城工工作为中心

王富聪

秘密交通是抗战时期中共领导沦陷城市地下工作的重要保障，在当时无线电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无论是上级的指示还是下级的工作汇报，多需通过秘密交通人员在根据地和敌占区往来传递。因此，有人把交通工作比作大动脉，[1](p316)将秘密交通联络称为“城市工作的命脉”。[2](p164)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的秘密交通工作在影视和文学作品中可谓常见，但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却极为少见，既有研究主要聚焦各根据地之间和游击区的秘密交通，①参见王士花：《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交通工作》，载《史学月刊》2018年12期，第57—63页；
吴乾：《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的秘密护送》，载《党的文献》2019年第4期，第107—112页；
吴乾：《抗战时期冀中区的秘密交通研究》，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1期，第67—78页；
宋弘：《抗战时期冀中根据地的交通战》，载《党的文献》2021年第4期，第107—112页。对连接根据地与沦陷城市之间的秘密交通关注不够。究其原因，既与对中日双方相关一手资料的挖掘不够有关，也与对此一主题的重视程度不够密不可分。本文拟系统探讨中共晋察冀分局在华北沦陷城市中开展的秘密交通工作，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由于中共抗日根据地远离敌占大城市，为领导晋察冀地区沦陷城市的地下工作，中共根据抗战形势的变化，先后设立了平津唐点线委员会、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和晋察冀分局城工部。当时交通道路均设有日伪控制的封锁线，秘密交通工作就成为从沦陷城市向根据地输送信息、物资和人员的保障，组成了城市地下工作的重要的一环。鉴于其重要性，该项工作由专门委员会或部门负责。

全面抗战之初，华北根据地党委为领导沦陷城市地下工作，就在根据地与沦陷城市之间建立了秘密交通。晋察冀城市工作委员会成立以前，党在沦陷城市内的组织已有一定基础。全面抗战初期，平津唐城市地下党的领导机关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归河北省委领导。1939年河北省委取消后，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划归北方分局（后改名为晋察冀分局），暂由冀热察区党委书记马辉之代管，同时负责秘密交通工作。当时，地下党人员在晋察冀分局和平津等城市之间的往来大都通过平西交通线。据张京民回忆：“冀热察区党委在平西与平津之间建立了4条秘密交通线。”[3](p377)1941年底，平津唐点线委员会及领导的城市地下党遭破坏，平津唐城市地下工作直接由晋察冀分局领导。由于交通困难，晋察冀分局决定不再在北平设地下党的统一领导机构，实行根据地的异地领导。

1940年以后，中共中央逐渐重视敌占区工作，沦陷城市工作也随之变得日益重要，1941年前后，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各根据地的各级城市工作委员会相继成立，并传达了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最新指示，有条件的地方进一步加强了秘密交通工作。刘仁时任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交通工作经验丰富。早在1940年9月，刘仁就组建了北方分局（即晋察冀分局）交通科，[4](p449)“兼做城工交通工作”。[3](p382)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①1941年初，北方分局（晋察冀）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聂荣臻，成员有刘慎之、刘仁、许建国。刘慎之、刘仁先后具体负责城工系统工作。高度重视秘密交通工作，提出上下级之间的交通是城市党的血管，并主要沿平汉铁路建立了独立的交通系统。

全面抗战后期，随着反攻作战的需要，中共加大了在沦陷城市的工作力度。1944年，各级城市工作委员会升级为党委的城工部，由于秘密交通工作任务量大，还成立了专门的交通科，并配备专门人员。1944年底，晋察冀分局的地下交通部分划归城工部领导，各分区党委城工部门也开辟了秘密交通线。[3](p382)此后，晋察冀分局各分区党委城工部内部普遍设立了秘密交通组或交通科，配备有一定数量的专门交通员。

在总结前一阶段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冀中区党委在对城市工作的指示中，规定了各级城工部的编制，要求在地委城工部一级，除设干部、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外，还要设“通信员2人”；
要求在各地委所领导的相关城市工作委员会中也设立交通员编制，其中，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沧州、泊头工作委员会除设委员三五人外，还设“交通员1人”；
在县一级领导的从事城市工作的工作组里，设“通信员1人”。[5]冀中七地委城工部要求建立健全内线交通站，“要以大力在关系多的大城市建立与健全我之陆路的内线交通站，及时指导各关系的工作，以便打破敌人的封锁隔离，运用我之灵活机构，有力的推动工作，并在情况紧急时能完成我之工作任务”。[6]以便“能及时领导内线工作，加强内线工作，加强交通联系”。[7]

冀察区党委城工部长武光也提出，区党委城工部应设交通科，在地委、县委一级也要设专人负责交通工作：“地委城工部可暂设干事3人（1人掌交通，1人管宣教和调研，1人管组织及技术）。县委城工部可暂设干事2人（1人管宣教及调研，1个管组织、交通及技术）。”[2](p150)11月15日，冀察区党委第一次城工会议提出：“各级城工部应将交通工作提到重要的地位，并在本年底以前，各地委县委城工部应将自己最主要的交通线建立起一条至二条，以适应整个城市工作的开展。主要交通线上的地委或县委各调给我们一个交通员一个站长。”[2](p154)同年11月30日，冀察区一分区地委指示：“在十二月份各县应视工作重要建立二条到三条主要干线。（通讯站和接送人站要分设）以便工作开展时需要。”[8]关于交通组织情况，“各县城工部可设一交通员以应需要（自十二月份起由各县交通班）。各级应培养政治交通工人，以便今后工作发展时使用。”[8]

总之，中共的秘密交通工作贯穿整个全面抗战时期，随着中共对城市工作的重视，专门的城市工作委员会和城工部门乃至秘密交通组次第设立，加强了党对交通工作的领导。

秘密交通员队伍是否坚强有力，关系到能否胜任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下级党组织的汇报的任务。他们随身携带秘密文件或身负护送干部的使命，掌握着地下工作者的联系方式，尤其要能经受住各类考验，必须严守纪律，保守秘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暴露身份，更不能出卖组织和同志。因此，晋察冀城工委员会及城工部极为重视对秘密交通员的选拔和培训教育，并尽力予以生活保障。

（一）重视对交通员的选拔

各级城工机构对秘密交通员的选拔有严格要求。冀察区城工部曾指出：“交通联络是城市工作的命脉，对城市各种工作的领导掌握，一切均依靠交通工作的健全。各地应选派坚强干部来建立健全和加强这一工作。”[2](p164)与晋察冀分局临近的冀鲁豫地区要求“各地必须选择现有的好交通员及政治上绝对可靠之区村党员和干部来区党委任交通工作”。[9]

交通员主要从各部门各单位抽调，重要交通站的交通员一般是干部。为了打通和北方局的交通联络，晋察冀分局在河北井陉建立了交通站。在刘仁的领导下，“北方分局（指晋察冀分局——笔者注）很快从地方政府和部队中选调了十几名久经考验的干部”。[10](p252)保定地区的交通站配备了由陈德夫带领的武装交通队，“队员有韩德全、徐国贤、杨树芝、潘长海、宋子文、相云、李海江、王常和、刘池、王春云、赵隆生、石新等。他们大多相当于区级干部，政治上坚强，机智勇敢。”[11](p348)冀察区党委第二次城工会议强调：“交通员的条件以政治质量为主，其他条件都是次要的，从属的。尤其是‘政治交通’，条件更需要高些，因为他所担负的任务较重，普通的人是不能胜任的。”[2](p164)

在接敌区和游击区，多从农村党员或抗日积极分子中选拔交通员。这类人具有合法身份，在当地社会有职业和一定的社会关系，熟悉当地地形和社会情况。这些“交通员多数是当地人，路途熟，情况明，能巧妙地避开敌人的据点、碉堡、封锁线，顺利通过敌占区”。[12](p101)满城线的秘密联络站建立在保定近郊的蛮子营、辛庄、水碾头等村，这里是半游击区，很多村是两面政权，有地下党支部和秘密党员。晋察冀城工机构人员在当地区委和村党支部的帮助下，选定了秘密交通员，并以他们的家庭为秘密联络点。[11](p345-347)

在沦陷城市的残酷环境中，具有合法身份和工作的人往往更便于做交通工作，因此，在大城市有固定户口和职业的青年学生往往被选为交通员。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有不少在北平学校中的关系，由张大中、安捷等北平学生做交通员。有的秘密交通员经常在沦陷城市和根据地之间往返，这类交通员需要熟悉城市及沿路的环境。冀察区党委城工部在保定满城县设立了交通站，据该交通站交通员蒋兴华回忆，他曾“挑选培养了五个熟识城市的城市交通（都是党员）”。[13](p171)

（二）加强对交通员的培训教育

为提高秘密交通人员的综合能力，晋察冀分局还举办培训班，开设专门课程对其进行培训，主要内容包括形势与政策、城市环境、组织纪律、化装技术、伪装技术、联络技术、气节教育等。

一是开展政治能力和各项专门技术教育。张文明回忆称：“分局领导很重视交通员的培养和教育，秘书长姚依林曾亲自给交通员讲党课，讲语文课，从北平城工部来的大学生为交通员上数理化课。”[14](p242)冀中城工部的何志文在打入天津做通信联络工作前，被区委选派到县城工部集训。据他回忆：“这个训练班……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国际、国内形势、城市工作知识、组织纪律和联系方法等。”[15](p77)1944年，冀察区党委城工部派蒋兴华在满城县建立交通站，蒋兴华任站长兼政治交通员，他挑选了五个交通员，“送到区党委城工部受训”。[13](p171)1945年，冀察区党委要求各地选派坚强干部加强交通联络工作。“已建立交通组织的地区，应继续健全和加强这一工作，主要是加强对交通员的训练教育。”[2](p164)政治交通员所受的培训内容更多。“除政治质量的条件以外，政治交通还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社会知识、工作能力、记忆力以及秘密工作的技术，与城市的社会关系。”[2](p164)“交通人员应不断地研究和提高自己的秘密活动技术，这是交通人员的义务。”[2](p165)

二是重视纪律教育。交通员在联络接头时，要严格遵守联络纪律，规定的时间、地点、联络代号、接头暗号、衣服标志等，都能对上才行。张大中回忆：“去根据地的同志一般带有地下党密写的介绍信，并按约定的暗号接头：农村交通员挑筐、提篮，在筐、篮中放上各种什物；
城市去的同志持某种报刊，或提点心盒、茶叶筒、酱菜篓，在约定的时间、地点接头，有时出现接不上头的情况，‘客人’就得返回平、津，经地下党再次同交通站联系。”[11](p350)在接送过程中，交通员也要严守秘密纪律。“来往人员严守秘密工作纪律，交通员不准打听‘客人’的真实姓名及家庭住址；
城市的同志到交通站后，即换上根据地的服装；
在从交通站到城工部的路途中，对外番号是‘教导大队’，以不暴露来自敌占区的身份。”[11](p350)冀中八分区武装交通员“经过训练，学习交通员守则和保密规定并教以遇有敌情如何处置和应付”。[16](p261)

三是加强革命气节教育。秘密交通员掌握着党组织的联络秘密，交通工作又时常面临各种危险和诱惑，为了让交通员时刻忠诚坚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绝不叛变投降，城工部对交通员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气节教育。为塑造英雄形象，养成交通员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有的地方经常用“英雄事迹、历史故事，观看电影、戏剧等，进行形象教育”。[15](p78)武光在冀察区党委第二次城工会议上把革命气节教育作为重点工作，指出“对‘交通’训练的内容应强调：革命气节，忠诚为党”。[2](p165)

（三）保障交通员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

为让交通员安心工作，根据地城工部门尽力保障其生活。如晋察冀分局城工委负责人刘仁和交通科一起住在平山落凤沟，他“很关心交通员，常问交通员鞋子够穿不够，钱够花不够，有时城工部还弄点伪币给交通员在封锁线上或半游击区使用”。[14](p242)清苑县城工部的“交通员多以来往城市倒卖一些民用品以补路费。有时对特别困难的给予经济补助。”[17](p134)交通员周玉生、王镇被捕后，经北平城工部调查，未暴露交通员身份，文件亦未落入敌手，“后由宛平县城工部的梁子永营救出来”。[14](p246)

大多数交通员常年处于危险环境，一旦牺牲或被捕，影响家庭生计很大。为免除交通员的后顾之忧，根据地出台了一些保障措施。有的地方采取了多种办法补贴家属，为保密起见，多采取不公开的补贴办法，按抗属优待或予以物质资助。冀察区党委“优待被派遣的城工干部的家属”。[2](p155)冀晋区党委规定：“派出人员其家属确实困难而又无法自行解决者，应按一个抗属，通过村支部，以其他名义（为了保密）帮助解决。……无支部或支部特别弱不能解决者，应由派出机关给予物质帮助。”“派出人员家属主要由……村区负责照顾帮助，但县委和派出机关应定期派人巡视并……同区村解决其困难，特别是春耕秋收过年过节期间。”[18]

总之，根据地城工部门对秘密交通员的选拔、培训和政策保障，培养了一批政治坚定、能力突出的队伍，他们既包括农民交通员，也有知识分子交通员，为沦陷区秘密交通工作的坚持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全面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陆续建立、优化了通往沦陷城市的秘密交通线路，并派遣人员在城市设立秘密联络站点，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秘密交通网络。

（一）建立通往沦陷城市的秘密交通线

全面抗战初期，妙峰山线是北平通往平西及各根据地的主要交通线。1939年，冀热察区党委书记马辉之代管平津唐地区的城市工作。为加强根据地与平津之间的联系，冀热察区党委建立了四条秘密交通线，并在沿途的妙峰山、田家庄、镇边城、松林店、张坊、三家店设立秘密交通站或交通点。①四条秘密交通线为：（1）北平—妙峰山（今属门头沟区）—田家庄（今属门头沟区）；
（2）北平—镇边城（今属河北怀来县）；
（3）天津—北平—松林店（今属河北涿州市）—张坊（今属房山区）—平西；
（4）北平—三家店（今属门头沟区）—平西。[3](p377)据张大中回忆，1941年前后“从北平通往根据地的交通线主要是经过妙峰山”。[19](p40)

1944年底，平西区党委城工部派高致民建立了3条妙峰山至北平的交通线。“交通员根据来往人员的身份装扮而走不同的路线。青年学生多走温泉线。”[3](p382-383)“农民装扮的走陇各庄线。在这3条交通线上有9名当地不脱产的交通员。交通站设在妙峰山的灵光殿。”[3](p383)

但从平西根据地去平津城市，走妙峰山路线，要翻山越岭，费时太多，联系不便。“北平与平西根据地之间走一趟要十几天。……上级党的指示不能及时传达到北平。”[19](p41)为满足工作需要，建立新的秘密交通线已迫在眉睫。

从平津等大城市去抗日根据地坐火车最为便捷。为便于人员往来和消息传递，从1942年起，晋察冀城市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刘仁抽调干部，先后建立了自满城、曲阳、定兴、白洋淀等地通往沦陷城市的多条秘密交通线。方亭回忆称，1942年，晋察冀分局城工委“在临近铁路的根据地内的河北省满城、易县、曲阳设立了交通站。每个交通站配备两三名干部，负责接送从北平和其他敌占区进出根据地的人员”。[20](p27)

曲阳交通线于1942年春由崔振华等建立，主要接送在定县县城、定县寨西店、新乐火车站下车的北平、天津来人去晋察冀根据地的阜平。火车站附近两面政权的村子里设有交通站点，“交通站对内外绝对秘密，以做买卖为掩护，公开名义称聚瑞恒贸易货栈，……聚瑞恒货栈与曲阳县城、定县县城，直至天津城内都有业务往来关系，交通站内专门有从事生意的人员”。[3](p379)轳轳沟和邵村也先后建立了交通站。[3](p380)1943年5月，曲阳交通线人员来往增多，日伪有所觉察，刘仁指示梁化到定县南40里的邵村建立新交通站。为尽量避免引起敌伪注意，前往根据地的人员从定县火车站下车后，先向南到邵村，再经东杨村、王咬村交通点，越过平汉线，进入曲阳交通线。[3](p380)

满城交通线于1942年由晋察冀城工委派张一峰、张大中等开辟，秘密交通站设在保定西郊的蛮子营、辛庄、水碾头等地。[21](p31)这条通往晋察冀根据地的路上只有一条封锁线，较为便利。满城交通线的建立，拉开了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网络形成的序幕。1942年，晋察冀城工委在满城县委驻地东赵庄建立了交通站。“1944年，东赵庄交通站兵分两路：一路由侯儒林负责，驻易县良岗村，领导易县交通站；
另一路由张大中负责，……领导保定交通线。”[22](p93)1944年底，又建立了从北平经门头沟、房山县境进入根据地的交通线。[22](p93)为保障交通线畅通，该线路采取了秘密交通与武装交通相结合的方式，必要时城工委派武装交通队护送过往人员。[3](p380)

冀察区党委城工部于1944年秋也在保定满城县建立了交通站，主要任务是接送来往城市工作的同志。冀察区党委城工部的蒋兴华在通往保定的路上建立了一条交通线，为防止交通线被破坏，他还建立了两条副线，“一条是保定南边方顺桥车站，一条是保定北边的曹河车站（小站）”。[13](p171)

定易涞交通线于1943年由刘仁派李捷建立，交通站设在定兴县易上村，秘密交通点分布在易县、定兴县、涞水县的城乡各处，主要负责接送平津到定兴一线的过往人员。设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北平—张坊—板城—水北—东、西泉—马头—东柳泵—梁各庄—易县城—易上，另一条是平津、北平—高碑店、定兴、北河火车站—东栅上—易上。”[3](p381)

白洋淀交通线由北方分局城工委派周铭于1944年建立，有水路交通和陆路交通。以大清河为主要干线，通过白洋淀水路到达天津，也可以通过望都火车站到达北平。当时，冀中区委城工部机关也位于白洋淀，负有训练和派遣前往北平、天津干部的责任，例如，安国县中伏落村村支部委员何志文被区委选派到县城工部集训，以后便打入天津开展通信联络工作。[15](p78)

（二）在沦陷城市建立秘密联络点

建立秘密交通站和联络点的关键是利用合法场所和身份取得掩护。在一些大的沦陷城市（特别是平、津等大城市）中，都有晋察冀根据地分区党委、地委、县委派遣的干部，如崇文区的“地下党员很多”。[23](p193)地下工作者和交通人员设法建立了许多秘密联络点，并多以合法场所作掩护。

1942年，冀中区博野县委派郭敬、刘万成（交通员）进入北平开展地下工作；
1943年，又派徐运章、张金钥等十几人前往北平郊区。他们后来把北平营房九条丙6号设为外城党总支的秘密联络点，[24](p23)1943年底，负责晋察冀城工委曲阳交通线的梁化“到北平宽街板厂胡同19号建立了秘密备用交通站，以助产诊所为掩护，准备用于接送党的重要干部”。[22](p93)1943年定易涞交通线建立后，中共在定兴县易上村成立交通站，该站“派出人员在北平城里的前门东河沿、董记梳子铺、清华池、新街口煤球铺、鼓楼洋车店等处设立了秘密交通点，或与这些交通点有联系”。[3](p381)1943年冀中城工部派遣王庆辉到北平做地下工作，王庆辉到北平接地下党的关系，按照指示的联络地点，到廊房二条一个西装店，该西装店是冀中城工部的一个联络站。1944年以后，王庆辉与上级研究决定再建立一个比较固定的联络点。他看中了上斜街的正大粮庄，设法在该粮店建立了联络点。[25](p102-103)

中共在沦陷城市的秘密活动一直被日军严密监测，日本华北方面军华北特别警备队的特别侦谍队负责侦察城市地下党的活动。日方资料显示，“在北平市附近，中共方面的地下活动活跃化，必须严加戒备”，“华北特别警备队以北平的中共地下党为主要目标，实施第一次剔抉，抑制北平附近中共活跃的秘密活动”。[26](p202)1943年12月9日，华北特别警备队发现在北平市内三区旧俄国东正教堂所在地域附近有中共情报员在活动，便命令第一侦谍队以一部兵力进行侦察。[26](p128)日方专门规定了特别侦谍队的侦察纲要：“一、调查都市及重要设施资源地区的中共组织活动实际状态及与之相关的民心动向；
二、调查适应了在我方治安地区工作的中共外围伪装组织的实际状态。”[27](p146)其侦察项目涉及中共地下党工作，包括“点线工作”和“打入工作”。华北特别警备队第一特别侦谍队负责侦察北平治安状况尤其是政治情报，第二特别侦谍队负责侦察天津治安状况尤其是经济情报。[27](p121)1944年3月，北平地下党的情报组织遭到破坏，日方称：“由于第一特别侦谍队的攻击，在北平的中共情报网的覆没给延安中共以巨大精神打击。”[26](p151)

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第二特别侦谍队负责侦察天津地区的中国抵抗活动，他们发现，“随着国际战局的变迁……中共延安方面号召对日总反攻，在天津市周边大做宣传，对中国侧……诸机关特别是武装团体进行反正工作的谋略策动顽强活跃，天津市周边各党委及晋察冀分局等点线工作委员特派的工作员，愈加在市内潜伏，准备在总反攻时一起行动”。[28](p145)

总之，经过城工干部的不断努力和地下工作者的顽强坚持，城工部门设法建立了多个秘密交通线和联络点，往往以商店、饭店、旅店等合法场所为掩护，为秘密交通线的正常运行奠定了基础。

在日伪特务的严密侦察下，秘密交通的运行离不开爱国民众的支持和掩护，因此，中共在运用自身力量的同时，还开展了对游击区民众的组织动员工作和对沦陷城市民众的统战工作。

（一）争取沦陷城市民众的掩护

沦陷城市的秘密联络点得到了民众不同程度的支持和掩护，秘密工作人员利用亲友、老乡、同行业者等社会关系，将许多秘密联络点建立在杂货铺、货栈、粮庄、车行等店面中，利用合法职业场所掩护秘密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沦陷区民众与根据地群众之间还存在社会关系，城乡之间的地缘和业缘关系给予了交通人员诸多便利条件。

不少交通员得到了来城市务工的根据地群众的掩护。1944年，蠡县县委派遣庞玉琦到北平崇文门外东晓市开展地下工作，因“蠡县人在北平做小商小贩的特别多”，庞玉琦找到老乡李梅村，得到后者的掩护并站住了脚。李梅村在东晓市油勺胡同6号开有义元和皮毛货栈，李梅村安排他“住在这里，以副经理的身份为掩护”。[29](p181)1944年秋，冀察区党委城工部在满城县建立交通站，蒋兴华任交通站站长兼政治交通员，他将北平的赵芝瑞发展为共产党员，赵芝瑞所在的东华自行车行便成为地下工作者的落脚点。[24](p25-26)

有的交通员利用社会关系取得伪政权工作人员的掩护。1943年，高阳县城工部成立后，派刘瑞祺到北平开展地下工作。他利用亲戚在伪新民总会当处长的关系掩护身份，据他回忆：“我有个叔伯哥（指刘会图，二十九军原团长，投靠彭黎民——笔者注），他在南城当汉奸，是全国新民总会的一个处长，住在先农坛。我到北平可在他那里落脚，较为安全。”[30](p253)1944年，宋健和李相绅在冀中安国县城工部学习后，被地委派往北平开展外三区的地下党工作，李相绅是“老交通”，经常往返城内外。宋健的工作得到了在北平伪警察局行政科工作的张文英支持，张文英是饶阳县人，他的妹妹和妹夫在老家，宋健说：“我通过他们去找张文英，让张文英为我们工作。”[31](p187)

还有一些地下党员和交通员的亲属也代理传递信息、护送人员的任务。担任点线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北平城工委书记的周彬发展了自己的妹妹周平为党员，她平时“负责保管和复写党内文件，跑跑市内交通等工作”。[32](p89)在周彬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撤回根据地时，周平便去通知周彬直接领导的党员躲避。北平地下工作者王若君为了交通线的安全，请自己的母亲高淑英当护送的交通员，安排她搬到易县西关住家，她还把“妹妹高志送到易县火车站去当女警察”，以便意外情况下有人照顾。[33](p248)高淑英帮助王若君在1943年送过三四批女青年，“将她们从北平乘火车带到易县，再送到东娄山”，“路上她把卜毅、梁瑜、赵晓军、李青等等都说成是自己的女儿”。“这里的老乡清楚地了解高淑英大娘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年龄相仿、相貌各异的女儿，可是他们出自爱国热情，支持、掩护秘密交通工作。”[11](p350)

（二）争取游击区民众的支持

从沦陷区到根据地还要经过日伪控制的游击区，护送人员穿越游击区是城工交通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必然要争取游击区民众的支持。

首先，秘密交通点多设在当地交通员家中，得到交通员家庭成员的支持。平津城市的地下工作者下火车到达接头地点只是完成了交通工作的一个环节，接下来还需要在交通员的秘密护送下穿过封锁线，才能抵达根据地。日伪为切断通往根据地的交通，往往在铁路两旁筑碉堡、挖封锁沟，当地的交通员因熟悉人情地理，在突破敌伪封锁线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晋察冀城工部门“从两面政权的村中挑选出一批可靠的不脱产的交通员（先后计二三百人），他们的家就成了秘密交通点。……林川、郭琥、郑满昌、于田等的家庭都为交通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34](p194)据安捷回忆：“交通员的家庭，几乎是全部参加了秘密交通工作。如刘忠的妻子、孩子，王瑶的父母、弟弟，林川和杨淑容的父母，于田的母亲、妻子（吕爱英）等等。他们有的帮助掩护过往人员，有的负责做饭，有的帮助到火车站接人、送人，男女老少齐上阵。在遇到危险的时刻，他们以全家的生命保护交通站的安全。”[11](p349)曲阳交通线“在火车站附近的北平乐村、水由村、管头村、东么罗村中有党的组织或党员，群众基础较好，村政权是两面的。村里的交通员都是经过党组织严格挑选的，……一般交通员的家就成了交通点。从火车站下来的人员，有的由交通员按约定的暗号去接，也有熟悉路线的同志直接找到交通员家里。”[3](p379)

其次，秘密交通员的行动还得到当地群众掩护。保定地区满城、易县交通站的交通员，白天“隐蔽在农民家中，帮助做些家务劳动，讲抗日故事，宣传政策，和群众论辈分、定称谓，亲如家人。晚上，护送人员时，他们前面侦察，后面掩护，高度负责。”[11](p348)据安捷回忆：“不脱产的农村秘密交通员，在当地都有相当的威望。他们平时在村里办事公道，为乡亲做好事，工作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他们进行抗日工作，‘通八路’，村子里的人都是知道的，但从来没有人向敌人告密，而且帮助站岗放哨、安排住宿。”[11](p349)“在农村那家那户有些什么亲戚、教友，大家彼此都是十分清楚的。”[35](p477)

群众堡垒户往往能起到掩护作用。据安捷回忆，晋察冀城工组织“在从蛮子营到封锁线沿途的许庄、郗庄、宋家屯、石家庄、顺民、抱阳发展了一批堡垒户和秘密交通员，便于沿途了解敌情、做掩护”，在过封锁沟时，过往的人员隐蔽在堡垒户家，了解敌情后再过沟就安全多了。[11](p347)例如，抱阳地处于封锁沟边，“郭玉亭（共产党员）是村干部，又是秘密交通员，了解敌情很及时，家里又挖了地道，对于保证安全过沟起了很大作用”。[11](p347)外出到城市务工人员的家也是城市来人的落脚点，如老家在保定地区的“李大娘长期在北平当佣工，大城市来人到她家也便于掩护”。[11](p345-347)

正因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秘密交通线才得以穿过重重险关。张京民回忆，“保定附近农村工作基础较好，在形势紧张、其他交通线受阻的情况下，满城交通线依然畅通。”[3](p381)

再次，利用社会关系取得掩护。中共在特殊情形下还利用伪军关系掩护交通工作。秘密交通员安捷来往于北平和保定城西蛮子营秘密交通站之间，输送来往人员，据她回忆，保定交通线在蛮子营附近的农村建立了一些秘密交通联络站，交通员“都是又会种地又会经商的农民，社交关系广，活动能力强。通过他们的社会关系，与在保定城里的一些饭馆、旅店、商店建立了通信、接头地点，为来往的地下工作人员提供了通讯、接头的便利”。[11](p345)在拉锯地区，中共设法教育乃至控制伪组织干部，以掩护秘密交通工作。安平县交通员张子荣回忆：“经过一番整顿，绝大部分伪人员基本上都被我们控制住了。”[36](p11-12)“绝大多数伪组织的人员都能为我方工作，表面支应敌人，实际是以伪身份作掩护的抗日力量。”[36](p12)

总之，沦陷区和游击区民众的支持和掩护是建立秘密交通联络点和保障交通安全的重要条件，中共坚持开展武装斗争和统战工作，在沦陷区和游击区都收获了不同程度的支持。

晋察冀城工组织逐步打造了一批坚强的交通员队伍，基本上保障了秘密交通网络的正常运转，对城市工作乃至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秘密交通工作取得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护送了一大批来往于根据地和沦陷城市的人员，筹集了根据地紧缺的各类物资。一是人员方面。秘密交通工作保障了地下工作者的安全往来。晋察冀城工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开始通过组织发动城市知识分子到根据地来。计先后共送入根据地百余人，大多数为非党员，其中有大学教授数人。”“学生许多都愿意出来，但因交通困难及活动范围较小，我尚不能大量吸收。”[37](p845)仅从北平就“输送了一大批进步青年进入根据地”。[38](p110)据北平秘密交通员王若君回忆，从1943年到1944年的一年中，“我的工作不断发展，先后向根据地输送进步青年三、四十人。他们到根据地后，绝大多数都参加了党组织。”[39](p63)据方亭回忆，他于1945年元旦在城工部的学习班学习，学习班五十多人都是从平津沦陷城市奔赴解放区的青年学生。[40](p216)据张大中回忆，保定的交通站在抗战时期“接送来往地下工作人员达三、四百人次”。[21](p32)由于交通困难等因素，1941年间晋察冀城工委从根据地输入城市的人员只有6人。1942年“派出较多。两年共派出八十四人。”[37](p846)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各地委、县委乃至村委都派遣干部和关系打入城市，交通工作异常活跃。安捷回忆：“在近4年中，保定地区交通站基本上保证了来往同志们的安全。”[11](p352)据张京民称，曲阳“交通线，对保持城工部（城委）与平津地下党的联系，护送来往干部，发挥重要作用”。[3](p381)

二是物资方面。秘密交通线将在北平、天津等沦陷城市中筹集的各类紧缺物资（包括医药、电讯器材、机械设备、日用品等）大量运送到根据地。七七事变后，北宁铁路党委书记叶克明“组织前门火车站的货物员李洪、张国钧等建立一条秘密交通线，输送军用品、药品到根据地”。[24](p22)据马辉之回忆，从1939年初到1940年上半年，“我们通过城市党组织，从平、津等大城市采集各类军需物资，如军工、电讯器材、医药、布匹、食盐等”，[41](p13)这些物资大大支援了根据地，地下党从美国人开办的协和医院获取的“医药、器械不仅装务①原文如此，似应为备。了冀中的卫生部门，也还装备了一二〇师”。[42](p175)刘景平回忆了从北平购买物资通过海淀、妙峰山交通线进入根据地的经历，“这条交通线不仅转运电讯器材、药品，还接送不少人进出根据地、传递情报材料等”。[43](p125)

其次，交通组织基本上粉碎了敌伪的破坏企图，安全性较高。城市工作机构设立后，秘密交通线不与一般交通混用，大大提高了安全性。方亭回忆称，1942年沿平汉铁路建立的交通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始终畅通无阻”。[20](p27)张京民回忆，保定地区的曲阳交通线“从定县车站到阜平约150里……由于交通员的出色工作，在这条交通线上没有出现过大的纰漏”。[3](p379)刘仁给保定地区交通站配备了由陈德夫带领的武装交通队，他们活动在游击区，“几年中没有出现一次重大事故，保护了过往人员的安全”。[11](p348-349)

再次，时效性强，及时传达了党组织的重要指示和重要信息。1941年9月，平津唐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12月，北方分局城工委派交通员把需要撤出的同志接到了根据地。1942年，晋察冀城工委将受到注意的“赵元珠、黄华、傅秀、凌青等都安全撤回到根据地，使北平地下党避免了敌人破坏”。[44](p15)平汉路的秘密交通建立后，对沟通根据地与地下党的联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党的秘密文件、重要指示、学习材料也通过秘密交通线送到了地下党手里，指导着城市地下党的工作。党章、党的重要文件和领导人的重要文章，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既是地下党员的主要学习资料，也是他们开展秘密宣传的材料。交通员通过各种办法将文件运送到沦陷城市，有的交通员“把书拆散、揉软，铺在大棉袄的棉絮中去闯敌人封锁线”。[45](p224)有的通过伪装办法，封皮是各种合法书的封面，甚至书的头几页“也是原书的内容，后边就是我党的各种文件或宣传品”，整本带到敌占区去刻蜡板印出，成为地下党支部的学习资料或社会上的宣传材料。[45](p224)这些都为在沦陷城市开展组织和宣传工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虽然秘密交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应承认其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一些地区的秘密交通工作滞后于形势发展，如区党委一级的城工部交通工作相对滞后。1945年4月，冀察区党委第二次城工会议指出：“一分区需继续健全交通组织，提高交通员的政治水平与工作技术。平西应迅速将交通组织建立起来。平北、察南与派遣工作同时应注意建立交通组织，以备应用。”[2](p159)1945年7月，冀晋区党委城工部要求：“积极设法建立可以把我们各种□□宣传品送到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中的宣传站。这种宣传站必须由敌占区有绝对合法地位的人来担任，有一般安全条件。”[18]这也侧面说明冀察区和冀晋区的秘密交通工作较为薄弱。

总之，通过城工组织的努力，秘密交通工作保障了根据地对城市地下组织的领导，通畅了人员往来和信息传输，既支持了沦陷区的秘密抗战，也为根据地的持久抗战作出了贡献。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地下组织在沦陷城市坚持抗战，在与根据地的联络方面，秘密交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和城工部等城工组织设立交通科，配备专门人员，负责内外联络和通讯工作，组织建立了秘密交通线路网（一些线路还开辟了复线），并在每条线上设立了各类秘密交通站、联络站。秘密交通网络的运行，使根据地有效领导了城内地下党的抗日活动，牵制和消耗了日军的力量，支援了根据地的持久抗战。

为了加强交通工作，城工机构对交通员进行了选拔和培训。交通员往往专门做地下交通，他们政治过硬、能力突出，有的扮作农民或小商小贩开展联络工作，有的以串亲戚、赶集等方式传递文件，有的还需要在夜间执行任务。交通员克服了各种艰难困苦，为秘密交通线的正常运转作出了重大贡献。

黄道炫在研究冀中地道战时指出，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对日敌意，是日本在华控制的致命伤。考察中共在沦陷城市和交通要道的秘密交通可知，中共地下党和秘密交通站的安全也离不开这种民众的对日敌意。日本侵华，激发了全民族的抵抗意识，沦陷城市特别是平、津等大城市，民众的文化水准更高，民族情绪更为旺盛。在中共的秘密宣传教育下，许多游击区和沦陷城市民众冒着极大危险掩护秘密交通，甚至有些在伪政权工作的人员也愿意为地下交通提供便利。这些被中共组织起来的源源不绝的民众力量，不仅有力保障了秘密交通工作的不断发展，而且也成为中共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支柱。

推荐访问:晋察冀 华北 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