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桃花源记》“全景式”教学构思与设计,供大家参考。
《桃花源记》“全景式”教学构思与设计
作中一种教学理念，“全景式”教学是以语文教材为载体，以新课标中“审美鉴赏与创造”培养目标为指导，通过多角度、多维度对文本进行系统性、全方位解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全景式”教学充分调动各种教学资源，并依据学生认知水平和认知规律，对文本内在逻辑和外在表现进行重组、整理和归纳，最终实现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一、《桃花源记》创作的基本概述 （一）《桃花源记》创作时间概述 关于《桃花源记》的创作时间，大概存在几种根据。首先，根据文本开篇所述“晋太元中”，可推测该记作于东晋太元年间。其次，根据文本内容的“交游”描绘与作者归隐倾向，可推测该记作于东晋义熙年间。再次，根据义熙末年刘裕弑杀安帝后的朝代更迭，结合作者的“潜征著作佐郎不就”，可推测该记作于晋末刘宋初交际。最后，根据文本内在时间逻辑，即文末所述“后遂无问津者”，可推测该记属追述，应是进入宋后所作。此外，还有从文本的寓意境界和作者历经仕途黑暗后的政治理想角度进行分析，可推测该记作于作者晚年，即宋永初二年。
（二）《桃花源记》作者思想概述 道家出世思想。陶渊明的创作风格带有浓重的道家思想。陈寅恪就曾指出，陶渊明是天师道的忠实信徒。[1]对此，教授龚斌则从文本中“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具体描绘出发，对陶渊明的恬静自然的生活观与老庄哲学的“小国寡民”观进行对比关照，从而得出陶渊明的道家创作观念。[2]此外，还有学者从道教“岩穴崇拜”的角度对比文本中的“山有小口”意象描绘;从葛洪思想“守常知足”的处世态度来对比《桃花源记》体现出来的平实自然观。
儒家入世思想。从我国古代文人学者“学而优则仕”的仕途趋向角度分析，梁启超等人认为陶渊明思想中也存在“安贫乐道”的道德修养，即孔孟的“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于是，在“经世济民”的入世思想中，陶渊明“内儒外道”的形象便悄然浮现。
佛学思想。丁永忠从“理想国”的角度阐述了陶渊明与佛教的渊源，并就龚斌的质疑作了具体答疑。[3]作为一部探讨陶渊明与魏晋佛教关系的学术性著作，丁永忠在其《陶诗佛音辨》中详尽阐述了《桃花源记》与佛教“理想国”的关系。首先，作为佛教辅教之书，《搜神后记》最早记载了《桃花源记》;其次，《桃花源记》在文本形式与主旨内涵方面与东晋高僧支遁所著《阿弥陀佛像赞并序》类同;再次，该记中的“怡然自乐”和《桃花源诗》中的“于何劳智慧”采用了“智慧”这一佛教词语，从而佐证了陶渊明思想中的佛教观念。
二、《桃花源记》的创作背景介绍 自孝武帝继位以来，东晋历经多次王室更迭，最后由刘裕替代晋帝建立宋。在此过程中，陶渊明经历了这一时代的杀戮与乱相，并分别在桓玄、刘裕两个阵营中亲眼目睹了所处朝代的交替衰微，因此对百姓疾苦与腐败体制有深刻的体会与认知。从这个角度看，反观《桃花源记》的创作时间，无论其根据如何，但动荡不安的社会状态应是陶渊明创作此记的具体背景。此外，在政治环境混乱的状态下，社会风气和各种思潮也随之迸发。例如魏晋玄学式微后的反弹趋势、佛教的引入、“无政府”主义观念和归隐之风的盛行。据《陶渊明传》中所述“浔阳三隐”，当时的陶渊明也位于隐士之列。[4]因此，政治上的动荡和诸多社会风气的盛行共同构成了《桃花源记》的时代背景底色。
三、《桃花源记》的文本创作分析 （一）主题思想 1.素材來源的虚与实
关于《桃花源记》的取材，古往今来莫衷一是。概括来讲，大体有纪实之说和虚构之说。关于纪实之说，多数古代学者如唐代的康骈根据文本开篇所述的对“桃花源”的时间在（晋太元）和所在场域（武陵人）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因此很多学者认为确有桃花源之地，对此苏轼曾在《和桃源诗序》中也指出了“多过其实”的观点。此外，陈寅恪在其《桃花源记旁证》中把《桃花源记》划分为纪实与寓意两部分。其中，其中纪实部分取材于“戴延之从刘裕入关途中的所见所闻闻”，寓意部分则取材于“刘子骥衡山采药之事”。[5]但无论如何，《桃花源记》的纪实之说存在殷实的历史根据。另外，关于虚构的仙境之说在唐代较为盛行。据统计，关于桃花源题材的诗在唐代大概有二十几首。[6]当然，有的学者从文化中语言与服饰角度出发，认为该文章是一篇虚构的文章，因为当时距离秦代灭亡已经有好几百年了，语言与当时的秦朝后裔不可能相通，并且在衣服上更不可能是“悉如外人”。
2.文本主旨的多样性 首先，“批判”之说。相关学者研究发现，该文章中的批判思想主要针对的是当时的统治王朝，尤其是刘宋王朝的批判。当时的学者洪迈就在自己的论文集中指出文章中的内容说的是“避秦”实则是“避宋”，指明了陶渊明当时的避宋思想。明代另一位学者黄文焕则根据前人的思想不断的总结与反思，提出了“愤宋之观点”，说明《桃花源记》的创作是体现了对当时刘宋王朝统治的愤怒。学者魏正申则从思想境界的高度提出整篇文章的创作是陶渊明对当时整个晋朝以来的制度乃至时代的批判和否定。
其次，“归隐”之说。如前文所述，苏轼和王安石为代表的宋代“纪实派”指出了陶渊明的归隐说。例如，王安石针对与世隔绝之地桃花源提出了“虽有父子无君臣”的隐遁观点。同时，结合《桃花源诗》中的“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这与《桃花源记》中的归隐之说不谋而合。
再次，“乌托邦”之说。该学说主要在近现代成一种研究的趋势。梁启超是坚持和研究这种学说的最主要的坚定者。他在研究中指出，《桃花源记》塑造的社会是一个充满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形式。并说明了陶渊明通过避世来寻找桃花源的不可实施性。这也是陶渊明对其本人理想与封建制度间的矛盾没有深刻把握的结果。此外，袁行霈则从文本中所述“桃花源人”的特点出发指出了陶渊明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他认为，“陶渊明的理想国也是一群普通人和避难人而非神仙，唯一的区别是他们在天性上还至真至淳”。因此，从陶渊明思想的转变角度，“《桃花源记》摆脱了其个人思想的局限性，而是更大意义和视域上的匡世济民”。[7] 最后，“意蕴”之说。在“意蕴”之说上，以散文家梁衡的多重意蕴观点说为代表。他从人生哲学的角度指出，“尽管陶渊明非仕途之人，却以理想国引导世人不要忘却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尽管不是画家，却通过唯美的山水意象图引导人们聚焦安乐之地。尽管不是哲学家，却通过豁达的处事态度指引世人如何解脱冰冷的社会现实。从这个角度讲，陶渊明更是一名怀揣为民情怀的田园诗人，企图用纯正的美来净化世人心灵。因此，陶渊明从社会理想模式的设想上和人生哲学的智慧上为世人指明了方向，即以内心的恬静去应对世间环境的不断变换”。
（二）艺术特色 1.细节的虚与实 《桃花源记》的首要特点即是细节描绘上真实而朦胧的虚实结合。在具体文本中，陶渊明通过写实的手法将朦胧之相描绘得绘声绘色。例如，在写实方面，通过“武陵渔人”和“南阳刘子骥”来说明文本中人物的真实存在习惯;在写虚方面，又通过“忘路之远近”和“不复得路”来强调桃花源地点的朦胧性。在文本情节构造上，作者通过两次转折构建了桃花源的虚实意象。首先是无因之果，即桃花源的发现和其悠然自得的人际关系完全是“武陵中人”的意外获得。其次，通过“处处志之”却又“遂迷”和刘子骥的“寻病终”来表明这种没有因果情节的神秘性。在结构布局上，陶渊明从开篇的“忘路之远近”之虚到“忽逢桃花林”之实，从“山有小口，初极狭，才通人”的具体描绘到“处处志之”却“不复得路”的虚幻，在细节描绘上凸显了桃花源的亦真亦幻。
2.语言的简与淡
在《桃花源记》中，陶渊明通过三百二十字的简短语言勾勒出一个集人物、情节、地点的形象故事和理想国。在句式运用上，文本中多以简短散句呈现，且掺杂大量省略句式，如“初极狭”中的“初”，“复前行”中的“复”，“既出”中的“既”和“寻病终”中的“寻”，在时空转换上灵活自如。在词汇运用上，词义通俗、简明，基本以动词和名词呈现桃花源的唯美和质朴。此外，钟嵘在《诗品》中概述其诗“文体省净”，苏轼在《与苏辙书》中所言“其诗质而实绮”，均是从陶渊明自然和质朴角度总结其创作风格，尤其是在《桃花源记》中，辞格运用极少，以素描手法跨越了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的渲染。因此，在语言运用上，陶渊明的风格更是其处事态度的具象化，既充满情绪又安静恬适。
（三）历史地位分析 在题材上，自《桃花源记·并诗》之后，陶渊明在桃源题材上开创了先河。后世文人学者纷纷效仿并创作了众多以桃源为题材的诗文。其中，王维所作《桃源行》、韩愈所作《桃源图》和王安石所作《桃园行》较为著名。在主题思想上，《桃花源记》既表明了自己“愤世嫉俗”的政治清明感，也反映了封建集权制度下百姓安居乐业的思想。受道教思维影响，王维的《桃源行》更倾向于对神仙世界的关注，但韩愈在《桃园图》中却以理性思维对王维的神仙说予以否定，而王安石却以《桃源源记》为蓝本，向着更为纵深的维度发展。因此，从主题思想上，王维的《桃源行》是对《桃花源记》的异形，韩愈则是对王维的异形，而王安石则从“无君臣”角度对陶渊明进行了复位和深耕。在创作风格上，尽管儒释道思想杂糅交织于陶渊明思想中，但多种风格却无法集中体现于同一篇作品。当然，多种风格可以在同一篇作品中体现出主次，因此读者仍然可以从《桃花源记》中体会陶渊明质朴和简约的创作风格。较之王维在《桃源行》中体现的青春气息和缥缈风格，韩愈则通过雄伟的形象和跌宕的叙述风格呈现出雄健的创作风格。
四、《桃花源记》的教学设计建议 陶渊明恬淡、自然的处事态度是理解《桃花源记》内容和主旨的关键。因此，在教学设计上教师也应该将教学重点放在品味文本简练语言风格和作者从容自然的处世哲学上。
第一，理解文本大意，整体感知桃花源。例如，桃花源在哪里？它与时人的现实社会有何区别？因此，教师可以从特殊字词如“异”“美”“乐”“奇”等入手统括桃花源的特点，并通过关键词梳理文本中的重点句式和关键字词。
第二，品味文本语言，挖掘作者语言风格。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诵读、对比阅读、归纳整理等方式，在持續诵读中体会文本语言平淡、质朴和易懂的特性。同时，积极调动多种阅读教学方式，鼓励学生在教读基础上通过自读和课外阅读拓展相同题材的文本，从而在修辞方法、句式运用和词汇选择上归纳不同作品的语言风格，提升学生的古诗词阅读能力和独立探究能力。
第三，对比《桃花源诗》，领悟作者处世哲学。正如前文所述，儒释道的思想杂糅使陶渊明的思想充满矛盾性和复杂性。从陶渊明“理想国”的角度讲，作者所描绘的唯美绮丽、安然平静的桃花源是那个时代人对安居乐业的精神向往和理想寄托。然而，现实的残酷却将陶渊明的“梦”浇醒，而桃花源也在“不复得路”和“寻病终”中消失。从陶渊明个人处世态度的角度讲，桃花源也是作者本人内心追求安宁和清净的休憩之所。同时，通过深入挖掘文本内容和关键词也可以挖掘陶渊明对“理想国”的追求方式。例如，“武陵人”在“缘溪行”和“忘路之远近”的情境中“忽逢”桃花源，但在“扶向路”和“处处志之”的情境中迷失桃花源。其中，“缘”和“忘”强调“无意”状态，而“扶”和“志”却强调“刻意”状态，由此可以窥视作者顺其自然的处世原则。
第四，结合创作背景，感受文本魅力。如前文所述，作者的“理想国”愿望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无法实现，但在个人精神追求上却可以实现其在《饮酒》中的“而无车马喧”的精神归宿，看似两者矛盾，其实却有相通之处，即无论是社会“大理想”还是个人“小世界”，陶渊明的生活状态都遵循质朴、恬淡的处世原则。结合文本中作者语言风格的平和与自然，我们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上达到对陶渊明和文本的深化理解。
《桃花源记》的经典性和作者情感的内蕴性，应是当代中学生重点领会、体味的思维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全景式”文本解读并不是单纯对文本本身的领悟，而是要从更大视域范围，通过作者、背景、文本及与教学等的深入把握，全面深入了解作品内涵，从而对古诗词教学提供可行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龚斌.桃花源记新论[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 [3]丁永忠.陶渊明真的未受佛教影响吗——答龚斌先生质疑[J].九江师专学报，2000（02）. [4]王质.陶渊明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J].清华大学学报，1936. [6]高林广.唐人的陶渊明批评[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2（08）. [7]袁行霈.中国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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