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涵,熊亚超,祁 慧
(1. 华北科技学院 安全工程学院,北京 东燕郊 065201;2.中国矿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3. 华北科技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东燕郊 065201)
城市公共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构成部分,它能够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当前中国正处在波诡云谲的全球风险社会以及自身社会转型的交叠期,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各类矛盾的夹杂共生,而城市日趋复杂的运行系统使其成为各类不安全因素的聚集地。因此,如何消弭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频发的矛盾与冲突,成为当前城市治理中不可忽视的现实课题。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1]安全感是提升公众获得感及幸福感的基础[2],而公共安全感作为安全感的一种外延,是公众对于当下存在或可能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的综合心理反应,是居民对现实公共安全现状的一种直接评价。居民的公共安全感不仅是政府公共安全治理成效的“晴雨表”,更是衡量社会治安、群众健康、生命及财产安全等一系列生活质量因素的关键指标。此外,公共安全感是城市居民对政府治理效能满意度的集中体现,也是考量政府在直面安全风险时是否具有理性思考及人文关怀的重要尺度。
公众的公共安全感受到经济保障、生存空间、危机管理、信息环境及社会干预等多方面因素影响[3],而现阶段我国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格局加速了城市居民公共安全感的空间分布的异质性样态。因此,从区域发展不均衡的角度出发,观测不同维度下的居民公共安全感,有利于从需求侧揭示不同区域及维度下公众公共安全感演变的现实规律,进而为社会风险治理提供理论及现实依据,为提高人民安全感提供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本文主要以2021年CCPSD调研数据为基础,将31个省会城市以及部分副省级城市从地域上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区域,运用熵权法计算出它们的居民公共安全感空间格局分布状况,进而为路径选择提供现实依据。
现有的文献研究大都以思辨的视角对城市居民公共安全感的内涵、测度指标及提升路径予以探讨。公共安全感是公众对社会公共安全现状的主观感受及评价[4],这种主观感受是基于社会环境因素与社会系统内部因素产生的[5]。早期公共安全感的测量主要围绕犯罪恐惧感展开。从适用情境来看,Hale从情感、生理及财产等方面对街道犯罪恐惧感展开了测量[6],Warr则对盗窃、诈骗、殴打、性侵及抢劫等犯罪行为的恐惧感加以测量[7]。从测量工具开发角度来看,Ferraro从测量对象界定、情境设置及题项选定等方面提出了公共安全感测量的五项原则。Farrall提出公共安全感测量需要涵盖封闭式与开放式两类题项[8]。此外,学者们从人口统计变量[9]、环境因素[10]及社会经济因素[11]等角度对犯罪恐惧感的影响因素予以探究。国内早期公共安全感的测量主要以社会治安感为主,代表性研究是公安部围绕“社会治安总况”、“是否敢于独自夜行”、“执法效能感”等指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调查[12]。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基于社会学及公共管理学学科视角不断扩大公共安全感的涵盖范围,社会环境、社会人际变迁及政府管理等内容均被囊括其中。尉建文提出除了治安安全外,家庭安全与饮食安全也是公共安全感的一部分[13]。钟君等从财产安全、社会治安、交通安全、灾害事故及食品安全五个维度对公共安全感进行了测量[14]。而经济安全、政府保障及心理素质等维度也被纳入公共安全感范畴加以实证检验[15]。此外,公众在不同生活场所的综合安全感也被认为是居民安全感的构成之一[16]。
综上所述,早期公共安全感的测量侧重于对犯罪恐惧感的评价,而早期公共安全感的研究主要针对社会治安感。随着研究的深入,多学科视角下的公共安全感的研究范畴不断拓展,研究的焦点不仅仅局限于社会治安,更多的社会及心理要素被囊括其中加以考量,现有测量体系较少体现公共安全感的“公共性”,即测量的某些领域的安全感受并不是公众所共有的,且已有研究区域性特征较强,缺乏大规模的实证调研,无法从全局角度去分析公共安全感的总况与差异。为了回应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居民在需求侧对公共安全的诉求,本研究构建了大安全观下的指标体系,并基于大范围的调研数据测绘出居民公共安全感的空间格局,以期观测不同维度下居民公共安全感的空间格局及现实状况,并以现实依据为基础提出居民公共安全感可持续增长的对策建议。
2.1 研究数据
本文采用了中国城市公共安全数据库(CCPSD)中2021年的调研数据作为数据来源。该调研使用多阶段随机抽取样本的方法。多段随机抽样法可综合各类抽样方法,适用于研究范围较大、单位较多及情况复杂的调研,且抽取的样本越多,其代表性及解释力越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该次调查采用了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在目标城市发放纸质或电子版问卷,以确保数据的可靠性。该数据共计收集有效问卷8980份,有效样本数量及分布详见表1,从问卷的具体分布上来看,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地区城市的问卷数量分别为695、1128、2561、784、1111、1269、1432,样本比例符合人口分布特征,能够有效地反映城市居民安全感的综合状况。
表1 调查省份及有效样本量
2.2 概念测量
安全感这一概念兼具心理学与社会学双重属性。心理学认为安全感是“摆脱恐惧与焦虑而带来的稳定、自由及安全的感觉”,马斯洛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个体安全感的构成,并从人际关系、归属感、世界观、社会参与度等10个方面对安全感进行了测量[17]。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安全感被认为是个体主观感知与客观环境共同作用的心理活动,并逐渐显现出社会学的属性,并主要聚焦于公共安全领域[18]。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食品、交通、环境等领域充斥着各类不安全因素,公众安全感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其内涵及构成在不同学科及情境中不断充实。为确保概念测量的准确性,此次调研对已有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并结合前期在政府、居民层面的访谈材料初步构建了城市居民安全感的评价体系,进一步邀请领域内专家予以打分评价,最终确定了自然安全、社会治安、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态安全、公共设施安全、社会保障、信息安全及生产安全十个二级指标。基于范维澄提出的公共安全三角形理论模型[19],从灾害诱因、承灾能力及应急管理三个方面将二级指标继续细化,最终确立了40项三级指标,详见表2。
2.3 研究方法
城市居民安全感的评价体系中存在着较多变量,为了使最终的评价结果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不同区域居民的安全感水平,本文将使用熵权法来确定各级指标的权重。熵权法是一种综合各个因素所提供信息量为基础进而计算综合指标权重的数学方法,其基本原理如下：
首先对各评价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同时进行数据平移,消除负数,具体公式如下：
(1)
(2)
第二步是计算第j个指标在第i个方案中所占比重pij,进一步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ej：
(3)
(4)
最后则通过确定差异性系数xj来计算出评价指标的熵权wj：
(5)
(6)
在通过熵值法计算出各级指标的权重后,使用加权平均法构建了城市居民安全感的综合评级函数, 详见公式(7)。其中,wj表示各个指标的熵权,Ai,Bi,Ci,…,Ji则表示各个指标的平均得分。
(7)
为了有效观测自然安全、社会治安及生产安全等十个领域中城市居民安全的空间现实情况,首先基于上述公式(1)～(6)计算出各三级指标的信息熵值与权重系数,并进一步计算出其对应二级指标的权重,计算结果详见表2。将权重系数与指标得分代入公式(7)得到城市居民安全感的评价结果,图1呈现了东北、华东、华北、华中、华南、西南及西北地区城市居民公共安全感的空间格局。
表2 公共安全感评价指标体系
3.1 总体安全感
如图1所示,区域视角下的安全感得分处在中游水平,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华中、华北、西南、东北、华南、华东、西北,总体上呈现出“中部突出,东西凹陷”的格局。城市居民的安全感指数与城市的发展水平并未呈现出正向的线性关系,经济较为发达的华东、华南地区仅列第5、6名,而发展水平整体处在中上水平的华中、华北区域居民安全感得分为前两名,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西北地区居民的安全感最低。不难看出,城市居民安全感与城市的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出“倒U型”的趋势,即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城市职能的集中效应会使得居民的安全感随着城市的发展水平会不断提高,但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运行系统不断复杂化,新的安全风险不断衍生,且城市安全管理水平不能匹配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需求,频发的风险事故给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威胁,使得城市居民的安全感有所回落。
图1 城市居民公共安全感的区域分布
3.2 不同维度的安全感
通过公式(7)分别计算出各区域二级指标的得分,其空间分布见表3。
表3 各维度公共安全感的等级分布
信息安全感、社会保障感及食品安全感二级指标综合得分相对较高。其中信息安全感得分最高,各区域信息安全感综合指数皆处在中等偏上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指导发布的《2020年全国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统计报告》指出,公众的网络安全感呈现出“中间多,两头少”的趋势,多数公众对自身信息安全的感受表示一般,该结论与本文亦有着相同之处。社会保障感综合得分位居第二,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出中、西、东依次递减的趋势。社会保障是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感应取决于各地区社会保障的发展水平。从社会保障总支来看,东部地区总支出处于绝对优势,占全国总支出的一半左右,而中部地区支出略高于西部[20]。而从人均支出角度来看,中西部地区要高于东部[21]。由此可见,东南沿海地区居民的社会保障感缺失与其密集的人口息息相关。食品安全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议题,在此次调查中食品安全感指标的综合得分排在了第三位,城市居民对其日常饮食的担忧有所降低。
自然安全感、交通安全感与社会治安感成了制约居民安全感的瓶颈。其中,自然安全感综合得分仅为4.3639,在众多维度中排名中最低,西北及沿海地区安全感缺失较为严重。城市居民自然安全感的高低应与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有着直接关系,有学者对我国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了探讨,指出我国自然灾害总体上呈现出“南重北轻”的空间特征[22],该结论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城市居民自然安全感的空间分布格局,但也存在着相悖之处,例如华中地区洪涝灾害频发,但该地区公众保持了相对较高的自然安全感,针对这一现象有学者指出在自然灾害与公众安全感之间存在着一些中间变量对公众的风险感知进行了调节,这些变量包括人口统计变量、政府治理效能等[23]。社会治安指标综合得分仅高于自然安全感,其中西北地区居民治安安全感缺失严重,其他区域间总体差距不大。交通安全感略高于社会治安感,且各区域间差距较小。华东、华南地区的城市居民较为担心其居住城市的交通安全,究其原因,东南部城市人口密集,城市发展水平高,交通网络复杂且运载负荷较高,且东南部城市外来人口较多,对出行的需求参差不齐,一定程度上因此制约了城市居民的交通安全感,此外东南部城市居民对所居城市交通安全的未来发展多是报以消极的态度。
(1) 自然安全、社会治安、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态安全、公共设施安全、社会保障、信息安全及生产安全十个维度构建的城市居民公共安全感的评价体系可以较为全面地衡量现阶段城市居民的公共安全感。
(2) 城市居民公共安全感总体处在中等偏下水平,综合得分仅为4.9992,其中华中、华北及西南地区公共安全感偏向较好,而西北、华南、华东、东北等地区偏向一般,总体上呈现出“中部突出,东西凹陷”的空间格局。
(3) 各地区分项公共安全感整体一般,且差距较大。信息安全、社会保障及食品安全满意度最高,自然安全、社会治安及交通安全偏向较差,公共设施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产安全及生态安全则处于中等水平。
(4) 鉴于现阶段城市居民公共安全感形成的空间格局分布样态,在加快推进现代化城市建设、使公众共享改革成果的同时,应该注重公共风险管理中的风险关口前移工作,构建“预防为主,防救一体”的风险治理格局,同时要着重落实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打造“精细化的”风险管理模式。切实提高城市居民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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