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动身远赴苏俄莫斯科之前，瞿秋白心里最难舍的，还是自己落魄潦倒、寄人篱下的父亲。
1920年10月16日，刚参加过“五四运动”的瞿秋白，就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和《晨报》同时派去的李宗武、俞颂华等人，远赴“赤潮澎湃”的苏俄采访考察。“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国内外反动势力激烈斗争，城乡基础设施与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生活物资极度缺乏，全国皆处于普遍的饥荒中。没有吃，没有穿，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路边，时人称之为“饿乡”。瞿秋白还患有严重肺疾，堂兄瞿纯白劝他勿去“绝地”。瞿秋白却感山河破碎，身世浮沉，正是抒发英雄志、笑傲天地间的大好时机。他用指天誓日、斩钉截铁的态度告诉劝阻他的人：“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
如果说鲁迅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从中看见了世人的真面目，那么对于瞿秋白而言，人事代谢与春秋蹉跎，仿佛是清冷的秋风将原本在山间自由飘飞的落叶，彻头彻尾地扫入谷底。瞿家在出生地江苏常州，本也名门望族，祖上历代多出进士举人。奈何至父亲瞿世玮这代，不仅没保住诗礼簪缨的累世风流，日子甚至过到举步维艰的地步。瞿世玮无产无业，常年寄居在叔父瞿赓甫出资建造的瞿氏宗祠——常州旧城里青果巷八桂堂天香楼。瞿赓甫是晚清重臣张之洞幕下之能吏，在湖北为官三十余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推行新政时，将瞿赓甫倚为左右手，委其办织布、矿务、缫丝、炼铁各局厂重任。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瞿赓甫夜以继日为张之洞征兵筹饷，克艰纾难。雷霆转战三千里，风浪同舟十五年，二人意气相投，同心同德，不失为晚清官场一段佳话。
早年瞿家日子阔，瞿世玮修剑术、习医道、学绘画，颇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之风。1903年，叔父瞿赓甫死于任上，瞿世玮学到的那些无以为生计的屠龙术，根本负担不了家庭经济开支，生活便在妻子金衡玉一人肩上担着。1916年春，瞿家所有家产皆已典尽，还欠下一屁股债，债主日日催逼，生活面临破溃。家徒四壁，捉襟见肘，金衡玉眼睁睁望着昔日的飞檐高轩，如今碎成破砖烂瓦，生活像是一头猎物般，被无常的命运之矢射进死穴，一丝丝不得动弹。
金衡玉本是广东盐大使金心茗次女，嫁入瞿家前，过的也是锦衣玉食的富贵日子。饱读诗书的她，更是懂得“日中则昃，月盈则食”的道理。她望着眼前这壁有苍苔甑有尘的屋子，面对无可挽回、死水一潭的生活，富贵早已成明日黄花，以后恐怕连温饱都要成问题。金衡玉像是一头迷路的鲸鱼，海面无边无际，她不停地翻动身躯，搅动起生活的浪涛。但再多努力也是徒劳，她的大海阴冷潮湿，恶浪翻滚，海面苍苍茫茫，找不到指引前行之路的灯塔。她终究是累了，是年正月初五，抛却无辜孩子和难以为继的家庭，用虎骨酒吞服红火柴头，一了百了。后来，瞿秋白在1922年出版、真实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社会现实的报告文学集《饿乡纪程》绪言中写道：
“从我母亲去世之后，一家星散，东飘西零，我兄弟三个住在北京，还有两弟一妹住在杭州四伯父跟前，父亲一人在山东。”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瞿世玮猝不及防，他仿佛经历了一场骇人的噩梦，在梦里被烈火焚烧，被刀斧砍斫。世界这么大，妻子撒手而去，留下自己缥缈若孤鸿。然则饭还得吃，日子还得过。金璇去世后，瞿世玮顶风雪渡黄河，千里跋涉来到山东济南府，投奔同乡山东乐陵县知事王璞生。此时，瞿世玮早先修习绘画的经历起了作用。王璞生念及乡情，见瞿世玮为人也算忠厚，又擅绘画，便慨然接纳他当家庭教师，允其借住在济南大明湖南岸的娘娘庙街15号王家府宅。
大明湖畔，是极具性灵之所在。微风过处，水波漾起，一道道波纹像是一条条锦缎，柔软地静卧在湖面。没有风的时候，湖水清澈见底，和蔚蓝的天空浑然一色，分不清是湖底的鱼儿在天上游，还是天上的鸟儿在湖里飞。一泓碧水自鹊华桥码头蜿蜒而出，流向王璞生的家。王璞生站在高逾数丈的鹊华桥上向北眺望，近处是荷柳相依，桨声灯影，画舫轻摇。远处是鹊山横亘，华山巍然，二山遥遥相对，相看不厌。沿途的稻畦菜地、莲塘水村、茅屋渔舍，都仿佛在湖中沿着水路纡回行进，待一点细雨飘落，便又纷纷隐现于朦胧云烟里去。
当晚在湖畔酒家，瞿秋白与父亲瞿世玮外加王璞生三人，围着草棚底下一张小圆桌对坐。饭菜下肚，酒过三巡，暗淡的灯光把气氛装点得冷冷清清。看着眼前的残肴剩酒，三人谁也不再动筷子，颇有些面面相觑的尴尬，瞿世玮率先打破安静。命途多舛、雨打飘萍，瞿世玮显得很是憔悴，缓缓开了腔：“现在世界交通便利，几万里的远路，也不算什么生死离别……只要你自己不要忘记自己的职务。” 他的声音轻微而略带沙哑，仿佛瞬间就消散在湖畔的微风里。但瞿秋白却一字一句，听得真切。
瞿秋白为何如此决绝，远赴“饿乡”？这得从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说起。
母亲自尽后，瞿秋白恸哭无泪，瞿家也随之分崩离析，债台高筑，“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的瞿秋白，为了养家不得不主动辍学，来到无锡南门外江西桥的杨氏小学任教。说是学校，校舍就建在一座破败的祠堂里。瞿秋白既当老师教课，又当校长管理校务。穷乡僻壤锁闭身体，繁杂俗务禁锢思想，此时的瞿秋白，身心皆处于巨大煎熬中，觉得“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难道就这么碌碌无为、耗费人生吗？瞿秋白在心底发问。不多久，他離开学校前往武汉，投奔堂兄瞿纯白。这一年，他十七岁。
瞿家两代人、父与子，皆似汪洋中之孤筏，被时代的浪潮拍来打去。靠堂兄帮助，瞿秋白先是考取了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英语专业。此时的瞿秋白，正值眼界打开、思维活跃的好时光，学校普通的师资和平庸的教学，根本满足不了他求索真理和探究人生的理想。于是，他又投奔到黄陂的表兄周均量家。周家在当地是名门望族，有一间特辟的五开间平房，作藏书室和书房用。书房前设花园，后置池塘，春夏秋冬，花香袅袅伴着波光粼粼，诗书传家的日子也变得情趣盎然。世家子弟周均量嗜书如命，每日于此屏气凝神，攻读不止。这笔丰富的藏书，为那时瞿秋白消极的人生，照进文明的光亮。
周均量藏书极多且杂，既有儒家经典，也有老庄佛学。修身齐家、五蕴皆空、道可道非常道……这些中国古代的庞杂知识与理论，为价值观还在形塑期的瞿秋白，画出了一幅驳杂的思想地图。窗前一盏荧然的灯光，一直亮到后半夜，姑母就知道是秋白还在读书。白天姑母嘱咐周均量，要对这位远道而来落难至此的表弟多加关心，还嘱咐瞿秋白要爱惜身体，不要拼了死命读书。瞿秋白听后，非但没有减少阅读，还请堂姐瞿兰冰在书房的窗棂挂上厚厚的帘幕，姑母见他是这般痴迷，也就不再絮叨。
瞿秋白很少与姑表兄妹们闲话，只有对表兄周均量，瞿秋白无话不谈。周均量有每天记日记的习惯，记完就把日记簿放在床头，吹灯入睡。有次瞿秋白见到便大胆问道：“表兄，你写的日记，我可以看看吗？”那时，瞿秋白满心以为这个无理的要求，周均量会断然拒绝，没承想他竟爽快地答应：“这有什么不可以，你想看就看吧，对你难道我还有什么避讳吗？不过，这些日子我记了不少我俩在一起的谈话，记了很多你的言行举止和兄妹对你的评议，你看后可别多心。”听完后，瞿秋白爽朗地笑了，周均量霎时觉得，此时此刻的瞿秋白放下了心里的担子，放下了母遭横死的悲痛，开心得像个孩子。
很多年后，因为历史的回环曲折，二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瞿秋白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为了革命36岁便英勇就义。周均量一直为国民党政权鼓噪呐喊，晚年定居台北，孑然一身，活到96岁。他还写下《铁锁龙潭》一文，回忆与瞿秋白交往及决裂的经过，并恶意歪曲和攻击瞿秋白的革命行为。山一程水一程，风一更雪一更，风烛残年的周均量在台北疯狂思念滞留大陆的后代亲人，不知他油尽灯枯之时，是否能想起与瞿秋白倾心晤谈的那些夜晚？
静心阅读的日子，瞿秋白过了三四个月，直至1917年春，堂兄瞿純白到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也许是书读多了，精神的闸门已被思想的洪流冲撞开来，旺盛的求知欲也随之一泻千里，瞿秋白跟随堂兄来到北京，住在宣武门外。常州中学的老同学张寿昆带他来到北京大学文学院旁听，课程的主讲人正是名噪一时的陈独秀与胡适。彼时的陈独秀，已是新文化运动旗手、北大文科学长，而瞿秋白只是个初到京城还不知出路在哪儿的毛头小子。瞿秋白静坐在沙滩红楼的教室里，听着眼前的陈独秀纵论时政，心里满是欣喜与仰慕。等到1922年11月，瞿秋白受命担任翻译，与陈独秀一道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是几番岁月轮转。
在北大耳濡目染，让瞿秋白对这所学府心生敬意。他想考北大，可学膳费用太高，他心想不能将生活压力抛给堂兄负担。那时，北京东总布胡同有一所直属外交部管辖的俄文专修馆，以培养外交人才为宗旨，免费招收学生。这所学校有点年头，且出身名门，1899年4月便创办，原来是清政府为了与俄国合办东省铁路、培养俄文人才而设立的东省铁路俄文学堂。1917年9月，瞿秋白考入俄文专修馆第二届甲级班学习。
入学后的瞿秋白，像是拧上了发条，不断给自己加压，时刻都处在紧张的学习中。这期间，他随堂兄搬到东观音寺草厂胡同的宅院居住。堂兄收入微薄，瞿秋白过得拮据，北京的冬天出奇的冷，这个曾经流连杏花微雨的江南士子，如今只能穿着单薄的夹衣过冬。凭借着聪颖的天资和勤苦的学习，瞿秋白很快便在学校脱颖而出。他的同学沈颖后来回忆：
“秋白在校每考必列第一或第二名。彼时俄文专修馆每星期日上午有文课（引者注：即写作课），全体学生一律参加，秋白的中文程度很好，所作文课几乎每次均油印传观，以至名遍校内，无人不知！”
然而，好成绩并不能挽救瞿秋白此时枯寂颓唐的心境。生活过得不好，精神上纷乱不堪，瞿秋白患上了肺病。贫病交加之间，他写下一首诗：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瞿秋白曾将此诗手书，赠给鲁迅。后来，在国民党围剿下，瞿秋白与鲁迅曾在思想文化战线相互扶持，并肩作战。当瞿秋白遭遇灾难时，鲁迅便救助收留，为他和家人妥善安排容身之地。
正在瞿秋白苦闷彷徨之际，“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而来，数千名北京各高校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前，打出“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的旗号，号召全国上下四万万同胞行动起来，捍卫国家主权，挽救民族危亡。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和同学耿济之一起，躲进校外一所破庙，把买来的彩纸和秸秆做成一面面旗帜，并绘上标语。平日里瞿秋白清癯瘦弱，说话轻声细语，但此时不知哪里来的力量，让他能够在熙熙攘攘中嘶喊：“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瞿秋白一袭白衣，书生气十足，但在游行队伍的行进中，他眉藏山海，目若星河，缀满补丁的衣袖随着高呼上下翻飞，大有不负苍生的英雄气概。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宣告成立，瞿秋白以俄文专修馆学生代表的身份出席，并成为学联评议部议员，参与营救被捕的大学生和挽留意欲请辞的北大校长蔡元培。6月3日，瞿秋白和其他百余名学生被捕。在狱中，他沉着镇定地对前来探望的学生们说：“你们要继续奋斗，坚持罢课，不达目的，绝不休止。”监狱里生活环境恶劣，瞿秋白肺疾复发，数次呕血，他强忍住病痛，告慰同学：“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后来成为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回忆：
“瞿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出众的辩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示出他领导的才能。”
“五四运动”之于瞿秋白的意义，郑振铎的回忆只佐证了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五四”燃起的科学”“民主”的救国之火，彻底烧毁了他前半生芜杂纷乱的旧思想，那些老庄的隐遁避世、佛家的贪嗔痴怨终于被瞿秋白封尘起来。于人生的积极进取而言，经过“五四”一番洗礼，他得以构筑了新的人生信仰，变得更为成熟和深刻。
二
瞿秋白思想最根本的转变，即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得益于李大钊与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熏染。
1919年，瞿秋白与郑振铎、耿济之等进步青年共同创办了《新社会》等进步杂志。《新社会》是周刊，八开本，每期十六页，瞿秋白、瞿世英、耿济之、许地山负责写稿编辑，郑振铎负责集稿、校对和印刷，一位孔姓的干事负责发行。这帮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希望致力于“改造中国的旧社会……为创造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而奋斗。此时的瞿秋白，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不甚清晰，他更多还是受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博爱思想影响。直到他读了李大钊1920年初发表在《星期评论》新年号上《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才对于通过何种方式手段进行社会改造，有了新认识。
李大钊在文中介绍了流入美利坚的两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派即科学社会主义和乌托邦派即空想社会主义。前一派主张“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阶级战争”，后一派主张“新村运动”，另辟一块“共产主义”实验区。李大钊毫不留情地批评了空想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实验与破产。瞿秋白读后，顿感醍醐灌顶，立即写下《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认为历史派的阶级斗争学说“直接对于劳动阶级有利益……世界的进步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终竟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不是美国一小部分的改革。”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瞿秋白加入其中。
有了新的思想武器，站稳了《新社会》的阵地，瞿秋白对当时的社会热点事件，频频展开思考，林德扬自杀事件便是其一。1919年11月16日，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学生林德扬办国货店遭遇困难，同乡京官出尔反尔使他受了刺激。涉世未深的学生感到个人与国家利益并不像想象那样完美，遂自杀谢世。法科大礼堂的追悼会上，林君家属报告死者生平事迹，来宾和同学皆言林君性尚过人，忧心国家，而致力学业，遂致夭折。还有同学现场说：“林君之死，盖感于社会不良，不得已乃以一死而警众生。”
瞿秋白另辟蹊径，写下《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自杀》《社会运动的牺牲者》等文，瞿秋白写道：
“大凡一个旧社会用他的无上威权——宗教，制度，习惯，风俗……造成了精神上身体上的牢狱，把一切都锢闭住了。当时的人绝不觉着不自由的痛苦，倒也忘其所以，悠悠自在。一旦这个牢狱破坏了，牢狱的墙上开了一个洞，在里面的人可以看得见外面，他心里就起一种羡慕的心……可是他又不能出去，心是在外面，身体是在里面……没有办法，只有撞杀在牢狱里。”
可以说，瞿秋白看得深切。这与鲁迅于1922年12月3日发表的《〈呐喊〉自序》中关于“铁屋子”意象与钱玄同的对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事实上，瞿秋白和鲁迅都是“铁屋子”的破毁者、历史轨道铺设者、救国救民的启蒙者、提笔为剑以墨为锋的疗治者。瞿秋白呼吁青年人坚强起来，“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鲁迅也听从了钱玄同的劝告，起身毁坏铁屋，呐喊几声，聊以鼓励“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新社会》由于对新思想的介绍呼吁过于猛烈，引起反动政府不安，出到第十九期时被查禁。随后瞿秋白等青年还办了《人道》杂志，延续《新社会》路线，继续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同时针砭时弊，激浊扬清。后来郑振铎回忆：
“秋白那时已有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把一切社会问题，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其余的人，则往往孤立地看问题，有浓厚的唯心论倾向。有的还觉得他的议论‘过激。”
此时的瞿秋白，除了撰写政论杂文，还有一项重要工作——翻译，他是我国最早从俄文原文直接翻译苏俄文艺作品的翻译家之一。瞿秋白36岁的短暂人生留下了超过500万字文字，其中翻译部分据粗略估计，大概不会少于二百万。这一时期瞿秋白的翻译题材文学与政治并重，既有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果戈理的文学作品，也有像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倍倍尔的社会经济学论著《社会之社会化》，还有《告妇女文》《论教育书》《付过工钱以后》等社会学研究著作。翻译的语言主要是俄语，兼及英语和法语。
严复在清末翻译《天演论》的“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严复的要求是对译文的内容、结构、文采三方面而言。“信”是指意义不悖原文，译文准确，不偏离不遗漏，不随意增减；
“达”是指不拘泥原文形式，译文通顺晓畅，明白清晰；
“雅”则指译文选用词语要得体，追求简明优雅的艺术效果。据此，鲁迅曾经称赞瞿秋白的译文“信而且达，并世无两。”
那时在北京做翻译不容易，主要因为资料严重缺乏，瞿秋白翻译的主要来源就是课本和从一位俄国老师那里得来的有关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俄文专修馆学习时，瞿秋白接触的课本便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俄国文学大师的作品。这些现实主义色彩强烈的作品，为他日后翻译俄国文学打下了根基。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译作便是翻译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闲谈》，发表在《新中国》杂志上。这是一篇表现俄国人不满社会现状却又无可奈何的小说，这种情绪，和瞿秋白当下的心境颇为吻合，便引起他翻译的兴趣。这段时间，他还和耿济之合作翻译了托尔斯泰10部短篇小说，编成《托爾斯泰短篇小说集》出版。瞿秋白后续还有翻译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复活》的计划，但因为要赴俄国考察没有实现，后由耿济之译出。据说，与耿济之合作翻译时，一般是瞿秋白根据原文口译，耿济之记录，口译完成后再经瞿秋白修改定稿。在学校时，瞿秋白的俄文、中文就比耿济之要好，耿济之的单独译稿，也多由瞿秋白经手修改。
在一些译作中，瞿秋白为了便于读者更好理解，他还会在前言或后记中介绍译作的翻译背景与思想要点。像翻译果戈理揭露俄国底层社会的黑暗和官场怪状的《仆御室》，关于故事的深意，瞿秋白写道：
“很细微，又很平淡，可是能现出下流社会的真相……于平淡之中含有很深的意境，还常常能与读者以一种道德上的感动。”
对哲学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也反映在瞿秋白此时的翻译活动，比如译文将近5万字的研究德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之社会化》。原著者倍倍尔一生致力于团结德国工人阶级，创建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利用议会斗争为工人阶级争取政治经济权益。由于倍倍尔在国会中强烈反对俾斯麦政府，屡次支持巴黎公社斗争，触怒了俾斯麦，后被政府当局囚禁在胡伯图斯堡监狱。**期间，他重读了当时只出了第一卷的马克思《资本论》，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还有拉萨尔、杜林等人的著作。瞿秋白翻译的这篇文章，成为在中国最早介绍无产阶级思想的文章之一，为后来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开了先声，也为自己后期大量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埋下伏笔。
由此可见，瞿秋白并不是为了翻译而翻译，翻译和瞿秋白的政论杂文一样，都是掷向喑哑黑暗旧中国的匕首和投枪，是他为日益沉沦的旧中国寻求现代化之路的思想启蒙利器。瞿秋白借翻译之名，行社会革命之实，目的在于高扬科学民主旗帜，引进社会主义思想，抨击传统伦理道德和封建专制制度，反对外来侵略与殖民主义，主张民族的独立和个人的自由解放。1920年3月，瞿秋白在《〈俄罗斯短篇小说集〉序》中写道：
“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原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
当然，阅读再多的俄国书籍也不能代替对这个地球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地踏访。“十月革命”像是一束刺破暗夜的火花，灿烂庄严，鲜艳夺目。它使得昏睡的俄国人从苦闷彷徨走向精神觉醒，在沉沉黑暗中迎接希望的曙光。
1920年秋，瞿秋白还在俄文专修馆上学。由民国初期立宪派人物、资助李大钊赴日留学的汤化龙等人创办的北京《晨报》，要公开招聘3位懂俄语的记者去苏俄考察。《晨报》与马克思主义结缘，由来已久。1918年12月改组聘任李大钊担任主编后，便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了《近代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文章。1919年5月1日，《晨报》在七版副刊编辑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刊发了五篇相关文章。分别是头题署名渊泉的《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署名守常的《五一节MAYDAY杂感》、署名一粟的《对于劳动节的感想》、署名一湖的《二十世纪之大问题》、署名辛木的《饭碗问题》。五篇文章都在宣扬劳动可贵与社会平等精神。这时候招募记者到苏俄去，瞿秋白知道后，满心都是兴奋。
可问题是，再有两个月他就要从俄文专修学馆毕业，毕业即意味着获得待遇优越的外交官职务。但“到苏俄去”的念头却像是抑制不住的泉水，在心底汩汩地流动，他按捺不住，甚至坐立不安。身边亲友得知后，一个个都站出来反对。堂兄瞿纯白气急败坏地说：“你这病弱之躯跑到饿乡苏俄去，就是自趋绝地！”
堂兄的话像是一记闷棍，敲打在瞿秋白额头。其他亲友的劝说也都苦口婆心，瞿秋白听在耳里，想在心里。在俄国诗人普希金笔下，俄国的冬天美得像是人间童话：“白雪铺盖着，像条华丽的地毯，在太阳下闪着光芒，严寒和太阳，多么美好的日子！”但此时他已身患肺疾良久，俄国的冬天像是一首唱不尽的哀乐，喑哑、遥远又漫长。他当然明白，自己身子骨单薄，莫斯科一年总有半年埋在冰天雪地中，高寒地区的冷空气无远弗届，本来肺疾就不能长久呼吸冷空气，在北京每到冬日的气管痉挛已经叫人尝到寒冷的厉害，这下要到纬度更高、气候更寒的俄国去，岂不像堂兄所言是自寻死路？
更让人揪心的是，“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政局不稳，给赴俄之路平添几分诡谲。从大局上看，“十月革命”结束了俄国临时政府与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存、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并立的畸形态势，苏维埃政权在俄国正式建立。但是，迎接苏维埃政府的并不是革命成功的喜悦和欢腾，铺天盖地而来的是敌人的攻讦，此起彼伏的叛乱。这个新生的工农政权，像是襁褓中的婴儿，从呱呱坠地就面临夭亡的危险。叛乱白军和外国干涉武装相互勾结，乱军遍及全国。
这混乱若一锅沸腾粥水的时局，瞿秋白难道一点都不害怕？远赴俄国的危险和不测，他当然清楚，可是社会主义革命策源地，像是一个巨型磁石，散发出莫大的吸引力，让瞿秋白无法抗拒。他的心里仿佛幻化出一泉深潭，“到苏俄去”的呼唤一直咕咚作响，日日夜夜，无休无止。虽千万人吾往矣，哪怕前有火海刀山，后有弹雨枪林，也阻挠不了瞿秋白的决心。瞿秋白写道：
“有志于救国救民的觉悟青年，应当到那里学到真理，把它播撒给中国的劳苦大众；
取得火种，把它点燃在中国的黑暗的大地。”
离京赴俄前夜，文学上的同道中人聚集在耿济之家里，为瞿秋白办了一场送别会。因为要办护照，瞿秋白最后一个到场。朋友们对瞿秋白的决定既佩服也担心，但作为挚友，众人了解他的秉性，不好再劝什么，一个个都面面相觑。“秋白，要么再考虑考虑，现在决定不去，还来得及。”耿济之说。
瞿秋白微微咧了咧嘴，从桌前站起身，捎带手理顺了长衫的褶皱，向大家深深鞠了一躬，随即说：“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終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在瞿秋白的心里，应该一切都已预备妥帖（引自《饿乡纪程》，瞿秋白著，岳麓书社2000年9月版）。
据《史记·伯夷列传》载，殷商时期北方代商守土的诸侯国孤竹国国君，想将王位传给第三子叔齐，叔齐尊天伦之道，不愿打破社会规则，希望哥哥伯夷继承法统，便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叔齐便也不愿继位。武王灭商后，二人耻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山。瞿秋白援引此典，在于表达自己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抱节守志的人生信念。
大清早的京奉列车北京始发站，一定是人烟冷清的样子吧？月台上应该只有几个卖早点和杂物的小贩，还有几个打扫的清洁工，豆浆的热气和油饼的香味飘荡在空气中。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与同行者李宗武、俞颂华一同登上了京奉列车。当火车缓缓开动，清亮的汽笛有如一声鸣啸，一定会划破这晨早的寂静。瞿秋白或许会从车窗探出头来，露出他的清瘦的脸庞，向着前来送行的友人致注目礼。已是深秋时节，寒风吹面，他的面色应该是苍白的，嘴唇应该是干瘪的，那副戴久了的金丝边眼镜，应该都快生锈了吧？不过，分别哪怕有再多艰难，心里哪怕有再多牵挂，也动摇不了瞿秋白到“饿乡”去的决心。凛冽的风丢在身后，朋友的念藏在心头，他心里应该只有一个顽强而坚固的目标：向莫斯科进发。
三
列车一路北上，从天津到哈尔滨，再从满洲里到伊尔库茨克，最终抵达终点。1921年6月25日夜，瞿秋白和同伴终于抵达日思夜想的“赤国都城”——莫斯科，开始以新闻记者的身份，考察苏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把“赤国”的真实面貌，经由手中的笔传回中国。
彼时苏维埃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阵痛尤显，内忧外患频至，经济发展困难。苏俄为了抵御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困扰，不得已施行“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对所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国有化，小工业企业则监督其运营。一切商品贸易活动都被取消，市场上没有了买卖。农业方面，为了缓解城市饥荒，保证前线红军粮食供应，政府颁布法令，要求农民按照政府规定数目，上缴自家余粮和部分口粮支援红军和工人。
政策很快引发农民不满，很多农民为了抵制上缴，干脆放弃种粮，还有的缩减耕地，尽可能少种。不多久，苏联农业底盘开始萎缩，1920年谷物总产量比战前少了一半之多，棉花产量仅为战前的6%。城市里开始出现无家可归、瘦骨嶙峋的儿童，他们沿街乞讨，在垃圾堆前觅食。伏尔加河地区、喀山地区甚至有一辆辆马车在街道间穿行，拉走饥荒中饿死的人。
1920年冬，托洛茨基结束了在乌拉尔地区历时一年多的考察，回到莫斯科。他对当时农村的现实状况、农民生活状态和反对情绪都摸排得一清二楚。在俄共政治局会上，他向列宁建议，我们目前要进入恢复国民经济的新时期，征收农民的粮食和战争物资管控已经不合时宜，国家应该进入恢复国民经济的新时期。列宁则觉得，还是有坚持的必要。
此时苏俄农村，农民们开始对政府仍旧不停止征集余粮的行为嗤之以鼻，不满的情绪甚至演变成骚乱。1921年2月，驻扎在波罗的海重要军港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哗变，要求对全体劳动者均等供应口粮，要给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的全权。这里的水兵，大多是来自南俄等地农业区的年轻农民，他们回乡休假、与家里通信，对故乡农村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些“穿着军装的农民”的愤懑不满，正因家乡传来的消息而日渐淤积，直至兵变。
面对恶化态势，列宁派出彼得格勒市市长加里宁作为政府特使前往劝说，但是水兵的反抗情绪已被点燃，劝说毫无效果。加里宁觉得既然唱白脸没用，就得放狠招。他派遣莫斯科防区军事委员图哈切夫斯基率领8万红军前往镇压，托洛茨基也一同督战。经过激烈战斗，3月18日清晨，红军占领要塞，平定叛乱。
为了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列宁明白，只能与农民和工人妥协。3月15日，他立即召开布尔什维克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宣布停止执行“战时共产主义”，转而实施新经济政策，并听从托洛茨基建议，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1926年，邓小平来到莫斯科学习，长达一年时间。多年以后的1985年，他在外交场合回顾新经济政策时说：
“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
此时的瞿秋白，正沐浴在新经济政策的灿烂阳光下。他来到俄国朋友家做客，朋友拿出鲜肉来招待。瞿秋白吃惊地对朋友说：“一个多月前来还只有黑面包，生活也是冷淡枯寂的，现在居然有肉吃了，那说明你的工资是大大增加了呀！”
随后瞿秋白在商业市场调查采访，城市里消费和流通的兴旺，让他如获至宝。十字街两旁，一排一排的小摊子生意兴隆，白面包、香肠、牛奶、糖果、点心、小褂、绒裤、布匹、铁罐、洋锅、碗盏、茶杯、成堆的旧书报……摊主卖力吆喝，市民讨价还价，行人往来穿梭，络绎不绝，整个市场人山人海，人声鼎沸。瞿秋白后來写道：
“我们初来时，劳动卷制之下……这些丰富杂乱的‘货物，都埋在雪坑里冰池底吗？经济市场的流通原来这样。”
“十月革命”后，国际共产主义重要会议都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也抓紧一切机会，利用记者身份，躬逢其盛。6月28日晚，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安德烈耶夫斯基大厅举行会议，列宁参加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列宁以流利的德语和法语发表演讲。为了一睹列宁风采，观众们都在演讲台前聚集，搞得演讲台前人头攒动，拥挤不堪，椅子上、桌子上都站着人聆听。电气照相灯不停闪烁，捕捉列宁的风采。演讲台背后，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幅标语。列宁每说几句，都要被霹雳般的掌声淹没一阵。列宁说道：
“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中已经普遍涌现出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这些党正在成长壮大，正在坚持不懈地争取每个国家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摧毁工联旧官僚的影响和被帝国主义特权腐蚀了的欧美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影响。” （引自《列宁全集》第42卷1921年篇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之《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2020年第二版增订版）
与杨之华、独伊合影（1929 年摄于莫斯科）
这是瞿秋白第一次见到这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缔造者、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者。会议休息间隙，瞿秋白正在大厅的走廊中央抽烟，说时迟那时快，列宁居然迎面走了过来。瞿秋白连忙掐灭纸烟，理直衬衫领，快步走向列宁自我介绍。
列宁听说瞿秋白来自中国，非常高兴地说：“中国是我们最亲密的友邦，我们两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协力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骗。”随即又说：“我们对于东方民族，是极端平等看待，对于他们的文化，尤有兴趣。”列宁饶有兴致地跟瞿秋白聊了几句东方文化，但碍于公务实在繁忙，只能边走边回答瞿秋白的提问。瞿秋白紧跟列宁脚步，钢笔尖在笔记本上不停摩挲。到了门口，列宁抱歉地告诉瞿秋白：“实在对不起，有个活动还等着我去参加，以后我们再谈吧。有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你可以自行阅读。”说着便与瞿秋白握手告别。（引自民主协商报 《瞿秋白曾两次见到列宁》，2022年12月26日第4版）
四个月后，莫斯科第三电力工厂举行工人集会，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瞿秋白来此报道，再次见到列宁。集会伊始先是众人起身凭吊革命烈士，哀乐奏完，便是工人们热烈的发言和祝词。列宁随后登台演讲：“苏维埃政府是劳动者自己的政府，红军是劳工群众的保卫者。”工人们把无比崇敬的眼神投向列宁，目光在他身上一刻都不离开。列宁讲完托洛茨基讲，《国际歌》奏响后集会结束。瞿秋白在报道中写道：
“无意之中，忽然见到列宁登演讲坛。全会场都拥挤簇动。几分钟间，好像是奇愕不胜，寂然一晌，后来突然万岁声，鼓掌声，震天动地……”
正是这些经历，瞿秋白明确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制度，引领人类社会朝向自由和解放。自己的祖国目前还在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欺凌压迫，国家和人民还期待一场伟大的觉醒，他要把苏俄更多的社会现实介绍回国，要把更多的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回国，从而助力中国革命像苏俄一样，接受社会主义制度，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人民民主国家。
至此，瞿秋白完全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5月，瞿秋白遇到了来苏俄担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的常州同乡老友——张太雷。经他介绍，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同年9月转为正式党员，属俄共（布）党组织，1922年2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至此，一位进步青年，一位唯一采访过列宁的中国记者，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者。不久后，共产国际第四次大表大会在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地举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由陈独秀带队参加，瞿秋白以俄语譯员身份，参加大会。瞿秋白的翻译精准无误，同时显露出深厚的理论功底。会后，陈独秀建议瞿秋白回国，国内的革命斗争和理论宣传，急需瞿秋白这样的人才。
不久前，中国历史研究院征集海外中共珍稀文献展上，首度公开了瞿秋白填写的“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团员调查表”。写道：结婚了没有：未；
职业：新闻记者；
做过哪些活动或革命的运动：参加五四运动……北京青年联合会；
政见：马克思主义；
来俄时目的：考察研究马克思主义；
对于苏维埃俄罗斯的感想：好；
现在想做什么？什么目的：译著马克思主义……
四
在苏俄历次采访中，瞿秋白的心绪都会被《国际歌》的旋律激荡，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给他带来的精神震撼，一点都不亚于直接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回国后，瞿秋白心里就一直惦记着，要把《国际歌》译成中文。
在瞿秋白翻译之前，《国际歌》已传到中国并有了三种译文。最早是1920年10月署名“列悲”的译者，以《劳动歌》为题分四次刊登在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周刊《劳动者》上。后经考证，“列悲”是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的笔名。同年11月，署名“张逃狱”的译者，以《国际劳动歌》为题，分两次刊登在留法勤工俭学同仁刊物《华工旬刊》上。这两个版本的翻译是根据1887年鲍狄埃《革命歌曲》的法文文本，诗意很浓，但不适合演唱。第三个译本刊登在《民国日报》副刊上，文末注有从俄文翻译字样，翻译者是耿济之、郑振铎。1900年12月，列宁将《国际歌》第一、二、六段和副歌歌词原文刊登在全俄第一个政治报《火星报》上。1902年俄国诗人柯茨将其译成俄文，发表在伦敦出版的俄国移民杂志《生活》第五期。柯茨只选了六段歌词中的一、二、六三节，耿、郑的译文就是根据这个底本。翻译同样保留了诗歌原意，却没有考虑歌曲的可唱性和韵律感。
两个译本，法文俄文，都未对《国际歌》革命和“international”的翻译达成一致。第一版《劳动歌》歌词中的“international”翻译成“世界”，这样的翻译虽大体符合原意，但与歌曲号召革命斗争的内涵大相径庭。
回到北京的瞿秋白，住在大羊宜宾胡同的堂兄家。这时候，堂兄在北京外交部做事，他已经知道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者。堂兄家有一台风琴，白日里，瞿秋白就坐在风琴前，对着曲谱反复吟唱歌词，斟酌如何修改翻译。堂哥的一对儿女坐在一旁，看着叔叔心无旁骛的样子，很是费解。侄子问瞿秋白：“叔叔，你嘴里哼的是什么歌？”瞿秋白回答说：“这是教人为了自由平等而斗争的歌，等你们长大了，歌里唱的就都实现了。”两个孩子似懂非懂，点了点头。
瞿秋白心想，和原文一模一样的翻译，如果无法表达出歌曲神韵，也就不能传达全体无产阶级对革命的企盼。这首歌并不是咬文嚼字的学究歌曲，而是要起到号召革命的用途。他开始在脑海中回忆俄国生活，尤其是听到列宁演讲后工人们被《国际歌》现场点燃的热情场面。想着想着，他心里有了谱：翻译成中文，重点是要唱出革命该有的气势。法文“国际”一词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但歌曲中却足足有八个拍子。瞿秋白琢磨良久，决定用音译的办法译成“英特耐雄纳尔”。这样翻译，中文演唱就能与国际上的唱法保持一致，中国民众和国际无产阶级同志们合唱也就不成问题。
思虑至此，瞿秋白急忙从抽屉里抽出钢笔，把想法记下。他在莫斯科考察时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担任过课堂翻译，此间结识的一位中国学生曹靖华，已先期回到北京。曹靖华听说瞿秋白回了北京，便来家中探望。曹靖华推门而入，见瞿秋白低头伏案，写写画画，额头上虽然沁满了汗珠，但脸上却挂着开心的笑容。
曹靖华站了好半天，瞿秋白依旧埋头，丝毫未察觉屋子里多了一个大活人。曹靖华随即咳嗽了两声，对瞿秋白说道：“瞿老师，你这是在构思什么伟大的作品？”瞿秋白闻声抬头，见来者是熟人，还是懂外文的学生，他兴奋不已，把手中的笔记本推到曹靖华眼前，并用手指着“英特耐雄纳尔”六个钢笔字。这六个字，一笔一画，仿佛铁钩银划，写得铿锵有力，甚至纸面都刻下笔尖的印痕。瞿秋白对曹靖华说：“International这个词，在西欧各国文字里几乎是同音的，用这六个汉字音译，不但能唱，更重要的是唱的时候，可以和世界各国的唱词保持一致。”后来瞿秋白在译词附言中写道：
“各国都有译本，而歌时则声调相同，真是‘异语同声世界大同的兆象。”
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起，每次党代会及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闭幕时，都会演奏《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决定以《国际歌》为国歌。1962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专家，对译文重新修订，定本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这段日子可以说是瞿秋白生命中最后一段平静的生活。此时，北方的工人运动因军阀屠杀，笼罩在一片阴云下。中共中央决定，将机关从北方迁到上海，瞿秋白也随之到上海，党组织委派他参与筹建由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经李大钊介绍，瞿秋白出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
在瞿秋白带领下，社会学系一度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阵地。讲台上，邓中夏讲《中国劳动问题》，萧楚女讲《中国农民问题》，蔡和森讲《中国进化史》，惲代英讲《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瞿秋白主讲《社会科学概论》《社会哲学概论》两门课程。瞿秋白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者。讲台上的他，西装笔挺，精神抖擞，一身整洁。头发向后梳，露出宽平的额角，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微笑间打开皮包，取出讲义和笔记本。他的课堂既注重基础，又力求扩大学生知识面。瞿秋白讲课声音虽然不洪亮，但神态安逸从容，注意引证中外古今事例，课程充满趣味，每次都能吸引很多本校学生和校外旁听生。
校外旁听生中，有两个关系甚好的女孩儿——丁玲与王剑虹。经当时团中央书记施存统介绍，瞿秋白认识了这两个年轻姑娘，随后便经常见面聊天，他还鼓励二人去上海大学旁听，并找机会给她们开小灶。瞿秋白那时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一排西式楼房，房间里的陈设很讲究，一张宽大的弹簧床占据中心位置，三架装满外文精装书籍的书橱整齐靠墙排列，中间还夹杂有几摞线装书。大写字台上，放着一些稿本和笔墨纸砚，一盏笼着粉红色纱罩的台灯让整个房间晕染上一层温柔的微光。瞿秋白从希腊罗马讲到文艺复兴，再回到中国古代讲唐宋元明。二人的思绪跟着瞿秋白的讲述在上下古今、东西南北间飘飞游荡。“你们知道俄国谁的语言是最美丽的？”瞿秋白问她们。“普希金！”丁玲抢答。瞿秋白满意地点头，随即便教她们用俄文读普希金的诗。“普希金的用词，既十分美丽，也把俄文的文法、变格等用语特点体现得很好，值得一读再读。”瞿秋白手举着一本《普希金诗集》，一面用俄语读诗，一面向二人说。后来丁玲回忆说：
“为了读一首，我们得读200多个生字、文法，对于诗，就好像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俄文了。”
丁玲心里清楚，她对渊博儒雅的瞿秋白，已经有了很深很深的感情，见到他时，内心就像小鹿乱撞，脸上红云四起。她自己给自己打气，几次想开口表白，但理智思忖后又却步了。因为她知道，王剑虹对瞿秋白的感情也不一般。一边是披肝沥胆的爱情，一边是不可毁灭的友情，丁玲站在了选择的岔路口，陷入了巨大的纠结。王剑虹比丁玲大三岁，丁玲对王的友谊也有着绝对依赖。最终，丁玲还是放弃了“小我”，她告诉瞿秋白：“你要知道，剑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愿你们幸福。”（引自《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丁玲集》，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1924年1月，王剑虹和瞿秋白在上海结婚。但不幸的是，7个月后，王剑虹就因为患上肺结核而香消玉殒。
王剑虹生病的日子，同学杨之华经常去探望。杨之华也是瞿秋白课堂里的“常客”，见瞿秋白在王剑虹故去后心神不宁的样子，便也经常安慰。有一次，瞿秋白居然大胆地对杨之华说：“我们结婚吧！”这一非常之举，着实吓到了青涩懵懂的杨之华，她不敢看瞿秋白的眼睛，转身逃跑，回到了杭州萧山的家。原来杨之华20岁时便在老家跟当地青年沈剑龙结婚，并育有一女名叫“独伊”。瞿秋白这次为了追求爱情，跟着杨之华回到萧山，与沈剑龙一起，三人推心置腹，把感情问题放到桌面上，掰开揉碎地谈。让人意外的是，三人最终达成一致。后来杨之华的妹妹杨之英回忆说：
“我那时很小，我就在外面听，他们一个晚上没有睡觉，他们讲得很投入的，也讲得很好，一点也没有生气，不是为离婚了，结婚了，大家闹得不得了，他们像朋友一样很讲得拢。”
1924年，在“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秋白与杨之华在上海举行结婚典礼，沈剑龙到场祝贺。婚后，瞿秋白亲手篆刻图章，上刻“秋之白华”四字。
五
事实上，瞿秋白与杨之华早先就已认识，还是因为“翻译”结缘。1923年，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学的杨之华，还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向警予手下，参与妇女和工人运动。彼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有一天，杨之华接到上海大学团支部要求，到苏联顾问鲍罗廷家里汇报上海妇女运动情况，没想到，瞿秋白也在鲍罗廷家做翻译。杨之华心情紧张，讲得稀稀拉拉，搞得鲍罗廷直皱眉头。杨之华知道自己搞砸了，面对这么重要的人物，自己居然连工作都汇报不好，那些早已在脑海中储存准备好的词汇，此刻像是穿上滑冰鞋的小孩儿，一溜烟似的从自己大脑的冰面上快速掠过，消失不见。她心急如焚，越着急就越卡壳，越卡壳就越犯错，直到大脑一片空白……瞿秋白看着似乎要晕厥过去的杨之华，赶紧上前帮忙翻译。瞿秋白的现场翻译精准流畅，坐在椅子上的鲍罗廷越听越满意，眉头不禁舒展开来，并不住地点头称赞。
因缘际会的是，1956年夏，杨之华跟随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她带上女儿瞿独伊去看望鲍罗廷夫人，瞿独伊送了一件黑色毛哔叽连衣裙给她。1957年，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时也去看望了鲍罗廷夫人，对她说：“凡是帮助过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
这个时期，是瞿秋白翻译生涯的重要阶段。瞿秋白被组织任命，担任中共中央新改版的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主编，把翻译、宣传、介绍列宁思想当成重中之重。《新青年》从1915年由陈独秀创办，能够完成经由“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刊物，到指导革命路线的中共党刊的角色调整，还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携带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来到中国，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发译介和传播下，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蔚然成风。等到《新青年》季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译介开始转向以列宁著作为主的苏联革命文献，瞿秋白功不可没。
早在苏俄向国内发回新闻报道时，瞿秋白就不惜笔墨对列宁的丰功伟绩加以描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力挽狂澜，瞿秋白就已心生感佩，两次亲炙于列宁，更让瞿秋白迷恋于列宁的人格魅力。他心底认为列宁的思想最适宜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列宁所指引的苏俄革命道路，就是中国革命要走的“光明的路” 。
除了瞿秋白个人力量推动，对苏俄革命经典文献的译介，也是顺应历史大势的趋向。马克思主义早在被引介到中国前，就是要以思想的力量，聚浩荡伟力，到中流击水，为受压迫、受剥削的无产阶级指明救亡图存的方向。苏俄正是第一个主动践行了马克思走暴力革命路线而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实践活动，无论是政党组织、革命路线还是指导思想，都深深打上了苏俄烙印。译介苏俄文献，用苏俄革命理论武装全党，以苏俄革命经验指导中国革命，顺理成章。
更为重要的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译介，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尤其是阶级斗争学说，他们那时对马克思的辩证法还不甚了解。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即在于，他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认识论，阐述了唯物辩证的主要内容，同时领导苏俄革命实践，证实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诚如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所言：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展开了一场社会历史领域是否有客观规律的大辩论，直接促使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正当中国社会经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洗礼而焕然一新时，同样古老的欧洲大陆却笼罩在阴云密布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这片土地带来深重灾难，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重新瓜分世界，争夺全球霸权，鬃毛旋卷，爪牙毕露。飞机、坦克、毒气、远程炮弹在各个战场攻城略地，飞扬跋扈。残断的肢体、成片的血泊、无家可归的幼儿、无辜的战争难民让欧洲人开始反思，自牛顿开启的科学的宇宙观、人生观，是否已是落日余晖，蒸汽机的轰鸣所缔造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是否真的就是理想的社会图景？
论战的直接导火索，是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习法律与政治的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1923年2月在清华大学作的“人生观”演讲。他认为“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人类之自身而已”。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回国的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丁文江在《努力周刊》发表文章《玄学与科学》，斥责“玄学鬼附在张君劢身上”。他教导人们说：“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重重的关系，才能确真知道生活的乐趣……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
对于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论战给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反击唯心主义认识论，提供了大好契机。《新青年》上刊载的由留苏青年译介的文章，如普列汉洛夫《辩证法与逻辑》、阿那多斯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底几个规律》、卜克洛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观》等，阐明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关系，指明唯物辩证法是探寻中国革命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科学理论。
1923年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1期，便以“共产国际专号”刊出。刊载陈独秀译文《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职工运动之提要》，宣介列宁东方革命理论的核心部分——民族与殖民地理论，为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势下，号召工人农民联合起来夺取政权造势聚能。专号上的《俄罗斯革命之第五年——新经济政策》，是列宁1922年11月13日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便由瞿秋白本人翻译。这篇文章认真剖析了俄国在“十月革命”后面临的政治经济困境，详细介绍了实行新经济政策取得的积极效果，瞿秋白与之心有戚戚，他希望中国的革命者要了解和学习俄国革命五年来种种运动、组织和结构的方法和经验。
对列宁的敬仰让瞿秋白认识到，光翻译单篇文章还不够，1924年4月14日，瞿秋白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议，要着手编译《列宁文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曾有过编译出版《列宁文集》的计划，但因紧张的革命形势或种种条件限制，并没有落实。1921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便在上海创办人民出版社，由中央局分管宣传工作的李达负责，主要是组织马克思、列宁著作的翻译出版。李达在《新青年》做编辑，并一直主编《共产党》月刊。“一大”代表中的刘仁静年纪最小，参与热情很高，会后便留下来帮助筹办中央工作部，顺便帮助李达筹建人民出版社。当时党的中央工作部只有其名，并没有实质机构，宣传工作方面只雇用了一个工人，做些包装和邮递书籍工作，编辑、校对、发行等出版流程，只靠李达自己。沒有工作场地，也为了安全隐蔽，社址就设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老成都北路七弄30号）李达家里。没有工作经费，他还要经常给商务印书馆写稿，用赚来的稿费补贴。
《新青年》第9卷第5期刊登了《人民出版社公告》，就有《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等已出版或将出版的书。其中《列宁全书》14种只出版了《列宁传》《国家与革命》《劳农社会之建设》《讨论进行计划书》《共产党星期六》等5种。这时，离中国共产党成立只有短短两个月。李达在公告里写道：
“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文章务求畅达。”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按照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张国焘、李立三等20多人参加会议，其中也有瞿秋白。会上，瞿秋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委员。瞿秋白借此时机，提出编译《列宁文集》的请求。1924年4月5日，瞿秋白在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务委员廖仲恺、中共广东区委书记谭平山的信中写道：
“中央的宣传部是否编纂一、三民主义的丛书（于建国方略之外搜集近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材料编辑关于论释及阐明主义之书）；
二、世界革命史；
三、中国革命史……关于主义之阐明，西欧学说中最足以做参考的莫如列宁。”
廖仲恺、谭平山阅信后，很快转达给孙中山。1924年4月14日，孙中山亲自主持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1次会议，讨论瞿秋白的建言。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对建言提出了修正案。《十三年四月十四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录》记载：
“瞿秋白提议组织委员会编辑列宁全集案（原案另印附），戴委员季陶修正案主张分为两项：一苏俄法制全集；
二列宁全集。先以全力译成第一种。至委员会组织法及其预算，由上海执行部编成后再决。”
早年间，戴季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热烈宣传者。他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很早就追随孙中山参加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在上海，他遇到同样从日本回国的中国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李汉俊，二人经常在一起谈论马克思主义，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后来，他与李汉俊、沈玄庐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杂志，与北京的《每周评论》遥相呼应，并作为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系刊物，自己亲任主编。
那个时候，戴季陶撰写了很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的文章，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国民党早期党员朱执信等人创办的《建设》杂志，还陆续刊登过他由日文转译的考茨基著作《马克思资本论解说》。此时国内工人运动日渐高涨，上海等地为声援“五四爱国运动”而发动了“六三罢工”，怎料戴季陶却对工人运动提出异议。他对孙中山说：
“工人直接参加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有智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思想上智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地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很危险的。”
国际上，苏俄派遣维经斯基前来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新青年》杂志经常举办座谈会，陈独秀主持，讨论成立组织从而改造中国社会的议题，戴季陶经常参加。1920年5月，陈独秀约来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杨明斋等人，与维经斯基一起在戴季陶家秘密磋商组建共产党的办法，陈独秀将党纲起草的工作交给戴季陶，要他带领大家讨论和修改。党纲起草完成后，大家来到老渔阳里2号（今上海市黄浦区南昌路100弄2号）一栋两层旧式石库门里弄——陈独秀家集会，讨论正式成立党组织。
渔阳里是一条南北贯通的弄堂，一头连着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头连着环龙路（今南昌路），陈独秀家坐北朝南，门楣上方一个A字形三角石雕，布局精巧，整洁干净。集会马上就要开始，戴季陶却迟迟不出现。李汉俊心急如焚。时间滴滴答答流逝，是等还是开，会议如何继续，大家把目光投向了坐在藤椅中的陈独秀。陈独秀望了望墙上的石英钟，端起手中的茶杯，抿了一口茶水说：“先开。”
会议经过讨论和酝酿，决定成立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共有十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推陈独秀担任书记。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此，要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宣言的内容没有向外发表，但曾以此作为吸纳党员的标准。（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央党史出版社2022年版）
正当会议行将结束，戴季陶破门而入，行色匆匆，来到众人面前说：“孙先生在世一日，我能加入别党！”会场的气氛瞬间凝结。（引自论文《从拥抱到决裂：戴季陶与马克思主义的合分及其原因分析》，《社会科学动态》2019年第四期）后来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说：
“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但他（戴）并没有继续朝前进步。”
与中共失之交臂、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的戴季陶在中共一大召开后的三年，成为国民党右派的旗帜性人物，甚至扬言要把共产党人斩尽杀绝，绝不养虎贻患。在他把持下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由瞿秋白建言编译《列宁文集》不置可否也就不难理解。1924年5月6日，瞿秋白在给鲍罗廷的一封信中说：
“右派正在进行有计划的煽动，不仅是反对我们，而且也是反对国民党左派。”
尽管心愿并未达成，但瞿秋白宣扬列宁主义的决心始终坚如磐石。这一时期，也是他介绍、翻译、编辑出版列宁著作的高峰期。这些著作被译成中文，为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五四新文化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寻正确的革命道路，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真正有科学革命理论武装的马克思主义者，点燃了思想的明灯。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后，瞿秋白写下《历史的工具——列宁》，发表在1924年3月9日《民国日报·追悼列宁大会特刊》，写下《李宁与社会主义》发表在1924年3月25日《东方》杂志第21卷第6期。1925年4月22日出版《新青年》第1期“列宁号”上，瞿秋白发表了《列宁主义概论》《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两篇文章。《列宁主义概论》是瞿秋白“改译”自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的基础》，他把斯大林原文7万多字、10个章节的文章，“改译”成约万余字、7个章节，意在“更接近中国读者”。依照斯大林原文的结构和思路，瞿秋白的“改译”第一章节就回答了“什么是列宁主义”。而且，瞿秋白并没有一字一句照搬原文，而是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思考。瞿秋白写道：
“李宁（即列宁——引者注）是社会主义者，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他比其余的许多社会主义思想家来，却有几个特点。第一便是他最能综合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他不仅是坐言，而且还能起行。他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和极伟大的自信力。”
毛泽东1929年在古田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
“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引自《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93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又向即将毕业的学员发表演讲说，同志们“以后要不断地学下去”，并向学员推荐说：“可以看看《列宁主义概论》。”
《鲁迅与瞿秋白》徐悲鸿绘
六
翻译对于瞿秋白而言，似乎贯穿他人生的两条既相交又相别的命运线索，一条是思想学术等理论斗争层面，一条则是具体的革命实践。由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联合组织。中国共产党在诞生初期，受共产国际直接引导或间接帮助。革命实践中，瞿秋白优秀的俄文能力，成为其走向党领导中心的重要辅助。
1926年春，连续几个月的带病工作，患有支气管扩张的瞿秋白早已体力不支，连续发烧，发作时常常咯血。血点溅到文稿上、床榻上，杨之华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党组织知道后，强迫命令杨之华带瞿秋白住院休息。躺在病床上，穿着病号服，瞿秋白也闲不住，对革命路线的思考时时刻刻萦绕在脑海。为了深入研究苏联革命中的农民问题，给中国革命提供借鉴，他要从苏联关于农民问题的著作中，编译一本俄国革命运动史。他给杨之华开列了一份书单：“之华，你就按照这个单子到书店或者书摊上找书，中国共产党连我在内，对列宁主义的著作读得太少了，要研究中国当前的革命问题，非读几本书不可。”
杨之华虽然担心瞿秋白的身体，但还是不敢违背他的意思，因为她知道，依着瞿秋白的性格，如果不把书找回来，他一定不肯罢休。几经搜寻，杨之华把书买了回来，拿到书的瞿秋白如获至宝，压根儿忘记了病痛的折磨，就像在家里一样，从病床上起身，弯腰坐在椅子上，一页一页翻书，一笔一画写起来。半个多月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书大部分编译完成。
1927年7月上旬，根据共产国际的指令，陈独秀被停止中央领导职权，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这时，常委名单里没有瞿秋白。鲍罗廷在传达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指示时，曾提议让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党校，但提议后来也未成行。为了挽救革命，中央决定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1927年7月23日，瞿秋白和共產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一起，秘密前往庐山，商讨中共中央改组和筹划武装暴动。在庐山，二人听取了李立三、张太雷、邓中夏关于九江会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的建议，瞿秋白当场表示赞同。组织委托瞿秋白到武汉向中央常委报告九江、庐山会议的意见，请中央急速决策，是否要在南昌举事。“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为了纠正错误路线，帮助中国确定革命新策略，派遣新任代表罗明纳兹来到中国。1927年7月23日，罗明纳兹到达武汉汉口，身边还带了一位25岁的德国助手诺依曼。罗明纳兹到中国前，共产国际已经通知中共要召开紧急会议，制订新对策。罗明纳兹到达后，即刻与瞿秋白见面，通报身份和任务， 25、26两日，中央常委连续召开会议。在会上，罗明纳兹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讨论关于南昌武装起义的可行性。决定组织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准备南昌武装起义。随后又派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赶赴南昌传达共产国际“若毫无胜利希望，可不进行暴动”等指示。经过周恩来等人的据理力争，起义于8月1日得以胜利实现。
那时，临时中央常委每次开会，瞿秋白都要出席，实际上已担负起临时中央常委的工作。根据共产国际建议，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召开紧急会议，以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会议原定7月28日召开，因筹备工作异常紧张，来不及准备报告，等到8月7日只有湖北、湖南代表及在武汉的上海负责人到会，不得已只能作为一次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会议就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一所英国人的公寓里紧张举行，瞿秋白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参加。罗明纳兹首先用俄语作了关于党过去的错误及新路线的报告，由瞿秋白翻译。罗明纳兹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这个文件先由罗明纳兹用俄文起草，再由瞿秋白翻译成中文。报告肯定了八一南昌起义，强调武装反抗反革命的重要性，还将土地革命提到了重要高度。
报告完毕后，众人商议讨论，只用了半个小时吃午饭，就又投入到对报告的讨论中。出席代表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彭公达、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芬发言，讨论坦诚而热烈。毛泽东正色说道：“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引自《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大家讨论得差不多了，便由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报告。在大革命惨遭屠杀跌落谷底时，面对现场多位革命同志渴望的眼神，瞿秋白知道此时的自己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他清楚地知道，党在过去只看到了资产阶级领袖，而对群众的力量漠然视之，对国民党中的反动势力也一再姑息，革命才会走到如今这步田地。但好歹为时不晚，转圜的机会还掌握在共产党人自己手里。他对现场的代表说：“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国民党已与我们分裂了。我们再不能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的……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叶挺已如此，在相当时期，北方之张兆丰也应如此。这是一定有胜利的机会的。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须要燃着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引自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第四册 《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记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瞿秋白的报告热烈昂扬，代表们听了都觉得受到鼓舞。
8月9日，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3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长、农委主任兼党报总编辑，并主持中央工作。会后，瞿秋白找到毛泽东，觉得他‘政权由枪杆子中取得提得很好，希望毛泽东能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那里需要像他这样有想法的同志。毛泽东答道：“我不愿去大城市去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引自论文《毛泽东与〈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苏维埃时期中共党内践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典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12期）瞿秋白想必会微微一笑，轻声在心里念说好吧，好吧……
后来，革命斗争形势日益复杂，再加上党内野心家王明的攻击挑唆，瞿秋白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会后，他因肺病发作暂时留在上海，直到1934年1月离开。对于权力的游戏，瞿秋白已感“厌倦”，那些无休无止的路线之争和是非对错，如同沉重的大山般压在他的胸口，让他不得喘息。幸好现在托病可以避开政治的锋芒，过一段清静的日子。他计划着回到“‘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虽“脱离了政治舞台”，但瞿秋白的“翻译”生涯，迎来高光时刻。更令瞿秋白感到“最惬意”的是，他得以与鲁迅相识，并成为革命道路上肝胆相照的同志和朋友。
瞿秋白通过暗号，很快便与老友茅盾接上头。久别重逢，他高兴地对茅盾说：“我早就想拿起笔写作，只是一直不得机会。现在好了，我也可以从事写作，这是我所乐意做的事情。”（引自论文《鲁迅与瞿秋白交往轶事》，《党史纵览》2007年第6期）瞿秋白还一直想见那时的文坛盟主鲁迅，他知道茅盾和鲁迅关系密切，便希望茅盾代为引荐。没多久，瞿秋白在茅盾家见到了当时“左联”的党团书记冯雪峰，便向冯雪峰表达了想要借着在上海养病的机会重操旧业，翻译一些俄国文学作品的意思。迫在眉睫的是，瞿秋白和杨之华需要一个安静且安全的住所。冯雪峰颇费了一番周折，将瞿秋白夫妇安排到福康钱庄少爷谢旦如家住下。谢旦如既爱好文学，又同情革命。一天，冯雪峰来到鲁迅家，把瞿秋白的情况向他作了通报，鲁迅听后振奋不已。他早就在报端读过瞿秋白关于莫斯科的通讯报道，对他的翻译文章更是倾心。鲁迅也觉得，若是瞿秋白能为“左联”出力，对于革命文艺活动一定是好事一件。
此前，鲁迅从日文转译过一些俄罗斯文艺理论的文章，但转移毕竟不是从俄文直译，他早就想从俄文直接翻译，只是苦于没有合适的人选。可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时，瞿秋白留在了上海，而且就在自己身边，由他来主持这项工作最好不过。鲁迅告诉冯雪峰说：“我们就‘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引自论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鲁迅于瞿秋白之旷世情谊》，《绍兴鲁迅研究》2022年8月）
于是，瞿秋白便在上海同鲁迅一起领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文化运动，两人的文学情谊、对“翻译”的探討和论战，也在此时进一步发酵。从中可以看出，两位性格迥异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待外域文化为何会采取不同的观察视角和价值取向，这种“深刻的差异”又是如何在两位亲密无间的“左翼”文化战友间产生的。事情要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之一——绥拉菲靡维奇举世闻名的长篇小说《铁流》的翻译说起。
《铁流》是绥拉菲莫维奇以“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内战为主题的小说，讲述了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达曼军，带领被哥萨克富农和白匪军迫害的红军家属和群众，突破叛乱者的封锁和包围进行英勇转移的故事。在翻山越岭、枪林弹雨间，一群乌合之众组成的士兵队伍经过了历史考验，成长为纪律严明的“铁流”。鲁迅甚是喜爱，认为这是一部表现了“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的成功之作。1929年11月，鲁迅写信给在苏联留学的曹靖华，希望由他翻译《铁流》。那时的曹靖华寄居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小镇，被无边无际的冰天雪地所包围。曹靖华留学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为了达成鲁迅的心愿，在没有柴火加热的简陋居所，他戴着皮帽穿着皮衣，忍受着满手冻疮扎心般的疼痛，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翻。翻好以后，曹靖华把《铁流》的中文译本复写成六份寄回国内，寄到鲁迅手中，以避开国民党的文化搜查。
可以想象，鲁迅拿到译文后的欣喜若狂。他亲自校订了曹靖华的译文，他想要更多的中国读者读到这本重要的书。当时国民党的“文禁”铺天盖地，如黑云笼罩，整个上海没有一个书店、一家书局敢于接手承印发行这么一本“反动”的读物。鲁迅早已预感到出版发行的困难，于是决定自掏腰包，拿出一千大洋，虚构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三闲书屋”作为承印方，印刷出版了1000册。随后，鲁迅把这一千册书送到了晚年最好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开的内山书店售卖。为了卖书，鲁迅写下这样的推介语：
“本书屋以一千现洋，三个有闲，虚心绍介诚实译作，重金礼聘校对老手，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所以对于读者，虽无什么奖金，但也决不欺骗的。”
瞿秋白参与进来，源自鲁迅的邀请。可能是曹靖华译稿译得急迫，只顾翻译了小说正文，评论家格·涅拉陀夫为《铁流》作的序言并没有译出。鲁迅检读译稿时发现没有序言，心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心里很不踏实。对于一位成功的小说家而言，没有序言的小说，是一本带有缺憾的小说。这时再去找远在苏联的曹靖华为时晚矣，鲁迅立即想到了精通俄文的瞿秋白，便委托冯雪峰请瞿秋白翻译序言。瞿秋白欣然同意，很快译出，译文准确而流畅，并署名史铁儿。鲁迅读后相当满意，后给曹靖华去信说：“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笔了。”日后，鲁迅还在《〈铁流〉编校后记》中写道：
“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乏一篇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铁儿竟特地为了这译本而将涅拉陀夫的那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
经此一役，瞿秋白和鲁迅便针对“翻译”问题，通过信件多次交换意见，甚至引起关于翻译的论战。彼时，正值梁实秋批评鲁迅对域外文学的翻译是“硬译”。梁实秋觉得，翻译的头一个条件就是要使人看得懂，鲁迅于外国文根本无把握，甚至生造出除自己以外谁也不懂的句法词法，以这种“硬译”的方法跨过自己不懂的原文，这么“硬译”无异于“死译”，危害极大。而鲁迅则是寄希望于通过翻译来进化和改造汉民族的语言结构与形式。他将梁实秋批评的“硬译”称作是“宁信而不顺”的翻译，是为了克服中国语文语法不够精密、拙于逻辑思辨的缺陷，从而需要“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鲁迅说道：
“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占为己有……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听他剩落在时代里。”
关于利用翻译来改造中国的白话语体、创造新的语言形式，瞿秋白是站在鲁迅这边的。但是，瞿秋白主张的是，翻译要使用“绝对的白话”，鲁迅则认为需要因应分层读者的需求，而有深浅不一的翻译文体，两人就此产生了严重分歧。瞿秋白是将翻译视作革命的武器，因而特别重视“下等人”的口头话，强调“文”和“话” 的区别。对于革命群眾而言，运用口头语不需要饱读四书五经和高深的学养，如果翻译文都是通俗平白的口头语的话，“下等人”便不再会被高高在上的文化人所奴役、所统治，从而能借由新语言打破权贵阶层对文化、知识和语言的垄断，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瞿秋白说：
“虽然一些新的字眼和句法，本来是中国话里所没有的，群众最初是听不惯的，可是，这些字眼和句法既然在口头上说得出来，那就有可能使群众的言语渐渐的容纳它们。”
鲁迅首先是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着眼的是经由翻译改变中国人说话和作文的方式，从而改变中国人思维和思考的方式，也就是建立系统的逻辑思辨能力。瞿秋白终究是政治家和革命家，他有关翻译的努力，更多是革命实践斗争的附属产物，期待的是推翻旧有阶级的统治，创造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世界。
据曹靖华回忆，鲁迅所谓“三闲”，实际上是鲁迅、瞿秋白、曹靖华三个患难兄弟搞了回“自费出书”的大胆行动。瞿秋白和鲁迅意见虽有分殊，但两人此时依旧是左翼文化战线上亲密无间的战友，对于瞿秋白的俄文翻译才华，鲁迅赞扬不已。1931年，鲁迅又将俄罗斯作家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解放了的堂吉诃德》交由瞿秋白翻译，瞿秋白用“易嘉”的笔名译出，在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刊载，后又出了单行本。鲁迅则补译《作者传略》，并在后记中称赞瞿秋白的译文“注解详明，是一部极可信任的本子”。读完译本后鲁迅还说“那时我的高兴，真是所谓‘不可以言语形容”。
1932年的一天，上海虹口四川北路上那栋坐南朝北的北川公寓寂静依旧。二至四层挑出阳台古朴而秀气，外有花式铸铁栏杆；
内部楼梯栏杆呈螺旋式，转角立柱雕刻精致。房间内置有水汀、吊扇、八仙桌、装饰壁炉、锅炉房等，生活气息浓厚。鲁迅终于在此见到了瞿秋白。许广平回忆当时的场景说：“他们两人就像我从菜市场带回的两尾鱼，拿到家中忽然放到水池中见着水，游得欢快。”他们从日常生活谈到彼此遭际，又从淞沪抗战谈到中国革命，舌灿莲花，滔滔不绝，似乎有说不完的话。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访问中国，2月17日到达上海，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会见了他。随后，鲁迅和瞿秋白还搜集有关资料，编译出版了《萧伯纳在上海》，辑录上海中外人士关于萧伯纳访问上海的文章和评论等。卷首有鲁迅的序和辑者的《写在前面》。
瞿秋白就义后，鲁迅悲痛万分，无比惋惜，他甚至不满意自己翻译的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鲁迅告诉萧军说：“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后来，在给萧军的信中鲁迅写道：
“他又译过革拉特珂夫的小说《新土地》，稿子后来在商务印书馆被烧掉，真可惜。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
从悲痛中回过神来之后，鲁迅想着自己总该为瞿秋白做些什么。对亡友最好的回忆与纪念，莫过于将他的思想借由留存于世的文字，泽被后世。于是，作为彼时士林领袖的鲁迅，联合茅盾、郑振铎和一些其他友人，搜集瞿秋白的译稿，嘱托内山书店将书稿寄到日本，印成两册成书《海上述林》。上册出版时，鲁迅尚健在，但也纠缠于肺疾，整个人形销骨立，瘦得不成样子。拿到书后，鲁迅眼前仿佛又浮现出瞿秋白清瘦的面容，说：“那第一本的装订样子已送来，重磅纸；
皮脊太‘古典的一点，平装是天鹅绒面，殊漂亮也。”他还急于看到《海上述林》下册出版，于是拜托茅盾与出版商联系“于便中或专函向能拿主意的人一催，从速结束，我也算了却一事，比较的觉得轻松也”。
1936年10月18日，鲁迅大限将至。时任《译文》杂志主编黄源前来看望，告诉他之前托请在《译文》刊登的广告——《介绍〈海上述林〉》一文刊登出来了。这则广告是鲁迅一生中最后看过的文字。第二日凌晨5时25分，鲁迅与世长辞。《海上述林》出版时，署名“诸夏怀霜社”。“诸夏”意为“中国”，“霜”乃瞿秋白的原名，寓意为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瞿秋白。子期死后，伯牙绝弦，终身不复鼓琴。《海上述林》就像是一帧发黄的旧照片，见证了鲁迅和瞿秋白在大革命的动荡和变革中一份默契的“知”、清晰的“懂”、深刻的“悉”。巍巍乎若太山，汤汤乎若流水。一位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文坛巨人，一位是流星般划过天际的时代骄子，在那个风云际会、狂飙突进的年代里，二人携手并进，为中国照进了无比美好的华光。鲁迅为《海上述林》所撰的广告里写道：
“作者系大作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足以益人，足以传世。”
再后来，蒋介石的国民党把矛头对准工农红军，进行了五次“围剿”。1934年，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先施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后又施行保守主义的防御策略，致使红军屡战失利。红军的机动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在中央苏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无可能。于是，被迫退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毛泽东提出，希望瞿秋白跟随大部队一起转移。然而，当时瞿秋白沉疴在身，不能随军行动，只能留在即将沦陷的中央苏区，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
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国民党对剩下的红军也要赶尽杀绝，苏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央决定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入山进林打游击战。此时，瞿秋白的肺病一日严重过一日，组织决定，由苏区医院院长周月林护送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等人前往上海养病，或者从事地下工作。1935年，这支集中了老弱病残的转移队伍从江西瑞金九堡出发。瞿秋白扮成了卖香菇的贩子，由福建省委武装护送。
拂晓时分，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空气里都是青草的香气，湿润润的。队伍到达长汀县牛庄岭小迳村，一行人又饿又冷，瞿秋白还拖着病恹恹的身子，实在是走不动，大家便找到一户农家讨口饭吃。谁都没有料想到，就在吃饭时，国民党福建省保安第十四团钟绍葵部队收到秘密信息，派兵包围了村子。
院门外窸窸窣窣的响动，令瞿秋白不安，他仿佛发现了什么。随即瞿秋白用疑惑的眼神望向邓子恢。众人都有所警觉，决定突围出去。红军边打边撤，但是敌众我寡，负责护送的部队大多数都牺牲了，敌军的包围圈越画越小。一路逃跑的瞿秋白脸色蜡黄，嘴里不时吐着白沫，一瘸一拐实在支撑不住。他气喘吁吁地告诉邓子恢：“我病到这个样子，实在走不动了，你快带大家走吧。”邓子恢突围脱险，瞿秋白隐蔽在灌木丛中，最终还是被敌人发现。在狱中，钟绍葵亲自审问瞿秋白，逼问红军行进情况。面对暴雨般袭来的严刑拷打，瞿秋白拒不吐露真情，一口咬定自己名叫林琪祥，是一名医生。
四月的汀江，水阔云低。江水就像一条裹着金鳞的巨蟒，在阳光的照耀下，仿佛鎏金般，闪烁着耀眼的华光。江水两岸山重嶂叠，林木葱茏，一艘戒备森严的木船沿着江岸溯流而上，船里正是被荷枪实弹的重兵看守的瞿秋白。瞿秋白此时内心平静，拷打受过的伤，肺痨攒下的病痛仿佛在这优美的湖光山色中隐遁于无形。江水浩荡，他举目向下游望去，水面仿佛笼罩着一件缀满金珠的纱衣。水光反射到他的镜片上，他一点不觉得刺目，甚至还有些温暖，在阳光的抚摸下，眼睛仿佛也晕染了光亮，不再觉得疲惫。他咬了咬干瘪的嘴唇，不再多想什么，微微闭上眼睛。此刻，他看不见烟波浩渺的江水，看不见连绵起伏的青山，听不到两岸的鸟啼虫鸣，闻不到空气里的花草清香，身体仿佛随着思绪的游动进入一个无我的境地，瞬间心静如止水，身定如磐石。
变节者向国民党指认，说林琪祥就是瞿秋白。在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部的一间破屋子里，敌人的军法“审判”开始了。军法处长厉声问：“你的年龄籍贯？”瞿秋白虽身陷囹圄，依旧神态自若：“三十六岁，上海人。”处长突然起身，高声喝道：“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随之使诈说：“我民国十六年曾在武汉听过你的演讲。”瞿秋白面不改色，淡淡地说：“我不是你说的这个人。”处长使出了撒手锏，他把指认瞿秋白的叛徒郑大鹏招了进来，瞿秋白见情状如此，坦然一笑：“那我就不用冒名了，我，就是瞿秋白。”被俘三个月，敌人用尽刑讯软禁之策，没从瞿秋白这儿得到一点信息。1935年6月2日，蒋介石在武昌行营发来密电：就地枪决瞿秋白。
6月18日，三十六师师部如临大敌，整个部队笼罩在一片肃杀之气中。早上8点，特务连连长廖祥光走进牢房，向瞿秋白出示了枪决令。晨曦的微光透过监狱的小窗照射进来，如丝如缕，正在伏案写诗的瞿秋白显得清癯而孱弱，细瘦的身形在微光中形成一道浅浅的轮廓。他搁下笔，不停地挥手，对来人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他镇静地站起身来，正其衣履，缓步踱出牢房。瞿秋白两手背在身后，挺起瘦弱的腰身和肩膀，面容枯槁，头发乱如蓬草，但神态确是庄严懿静，双眼散发着炯炯的力量。他的步子迈得踏实有力，伴着沉稳匀停的呼吸，一步一步走向罗汉岭下的刑场。此时此刻，他想起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边走边唱道：“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在群山环绕的罗汉岭，歌声仿佛有穿越云霄的力量。
走到罗汉岭下，瞿秋白停下脚步，极目眺望，远处是苍翠峰峦，近处是古厝城垣。风寂寂地吹拂，和着山涧的鸟鸣与秋虫的低哝，仿佛奏出一曲克制而细腻的音调。太阳从地平线升起了，阳光伸出双臂，缓缓地把大地揽入怀中，仿佛想要安静地结出一颗琥珀。不多久，光辉映照天空，黑暗迎来终章。瞿秋白感觉自己像是一只飞鸟，一只庄子笔下的鲲鹏，正展起垂天之翼，掠过崇山峻岭，飞越历历星河，飞向盛大的太阳，飞向亘古的虚空。他继续向前彳亍了几步，便盘腿坐在山花丛中，说：“此地甚好。”随即饮弹。
后来，他唯一的女兒瞿独伊回忆说：我始终不明白儒雅的书生和壮烈的革命者，哪一个是父亲？这个问题，想必瞿秋白的父亲也没搞明白。1920年，瞿秋白动身去俄国之前，和父亲在济南沿着大明湖畔散步。新月初升，秋风飒飒，静卧于水面的残荷，擎着几颗水珠，在暗夜里收拢最后的风致。瞿秋白开口对父亲说：“十月革命把马列学说传到了中国，但社会主义还是隔着窗纱看晓雾，看得不十分清楚。我想当一个辟路者，身临其境，去苏俄走一趟，考察清楚。”父亲对儿子的一番表态听得似懂非懂，心里像是眼下的月光一样，朦朦胧胧，难以名状。他望着月光下儿子的脸，说：“你这一去，要处处留神啊！”
作者简介
康岩，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学历。报告文学作品见于《人民文学》等，散文及评论见于《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曾获《人民文学》奖、刘勰散文奖等。长篇报告文学《他们让真理穿越时空》入选2023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现就职于人民日报社总编室。
责任编辑 丁莉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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