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读书作文谱》写作教育观探释,供大家参考。
《读书作文谱》写作教育观探释 ————兼论唐彪对写作教育体系的构建 作
者：
崔正升
作者简介：
崔正升，甘肃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
原发信息：
《语文建设》(京)2018 年第 20181 期 第 72-75 页
内容提要：
清初唐彪所作《读写作文谱》主张的养性修身、精选熟读的主体建构观，勤练多写、频改深造的训练路径观，高举“大法”、专注“细法”的体式法度观对我们建构独立完整的写作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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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写作教育/《读写作文谱》/体系建构
期刊名称：
《高中语文教与学》 复印期号：
2018 年 06 期
《读书作文谱》系清初文章学家、语文教育家唐彪所著，后与《父师善诱法》合刻为《家塾教学法》。该书详尽阐述了唐彪在读书、作文方面的经验和主张，蕴含着丰富的系统论思想，是一本弥足珍贵、可资借鉴的写作教育论著。《读书作文谱》的价值不只是对作文法的阐述，更在于为我们构建起了一个涵盖主体建构、训练路径、体式法度等方面内容，且初具规模、独立完整的写作教育体系，值得我们认真地开掘和探释。
一、养性修身、精选熟读的主体建构观
我国古代很早就认识到了主体修养对文章写作的重要意义，不论是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还是曹丕的“文以气为主”；不论是韩愈的“气盛言宜”说，还是刘大櫆的“神气音节”说，无不强调了修养才识、陶冶精神、涵养性情对于写作的“根基”作用。唐彪在承袭传统立德修身观的同时，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较前人更为具体、更具有操作性。
《读书作文谱》首卷便以《学基》和《文源》为题，专谈阅读和作文的《根本功夫》，系全书的总论。《学基》重在谈“心理修养”，认为“涉世处事，敬字工夫居多；读书穷理，静字工夫最要。然涉世处事，亦不可不静；读书穷理，亦不可不敬”①。在唐彪看来，“涉世处事”与“读书穷理”都是写作的基石，“敬”和“静”是作者“修身”的两种“工夫”。他还特别强调了“静”在修身养性、读书作文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心非静，不能明；性非静，不能养……动则万理皆昏，静则万理皆彻”。唐彪的“主静说”与刘勰“虚静说”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了摒除杂念、明心养性对于写作的重要性，这对身处浮躁、功利社会中的现代人潜心阅读、静心写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潘新和就指出其“主静说”本末倒置，“脱离现实生活的实际，在苦思冥想中做学问”②。笔者以为这样的论断不够客观，因为唐彪毕竟注意到了“涉世处事”的问题，怎么能说是脱离生活实际呢？至于《文源》，主要谈的是“道德修养”，包括思想、感情、识见、审美情趣、思维品质、道德观念等方面。唐彪主张通过“凝神”与“养气”来涵养性
情，认为“修文之士，先务凝神”，主张“凡欲作文，须先养气”等。其实不论是敬慎、静心，还是凝神、养气，都是从不同角度强调立德修身、颐养心性之于作文的重要性，文章有了这个“根基”和“源泉”，才会像“石温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一样；否则，“文字俗浅，皆因蕴藉不深；蕴藉不深，皆因涵养未到”。应该说，唐彪将修养身性视为治学之基、作文之源，不仅看到了良好的思想素养、身心修炼是写作活动的先决条件和主导力量，还意识到了作者思想境界、精神素养对文章格调的制约作用，不能简单等同于唯心思想。
除了修身养性，读书积学也是夯实写作“根基”的重要途径。唐彪超越了传统重读轻写、以读为本的“读写观”，把阅读与写作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主张读中有写、写中有读、以写为本。他注意到了读对写的影响，强调写是读的运用，读的目的是写，所谓“士人所读之文精，庶几所作之文美”，所谓“所作之文之工拙，必本于所读之文之工拙，用不离乎体也”，所谓“读文之时，实有所得，则作文之时自然有凭借矣”，等等。这较前人“就读论读”而很少“以写论读”有了很大的进步。基于对读写关系的认识，唐彪提出了读书的两个重要原则，即精选与熟读。所谓“精选”，就是把书籍分成几类，根据价值的高下和需求的不同区别对待，以便提高效率。唐彪不主张笼统地说精读博览，认为“书既有正有闲，而正经之中，有精粗高下，有急需不急需之异，故有五等分别也”，他把书分为当读、当熟读、当看、当再三细看、当备以资查考五等，以区别出当精读、当博览的内容。他同时主张“于应世文中，选其笔秀神妍
者，去其笔过神浊者；于传世文中，选其机神顺利，辞句鲜润者，弃其机神强拗，辞句粗豪者”，强调“宜多向古今文中选择之，博中取约，庶得乎沙中之金矣”，这种“博中取约”、专攻目标的选择意识在信息泛滥的今天不无积极的意义。分类精选的目的是要熟读深思，提高阅读质量。唐彪反对贪多不深的阅读，指出“凡读文贪多者，必不能深造”，“浅人不知深造之益，只务贪多”，认为“熟亦难言矣，但能背，未必即熟也”，主张读书“极熟则能变化推广，纵横高下”，强调“文章读之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作文时，吾意所欲言，无不随吾所欲，应笔而出，如泉之涌，滔滔不竭”。在唐彪看来，“多读”就未必能达到“熟”的境界，关键要能融会贯通、水乳交融，进入一种“化境”，写作时文随意转，如泉之涌。很明显，唐彪主张的“熟读”重在写作门道的领悟，指向了“写”这个终极目标，体现了“以写为本”的阅读观。从写作学角度看，“熟读”不是单纯的理解内容，更在于对体式法度、规则技法的反复揣摩和消化吸收，唯有这样才能“变化推广”“纵横高下”“变化姿态”，达到措置裕如、举一反三的境地。
二、勤练多写、频改深造的训练路径观
解决了主体学识修养的“根基”问题，还有个怎么训练、怎么提高的问题。唐彪承袭了“勤练多写”的传统训练观，但较前人论述得更深入、更透彻，还提出了“频改”和“深造”等独特的训练方法。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文章惟多做始能精熟”，“读十篇，不如做一篇”，批评“学人只喜多读文章，不喜多做文章，不知多读乃借人之工夫，多做乃切实求己
工夫”，并分析了问题的根源在于学生有畏难之心。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内无家学、外无师传”，在年幼读书时无人指点、空泛而读，没能夯实学识的根基；另一方面，“人之不乐多做者，大抵因艰难费力之故，不知艰难费力者，由于手笔不熟也”，也就是存在畏难情绪。应该说，唐彪的分析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所在，也言中了今天作文教学的突出问题。如何消除这种畏难心理？唐彪认为“盖常做则机关熟，题虽甚难，为之亦易；不常做，则理路生，题虽甚易，为之亦难”，主张多写多做、越熟越易。当然，联系到前面关于精选精读的读书作文思想，唐彪主张的多做多写也绝非漫无目标地追求数量，而是强调围绕某个方向、专攻某一文体，正所谓“专一致功，连作文一二月，然后心窍开通，灵明焕发，文机增长，自有不可以常理论者”，意思是要集中在一个时期，在作文某个方面下工夫，这样才能有所提高。唐彪还看到了作文训练的阶段性、过程性，认为“作文艰难，每日即一篇、半篇亦无不可，渐演至熟，自然易矣”。这也启示我们，要遵循作文训练的循序渐进规律，不能操之过急、过高要求学生，这样反而会造成心理压力，不利于文章的写作。
如果说，“勤练多做”是从大的方面着眼，那么倡导“频改”和“深造”则是唐彪作文训练观的独创做法。我国古代历来重视文章的修改润饰，但大多将修改作为写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来认识，强调修改对于文章完美的重要性。唐彪也主张“文章不能一作便佳，须频改之方入妙耳”，“文章全借改窜”。但他不只是将修改作为完善文章的工序来看，而是把修改上升到提高写作能力的重要途径，认为“盖作文如攻玉然，今日攻去
石一层，而玉微见；明日又攻去石一层，而玉更见；再攻不已，石尽而玉全出矣”。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到位，只有在反复的修改中，才能知道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作者的思想也从中得到锻炼，语言受到磨砺，写作水平自然会得到提高。具体到修改的方法，唐彪指出了修改的范围，即“理有不顺处，须疏之使顺；机有不圆处，须炼之使圆；血脉有不贯处，须融之使贯；音节有不叶处，须调之使叶”。但他更重视对文章词句的修改，如“锤炼而后精，不锤炼，未必能精也；淘洗而后洁，不淘洗，未必能洁也”，强调对文句应认真锤炼、再三淘洗，反复润色加工，以期臻于善境。
“深造”是唐彪读书作文的一个重要观点，带有精研细琢的意思。写成一篇好文章需要经过反复的思考、锤炼，“如文章一次做不佳，迟数月将此题再为之，必有胜境出矣；再作复不佳，迟数月又将此题为之，必有胜境出矣……改窜旧文，重作旧题，始能深造。每月六课文，止宜四次换题，其二次，必令其改窜旧作之有弊者，重作其旧题之全未得窍者，文必日进也”。这种“改窜旧文，重作旧题”的“深造”之法类似于今天的“一题多做”。在唐彪看来，我们大可不必因为“一日之间，文或不佳”而生“退怠之心”，“更不可将所作毁弃”，明智的做法是暂时搁置起来，“迟数月，仍以其题再作，有一篇未是之文，反触其机，即有一佳文出焉”。这里其实触及了写作构思转换、孕育灵感的问题。从构思的角度讲，“用笔不灵看燕舞，行文无序赏花开”（徐悲鸿），当我们在写作中思路受阻、言泉干涸时，就要“看燕舞”“赏花开”，暂时搁置写作，将
构思转入无意识，等到有了创作灵感，再“改窜旧文，重作旧题”，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因刻意构思行文而造成的痛苦煎熬，还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再从学习者的角度讲，让他们把有一定难度的题目搁置一段时间后再写，或让他们针对别人的修改意见“旧题重做”，他们会强化某文体的写作图式，巩固某一方面的写作能力。
三、高举“大法”、专注“细法”的体式法度观
写作能力的提高是一个系统工程，有了坚实的学识修养基础和科学高效的训练路径，还必须“授之以渔”，让学生掌握必要的写作方法。《读书作文谱》花了很多笔墨探讨审题立意、布格谋篇、取材剪裁、行文表达、语言修辞等方面的宏观规则，也谈论了虚实深浅、纵横开阖、详略宾主、先后进退、正反抑扬等几十种微观技法，同时介绍了制艺、策问、经论、小序、碑文、祭文、杂论等文体的体式特征和法度规范。可以说，唐彪初步构建起了由宏观规则、微观技法、诸文体式组成的写作方法论体系，较之前人对写作文法的论述更为全面系统，也更加切合初学者的实际，易于理解、便于操作，具有很强的体式法度意识和鲜明的教学法风格。学者安源将唐彪的写作方法分为“总体大法”和“具体细法”③。“总体大法”是从写作程序上框定了作文的总体趋势和总的规范，“具体细法”则是充实完善文章的具体技巧和有效手段。这种概括方式虽然有失偏颇，比如没将深造之法和诸文体式等列进来，但也大体上反映了《读书作文谱》的方法论体系。
先说“总体大法”。安源将其概括细分为临题体认、布定格局、错综表述、修辞用字、改窜补正诸法，实为写作程序中必不可少的几个主要环节的处理方法，这里摘其一二略作介绍。比如“临文体认工夫”，唐彪写道：“凡一题到手，必不可轻易落笔，将通章之书，缓缓背过，细想神理，看其总意何在，分意何在，界限节次何在……思索已遍，然后定一稳当格局……然后举疾书，自然有结构，有剪裁，与他人逐段逐句经营者不同矣。”唐彪在这里强调了动笔前的审题构思十分重要，不仅要做到“细想神理”，还要“定一稳当格局”，这样的效果远非“逐段逐句经营”所能比。唐彪的“临文体认”和传统“意在笔先”说毫无二致，因为充分的构思不仅可以使文章条理通达、文从字顺，还可以提高写作效率，减少不必要的修改，对提高写作效率、训练学生思维具有积极意义。我们在注重文章修改的同时，更应该提倡将修改的重心放在动笔前，让学生在临文体认中“修改”自己的构思设计。再如“布定格局”法，唐彪一方面注意到构思的关键要布局好结构，做到成竹在胸，即“必须先定一格，以为布置之准则”；另一方面他还认识到不能拘于定格，要善于变化，即“初时布置虽有定格，至于中间，离方就圆，生无化有，全要活法”，“不能拘初间一定之局”。这里的“不拘定格”不光指结构要灵活变化，还看到了构思的复杂性、多变性和调适性，所谓“初间定格，至中而变，固亦常事。但既变之后，亦须将反正、浅深、照应、关锁再斟酌定，然后为之”。面对行文中调整预构思路的现象，唐彪强调无论初定格局，还是中间变化，都要以题之纲领为衡定法则，实则揭示了“文以意为主”的行文规律。
再来说“具体细法”。《读书作文谱》中有相当的篇幅详尽阐述作文的诸多技巧和方法，内容丰赡不说，还能洞见微妙，常在平常处发惊人之见。唐彪的技法论多少受李贽、金圣叹、张竹坡等小说评点中的文法论影响，但他没有停留在对技法的描述、鉴赏上，而是从“为作文”出发，侧重于探讨其操作技术，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如其中的“虚实”“宾主”“衬贴”“关锁”“翻论”“推原”“附法”等，在今天仍然是常用的写作手法。值得注意的是，唐彪能够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梳理分析写作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比如对浅深虚实、开合抑扬、先后进退、离合正反等方法的分析，均有精到的见解。如论“离合”：“离合相生者，谓将与题近，忽然飏开；将与题远，又复掉转回顾是也；此文章离合法也。”唐彪还对文章美学法则进行了深入探讨，强调行文要富有变化，不可平铺直叙，如他这样论“抑扬”：“凡文欲发扬，先以数语束抑，令其气收敛。笔情屈曲，故谓之抑。抑后随以数语振发，乃谓之扬。使文章有气势，光焰逼人。”这些技法都是针对写作实际而提出的，便于把握、易于操作，在今天仍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另外，《读书作文谱》还阐述了“诸文体式”作法、“诸诗体式”作法，亦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如他对八股文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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