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面的更张与新历史图景

共同经验与精神议题

新冠疫情期间读到印象最深的与疫情相关的小说，一篇是弋舟的《掩面时分》，另一篇是石一枫的《半张脸》。

《掩面时分》写情感、职场，写最寻常的生活，疫情之下的遮面之城，却透露了人的藏匿与隐变，表面上是口罩隐藏了的半张脸，实则是历史给出的谜面，欲望人心的四下逃匿与无处可逃。那个“去一个朋友的家”的男人似有若无，在方寸之地，却杳无踪迹，时间永远没有谜底，唯有悬置与暂时安放。小说直截了当地说及，疫情当头，摘掉口罩，已是“非常时期最高的礼仪”，然而“如今世界都陷入了空前的迷茫里”。其中提到一种困境的共享，这是疫情期间集体分享的经验与精神，也有仿佛可以“分摊掉实实在在的重荷”的某种可能。“可理解了自己之后，我才能平静地、甚而是不带羞愧地去容忍自己与理解世界。”如今，脸上的遮掩之物徐徐摘下，是否就真的能够显露“自己”并“理解世界”？时间再度开启，他和她、人和人，再度走向开放，然其又将以何面貌示人、示己？

石一枫所凝视的“半张脸”，讲的是人们往往只能看到人脸的上半部分，“脸的下半部则埋在蓝色医用外科口罩里”。小说《半张脸》不断将男女情感之间、人性交互之中的语式，隐喻疫情时代的社会性话语，而在他们生活的“半面之城”里，更多的是错认与误读，就像里面单眼皮男人所犹疑的，“如果只看半张脸的话，人与人之间的相似程度会陡然增高。你完全有可能把丑陋的认成俊俏的，把猥琐的认成端庄的，把晦暗的认成明艳的”，更容易趋于陌生与冷漠，如其中的单眼皮男人和双眼皮女人，从似曾相识，演变到猜忌与交恶。最后他们假装友好，不欢而散，“他度过了旧的一天，又换上了新的半张脸，和一个似曾相识的男人坐在一起，像古城的所有过客一样内心沉默”。“我”猛然发现，这到底是一场游戏，有游戏便有规则，它需要遵循一定的机制和秩序。联想到“半张脸”的生活，我们便始终被置于种种限定之中，为另一套规则所诫制，包括“半张脸”本身。这何尝不是另一种谜“面”，然而无论是谜题之新旧，还是历史的分岔与人心的错愕，都在所难免。直到现在，缠疾渐释，俗世喧嚣的喜气再次扑面而来，应验了小说里的一句话：“整个世界都在经历萧条，国内也刚复苏不久，因此仅仅是摩肩接踵的人群就足够令人兴奋的了。”大疫三年，全世界尤其是中国，分享着相似的体验，这样的集体或身体经验与情感记忆，构成了新的文化及精神议题，也记录着最具普遍性的情感转向。

犹记多年前读基辛格的《世界秩序》，其中提到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时代，政治和宗教却壁垒重重。而在后疫情的当下，全球化更是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技术壁垒、金融危机、自由裂变，种种既定的共同体与价值观不断分崩离析。几乎形成共识的是，在百年变局之中，后全球化的时代降临，世界势将重建新的秩序。这让我想起东西2022年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飞来飞去》，篇幅不长，但直抵当代世界的文化要隘。主人公姚简从美国纽约回到国内照顾病榻上的母亲，然而却遭遇种种文化的冲撞，内在伦理随着文化秩序的裂解开始动摇，加之母亲的意外身故，家族的诡异难解，生成由内而外的情感分化。小说的核心是一桩悬案，病危的母亲的氧气管是谁拔的？真相莫衷一是，亲人相互猜忌、构陷，联想姚简在中美之间“飞来飞去”，友人对中美文化的误读，姚简的心里滋生了摇摆、犹疑，揭开后全球化时代的情感、文化困局，以及新的总体性的何去何从。当然，对于姚简这一个体而言，最难以释怀的是母亲的离世、亲人的倾轧、伦理的失落。历史拐点和时代转弯的过程，最终落于每个人身上的，还是情感的转向与重建。

英雄主义与雄浑诗学

这注定是一段万难忘却的经验，新冠阳性后接连几日高烧，鼻子堵得如水泥封墙，肌肉酸痛，咳嗽难忍。随后是相互感染，亲人病倒，唯有互助互勉，相互打气。人变得颓唐，病毒仿佛游遍全身，冲击人的意志。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接到亲人离世的讯息，最悲痛的是我的外婆去世，我带着父母披星戴月往回赶，幸而见到她最后一面。我记得我落泪了，我一直是个很理性的人，遇事再仓皇，也从不掉眼泪。外婆把我从小带到大，我看着她一点点老去，直到她离开我们，每每想起还是伤怀不已。病去如抽絲，病毒冲击着我的身体；
逝去的亲人，又一度抽空了我的魂灵。我不知道从此以后，我们将以什么样的面貌重新启程，身体是否脱胎换骨不得而知，情感的不断颓圮却已成事实，我们是否重新面临意志的重塑与情感的重置，不得而知。

后疫情时代当然意味着一种新的时间的开始，这样的历史意识的获取，来源于身体与情感的重整、重生。从规制静默之中，及至最后从疾患之中释解，重要的是，疫情并不是如雨过天晴般过去了，而是更多地浇灌到我们的情感结构之中，摆脱不掉，也遗忘不了，于是乎构成了我们身体和灵魂的一部分。“阳康”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精神上还是显得萎靡不振，但是出于种种原因，我始终坚持阅读，当然主要是读各式各样的小说，一方面是职业习惯，另一方面则是那些虚构却又无限指向现实的文本极大地吸引着我。我于衰颓之中，进入那些主体、故事及文本时，开始深切地意识到，我们当下需要一种雄浑、壮伟的艺术，借以激振心理之颓靡，于静水或死水之中再掀波澜，亦即呼唤有力量的文学，不单拨乱反正，还期待**情感的困局。

叶舟的皇皇百万言的长篇小说《凉州十八拍》，以西北凉州映射近现代中国的风云诡谲，雄奇悲壮的凉州儿女，逆历史之浊流而动，捍卫理想，重铸意志。其中的下卷第十四拍，胡笳八十四节，顾山农试图破除国族之迷信，趋向世界之文明，“国人之迷信，迷信之危害，究其实，总归与世界大势不符，也跟天下之文明相悖，乃是极大的糟粕，乃是无用的异端邪说罢了”。无论是世界大势，还是天下文明，在中国的大转向中，都需要大气魄与大无畏去捍卫。“我就是想保凉州，保河西一线的路途畅通，也是为了保天下贸易”，但当身边的沈光宅问起这样的话，谁来保顾山农他自己时，顾山农沉默了，或无法回答，也许他根本不需要谁来保。我在想，彼时的顾山农，颇有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孤胆英雄之感。天赋异禀的顾山农足智多谋，一出“借刀杀人”做掉了挡在眼前的拦路虎；
他情义兼在，不仅如《赵氏孤儿》中的程婴保护并培育惊白，使其成功脱险并成为一方首要代表，而且帮助了走投无路的沈阁兰留在朱家嘴子；
等等。《凉州十八拍》从武威城的民间抗灾说起，“在尘土漠漠的苏武山上，六郡老摇身一变，结成了一捆千年的干柴，一根坚忍的主心骨，钉在了凉州人的心坎上，局势一下稳静了许多”，悲凉中的悲壮渗透于纸间，进而讲到建功立业，奔赴革命，再造凉州、中国。“人事慷慨，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崇节俭，敦礼让，质而不野，尚武兴文”，雄壮威武的凉州儿女、中华儿女，西北望，震慑神州。清末和民国年间，正值近代中国历史大变革，断不是莺莺燕燕的蜜语柔情可左右的，如欲掌控时代之舵，最起码不于昏暗之际遇沉沦倒退，意图重造一番功业，没有坚忍的心志、雄壮的情思，万难达成。

革命儿女的壮志凌云，以及温情子民的悲悯情怀，还令我联想到阿莹的长篇小说《长安》。小说写新中国的军工人，他们造枪改炮，敢教日月换新天，豪迈多情，不遑多让，尽管遭受误解甚至殒命，但是他们或壮烈或宽柔，都不曾失落本心。与宏放与豪宕之事业相趋近的，是一个个顶天立地的人。这样的文学作品不仅出自北方，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写潮汕人下南洋，郑梦梅等人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命运波折，坚忍而雄强，始终不忘民族大义和精神大德。在重整河山的当头，每一种文艺作品的出现都有着自身的历史语境，而意义的浮露则可反映当代中国的文化悸动，比如2023年春节档电影《满江红》，虽然外在形式上未能真正与其精神内核相匹配，但如其还能动人心魄，兴许就在于岳飞的壮怀激烈。《满江红》移植于当下的时态，或许是疫情过后，太需要这样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实践美学与理想再造

疫情之后我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付秀莹的《野望》，小说绘制出了中国北方乡土的全景图，然而这样的书写早已不同于既往的乡村叙事。小说通过一个个节气推衍下去，秋去春来，山乡巨变，景象已多有不同，参与其中的，是新的历史语境下的实践之功和发展意志。当下的时节也正是严冬渐远、旷野春望。疾病散去，怠惰仍存，对我而言，除去雄健的认同，便是实践之事功。相对崇尚那种实践的美学，我也曾断言过当代文学“向外转”的趋向。原因是现在的文学，真正写在中国大地上的不多，倒不是说形式、修辞的技艺已经过时，而是仅仅如此还不够，以语言、形式的变化为旨归的文学实验已经成为小说的潜流和质地，但当下判断好小说的标准，又或者说在“小说革命”呼声日隆的今日，新的异质性以及新现实主义的尝试已是当务之急。这就提示了小说写作的另一种难度，“新乡土叙事”或可成为某种镜像，当代乡土文学写作者在经验的多重性中，直接或间接蹈入新的乡土现场，以一种实践的和行动的美学，表达当下的“山乡巨变”。乔叶的《宝水》、关仁山的《白洋淀上》、海勒根那的《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范稳的《太阳转身》、李约热的《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等等，如是这般摈除凌空蹈虚、探询足履实地的言说姿态，对于扭转后疫情当下的情感僵局，想必多有裨益。

在冯骥才的长篇小说《艺术家们》中，楚云天的寄身现实又超然世外的气度自然不可复刻，但我更在意那个超拔高洁的画家高宇奇，他最后陨身于雪山之巅如一道闪电，掠过夜空之昏暗浑浊，将四处分岔的艺术纷争、美学抉择，引向了壮伟与雄阔。尽管他的身上充满悲壮色彩，但无疑更接近于艺术真正的曲径与大道。林森的中篇小说《海里岸上》，代表着海洋写作的澎湃和壮阔，也为当代文学勾勒了不可或缺的版图。迟暮的老船长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他与大海搏斗半生。以前的英雄多存于史诗与战争之中，但沉浮在汹涌的海上，成为他们夜以继日的生活。卸甲归田的寻常生命，依旧不忘激越的念力，是以重建人类情感的勇毅。

话说回来，历史当然不是人人得以于焉浩荡澎湃，但却可以选择自己的看法和活法。黄咏梅在《昙花现》里提到，“比起父亲那些‘小园香径独徘徊的诗词，我更爱听母亲讲她们演样板戏的故事，台前和幕后，戏里和戏外”。小说中，命途多舛的林姨妈疾病缠身，因而，在她的家里，放置着不少野草晒干后变成的“看门药”，“它们分别负责一些常见的病症：凤尾王负责小腹坠胀、车前草负责小便不畅、蒲公英负责白带异常、鸡骨草负责口苦口臭……”对她而言，自己已经久病成医。每一个历史转折的时间节点，个体都将面临情感的拐点，在艰困时节，林姨妈、母亲、徐姨妈她们历尽险隘，对那种“穷及无望”的生活“感到彻骨的害怕”，“她们对‘新生活满怀激情和希望，坚强的意志在‘新生活的召唤下变得风吹草动，即使用爱情这种美好的东西也难以固定”。于是她们唯有鼓起最大的勇气，在昏昧的日夜勇毅直前，尽管这早已超出自身所能掌控的径向。值得注意的是，在《昙花现》里追溯母亲与几位姨妈的情感史和生命史时，背景是寸步难移、只能通过视频遥对的疫情时期，而“我”正是通过卫健委的健康码，找到了林姨妈念兹在兹的前男友钟俊人。小说最后，她一辈子求之不得的他，眼神空洞无物，生命中亦是充溢着无奈与无力。但彼时疫情，通过视频所见和亲身经历，也许会相差甚远吧，如果“我”能亲临其境，俯身凝望钟俊人的眼眸，也许一切又会不同。因为疫情的阻隔，观看和体验的方式，形成了新的现实镜像，主体情感的偏差也不可避免。历史的差池也好，情感的离向也罢，我们最终还是要像林姨妈不断回到《红灯记》和《红色娘子军》中，回到亦幻亦真、亦虚亦实的经验主体中，召唤那个理想化的、浪漫化的自我，以对抗如昙花般惊艳却短暂的时刻，以及盛放与凋零并存的命途。

个体的英雄主义和精神献祭，在陶丽群的中篇小说《凈脸》里，也尤为突出。莫老太以一己之力，为死者“净脸”，对抗死亡和消逝。小说以诗化的语言触及了一种灵魂的诗学，关乎生与死，仿佛有所依，又不断超离，将语言的调性向上提，从地方性的写作中，见证灵魂的洞明。边境村落糯弯村是一个以种植八角为生的寨子，和越南北部山水相连，这里矗立着阔大的深山老林，遍布古木奇树和体形庞大的野兽。故事的高潮来自最后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切都“准备好了”，莫老太脱去死者的衣物。除了头部，这已是一具破损不堪的躯体，整片腹部被边境山野的野猪的獠牙顶得一塌糊涂，“一些肠子暴露在皮开肉绽的肚皮上，这是致命所在，暗红色的血已经凝固了。几个年轻人看着亲人破损的身体，沉默不语。给亡者净脸，这是亡者的肉身和灵魂得到彻底洁净的礼仪，没有人会在这样的时刻喧哗”。莫老太平日里素雅、安宁，甚至是颇求体面之人，在对尸体的缝补、清洁，以及对亡灵的超度中，莫老太更显平静，对肉身和魂灵饱含敬意。不仅如此，《净脸》中的爱情与乡情、肉身与灵魂，裹挟着那些难以启齿又无法自拔的恨与悔、罪与罚，生命的悲歌，人世的礼赞，始终漫溢着悲情和怜悯，一个个灵魂在乡间游荡，悉数出现在莫老太的梦境和现实中，“这一生的疼痛不会轻易消散了，它没有得到应得的忏悔，但必须接受，因为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她默默地想，带着疲惫穿过清晨”。因为疼痛与欢欣确乎就是生活永不凋落的部分，意味着人本身的意义，又或者说，那就是灵魂的以及生命的诗学，甚至乎其中的幽灵叙事，写出了生与死之间界线的弥合，也透露出一代人的彷徨和献祭。莫老太以一个人的痛彻超越死亡的可怖，寻向生命的磅礴和深邃。

刘亮程的长篇小说《本巴》则演绎出另一幅英雄的壮景，这是对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的一种续写和再创，是一个返璞归真的文本，在“搬家家”“捉迷藏”“做梦梦”等游戏式的场景和情节中，所有人都曾一度静止于25岁，元童话、史诗、小说的形式架构开始形成，并传递出一种未尝或已的新理想主义。最后，无论是战无不胜的江格尔，还是无恶不作的莽古斯，都是史诗说唱者齐的创造。他们都因为讲述而不断复活，这不仅是江格尔同时也是文学自身的英雄主义式的归属或归宿。

在东西的《回响》里，文学的力量亦是幽深而强韧。从情节结构看，小说的奇数章是警察冉咚咚侦破杀人案件的现实书写，偶数章则是丈夫慕达夫与冉咚咚婚姻中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和心理。故事叙述的是一个特别的家庭，侦查破案的人民警察与作为文学教授的丈夫之间的沟通或隔阂，却指向的是每一个家庭以及每一个人。从一种特殊性能够升华到普遍性与总体性的意义，我想这是文学的价值所在。男主人公慕达夫是一个文学教授，倾慕和崇敬郁达夫，面对情感分裂、婚姻危机以及心理创痛，文学所塑造与映射的自我，使慕达夫得以不断审视、反思和重建面临坍塌的内部，挽回、坚守并试图拯救与妻子的爱情。在我看来，文学足够宽广、包容，充满共情和想象，我们能够借此建造生活、重塑理想，并且以之观照芸芸众生和大千世界，创造情感的与灵魂的“回响”。

生活传奇和历史情动

谈到文学本身及个体情感，至今犹忆迟子建的《白釉黑花罐与碑桥》，沉雄，浩大，处处写历史，又往往对焦现实，从历史的幽暗处，从不为人知的民间，打捞屈辱中守护的伟力，于时间的洪荒中树立情感的界碑，重建中国的精神传统。“我”是一个人文学者，面对历史变迁与人世变故，代表着知识分子的态度，其中所面对的，不仅是专攻之术业的古物鉴定与传统承继问题，而且还面临现实之种种可颂赞之人事与可鞭挞之怪现象，这样的主体兼具温情与理性。小说尽管探幽历史与古物，但写的是疫情里的现实，当下世态不好，但窑工、舒氏等的宅心仁厚与矢志不移，又指示着现实的另一种情感。“我”以今透古，又以古鉴之，历史与现今的双重视阈始终贯穿小说。无论是宋徽宗、宋钦宗，还是金熙宗、完颜亮，历史沉浮、翻转、浩茫，投射到每个人的身上，都是偶然中的必然。靖康之耻，宋徽宗、宋钦宗带来那些“身怀绝技的匠人，就是带来了血脉”，传人们则将白釉黑花罐代代相传。宋徽宗死在五国城后，巴兰河边的西山上的青石碑，“岁岁年年伫立着。从舒氏这代开始，家族一代又一代的人，无论游猎到哪儿，不忘护卫这块碑”。小说述及舒氏，骑马、狩猎、打鱼，“独自穿行在山河間毫无惧色”，这样的“如男人般英武的王朝，那股凛然决绝之气，岂是沉迷于花前画坊的他所能抵御的，蒙受靖康之耻，似也是必然的”。从眼前之人引向历史喟叹，英武有力成为南宋衰败的镜照，时间似总映衬出某种辩证，统一与分裂、封闭与开放、雄伟与阴柔、常稳与变迭、宏阔与幽微，情感的转向也大抵如此。小说最后，“我”携带着如入桃花源般难以辨别“有”和“无”的记忆与认知，第四次来到依兰，最想看的是宋徽宗留下的碑桥，历史之思将纵深处的沉积之物打捞上来，对照并直视当下的人心与现实。其间的浑厚与延续，证见情感的守持力在时间的锁链中愈加坚忍博大。

相比迟子建的“常”，潘向黎的《兰亭惠》则偏向于“变”。儿子的变心在前，老夫妇设局与前准儿媳诉话家常、表白心迹，到头来却转变成冷冰冰的“危机公关”，人性之幽深有时竟不可测度。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并不是疫情使得人际隔绝，而常常乃是人心和人性使然，疫情只不过是另一重显影的镜像。从这个意义来看，“后疫情”也许是个伪命题，又或者其常常成为某种出口或借口，用以遮蔽当下的困境，但情感的困囿与精神的开放本身，却始终是不可回避的命题。

借此谈了很多文本，基本贯穿疫情期间我的所思所想，在我的阅读史占据着特殊的位置，而且不断融入情感的血脉，或稳固、或转圜、或悬置、或回撤，那些能够引起深切反响的人物的精神意志，对照着我的“心”动与“情”动。这是我在疫情期间和后疫情中的个人档案，也由于其中的共鸣或排异而不断摇动我的精神之塔，从而在固有的情感结构中打开新的缺口，这也许是我或我们朝向未知和未来的契机。

2022年底，在新冠阳性的那段时间，应“文艺批评”公众号年度书单推选之邀，我推荐了三本书：艾伟的《镜中》、凡一平的《四季书》、朱山坡的《萨赫勒荒原》。他们打动我的地方，在于生命隐喻之雄浑，以及情感沉思之深厚。《镜中》写破裂与弥合、《四季书》写循环与再生、《萨赫勒荒原》写冒险与革新，它们衍化成一种情感回路的流动或流变。在这期间，我始终在想，疫情三年，我们在情感上缺失了什么？现实的丧失业已无法挽回，但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弥补或令其重新生长。彼时的封闭一度成为常态，如何重启，如何新创？即便是“阳康”之后，身体与心理的创伤也许还将持续，退避、畏缩，回撤而不进击，保守而非进取，延宕不复迅猛，我们的生命一如三年来一般充满危机与防范，各自保持着所谓的“安全距离”。重建一种新的浪漫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似乎已经迫在眉睫，只不过一切都还是如此审慎，也许一种新保守主义还将蔓延。

但这并非坏事，看清并接纳这一切之后，重返龙蛇混杂的现实，思虑情感的流向，尔后再去寻向前路，兴许才真正有效、有益。李司平的中篇小说《流淌火》写消防员和消防队的生活，展现特定群体消防员的情感和心理，语言充满野性，生死悲欢四下蔓延：“我如遭雷劈，僵在当场，我知道海成废掉的那根指头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一根棺材钉，不仅带走了海成，还带走了我，它将永远深深地钉在我的心口。我的身子瞬间变得松散，再也无法有效站立。”其中，“我”如何超越生理的与心理的障碍，代表着每个人在每一个重要时刻的情感转换。而克服尿床这一与生俱来的缺陷，又隐喻着一个人——男性及其自我确证——的胆识和意义。消防员的生活常有牺牲，但是小说并没有大而化之，而是以勇毅的姿态，直面消防员灵魂深处的境况，引导主体超克自我，获致新生。失去生命的海成、队长马森凯的妻儿、视死如归的宝来等人，伤痛与死亡对他们而言，既是创伤，也是勋章。而“我”最后在死亡的威胁里超越恐惧，但是马队长却在火情的危难之际，把氧气罩给了我，他的逝去使我备受煎熬。小说甚至面对牺牲都不煽情，写出了粗粝的生活以及充满余数和例外的状态，在大悲痛和大创伤中重整失落的情感。

说到最后，事实上使我困惑同时又令我深感兴趣的是，世界与历史的整体“情动”指示着其中的系统性动向。情感的静水流深与激化突变，一方面是时间延续中的潜流，相对稳定和固化，并且依循必要的伦理逻辑和价值理路，完成属于自身脉络的流动；
另一方面则是突转与变革，那些忽然而至的骤变，关乎着转向或转折的内外蕴蓄。更多时候是兼而有之，又或者说复杂纠葛，在情感岩层的深处，在不同的现实肌理中游走、藏匿，这个过程是否存在着某种情感的整体可控和自觉调节，又或其高度自治，难以把握。我更倾向于认为，一般而言，现代主体的理性化过程，包孕着合理与可控的情感，在一种基于总体结构稳定中处置局部或细微失衡，不仅对于个体，对于历史亦然。因此我们能够做的是，不轻易放过或丢弃情感的任何一个部分，即便其再隐微、再幽暗，同时调准宏大与整体的动向。在情感的转向和伦理的重铸中，这样做尤为重要。

结语

疫情消歇，但人类显然无法从头再来，也难以完全从中走出去，于是确乎只能另辟他途。正当我们犹疑徘徊之际，人工智能却由于ChatGPT的进阶，迈向了新紀元。如果将ChatGPT带来的革命诉诸文学，风格无疑能够模仿，内容难免可以复刻，人工智能的创造力也不见得比人类差。我倒是认为，情感的幽邃曲折、丰富矛盾，清澈纯粹或者说虚与委蛇，以及暧昧不明的纠葛缠绕，才是最难以把捉的吧。因而，新冠之后，谈情感的变动逻辑与转向路径，谈人与人工智能的互动、博弈及相互参照，意味着人在当代历史获致了新的尺度，虽然技术革命不可规避，虽然现代以来人的主体异变或异化常常令人悲从中来，但新的历史参数的出现，毕竟蕴藏着可能性的界域。

回到开头提到的《掩面时分》，里面隐现着一个神秘莫测的男性：“他就是一个谜面的制造者，给一个又一个他经过的女人，留下了不可追问的去向。”人面不知何处去，疫情的一页似已撕下，情感的转向尚未明晰，雄浑的文学或可重整旗鼓，美学的映射、理想的再造亦能鼓荡人心，又或许，疫情仅仅是一个幌子，是人性本身移步换形的镜像。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时间已经过去，更多的时间仍未展开，新冠疫情自然是一种历史的中间态，旧的收束意味着人的意义与当代性情感的另起炉灶。在这个过程中，太多的未来需要重新定义，新的精神跋涉又将重临开端。世界格局走向何方仍是未知，谜面的更张似也始终持续，无论是德勒兹的异质性“块茎”，还是海德格尔意义的伟大“开端”，都指向着历史与主体的内部秩序的重整、开新，以及多元化的情感装置正在生成，循此重塑可能性的生活，重建总体性想象，终而实践历史图景的新的创制。

曾攀，评论家，现居南宁。主要著作有《跨文化视野下的晚清小说叙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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