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浅析赢秦历史文化礼俗研究主要收获,供大家参考。
浅析赢秦历史文化礼俗研究的主要收获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赢秦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表现在:
一，考古学的全面介入。自从云梦秦简和秦陵兵马俑发掘之后，一大批有关赢秦的遗址和文物在这一时期不断出土。这些考古遗址的发掘，考古材料的运用，对文献记载奇缺的赢秦史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其中有的资料足以改写赢秦历史，比如里耶秦简。
二，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的问世。由于有了考古新材料的介入，结合了文献材料，使得赢秦研究不断深入，出版了一大批的专著和论文。其中最著名的就有杨东晨的《秦人秘史》、王学理、尚志儒、呼林贵的《秦物质文化史》、樊志民《秦农业历史研究》、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陈平《关陇文化与赢秦文明》、王学理、梁云《秦文化》、滕铭予《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王邃常《秦史》。
赢秦历史文化礼俗研究的主要收获
赢秦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性建设成果
从自西汉开始，历代对赢秦的历史资料的保存和整理都作了很多的工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它是对赢秦社会和历史的一个总结，此外从《史记》很多的篇章里，可以看出司马迁或许是看到了当年还保存着的《秦记》的，因此它是一部非常全面和系统的赢秦的真实记录。
光绪三十年(1904 年)孙楷撰成《秦会要》，对赢秦的历史
记载甚详，记录赢秦的“礼”的部分，内容也是很多的，是我们对赢秦进行礼俗研究的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之后徐复的《秦会要订补》、马非百的《秦集史》、《秦史纲要》，这些有关赢秦的文献资料补充了正史中秦史失载的缺憾，它们一直作为研究秦史的重要依据。
考古学资料主要有以《里耶发掘报告》等为代表的各种考古发掘报告。
出土文献方面主要有王辉著《秦出土文献编年》，收集资料比较全面，并且有较强的时效性，所收资料截止时间是 1999年 10 月，除了传世秦器外，对于新出的器物，也及时收录，如上海博物馆新获秦器鼎，礼县公安局新缴获的秦鼎，西安北郊新出土的大量秦封泥，秦都邑附近出土的秦陶文，战国晚期的秦祭华山玉册等，都在收集之列，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土秦文献的最新的发现情况。
该书利用了编年体的形式，对所有器物年代的判定，作者较好地掌握了其中的尺度，这为我们利用本书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此后作者于 2002 年、2006 年、2007 年三次进行增补，成果发表在《秦文化论丛》第九辑、第十三辑和第十四辑中。出土文献资料还有《睡虎地秦墓竹简》、吴小强的《秦简日书集释》、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这些出土文献为我们研究赢秦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方便的条件，我们也更加期待里耶秦简的释读和发表。
赢秦史研究一一赢秦族来源的探讨
对于赢秦族源，学术界主要有东西两说。首先提出赢秦文化“西来说”的是王国维，之后经过蒙文通等人的鼓吹，始形成赢秦之“西来说”，后来的周谷城、吕振羽都持此说。此后的一代学者中也有很多是持此说的，有俞伟超、叶小燕、熊铁基、刘庆柱等。他们认为赢秦的祖先是起源于甘肃青海的戎狄。
首先提出赢秦文化“东来说”者是卫聚贤，主要依据《史记》，认为赢秦和东夷之赢族是相同之族源，是东夷的一个分支，之后才向西迁徙的，持此说的老一代学者还有顾领刚、傅斯年、徐旭生、童书业、郭沫若。此后一代的代表人物有邹衡、林剑鸣、段连勤、王玉哲、黄灼耀、韩伟、尚志儒 21 等人。他们认为，赢秦民族是山东东夷集团的一支，后来才西迁到甘青一带的。今人李学勤等人根据对清华简的研究，也有认为赢秦来自于东方。
另外杨宽在《古史新探》、《战国史》、《杨宽古史论文选集》，祝中熹在《早期秦史》对赢秦历史也多有阐述。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是近年来出版的最为重要、详尽的通史著作，其中徐喜辰师主编并编写了其中的第三卷，运用了最新的资料和方法，对赢秦历史和礼俗的研究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崔瑞德、鲁惟一主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代表了西方汉学的最高研究水平，其中的有关赢秦的章节中体现出来的独特的视角对于我们的研究也有相当大的启发。
赢秦文化和文明史研究
统一战争之后，在当时人看来，赢秦之统一和当年商周之统一就己经是不一样的了，秦朝时实行的是郡县制，法令开始统一了，这大概就是“秦政”的内容。
汉高祖刘邦针对秦亡的教训，就己经对赢秦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了，针对刘邦对儒家文献的轻侮态度，班固《汉书·高帝纪》中还将陆贾的《新语》与萧何的“律令”、韩信的“军法”、张苍的“章程”、叔孙通的“礼仪”并列，看做同样的重要。后四种都属于制度规章，只有《新语》是思想理论著作，可见，汉代社会对赢秦思想文化的总结就己经很重视了。
秦亡后，贾谊写了《过秦论》，用“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这样赞扬的文字，但全文更多的是指斥赢秦，“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以暴虐为天下始”，这也对赢秦的一种思考，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对赢秦的评价。自此以后，一般都认为宗周是以礼乐行世，是王道的代表。但每当政治需要时，还总是会拿出赢秦来进行一番评说。
黄留珠从文化史的角度来探讨秦亡的原因，认为秦的文化的特点是“具有军事性质”的文化，与法家思想结合后的秦文化，尽管是一种结构失衡、畸形发展的文化，但对当时用武力统一天下却是“可以行一时之计”的，历史上是秦，而不是其他诸侯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在社会实践中，又“不可长用”，秦王朝的速亡亦是明证。
有关赢秦文化和文明的研究著作很多，撷其代表者有顾领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林剑鸣、余华青、周天游、黄留珠合著的《秦汉社会文明》，杨希枚《先秦文化史论集》，《周秦文化研究》，韩星《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秦文化论丛》，依据考古资料对此进行研究有李学勤的《东周与秦代文明》，滕铭予《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礼县秦西垂文化研究会等编《秦西垂文化论集》，徐卫民、雍际春《早期秦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研究:中国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赢秦社会和制度研究
代表著作有王学理等《秦物质文化史》，运用了文献和考古材料结合的方式，对秦文化中的农业、饲养业、手工业、都邑、军事、交通、生活用器、陵墓和文化艺术等方面做了研究，有很大的资料价值。除此之外还有王学理《秦都咸阳》，樊志民《秦
农业历史研究》，张金光《秦制研究，刘海年《战国秦代法制管窥》等。
有关风俗史和赢秦礼俗研究
对于礼俗的研究:
把“礼”和“俗”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的始于上世纪邓小琴《中国礼俗学纲要》。作者认为研究“礼”离不开“俗”，该书还对礼与俗的关系作了辨析，就礼俗在中国文化中的价值、中西礼俗的比较、礼俗变迁等问题提出见解。这些研究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对以后的礼俗研究有开启之功。此外，有关“礼俗”研究的还有柳治微的《中国礼俗史发凡》、何联奎的《中国礼俗研究》、王贵民《中国礼俗史》、黄有志《社会变迁与传统礼俗》等都是以“礼俗”为题进行研究的。
今人对于“礼俗”也多有涉及。李万鹏、姜文华《中国礼俗概说》认为:“所谓礼俗，就是与礼仪制度相对而言的礼仪习俗。”他这里的“礼俗”就是民间的风俗。常金仓的《周代礼俗研究》着眼于礼的文化思想内涵，突破了传统礼学的文字音韵训话、名物制度考证的学术范式。邹昌林著《中国礼文化》，尽管书名是“礼”，其实其内容是有关礼俗的。作者认为中国古代从“礼俗，，发展到了“礼制”，之后从“礼制”发展到了“礼义”，与政治制度、伦理、法律、宗教、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广义的礼文化，作者进一步对古礼的起源、类别、结构和功能进行了研究。
蔡锋《先秦时期礼俗的发展历程及其界说》通过俗、礼、礼俗的发展历程来阐述了“礼俗”的概念。作者认为:“俗的本来涵义是指原始习俗，是社会风俗处于原始发展阶段的产物，后世将社会风俗简单地称之为俗，是一种不太科学的叫法。礼
表现为一定时期统治阶级的典章制度与生活、行为等道德规范，是统治阶级整体习俗典章化，制度化、阶级化的产物。无疑，它含有“俗”的因子。礼俗属于社会风俗的范畴，是社会风俗进一步发展演变的结果。俗、礼到礼俗的变化体现了社会风俗的发展与演变。这一演变主要发生在先秦时期，“礼俗”的出现与形成也基本在春秋战国时期。”
蔡锋《春秋战国礼俗的差异性及其对社会变革的影响:兼论秦俗是影响秦国变法彻底的原因之一》、《试论秦国的礼俗及其对统一六国的影响》认为秦国没有宗法制是其变法彻底的原因。作者认为，秦国的变法时秦的“戎狄”之俗变为华夏之俗，从而促进了秦国社会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这才促使秦国实现了统一大业。作者没有深入分析秦国没有严格的宗法制的原因，还认为秦的“戎狄”之俗是不利于统一大业的完成的。
郑群博士论文《<诗经>与周代婚姻礼俗研究》认为:“礼俗”两字合称，则应该包括礼仪制度与民间风俗两方面。……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以风俗为基础的。……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礼俗制度化和礼制民俗化的情况，都是较为多见的，所以两者的关系极为密切。……民间的风俗习惯往往是零散的、个别的、不成系统的，但经统治者的加工处理，制度化、礼仪化以后，个别的、不普遍的民间风俗就具有了政治性、强制性，转化为俗，而当礼在统治者使用、推广中被人民不自觉地接受、传承下来，就又成了被普遍结合受的习俗。
向丽《秦国残余母系当论》题名尽管没有“礼俗”，但内容探讨了秦残余母系的原因、表现及影响。郑慧生在其《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一书中，提出秦的婚姻关系混乱，不论兄弟、无视亲戚，所以形不成世代专权的公族势力;在其《战国变法秦国收效卓著发微—范文澜“腐化势力”说解析》一文中，又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点。
对于赢秦人的礼俗:
对于赢秦人礼俗的研究最早是从赢秦人和山东诸国人们之间的不同点入手的。在秦国的霸业初露端倪之时，荀子就曾对赢秦的比较特殊的礼俗进行了认真观察，并就此深入解析过其所代表的另类社会政治模式的得失长短。在《荀子·强国》中就记述了荀子入秦之后的观感:“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这就是荀子的第一感受，也就是地理形势上的，一眼就能看到的。之后就是“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
在荀子这里，“俗”是和地理有关的，在荀子看来，赢秦的人民就像是自己想象中的古代的人们那样，也就是理想中的那样。最后再看看赢秦的政治模式、国家治理，“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桔，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惆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官吏像是古代的官吏，都能奉公守法，一心为公，显然这也是和荀子自己所处的时代、所处的国家相比较的结果。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
除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之外，秦地民风朴拙敦厚，百姓对官吏怀有十分敬畏的心理。可以与此对照的是，《荀子·议兵》中说:“秦人，其生民也郑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孰，隐之以厄，扭之以庆赏，酋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砖上者，非斗无由也。”
“夹仔厄”就是狭隘，就是生路穷肇，这样的生存环境再加上淳朴的百姓，还有“畏”、“顺”官吏的
习性，这在长期浸染山东列国礼乐文化下的荀子看来，只有经过了以军功刑赏为立国原则的变法运动，才有可能取得较之其他国家更彻底的成效。
“狄，秦也，乱人子女之教，无男女之别。”
这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就己经开始对赢秦开始有了自己的看法了，荀子还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对赢秦礼俗最早的研究了。秦亡后，两汉时期的人们除了对赢秦的政治提出评价外，还从礼俗和政治的兴衰方面进行了探讨，认识到礼俗还有教化功能。这时期出现了一批从礼俗方面讨论政治的著述，试图为当时的政治服务。如《新书》、《淮南子》、《史记》、《汉书》、《方言》、《论衡》、《潜夫论》和《风俗通义》等，重点考察的内容包括什么是风俗、风俗如何形成、风俗的基本状况、风俗变化的原因以及风俗的社会功能。
形成于东汉的《风俗通义》开篇就说:“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把风俗和政治联系起来了。《淮南子·泰族》:“若不修其风俗，而纵之淫辟，乃随之以刑，绳之法法，虽残贼天下，弗能禁也。”风俗能做到法律做不到的事情，可见当时人们对风俗的认识己经很深了。
这时期的人们认为风俗是可以改变的，己经不再是原来的人们习惯形成的了，统一了的风俗对统一的政权是有利的。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以古喻今，古代之所以能大一统，就是因为古人的风俗是统一的，生活习惯是一致的缘故。其实这里作者是混淆了古代“礼”和“俗”的概念了。“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独设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蒜，以意穿凿，各取一切，权橘自在，故一变之后不可复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诈伪萌生，刑罚亡极，质朴日销，恩爱浸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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