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思论 翟玥 赵贺
目前临床发现的胃癌（Gastric Carcinoma，GC）有关肿瘤标记物较多，如CEA、CA153、AFP、CA50、CA125、CA199 等，且多在GC 患者中呈高水平表达，尤其是在腹膜转移中，其升高更加明显，但其特异性和灵敏度在GC 腹膜转移诊断中均不高，需要进一步筛选出高特异性标记物，提高临床诊断效率［1-2］。甲胎蛋白（Alpha Fetoprotein，AFP）与肝癌及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糖类抗原199（Carbohydrate Antigen199，CA199）于1965 年在原发性肝癌患者的血清中被发现，能与抗胎儿血清起反应［3］。而近年来在其他肿瘤疾病中也发现了AFP水平的升高［4］。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是正常胚胎组织所产生，当细胞癌变时，此类抗原表达可明显增多，其升高常见于胰腺癌、GC 等，但CEA 不是恶性肿瘤的特异性标志，在诊断上只有辅助价值。此外，研发现究CEA、AFP、CA199 等肿瘤标记物在消化道恶性肿瘤的诊断及预后判定中具有重要价值［5］。为提高GC 腹膜转移的临床诊断率，本文主要对AFP、CA199 及CEA 在GC 腹膜转移中的预测价值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9 年8 月至2022 年5 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接受治疗的GC 患者97 例作为观察组，其中男64 例，女33 例，平均年龄（50.39±5.17）岁；
平均病程（5.48±1.06）年；
无腹膜转移86 例，有腹膜转移11 例。纳入标准：①临床资料完整；
②符合“胃癌腹膜转移的诊治策略”中GC 诊断标准［6］；
③患者或家属同意参加本研究；
④本研究获得医学伦理委员会同意批准。排除标准：①有严重造血系统疾病和传染病者；
②合并心、肺、肝、肾等其他脏器并发症者；
③合并恶性肿瘤和全身感染者；
④存在认知功能障碍和心理问题者。另外选取同期在本院进行常规体检的健康人群89 名为对照组，其中男52 名，女37 名，平均年龄（51.85±5.53）岁。两组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入组患者采集第2 日清晨空腹肘静脉血3.5 mL，对照组研究对象采集空腹状态下静脉血3.5 mL，均进行离心处理（转速为3 500 r/m，离心时间10 min，离心半径8 cm），获得上层血清。采用化学发光法对AFP、CA199 及CEA 水平进行检测（试剂盒购自美国雅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各肿瘤标记物阳性标准为：血清AFP 浓度＞8.78 ng/mL，血清CAl99＞37.00 U/mL，血清CEA 浓度＞5.00 ng/mL［7］。
1.3 观察指标
①检测无腹膜转移组和有腹膜转移组患者血清中AFP、CA199 及CEA 水平变化，并对其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对比。②对比无腹膜转移组和有腹膜转移组AFP、CA199 及CEA 阳性检出率，评估AFP、CA199 及CEA 水平与GC 临床特征之间的关系。③评估AFP、CA199 及CEA 指标对于GC 腹膜转移的预测效能：包括准确度、灵敏度、特异度、阴阳性预测值五项内容，准确度=（真阳性人数+真阴性人数）÷（真阳性人数+假阳性人数+假阴性人数+真阴性人数），灵敏度=［真阳性人数÷（真阳性人数+假阴性人数）］×100%，特异度=［真阴性人数÷（真阴性人数+假阳性人数）］×100%。，阳性预测值=真阳性数÷（真阳性数+假阳性数）］×100%，阴性预测值=［真阴性数=（真阴性数+假阴性数）］×100%［8］。④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GC 腹膜转移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8.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以（）表示，行t检验；
计数资料以n（%）进行描述，行χ2检验；
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GC 腹膜转移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均以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1 无腹膜转移组和有腹膜转移组AFP、CA199及CEA 水平比较
有腹膜转移组和无腹膜转移组AFP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有腹膜转移组CA199、CEA 水平均高于无腹膜转移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无腹膜转移组和有腹膜转移组AFP、CA199 及CEA水平比较（）Table 1 Comparison of AFPCA199 and CEA levels between non-peritoneal metastasis group and peritoneal metastasis group（）
表1 无腹膜转移组和有腹膜转移组AFP、CA199 及CEA水平比较（）Table 1 Comparison of AFPCA199 and CEA levels between non-peritoneal metastasis group and peritoneal metastasis group（）
2.2 AFP、CA199 及CEA 水平与GC 临床特征之间的关系
观察组CA199、CEA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有腹膜转移组AFP、CA199 及CEA 阳性检出率均高于对照组，且CA199、CEA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GC 组织中AFP、CA199阳性表达均与患者年龄相关（P＜0.05）；
而GC 组织中CEA 与患者性别和年龄均相关（P＜0.05）。见表2～4。
表2 观察组和对照组AFP、CA199 及CEA 阳性检出率比较［n（%）］Table 2 Comparison of positive detection rates of AFPCA199 and CEA between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n（%）］
表3 有腹膜转移组和无腹膜转移组AFP、CA199 及CEA 阳性检出率比较［n（%）］Table 3 Comparison of positive detection rates of AFPCA199 and CEA between peritoneal metastasis group and non-peritoneal metastasis group［n（%）］
表4 AFP、CA199 及CEA 水平与GC 临床特征的关系［n（%）］Table 4 Relationship between AFP，CA199 and CEA levels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GC［n（%）］
2.3 预测效能
AFP、CA199 联合CEA 指标对于GC 腹膜转移的准确度（92.46%）、灵敏度（92.58%）和特异度（88.15%）、阳性预测值（90.47%）、阴性预测值（92.59%）均高于AFP、CA199 及CEA 单一预测（P＜0.05）；
但AFP、CA199 联合CEA 指标预测效能与CA199 联合CEA 指标预测效能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
表5 AFP、CA199 及CEA 预测效能比较Table 5 Comparison of prediction efficiency between AFPCA199 and CEA
2.4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经单因素分析得知，血清AFP 阳性对GC 腹膜转移的预测无参考价值；
而血清CAl99、CEA 阳性对GC 腹膜转移的预测有参考价值（P＜0.05）。以血清CAl99、CEA、AFP 为自变量，以GC 无腹膜转移=0，GC 腹膜转移=1 为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Al99 和CEA 阳性为影响GC 腹膜转移患者预后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见表6～7。
表6 GC 腹膜转移患者预后的单因素分析［n（%）］Table 6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peritoneal metastasis of GC［n（%）］
表7 GC 腹膜转移患者预后的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Table 7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GC Peritoneal Metastasis
GC 是起源于胃黏膜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由于饮食结构改变和工作压力的增大，其发病年龄逐渐呈现年轻化，且因其早期无明显表现症状，所以国内GC 的早期诊断率仍然较低。以往研究表明，GC 的预后与胃癌的病理分期、组织类型、生物学行为以及治疗措施均有关联，提高GC 的早期诊断率有利于提高患者预后［9］。
AFP 为原发性肝癌较为明显敏感的肿瘤标志物，但其在胃癌、胰腺癌、睾丸癌等恶性肿瘤中也可见明显升高现象［10］。CA199 属于糖蛋白的一种，其存在部位多以胃、肠、胰腺等上皮层为主，是直肠癌、胰腺癌等疾病的常见标志物，其在胃癌中的水平也显著高于正常机体。CEA 是1965 年由Gold、Freedman 首先从结肠癌和胚胎组织中提取的一种肿瘤相关抗原，是一种具有人类胚胎抗原特性的酸性糖蛋白，也是一种广谱肿瘤标志物，存在于内胚层细胞分化而来的癌症细胞表面，是细胞膜的结构蛋白，在恶性肿瘤的鉴别诊断、病情监测、疗效评价等方面具有重要临床价值。有研究表明，这些肿瘤标记物对恶性肿瘤的特异度均不高，单一检测没有什么临床意义，需要联合检测才能提升其预测价值［11］。本次研究中，AFP、CA199联合CEA 指标对于GC 腹膜转移的准确度、灵敏度和特异度均高于三者单一预测，但AFP、CA199联合CEA 指标预测效能与CA199 联合CEA 指标预测效能比较无明显差异，与以往研究观点相一致［12］。本次研究中，GC 患者AFP、CA199 及CEA阳性检出率高于健康人群，结果与以往文献相符合［13］。推测其原因是，肿瘤进展侵犯腹膜，破坏腹膜上皮细胞结构，进而使腹膜上皮细胞中的CEA进入血液；
同时，当癌细胞变性坏死时，细胞内膜结构受损破裂，CEA 可出现在胞质的基质内。而胃癌在发生过程中，其癌细胞可能出现肝样分化，诱导AFP 的表达。俞善春等［14］曾推测GC 患者AFP 高水平表达与癌灶转移至肝脏后周围肝细胞分化有关，但该观点并未得到广泛证实，需进一步分析。而CA199 作为胃肠相关抗原，在胃肠道发生病变后由病变细胞产生，再经胸导管进入血液中，使得血清中CA199 浓度增加。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有膜转移组CA199、CEA 水平均高于无腹膜转移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Al99 和CEA 阳性对GC 腹膜转移回归系数分别为0.487、0.353，OR 分别为1.627、1.423，而回归系数、OR 均是表示自变量与因变量相关性的数值，两个因子的OR 均超过1 则表示CAl99 和CEA 与GC 腹膜转移的关系密切，说明CAl99 和CEA 阳性为影响GC 腹膜转移患者预后生存的危险因素，与沙宗美等［15］研究结论一致。
综上，AFP、CA199 及CEA 联合检测能有效提高GC 腹膜转移的准确度、灵敏度和特异度，且CA199、CEA 可作为评判GC 腹膜转移预后的有效参考依据，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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