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社论
文史天地理论月刊2013年第05期艾思奇早期传统文化观*梁文冒（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62）摘要：文章主要论述的是民主革命时期艾思奇的传统文化观。中华传统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都保持着相对稳定性，然而自近代以来，随着国门的洞开，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被排除在世界文化之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伴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面对着融入世界还是回归传统，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激烈的论争，迫使当时所有的思想家理论家做出文化选择。艾思奇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立场上，遵循世界文化发展的通则，以世界眼光和开放姿态，构筑了全面科学的传统文化观。他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积极参与思想文化论争，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实践，认真总结文化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关键词：艾思奇；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观中图分类号：G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13）05-0071-04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始产生裂变。随着西学东渐的加深，一些西化派人物主张抛弃传统文化，这种主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顶峰。而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文化复古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则主张恢复旧的传统，对传统文化不加批判地继承。也有无数的思想家欲为中国文化寻找一条真正的出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为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苦苦探索。艾思奇作为中国共产党文化人的杰出代表，本着对待传统文化的务实态度，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并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提出了科学的传统文化观。强烈冲击。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文化呈现出了不平衡的特点。他说：“文化在中国，是非常庞杂而又极不平衡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中国这样的经济基础上，而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也是非常庞杂而又不平衡的缘故。”［2］也就是说，不平衡的中国文化满足了不平衡的中国社会经济的需求。为了更加深刻地阐明传统文化满足于一般性的社会需要，艾思奇还从经济上加以解释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因。他认为，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大多属于封建伦理性质，这种封建伦理性质建立在封建家族制度基础之上。艾思奇在《家族》里专门论述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家族制度。他不但分析了封建家族的一般形式和伦理，而且还对封建社会不同阶级的伦理做了具体论述。在艾思奇看来，中国封建家庭就是一个小的家族，而整个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大的家族制度。在小的家族里面，无论是子女还是妇女，都在经济上依赖于封建家长，所以他们不得不遵守这种封建伦理。而家长由于处于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也需要用封建伦理来继续维持自己在经济上的既得利益，甚至进一步扩大经济利益。大的家族制度也是如此，封建伦理满足了大家长经济统治的需要。由此他得出了结论，中国的封建伦理是建立在封建经济依附关系之上的。为了加强这种经济依附关系，中国封建统治者把儒家所定下的许多道德规律当做了天经地义，甚至于看做神圣的法律。这是极端的绝对主义的道德观。艾思奇论述封建伦理在历史上存在的合理性并不意一、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待传统文化（一）艾思奇首先强调传统文化要符合社会的一般性需要这个社会的一般性需要也就是生活的实际需要，而不是观念形态的需要。他以通俗文为例说：“试做通俗文章的人，现在渐渐多起来了。这是文化界的一个重要倾向，这倾向正反映着社会上一般的实际需要。”［1］作为一个高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的，在肯定通俗文的作用时他并没有否定旧文体在历史上的合理性，因为旧文体是建立在封建的政治经济基础之上的，它曾经满足了封建社会的需要。但是，随着封建政治经济基础的逐渐解体，旧传统文化也会随着发生变化。有的传统文化被保留了下来，有的受到*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10051）。作者简介：梁文冒（1977-），男（壮族），广西柳州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生，讲师。-71-
文史天地理论月刊2013年第05期味着承认它存在的合法性，也不是为了表明它将一劳永逸地存在下去，而是为论述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追溯一个前提，甚至为传统伦理的消亡提供现实社会经济依据。艾思奇十分清楚，在剧变的民主革命时期，传统文化已经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传统文化秩序已经被打破。中国传统文化变迁的主要动因就是中国社会的发展。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急剧变化，旧的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旧道德也将随之瓦解。他说：“社会的经济状况是变化的，因此，道德也不断地变化，没有永久的道德的教条。”［3］在延安时期，由于家庭经济关系的变化，他甚至已经开始呼吁建立新型的家庭关系和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道德观，把传统的不合时宜的伦理彻底抛弃。（二）艾思奇还强调传统文化要符合具体需要他重视的并不是传统文化本身如何演化，而是重视具体环境中的传统文化体系如何演化，即把传统文化置于具体历史环境之中去考察。“忠恕”、“诚信”之类原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性之一，然而蒋介石在叛变革命之后却用来当作欺骗人民愚弄人民的工具。同样，佛学原来也可以引导人们向善，却被日本侵略者当作要求中国人民服从统治的工具。艾思奇对这些在具体历史环境下被异化了的传统文化观予以揭露和批判。蒋介石和阎锡山等人和其他所有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一样把传统文化封闭于神秘主义之中，艾思奇要传统文化具体化，还原于生活实际。他多次把中庸之道称为观念论，指出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如阎锡山等人把中庸之道当做最高的善的标准，是一种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艾思奇指出，在封建统治者那里，中庸之道是属于观念论的范畴，被看作世界的本体，成了万事万物的根源。由此，世界不再是客观物质运动的世界，而是被“中”的理念所支配的世界。这样一来，自然就产生了唯心论和神秘主义。艾思奇从处于革命时代的中国出发，认为中庸之道根本不是什么最高的善，最高的善乃是前进性革命性的东西。同样，蒋介石也把“诚”给神秘化了。他只是要求人们诚心诚意、不加分辨地接受他的“革命建国纲领”，是要求人们愚忠。对蒋介石的“诚”，周佛海更说：“相信主义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做到盲从的程度。”［4］而艾思奇指出，“诚”字在中国的运用，常被当做是一个迷信的符号，它常常是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法西斯主义的唯心论哲学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它只是要对“国民”发出这张“诚”字号的空洞的说教，它没有任何物质的准备金付给广大民众，尤其是工农劳动人民。英国人类学家B·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为个体的需要服务。而艾思奇认为，传统文化为大众的需要服务，为民族的抗战需要服务，民众可以利用传统文化达到自己的目标。他在统计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成绩时号召把传统的戏剧、小说、木刻和连环图画等运用起来，以达到揭露日本侵略者丑恶行径和鼓舞全国人民抗战热情的目的。他-和当时很多文化人一样都主张国防文化，认为凡是不符合抗战需要的，都要予以相当的警惕或舍弃。他以儒学和佛教为例说，日本人也替我们宣扬孔教，也替我们修建佛教寺庙，实际上是想曲解中国传统文化为其侵华政策服务，是要求中国人民不要反抗，心甘情愿地当奴隶，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给异化了。在民族危机的关头，只有摒弃这种消极无用的思想，依靠俗人起来奋斗，才能摆脱民族危亡的命运二、积极参与党内外思想文化论争，在百家争鸣中发展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一）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党内的思想文化论争是很激烈的，有关传统文化的论争主要集中在旧形式的利用和中国历史方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近代中国批判旧学传播新学的传统，非常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并从认识论和思维的高度，对中国封建主义的旧学进行批判。这方面贡献比较大的当属鲁迅，“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随着农业文明的逐渐衰落，引起普遍的文化危机。反传统的文化浪漫主义达到高峰。‘东方的精神文明，西方的物质文明’导致了文化重构中的二重化矛盾。鲁迅的‘拿来主义’，突破了文化二重化模式，掀起了改造传统精神文明的热潮。”［5］艾思奇在上海时期便和鲁迅等人有密切的文化交流。在艾思奇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普遍缺乏一种理性的精神。因而他对待传统文化的主基调就是批判这种迂腐和盲从。但他也意识到社会变革不但需要先进思想的导引，同时也需要常态的文化制衡，新思想文化的传播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抛弃传统文化。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发动的不成熟的社会革命，企图摧毁传统文化。艾思奇意识到这种摧毁必定会使中华文明遭到破坏，他不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和李大钊那样靠着激情去摧毁传统文化，而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对待传统文化。艾思奇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是他的文化思想成熟的标志。民族和社会的危机导致的传统文化变迁，必然引起传统文化的逐渐解体，价值观念的更新，人格模式的转变，从而导致整个传统文化体系、文化结构的转型。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的同时也试图进行相当的改造，创造一种新的文化。而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利用传统文化中的旧形式。当时党内很多人都把对旧形式的利用当做权宜之计，只是作为一种宣传的工具。艾思奇则认为，不能简单的利用旧形式，利用旧形式同时就要能发展旧形式，创造一种文化的综合。针对如何具体利用旧形式，他还在《旧形式的运用》、《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和《旧形式新问题》里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和行之有效的办法。他以《中国文化》为阵地，并以主管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的有利条件，积极引导党内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比如他在《中国文72-
文史天地理论月刊2013年第05期化》第二卷第二期上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更难能可贵的是，艾思奇并不用自己的有利身份压制党内不同意见，而是主张百家争鸣，允许不同意见在党内存在。他把尹达和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问题的不同意见的文章都发表在《中国文化》上，通过比较来辨明中国历史。（二）文化作为一种以世界观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常常存在着不同党派之间的论争近代以来，随着封建政治经济的逐渐解体，中国的传统文化秩序也逐渐被打破，中西方文化开始交接。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处于强势地位，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强烈震荡。相对稳定的传统文化秩序被打破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张力也已经断裂。这种文化秩序的变异在不同思想家身上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以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提倡复古，而以陈序经等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则主张全盘西化，章士钊等人则主张简单的调和主义。艾思奇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看到中西方不同文化的分歧，他也强调中华传统文化有其本身的特殊性。他注意到，西方文化的渗透会改变中国的传统文化样貌，导致传统文化模式的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小部分是相容的，更多情况下是相互排斥的，这就迫使人们做出文化选择。艾思奇认识到，虽然外来文化在中国已经获取一定地位，但传统文化仍然在中国社会占据着支配地位，中华传统文化仍然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大的强制力量而存在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人们并不总是感受到这种强制力量，是因为人们通常总是与传统文化所要求的行为和思想模式保持一致。当人们试图反抗传统文化强制的时候，它的力量就会明显地体现出来。这一强制力量最明显的体现莫过于在梁漱溟身上。梁漱溟曾经赤裸裸地宣称他去北京大学任教只是为了对儒学做发挥。艾思奇在《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中把梁漱溟称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批判他力图把已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打倒了的“孔家店”再建起来，要歌颂儒家的封建伦理。冯友兰比梁漱溟要高明，他和蒋介石、阎锡山一样把封建传统文化神秘化，提出要继承传统文化中具有一般性和抽象性的东西，只是反对其中特殊性具体性的东西。即冯友兰主张要反对封建传统文化中已经过时了的具体的条条框框，而要继承封建传统文化的精神。针对冯友兰的主张，艾思奇指出：“我们必须遵照毛**所说的那些原则，正确地分清精华与糟粕，分清什么应该肯定和继承，什么应该加以否定和抛弃。就一般的文化问题来说，我们要肯定的是有民主性、科学性与大众性的东西，而不是冯先生所说的具有一般性与抽象性的东西；我们要否定的是反民主、非科学、反大众化的东西，也不是冯先生所说的什么特殊的具体的东西。”［6］三、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实践，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有机统一（一）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变迁中出现中西方文化冲突，导致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需要，这就需要调适。一部分人开始向西方寻找解决文化困境的良药，西方的实验主义、唯生论等开始被移植到中国。但是，鉴于中国的水土，这种文化移植并未获得成功，人们并不是对所有的西方文化都乐于接受。究其原因，是那些文化没有适应中国的特殊性。艾思奇为了揭开这个文化移植失败的深层原因，结合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写了《论中国的特殊性》。在此书中，他既反驳了文化保守主义者借中国的特殊性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又坚持文化唯物主义，深刻分析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传统文化的特性，在文化冲突中进行整合，试图建立理想的传统文化体系，避免传统文化断裂和传统文化水土的流失。艾思奇重构传统文化是一种文化反省意识。他既反对儒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也反对叶青主张的只读外国书。至于读什么书，他表示要根据中国现实的需要。当时中国现实的需要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因此，要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怎样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艾思奇以哲学为例说“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7］这个“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在艾思奇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以儒家为基础的学和中国传统、中国现实结合起来。一统多元的文化体系。他试图打破这个传统的文化体系，代之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的文化体系。而这个新的文化体系就是要把传统文化融合到马克思主义之中。他既继承了五四以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传统，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探求中国文化的真正出路。艾思奇已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特质，他认为中国人民已经开始接受这个新文化特质。这个新文化特质和其他西方文化一样，都要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其他西方文化在和中国传统文化相遇时把中国传统文化撕裂了，或者遇到部分顽强抵抗，从而形成了两条平行线。在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的时候，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无法融入现代世界，更无法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必须打破这个历史魔咒，它不但要使自己中国化、现实化，更要在交叉融合中使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实化、现代化。艾思奇认为，要传播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甄别。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融合、撞击，是已经走向开放社会的中国必定发生的事情，这是常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播和传统文化濡化的双向互动过程。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服务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姿态、文化自觉和文化创造的需要。（二）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推动传统文化发展艾思奇和陈伯达一样都是新启蒙运动的先驱人物。-73-
文史天地理论月刊2013年第05期艾思奇和其他中国共产党文化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宽博而健全的，只是因为缺少一次遍及全社会的规模宏阔的启蒙运动，而未能向现代转化。他们在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足时指出它只是在部分人中间进行，所以要来个新启蒙运动。这个新启蒙运动不再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和科学为号召，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文化如何普及于大众，是新启蒙运动的首要任务。要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争论得最为激烈的是怎样对待旧形式。艾思奇主张对待旧形式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不能机械地运用，更不能简单地加以抛弃，因为人民大众比较熟悉旧形式。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于大众，艾思奇在《大众哲学》里大量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明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晚期，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提出了教育平民化运动，而后瞿秋白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要求，翦伯赞提出了文化大众化。但是，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说，对文化大众化贡献最大的还是艾思奇。艾思奇在延安时期大力推动了文化大众化实践。这个文化大众化实际上已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工作者，艾思奇十分清楚，传统文化是人民群众长期历史实践的结果，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传统文化形成的原因。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发展传统文化，只有靠人民大众的文化实践活动。但人民大众的文化实践活动并不能自发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有效结合，还要靠文化精英来起到指导和推动作用。艾思奇在负责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工作时自觉地担负起这个历史任务。统文化的历史惰性力被折断了，传统的文化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传统文化遭遇到了危机，一部分传统文化开始流失。施韦泽说过：“哲学必须竭尽全力，引导所有人，无论是有教养的，还是无教养的，都关注文化的理想问题。”［8］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正是怀揣着强烈的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感和紧迫感，用理性主义的精神去思考中国传统文化，探寻其理想。艾思奇生活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被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双重模塑，他反过来又用自己的能力去塑造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传承与文化变迁中，艾思奇有着个人对传统文化变迁的适应，也站在民族的高度，作为一个文化领袖人物出场，带着强烈地拯救民族文化的使命而来，试图重构传统文化。美国历史传统派代表人物R·洛伊（RobertLowie）认为，探求文化发展规律的最佳办法，是重新构建每个社会特有的文化史。为了探求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艾思奇特别重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结。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无情地反对了中国民族文化中一切陈腐的东西，但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要绝对否定全部传统文化，而只是要否定传统文化中的儒学这一家而已。五四新文化运动培养出了马克思主义这棵文化树，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我们要和五四一样，而且要更进一步地发扬民族道德和优秀传统，清除一切有害的遗物。中国传统文化自身要生存和发展，自身就要不断变化，以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它变迁的方式只有创新和传播这两种。在艾思奇看来，作为封建的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是难以传播的，必须创新。他要在社会生产力低下而社会又急速变迁的中国，发挥文化的超越性功能，打破文化梗阻，避免传统文化发生断裂，实现文化恢复和传承，创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这是一种可以与世界文化对话的新传统文化秩序，也是一种现代化的文化。四、认真总结文化史发展的经验教训，为中华传统文化发展指明新的方向中国共产党文化人非常重视对文化史的总结，比如翦伯赞在1940年曾作《文化史的教训与中国前进文化》。艾思奇的贡献在于既从宏观上总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绩和缺点，又结合自己在哲学方面的专长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哲学发展史做了回顾。他在1937年6月到1940年5月先后发表了《什么是新启蒙运动》（1937.6）、《孙中山的哲学思想》（1938.4）、《谈谈边区的文化》（1938.4）、《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1939.4）、《五四运动二十年———感想与回忆》（1939.5）、《五四运动在文学上的重要贡献》（1940.4）、《五四文化运动的特点》（1940.5）等文，对中国的文化史作了系统总结。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启蒙运动，在历史上只是一瞬间，然而传统文化却经历了急剧的变迁。在五四快速变迁的文化环境中，经过长期的积累、沉淀而形成的中国传参考文献：［1］［2］艾思奇全书：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63,743.［3］［7］艾思奇全书: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26,491.［4］艾思奇全书: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23.［5］邴正.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229.［6］艾思奇全书: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9-80.［8］阿尔贝特·施韦泽.文化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1.责任编辑文嵘-74-
篇二：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社论
篇三：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社论
┣┫封面故事外媒看中国经济：提振全球复苏信心外国媒体普遍认为，中国经济保持增长势头稳中求进，将持续带动全球经济复苏，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稳定动力。文︱《中国报道》记者?张岩2022年春意已深，全球经济局势却不时乍暖还寒。世界经济正在从新冠肺炎的巨大冲击中逐渐复苏，但与此同时，通货膨胀、供应链受阻、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地缘政治等不利因素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情况下，2021年中国经济实现了8.1%的强势增长，今年又公布了5.5%左右的新增长目标。外国媒体普遍认为，中国经济保持增长势头稳中界经济增长提供稳定动力。“5.5%左右”增长目标超出预期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这一目标引发了外媒广泛关注，多家媒体评论称，“5.5%”的高目标超过了此前的预期。根据美国彭博社报道，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GDP增长目标确立为币基金组织（IMF）预测的4.8%和经济学家此前预测的5.2%。该文章提到，伦敦绝对战略研究公司（AbsoluteStrategyResearch）经济学家亚当·沃尔夫评论这一目标说:“中国政府的增长目标是在没有大规模刺激的情况下能够合理实现的目标的上限。”许多外媒同样认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和乌克兰局势引发的全球不确定性，中国的高目标显得“雄心勃勃”。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郝福满（BertHOFMAN）称，中国经济规划者现在面临诸多挑战，5.5%的增长目标实际上“相当高”。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中也提到，中国将2022年GDP增长目标设定为5.5%左右，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挑战，中国设定这一目标是“雄心勃勃”的。求进，将持续带动全球经济复苏，为世“5.5%左右”。这一目标明显高于国际货
2021年12月8日，在合肥北站物流基地，第2000列合肥中欧班列即将启程。当日，搭载100个标准集装箱的中欧班列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货运中心合肥北站物流基地驶出，开往俄罗斯沃尔西诺。42Copyright?博看网Bookan.AllRightsReserved.
COVERSTORY┣┫政策有空间有手段，要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中国今年“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政策取向，在外媒当中引起了广泛关注。
外国媒体普遍认为，中国经济保持增长势头稳中求进，将持续带动全球经济复苏，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稳定动力。就整体GDP增长目标而言，彭博社的报道指出，中国政府“5.5%左右”的增长目标表明了稳定经济的意图。预计目标表面上看起来很保守，但为刺激措施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可能会比2020提供的支持更有力。路透社也发布了题为《中国将2022年GDP增长目标设定为5.5%左右》的文章，指出今年中国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着力于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坚持稳中求进。该文章还提到，中国财政部已经表示将实施更大为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政府工作报告给出的宏观政策稳健有效，微观政策持续激发市场主体科技政策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激活发展动力，区域政策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社会政策兜住兜牢民生底线。《纽约时报》引用了李克强总理的发言“今年工作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指出2022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将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增加社会福利作为优先项。该报道提到，为了提振经济，2022年的政府预算要求增加支出，央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将增加18%。43日本杂志《外交学者》的文章同样注意到，虽然中方发布的经济增长指标低于去年的8.1%，但还是高出了经济学家的预期。文章写道，在今年这样充满经济风险的年份，中国设定了经济高增长目标，并出台一系列政策保证完成这一目标的完成。除5.5%左右的增长目标之外，文章特别提到，中方将消费者将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等指标同样值得关注。尽管普遍认为中国设置的增长目标较高，外媒却从中看到了中国提振经济的信心，对于中国是否能够达成目标有着十分积极的看法。英国《经济学人》周刊3月12日的文章引用李克强总理3月5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发言，“中国人民有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勇气、智慧和力量”，指出中国有能力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但中国国务院总理仍有信心实现2022年的增长目标。”路透社以此为题发表报道。该但中国有信心实现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报道还提到，中国几乎不会让自己的经济增长目标落空，要实现今年的目标需要更多刺激措施，“稳定”是中国在这一年的首要任务。《南华早报》也在报道中援引了多位专家关于中国2022年经济目标的观该报道引用了国金证券经济学家赵伟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正走在经济稳定发展的道路上。2022年一季度国民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唐尧也在报道中表示：“中国今年GDP有增长6%甚至更高的潜力。”“稳”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关键词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定为2022年我国经济工作的主基调。2022年政府工作任务的第一条也提到“着力稳定宏标，并承诺在今年出台更多的支持政策。年时为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打击所价格指数（CPI）预期目标设定为3%，点，阐述“5.5%左右”的目标能够实现。规模减税降费。济或将见底，逐步回归合理增长区间。”活力，结构政策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并发行更多债券来支付支出，2022年中报道称，尽管面临俄乌冲突等不利因素，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宏观Copyright?博看网Bookan.AllRightsReserved.
┣┫封面故事
2021年1月1日清晨，桥吊林立的上海洋山深水港码头一派繁忙，多艘大型集装箱货轮正在紧张装卸作业。《纽约时报》还同时关注到，2022年中国社会福利和教育支出都将增长10%左右。这包括中央政府增加对养老金的支持，帮助农村家庭和建造更多出租房屋的巨额支出。稳定就业是外媒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韩国日报》3月6日的报道称，在一词出现了76次，强调中国将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稳就业”目标也令人瞩目，中国提出今年将在城镇新增加1100万个就业岗位，将城镇失业率保持在5.5%以下等具体目标，这反映了中国将持续加大民生稳定的政策方向。美联社也从李克强总理3月11日记者会上就中国经济增长的发言中提炼出“促就业”等工作重点。报道提到，“李克强总理承44诺出台有利于就业的政策，包括对企业，经济开年的成绩单。1—2月份国民经济特别是小企业减税降费规模达到2.5万亿元人民币”。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民生的内容也备受关注。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提到，近段时间以来，中国多个政府部门负责人谈到了更多经济者的支持。该报道指出，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出，政府将“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升消费能力”，而具体措施包括支持农村居民购买新能源汽车和节能家电等。而在社会福利方面，居民医保筹资标准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都将增加。中国经济克服挑战开局“传暖意”3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主要生产需求指标出现明显回升，经济运行积极向好的势头正在增加。同日，多家外国媒体也从数据中看到了“中国经济呈现出阵阵的暖意”，称中国经济开局好于预期。路透社发表文章称，相关数据全面优于预期，中国经济开年“碰头彩”。路透社报道认为，尽管中国正在努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带来的挑战，中国的工业生产在今年的前两个月仍出人意料地加快了步伐，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也超出预期。报道指出，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2%，这一数字是自去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彭博社发表文章称“中国经济今年开局好于预期”。虽然外部环境依然复中国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稳定”支持的计划，特别是对小微企业和消费Copyright?博看网Bookan.AllRightsReserved.
COVERSTORY┣┫杂严峻，中国经济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但是总体而言，1—2月中国经济复苏的势头良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报道称中国经济开局亮眼，多项经济指标超出预期。报道称，中国经济持续稳步复苏，并援引资产管理公司保银资本首席经济学家张志伟的话称：“1—2月份的宏观数据相当强劲，这表明政府的扶持政策已经开始帮助中国经济恢复。”不仅是2022年的良好开局，中国2021年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同样得到了外媒的高度评价。“2021年中国8.1%日本共同社在一篇报道中表示，“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凸显了亚洲国家努力控制疫情的决心，同时，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也因此逐渐恢复。”美联社则对中国经济为何能在考验中取得“好成绩”展开分析：“当世界各国受疫情影响之际，中国率先走上了经济复苏之路，而中国政府还一直为实现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增长想办法，以降低风险。”卢旺达治理署前新闻主管、资深媒体人吉拉德·姆班达在“非中评论”网站发文说，从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出，2021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令人印象深刻，经济增速、新增就业、粮食产量等多项指标超额完成。中国能够要归功于中国有效的防疫政策、健全的监督评价体系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团结奋斗。尽管面临诸多风险挑战，但这份“成绩单”赋予了中国人民巨大的勇气和力量，进一步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信心。相信中国将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稳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发展的红利也将惠及世界。中国经济增长振奋世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世界经济受到了严重冲击。2020年，中国是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全球主要经济联，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德国这样得益于中国的经济腾飞。对于很多德国企业来说，过去10年来，中国市场一直是德国企业增长的最重要推手。海外媒体十分重视中国在当下地区冲突频发、新冠肺炎疫情反复、世界经济不稳定因素增加的局势之下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认为中国经济将十分有望成为世界经济的“正能量”。英国路透社称，随着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俄乌危机将削弱全球经济增长。但是，程度上缓解危机带来的冲击。彭博新闻社网站也认为，中国雄心勃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可能会对陷入困境的全球经济起到适度提振作用。该报道称，美国摩根大通及其他机构预计，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带来的影响可能给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抹去大约1个百分点。当前全球经济正努力应对俄乌冲突带来的滞胀压力，如果中国经济能增长5.5%而不是5%，虽然不足以完全抵消战争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拖累，但还是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帮助。“目前世界仍处于新冠肺炎疫情蔓中国发展的关键性举措将为世界提供新动力和正能量，帮助人们重新燃起为共同未来努力的信心。中国经济已展现出巨大的活力和韧性，中国市场带来的机遇将继续助推全球经济。”芬兰《赫尔辛基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表示。责任编辑：张岩体，为世界经济作出重要贡献。2021年，中国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努力将在一定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力量”。进入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5.5%左右的增长目标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2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再次吸引了世界目光，不少外国媒体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将再次振奋世界。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社论援引分析人士观点称，对世界来说，中国能够实现经济增速预期目标将是一件好事，因为与增长5%相比，中国实现5.5%左右的增长目标将使全球经济增长提升0.1个百分点。对于与中国有着密切贸这一观点在其他外媒的报道当中也有所体现。《华尔街日报》称，中国经济2022年的表现，将对世界其他地区制造实力和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也刊文表示，德国的发展同中国经济有着密切关的经济增长创造了10年来的最大涨幅。”中国再次以8.1％的增长在后疫情时代易关系的地区国家来说，将是一个亮点。延和经济复苏缓慢的困境中。在此关头，实现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产生影响，因为这些地区依赖于中国的45Copyright?博看网Bookan.AllRights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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