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职业教育课程地位理性思考,供大家参考。
职业教育课程地位的理性思考 ——The Rational Consideration and Practical Reformation on the Statu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From the Macro-policy Perspective 作
者：
徐国庆
作者简介：
徐国庆，华东师范大学教科院职成教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62
原发信息：
《教育研究》(京)2013 年第 10 期 第 44-49 页
内容提要：
职业教育内涵建设的关键环节与核心内容就是课程建设。从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发展状况来看，课程还没有真正获得其在职业教育国家政策中的应有地位，表现在专业教学标准体系、教学标准开发的支持体系和高水平职业教育课程开发队伍的缺失，同时，存在对课程开发的规划组织上的认识误区。在我国，无论从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理论与技术的复杂性，还是整合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力量、提升开发效益，再到职业教育课程实施的复杂性来看，都决定了需要确定职业教育课程在国家政策层面的地位，并从人才需求与职业院校专业发展状态数据、专业教学标准、精品教材建设和课程开发队伍构建方面制定行动纲要。
The Rational Consideration and Practical Reformation on the Statu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From the Macro-policy Perspective
关
键
词：
职业教育/课程建设/国家政策
vocational education/curriculum development/national policy
期刊名称：
《职业技术教育》 复印期号：
2014 年 03 期
课程是近年来职业教育中的热点，许多人认为职业教育内涵建设的关键环节与核心内容就是课程建设。然而在实践中，课程又往往被视为操作性、实施性的学校教育环节，而有意无意地将其置于办学模式、运行机制等所谓宏观问题之下。事实上，许多时候我们对课程重要地位的承认，只是基于“学生学习”这一视角，认为有了合适的课程，才可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让他们获得有用的知识和技能，却没有在更深层面认识到课程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因此，认识并运用好课程这一“工具”来发展职业教育，就成了职业教育课程理论首先必须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国家政策层面职业教育课程地位的缺失
(一)国家政策层面职业教育课程地位缺失的现实表现
从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发展状况来看，课程还没有真正获得其在职业教育国家政策中的应有地位，从以下方面可以说明。
首先，至今我们还没有在国家层面建立起一套统一、规范、科学、严谨的专业教学标准体系。专业教学标准开发是课程建设中最为基础的方面，专业教学标准体系的建设情况是评价一个国家职业教育课程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虽然在课程建设方面实施过一些重要行动，比如依托各级示范性职业院校建设行动所进行的课程建设、精品课程建设以及教育部发起
的在部分专业进行的课程资源库建设等，然而我们却连最基本的专业教学标准体系也没有。没有专业教学标准体系，即使其他方面的课程开发进行得很深入，也是一种缺乏根本依据的课程开发。
其次，至今我们还没有形成职业教育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开发的有效支持体系。《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1]9 号)已提出要逐步编制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相衔接的专业教学标准。然而现有的开发活动多数是经验层面的，它们既缺乏足够的对理论与技术方法的研究，也缺乏庞大资金的支持，难以开发出高水平、可长期使用的国家专业教学标准。
再次，高水平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国家队还远未形成。要建设职业教育国家课程体系，首先必须有一支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国家队。目前在我国，熟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专业人员严重缺乏，就教研机构设置而言，只有北京、上海、重庆、江苏、浙江、杭州、宁波、广州、沈阳等建有较为规范的职业教育教学研究室，而就是在这些教学研究室中，研究人员数量同样不足。
以上现象说明，尽管职业教育课程建设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但我们在对职业教育课程建设核心任务的认识上存在偏差，比如对课程资源库建设投入多，而在建设专业教学标准上投入少。此外，与办学模式、质量保障等问题相比，课程建设往往位居次要，所进行的许多所谓的重大课程建设行动，则多数是依附在其他建设行动中，如示范性中职、高职建设。对课程建设行动来说，其重要性的获得往往只是由于被视为达到
其他建设目标的手段，而课程在职业教育国家政策中独立的核心地位仍然是缺失的。
(二)国家政策层面职业教育课程地位缺失的理念基础
课程建设是一个投入不大、容易见效且作用深远的领域，原因有几点。一是课程建设的投入远没有其他领域那么巨大。以专业教学标准为例，如果在国家层面进行课程开发，粗略估算，一个专业教学标准 100 万元足已，而如果把同样额度的经费投在其他地方，很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二是课程建设的成果容易见效。课程已成为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是职业教育许多问题的根源，改革课程往往可以迅速解决职业教育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三是课程建设的作用非常广泛和深远。通过课程建设，可以有效改变学校课程形态，提升教师教学能力，促进产学合作向深度发展，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问题在于，为什么对课程这样一个需要系统建设的工作，在国家层面却缺少系统规划的行动方案？这恐怕与人们对课程认识的误解不无关系，那就是，尽管人们普遍肯定课程建设的重要性，但人们又普遍认为它只是中观层面的问题。
课程真的只是中观层面的问题吗？当然不是。课程的确有中观层面的问题，如课程编制，但课程中也有许多宏观层面的问题，如课程模式与开发技术路径的选择、课程开发程序的整体规划、课程开发工作的组织等。此外，课程中还有微观层面的问题，如职业能力标准的呈现形式等。再者，中观或微观问题需要宏观层面的领导和组织。问题本身的宏观性、中
观性与微观性，与该问题需要放在微观、中观还是宏观层面予以解决，并不存在绝对的界线。比如职业能力标准的呈现形式，这应当是课程开发中非常微观的问题，但又涉及职业能力标准内容开发的广度与深度问题。
在更多情况下，当我们从完整实践的视角来分析教育问题时，会发现不同问题领域更多的是内容的不同，而非宏观、中观与微观的不同。事实上我们是很难用宏观、中观与微观这一维度对教育问题进行分类的。比如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这是大家公认的职业教育中的宏观问题，然而当我们真正致力于建立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时，就必须深入研究其中的许多细节，如校企合作形式的设计等。当然，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并非理论是否存在宏观、中观与微观之分，而是不能因为某个问题被主观地认为属于中观、微观层面而排除在教育政策的视野之外。教育政策的内容筛选依据应当是其社会影响的广度与深度。
二、课程是国家教育政策的核心内容
在普通教育领域，20 世纪以来课程越来越成为许多国家教育政策的核心内容，课程建设越来越成为政府发起的国家行动。比如 20 世纪 60 年代，就曾出现过世界性的在国家层面进行课程改革的热潮，其中最著名的有美国和苏联的课程改革。[1]我国普通教育中的国家课程建设行动是大家所熟悉的，比如 2001 年启动的“新课程改革”。
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层面的职业教育课程建设案例也不少。如美国的职业教育标准建设、英国的 NVQ(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体系建设与德国的学习领域课程开发。美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建设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标
准构建热潮。至 2006 年年底，在 50 个州和哥伦比亚地区中，共有 31 个州已建立州层面的中等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其他州则或者正在建立过程中，或者已经有了地方标准。[2]英国 NVQ 体系建设也是国家层面的职业教育课程建设行动，因为其职业资格证书是必须用课程模块形式来表达的，这样，建立起职业资格证书体系的同时，也就建立起了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在德国，1996 年 5 月 9 日文教部长联席会议颁布了新的《职业学校职业专业教育框架教学计划编制指南》，提出用学习领域课程方案取代沿用多年的以分科课程为基础的综合课程方案，启动了新一轮国家层面职业教育课程建设行动。[3]
课程建设受到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组织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课程改革本身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大范围地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也只有这样课程改革才可能真正影响实践；另一方面是人们日益认识到，课程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诸如教什么、如何教等技术问题，它还涉及制度问题、系统问题，它在现代教育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课程确实是伴随着近代学校制度产生的”[4]，只有深刻认识到课程的制度问题，才可能全面理解课程的内涵。正是基于这一意义，课程通常被认为是职业教育体系的三大构成要素之一(另外两个是学校体系和管理体系)。
教育制度与课程并非宏观与中观、上位与下位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人们通常把课程理解为教育制度的下位概念，且认为只有在制度形成后才有必要，也才能够进行课程建设。然而在推动教育制度改革
上，不仅需要同时对相关课程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有时甚至还可以用课程的方法来思考教育制度的发展策略。当我们把课程问题与教育制度发展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辩证地思考时，我们才真正具备了教育学的思维方式。
课程在现代教育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是规范教育、教学行为，使不同教育机构的教育、教学能达到基本质量要求。人类的教育活动越来越丰富，办学机构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为了使这些教育机构的教育教学活动基本保持一致性，并达到基本的共同质量要求，需要用课程来对其教育、教学活动进行规范。二是在教育机构之间建立联系。现代教育体系并非由众多教育机构简单相加而成的，而是这些教育机构按照某种联结关系所构成的一个庞大系统，而课程就是这种联结关系的主要提供者。比如，如果没有课程，中高职衔接只是名义上的，全无教育内在的本质联系。三是在教育机构与社会之间建立联系。社会对教育的了解和确认，也是以课程为媒介的。比如某公司在审核一位学习酒店服务专业的学生是否符合其招聘要求时，很可能首先分析其所学课程，努力从中找到所需要的信息，因为课程结构是学生知识与能力结构形成的基础。
三、国家政策层面确立职业教育课程地位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在我国，对于职业教育课程是否要纳入国家政策范围，或者说是否要全部纳入国家政策范围，存在以下观点。一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不同，普通教育的功能是构建公民的共同素质基础，因而其课程开发应当受到国家的控制，而职业教育是服务于生产、服务第一线的，其课程要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因而不能用国家统一的课程要求去规范职业
院校；二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地域辽阔，地区经济、技术与职业教育水平差距大，没法建立统一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所幸的是，近年来国家层面已有了一些重大职业教育课程建设行动，由此折射出课程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推动职业教育课程建设的进程，使其建立在更加理性的基础上，需要对确立职业教育课程国家政策地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行充分论证。
首先，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理论与技术上的复杂性，决定了它需要国家政策平台。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是项理论与技术均极为复杂的活动，一般省市和职业院校难以承担。比如劳动力需求分析，要做到数据准确，对课程建设有实际价值，需要非常复杂的理论与技术做支持，且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再比如作为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基础的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这两个概念对于职业教育理论与实际工作者来说已不陌生，然而要真正做出高质量的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是非常复杂的，需要以对不同岗位工作任务的结构模式、职业能力的理论与描述技术等问题的深厚研究为基础。若不能进行到这一层面，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对学校课程建设的实际价值其实并不大。当然，以省市为单位进行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也是一个重要选择，但目前全国职业教育课程研究队伍分布处于极不平衡状态，大多数省市几乎没有课程研究人才，只有在国家层面，才可能集中大量专家对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中的重要理论与技术进行研究，促进全国职业教育课程水平的整体提升。
其次，整合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力量，提升开发效益需要国家政策平台。近年来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课程建设越来越重视，职业院校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课程开发工作，某些省市也尝试性地在部分专业进行了课程开发，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然而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建设的整体水平没有获得根本性提升，这是因为其中存在大量的重复性课程建设行为。而如果建立了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国家平台，整合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力量，则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快速提升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建设水平。另外，虽然职业院校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一些课程开发活动有利于提升其内涵水平，然而目前这种开发活动泛滥，成了严重影响教学质量的一个因素。
再次，职业教育课程实施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它需要国家政策平台。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成果要付诸实施，往往需要伴随大量的师资培训、实训设备设施投入、课程评价改革等措施。任何课程改革要取得实效，都必须系统地进行设计。比如，若课程评价指标不改革，那么对学校来说，课程改革的成效可能是适得其反的。而这些支持性措施的实施本身也是极为复杂的，需要国家层面的系统组织，否则，可能还会导致地方课程实践与国家政策要求之间的矛盾，以至于极大地阻碍课程改...
推荐访问:职业教育课程地位理性思考 教育课程 理性 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