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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赢秦礼俗和古代社会
在赢秦统一全国以前，“夏商周”还仍然是一个邦国林立的时代。行政上的统一是从赢秦开始的。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发生激烈变革时期，这一变革对当时的社会历史生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礼俗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商周时期在中原占主导地位的以贵族等级制和宗法血缘关系为主要特征的礼乐文明开始动摇、松弛，“尊尊”、“亲亲”观念日渐淡漠，在社会生活、政权结构、礼俗风尚、生活观念上产生深刻的影响。
秦之统一全国，在全国范围内，政治上实行了皇帝制，机构上实行了官僚制，在行政上实行了郡县制，世卿世禄制衰败，不仅“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对后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产生深远的影响。此后百代都行秦政。以至于司马迁在总结了赢秦历史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即使是如此强大的赢秦在经过了短短的十五年后居然瞬间就覆亡了。赢秦政权甫一灭亡，继来的西汉人就以赢秦为鉴，当时总结赢秦速亡的原因就是“多暴”，认为赢秦的暴政导致了其速亡。之后，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治家们肯定了秦人的政绩：赢秦政治局面上是全国统一了。当时这个统一的局面引起了当时，乃至以后人们很多的思考，“暴秦”之名就是这个时候的产物。随着后来政权的不稳定，东方诸国旧势力的复燃，统治思想上也是越来越倾向于法家以外的学术思想。
秦以前的夏商周王朝，虽然名义上是一个统一的朝代，但由于分封制的存在，使得各诸侯国之间、诸侯国和王室之间存在着各自的独立性，文化上也是各个地方各具特色。秦统一中国，取消了分封制，实施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政治上己经不
是像商周那样的名义上的、松散的统一了，也为文化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赢秦在统一全国后，所建立的政权通过旧有的礼俗手段对山东诸国进行着控制，在秦国时期，这种控制还是十分有效，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统一以后，赢秦所面临的长期以礼乐文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政治结构之复杂是他以前所没有遇到过的，一方面秦人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吸纳东方的各种文化思潮，“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将天下的富豪迁到咸阳，直接将东方的人口和文明引进到关中。秦人对全国礼俗的形成，以及对各地局面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秦汉之际的大动荡中，南越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赢秦的礼俗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从赢秦起源、建国到秦灭亡，经过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以及秦统一几个阶段时期，前后近八百年，赢秦的礼俗特征既有吸收西周王室、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礼俗礼制的成分，比如赢秦人认为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不仅是法家的东西，别的学说也是可以利用的，对于维护统治有作用的儒家礼制思想也在赢秦国也是得到了实施的。所以以前有人以赢秦人“焚书坑儒”、“以吏为师”来责难秦，也有人以为“孔子西行不到秦”而认为赢秦是排斥儒家的东西的，其实不然，只要是六国中对我有用的，都是会被采纳的，为我所用的。
这种礼俗，不仅表现在能够看得见的诸如雍城、咸阳这些建筑的礼俗上，也不仅表现在采用的是儒家的“礼”还是法家的“刑”，抑或是别的家的东西，更多的是在人们的心理的认同上。后世多沿用赢秦的礼俗，比如赢秦的五德终始，还有赢秦的封禅大礼，还有赢秦的多神崇拜：天帝、日月、三辰、五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等。只是在统治的政策和统治思想上多有变化而己。
另一方面就是推广自己的赢秦文明，将自己的礼俗文明推到东方诸国，实行礼俗上的“行同伦”，至此以后，整个的民族心理上也开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这才是此后两千年传承之宗。汉兴，承秦制，在以往的学术界，一方面就像上面所说的，认为秦律是以后历代所宗的，赢秦的很多的以郡县制为代表的“秦政”也为后代所继承，另一方面，又说赢秦实施的是“暴政”，这也是赢秦政权短命、速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拿汉初的休养生息和实施黄老的无为之治作为这一说法的佐证。
亲历了秦末的动乱的陆贾就认为“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暗含这就是正常的法律之外，其他的对东方人管得太多了。司马迁主张兼采诸家之长，因为随着事物的变化而改变，不能强求一律， “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正是指责赢秦管的太多，而功少，没有对关东诸国的礼俗给予尊重的结果，现行的政府应该“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正是在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了虚拟的所谓的“黄老之学”，因为这个时候的所谓的黄老，不仅仅是原则原味的道家的东西，实际上是兼采了贾谊、晃错的申商之学，公孙弘的儒学等等这些在先秦时期水火不相容的诸种学术而成的。
赢秦的礼俗中宗法的因素很少，血亲关系很淡，通过秦律来控制地方政治的手段在秦国时期效果还是很明显的。统一以后，赢秦所面临的社会结构之复杂是他以前所没有遇到过的，其中不仅有以商周的礼乐文明为主要特征的宗法政治结构，即使在山东诸国内部，各个地方的地方特色也是很浓重的，一下子要被赢秦的礼俗所束缚，于是就遭到了山东诸国种种势力的抵制，首先就有当时知识分子的批评，赢秦人对此就是焚书坑儒，还有就是收缴天下兵器，迁关东六国贵族豪强到关中，处于秦律的强制中，之后更有以农民起义为代表的东方诸国的造反，不仅有诸如项羽叔侄、张良这样的六国宗室之后，还有范
增、孔甲这样的知识分子、张耳、陈余这样的群众领袖、更有刘邦、萧何、韩信这样的下层官吏和城市贫民，这么复杂的社会结构是原来秦国时代所没有遇到过的。
事实上，当时认为“暴秦”存在的都是东方诸国的贵族的遗老们，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认为赢秦的这样一个不实施中原礼俗的民族能够取代中原的政权，是不甘心的。所以秦亡之后，汉初一反赢秦的郡县制，试图实施分封制，但是经过秦火之后，对于西周的分封制己经只知其名，而无其实了，所分封的几乎都是西汉政权的有功之臣，己经全然没有西周时期分封制的血缘性，更没有像西周时期那样的在封国中的特权，因此在不久就废除了。
随着对赢秦速亡教训的总结，后来人越来越认识到民间的礼俗对政权的影响力，赢秦对礼俗的改革也同时引起了西汉人的关注，正是西汉时期人们对赢秦政治的思考，也是全国大一统的政权己经建立，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有了加强，社会生活日趋复杂，国家版图扩大，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各地风俗习惯差异明显，地方色彩、地方观念日益加深，最后把其中的原因总结到礼俗上，于是在两汉之交，就有叔孙通“制朝仪”。
西汉初年陆贾认为在他看来，“移风易俗，岂家至之哉?先之于身而己矣”，要靠统治者的榜样力量，才能做到“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贾谊主张通过“兴礼乐，定制度”的方式来把民风民俗纳入儒家礼仪范畴，来实现思想文化上的统治，这些都是“俗之大不敬”的违经背制现象。总之就是要摈弃秦朝的刑罚政策，通过统治者的榜样作用、“定制度”、教育等措施，来实现移风易俗。后世的班固在评价贾谊时称赞：“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贾)谊之所陈略施行矣。”
之后的统治者进一步认识到“移风易俗”对其统治的重要性。董仲舒等人从理论上论证了“整齐风俗”的重要性，司马迁著有《史记·货殖列传》，将全国划分为 10 个民俗圈，民俗具有区域性。淮南王刘安《淮南子》主张“入乡随俗”，要求统治者尊重各地风俗差异性和区域性，该书中还收集了大量各地的民俗事象。西汉后期，扬雄通过方言的角度让统治者知道各地的民风民俗，其实语言正是礼俗的重要内容，也是礼俗变化的重要载体。
东汉时期，出现了班固的《汉书·地理志》这样第一部全国性地理风俗方面的区域志。
书中明确提出了“整齐风俗”维护政治统治的概念。这一“格式”奠定了中国古代风俗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础。此后的王充、王符、荀悦、仲长统等人也都纷纷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自己各自的主张，要求统治者在面对吏治腐败、世风大坏的社会现实时，要顺应民心。东汉还出现了应韵的《风俗通义》。不仅有对对风俗的阐释，“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更是赋予礼俗以政治功能，“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 “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用封建正统思想来整齐风俗，控制舆论，使全国上下“咸归于正”，己认识到包括社会风气在内的礼俗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与否和国家的治乱兴衰。
《风俗通义》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部以风俗为研究对象的专门著作。不仅保存了两汉时期珍贵的礼俗材料，还表达了作者，甚至是当时人们“经世致用”的礼俗观。赢秦统一六国，在全面范围内施行了一系列的维护统一的政策，其中的郡县制、皇帝制和官僚制为后来历代的统治者所津津乐道。赢秦人不仅
在政治上实施着有利于统一的政策，在其他方面也试图沿袭在原来赢秦旧地的、能够直达基层的一系列的做法。
诸如统一文字、法律、历法、货币、度量衡、车辆轨距乃至“行同伦”，修建驰道、直道等全国性道路交通系统和长城等边境防御系统，遗憾的是秦王朝的国家权力一直没有如愿，即使后来使用强硬的手段，比如焚书坑儒也没有全面覆盖、更没有深入社会，秦始皇全面干预社会没有达到原来东向前的目的，最后国家的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赢秦对基层社会，尤其是山东诸国旧地的干预和控制不够造成的。
秦王朝虽然短暂，它留给后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却传诸久远，自汉开始人们就开始进行反思，“社会”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往往左右着国家的选择，即使如强大的赢秦在它的面前也要试图协调好它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治理国家的方式仅靠强大的军事力量远远不够，到了两汉之交，人们己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意识到了礼俗对于国家的重要，认识到了基层社会对于政治、国家的影响，反过来国家怎样干预社会、如何协调好国家与社会关系成为了以后统治者们心中永远的课题，这也是赢秦礼俗留给后人的思考。
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还仅仅是一个开始，至少是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以后的路还很长。我们相信，只要不先存结论，不预设前提，以客观的科学的态度研讨赢秦的礼俗变迁及在和中原礼乐文化的相互交融中的社会与国家，及由此引发的思考，相信会有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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