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译”实践中的“卡脖子”技术人才培育机制研究

卲艳梅， 欧 洋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以专章的形式对教育发展、科技强国、人才培养进行了统筹安排和一体部署，充分体现了新时期中国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价值定位和引领目标，明确了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化强国的理论诉求和实践要求。2023 年1 月31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阐释了科技强国的新筹划、新布局：“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坚持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一体推进，形成良性循环；
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一体设计，实现有效贯通；
坚持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一体部署，推动深度融合。

”[1]参考《〈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技术创新绿皮书——路线图》，当前中国主要存在35 项“卡脖子”技术，涉及集成电路、光电显示、精密仪器、工业软件等领域[2]。重点领域技术一般具有战略性、垄断性、复杂性特征，既涉及复杂的知识结构和基础的技术理论，也涉及大量关键装备。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需要长期高投入、高协同的科研攻关，高校作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如何实现“从0 到1”的原始创新能力，如何探索着力培养“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人才，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新任务、新问题。***的讲话已经为问题解决的现实途径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笔者尝试从西方社会学“转译”（translation）[3]23实践的视角出发来进行具体实操性的理解和贯通，希冀在拓展理论维度的同时，依托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发展的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的关系型主体，探索一条切实可行、奋斗以成的“卡脖子”技术人才培养路径。

“卡脖子”困境，即由于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产品进出口限制、市场准入限制、技术封锁、专利壁垒、投资限制等，导致一些关键的、重要的核心技术面临被“卡脖子”的风险，也可能会进一步使中国的产业发展、技术发展、企业生存甚至国防安全都面临严峻挑战。“卡脖子”技术研判依据，如图1 所示。

图1 “卡脖子”技术研判依据

研判是否会陷入“卡脖子”困境，主要需要考察五个层面的因素，即是否威胁产业经济和政治战略性安全，产品技术性能是否具有被替代的可能性，供方是否垄断了原材料、零部件、制造产品的专利技术（即在全球知识产权体系中是否具有垄断性），是否在全球产品供应链中具有垄断性，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在全球核心技术链中是否具有垄断性。

“卡脖子”技术往往是全球科技和经济竞争的一个战略制高点，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同时，“卡脖子”技术攻克难度大，短期内很难实现技术突破。在科研领域，中国不断强调加强基础研究，但是视野开阔且具有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解力、大兵团作战领导组织力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少之又少。原始创新不多，且一些高新技术是要不了、买不了、讨不来的，只有依靠自力更生创建自主的科研队伍产出原始创新技术，才能有效解决被卡住脖子的风险。“卡脖子”技术难题的根除途径在于源头活水，人才始终是第一位的，高校的“卡脖子”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就因投入大、见利周期长而存在现实瓶颈。

首先，“卡脖子”技术领域人才培育门槛过高。高新技术行业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入，而且越是高新技术越复杂，涉及的中间环节也越多。仅以集成电路行业为例，据《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发展报告（2020—2021 年版）》显示，2023 年前后，全行业人才需求规模将达到76.65 万人左右，其中，设计业的需求为28.83 万人、制造业的需求为28.27 万人、封装测试业的需求为19.55 万人；
从业人员结构中，设计业和制造业“前中端重”、封装测试业“后端轻”的趋势正在逐步形成，且随着摩尔定律发展逐步放缓，中国封装测试业向附加值更高的高端封装测试业转化，芯片测试业人才短缺的问题届时将进一步凸显[4]。以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一款28 纳米片上系统为例，研发该系统需要组织几十位工程师花费一年左右的时间，投入资金超过2 000 万元，还不包括研发人员上千万元的工资花费。而且芯片设计过程中充满了各种未知和不确定性因素，需要不断纠偏、试错、论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会有畏难情绪，留在行内的人数极少。高成本、高投入又很难吸引资金投入，由此造成了芯片行业发展的恶性循环，从而导致中国的许多芯片需要依赖进口，但是进口环境却又越发严峻。

其次，当前相关课程体系缺乏贯通性。高新技术往往涉及各个前沿学科理论的交叉领域，需要精通工程系统的结构分解和算法建模，并且使之与各个基础学科如物理学、材料学、数学、力学等实现高度融合。这种能力来源于对课程的深度学习，来源于理工科思维的运演能力，而当前相关课程设置又往往是速成式的机械灌输。科学思维能力的训练欠缺，导致一些学生很难形成大工程观或者全链式的技术应用能力；
基础素养薄弱，导致一些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持续学习的能力也受到了限制。传统的学科知识体系过于单一，学生综合集成跨学科知识的能力无法得到训练，自我拓展能力不足，自然也就很难适应技术的日新月异和迭代换新。

再次，缺乏前沿技术实践性环节介入。高校现有教学内容多落后于产业发展的需求。部分教师自身工程实践经验不足，多停留在书斋，对产业发展、市场需求和真实项目需求的认识不够深入，系统、专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培训也较为缺乏。高校的实验、实训和实践平台也多落后于产业领域的现有前沿技术，提升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自我拓展”的条件和空间也有待继续提升和加强。

最后，高校需要加强与政府、企业组织、行业组织的合作，需要进一步推进“共赢”的合作理念。各方作为独立主体，具有不同属性、不同价值体系和功能，如果每一方都追求“利己”独赢，合作方的“利他”行为就无法真正建立，各方之间促进资源流动与创新动力的有效联结也就不能建立，即使形成合作也无法有效持续，很难实现资源互补，共同发展的愿景将会更加遥不可及。

综上所述，笔者尝试采用一种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即构建一个整体的多元互动、互认共赢的多元主体网络，以高校为主要行动者，在克服自身关键症结的同时，兼顾各方，通过发现强制通行点和利益赋予，来推动多方行动者的价值共创。

行动者网络理论最初由Latour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提出。Latour 认为，通过利益相关化和各类正式或非正式规则和渠道的建构，推动多元主体间的利益调和与行动整合，形成和谐平等、共同参与目标实践的行动者网络，既是多元主体从分散到协作的动态过程，也是行动者自身内部的诸要素互动合作[5]。将该理论迁移至“卡脖子”技术困境突破领域，笔者获得了新的思路和视角：高校、产业、国家实现联合行动、协同发展，这一过程实质上是多元行动者找到利益平衡点以及在平等协商、多方动员之后，通过“转译”彼此的核心关切点建立多元行动者网络的过程。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要素包括：行动者、网络和“转译”[6]。何为行动者？以教师、学生、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为代表的人类行动者在“卡脖子”技术创新中既是利益诉求者，也是成果检验者和规则制定者，在上述多元主体中，核心行动者是参与科技创新实践活动的高校教师、学生。政府、企业、其他合作院校作为实践行动的重要参与者，这些具有属人意义的行动者与其他在物的意义上存在的非人类行动者建立联系，形成一种关系型存在。具有独立自主性的人类行动者，在具有物的能动性的非人类行动者要素（如技术制品、观念、政策等）的相互建构中，共同促进学生个人实践能力、高校人才培育能力、企业创收能力、国家整体创新能力的共同提升，最终形成高校、企业、政府各方共赢互认的项目成果。各行动者之间既是利益相关者，也是促进彼此更好发展的关系共同体。上述行动者网络蕴含的底层思维逻辑过程表现为：多元主体确定核心问题（呈现）——制定强制通行点（各方利益相关化，兼顾彼此共同合作）——征召（enrolment，指主要行动者高校把其他行动者吸纳到网络中的手段，其目标结果是有效联结各个行动主体）——动员（mobilisation，产生主体间的真正互动）[3]184。此即“转译”实践需要经历的四个阶段。

“网络”的本质是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也称异质行动者，是物的因素）以及人类行动者之间相互关联、共同建构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行动者获得了身份、位置、资源和权利，在行动者互相牵引、两两相激的建构过程中科学技术实践活动得以发生，技术难题得以**。这体现了一种关系物质性（relational materiality）或关系本体论立场[7]对“卡脖子”技术问题的克服路径以及策略不能诉诸“社会”“自然”“人”等因素单一割裂的对象式存在，且在利益相关化的目标趋同中，解释和描述了多元行动者网络如何构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动态过程，在对“行动者”和“网络”赋予特殊内涵的基础上，循此依据，科技创新活动的实质乃是一项如何“构造更大更强的行动者网络，从而使网络建构者能维持相当的权力”[8]的技术难题的攻克发明，不仅仅是目的论或者结果论意义上的发现事物的本质，理性、逻辑思维运演的结果，实际上更是技术行动者在复杂动态关联以及各种争议、策略、竞争、冲突中获得成功的过程。高校“卡脖子”人才培育模式中行动者构成，如图2 所示。

采用EpiData 3.1进行数据录入，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使用构成比、均数、标准差等进行统计描述。疫苗及安全接种知信行得分不服从正态分布，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和Kruskal-Wallis H检验；
采用Logistic逐步回归法（剔选界值α入=0.05，α出=0.10）分析疫苗及安全接种知识、态度、行为得分分组的影响因素；
KAP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秩相关。

图2 高校“卡脖子”人才培育模式中行动者构成

具体来看，“转译”是缔结行动者网络的关键，反映了行动者与网络相互作用的过程。“转译”揭示的行动内容是多元行动者中的一方将另一方的问题关切和利益表达转换出来，多方主体之间在共同协商指定的目标的前提下达成的整体的关系联合以及形成的整体配合。多方主体之间均处于利益或者目标的转换与被转换、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之中，两两相激相互牵引，相互依赖又相互成就。“卡脖子”技术困境的突破显现的具体问题，首先是要积极鼓励和培育多方行动者更有效、更主动地参与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9]。在政府层面，中国国家体制具有制度优势。在国家层面，近年来，多维度、多方面强化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舍得下资本、下功夫，高校成为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增幅最大的第一主体。“2021 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27 956.3 亿元，比上年增加3 563.2 亿元，增长14.6%，增速比上年加快4.4 个百分点；
分活动主体看，各类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21 504.1 亿元，比上年增长15.2%；
政府属研究机构经费3 717.9 亿元，增长9.1%；
高等学校经费2 180.5 亿元，增长15.8%。

”[10]随着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加计扣除比例、鼓励基础研究等相关政策出台落地，企业研发投入力度有望进一步加大。在企业层面，通过推进高校与企业对接的人才招聘、现有人才成长战略，以及提高绩效薪酬等激励政策，培育内部人才的同时吸引外部人才，完善全球化人才流动机制，建立符合市场化要求的科技人员双向流动制度，畅通人才流通渠道，打破地域限制。在高校层面，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共性问题，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和校企创新联合体，支持高校和企业探索协同创新的新机制、新模式，根据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等的不同需求，开展不同形式的创新合作，实现精准对接，突破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强化企业需求牵引和市场化导向的知识产权布局。

行动者网络中的“转译”理论提供了动态的实践参考框架，除了包括人类行动者之间的角色转递、协商共作的围观过程外，从大的系统或者网络联结层面来看，“转译”实践中也包括环境、精神、价值、文化、法律、政策等“物的能动性”，这些物的、“非人类”的因素看似中立，实则都负载着价值与意义，换言之，它们总是具有物的意向性，直接或间接地表达着主体选择的意图和价值偏好。

正如Daghigh 和Amini 所言，尽管“非人类”（non-human）因素不能完全等同于人类能动性，但形式各异的“非人类”因素直接影响着“转译”过程及网络的稳定，有时甚至扮演着中心或者构成性成员的角色[11]。行动者网络理论强调“广义对称性”思维，赋予“非人类”因素的物的能动性原则，笔者拟进一步优化“转译”实践的操作策略结构，尝试以“结构-情境-主体”复合关系型整体论来对困境和症结进行**。

（一） 结构赋能：增强“转译”主体能动性

作为核心行动者的高校通过利益相关化、征召和动员各方进行“转译”实践。这种行动的首要前提是需要在一定的结构框架的约束下进行，不存在任何一个抽象的、个体意义上的主体，而是都存在于社会历史当中，此时灵活的顶层设计就能够为“转译”活动提供具有政策导向的制度安排的有力支撑，为高校科研人员“松绑+减负+赋能”。

首先，政府下放部分权力，增强高校“转译”自主性。打破传统科研机构管理模式，实行新的管理体制，引领科研经费管理改革。聚焦科研经费管理改革，推出简化科研项目评审程序、预算编制；
下放科研项目预算调剂权限、加大绩效支出力度；
改进科研人员因公出国（境）管理方式，实施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等系列改革举措，切实增强科研人员改革的获得感，推进科研项目管理机制改革，推行“材料一次报送”制度，减少信息的重复填报，缩短办理时限。

其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高校注意力分配。打通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推动项目赋权改革试点工作；
建立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议事协调机制，推动中央、地方、部门的协调联动，组织项目成果供和需对接活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和转化人才培育，建设科技成果信息系统，汇交科技计划项目成果；
支持转移转化高校人才培训基地建设，支持高校开展技术转移专业方向研究生教育试点。

最后，着力打造创新人才高地，提高高校“转译”灵活性。聚焦国际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核心环节，争取国家相关部委支持，制定“专人专用”“急需人才”等认定办法，全面推进国际人才社区建设；
建立健全人才梯队培育体系，通过实施各类科技人才计划，形成战略科学家、顶尖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工程技术人才等人才梯队；
完善科技人才评价制度，以社会化评审方式开展自然科学研究系列职称评价，积极破除科技人才评价中的“五唯”现象。

（二） 情境创设：拓展“转译”空间和平台

“转译”实践本质上是一种在社会境遇中的多元主体协商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既是一种主体性实践，也是一种情境性实践。良好的社会情境创设可以助益多元主体之间的“转译”过程。

首先，加强与国际国内高水平高校的交流、往来和合作，拓展“转译”平台。各国高校多厚植于各自的民族文化、社会历史的土壤之中，拥有共同的教化渊源。国际高水平高校之间建立交流合作，拓宽国际视野，使高校管理制度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不断择善而从、取长补短，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可以拓展工作思路、改进教育教学管理途径。

最后，塑造情感空间，厚植爱国敬业精神，提升“转译”韧性。情感认同是维系多方行动者形成有效互动的精神基础。情感共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主体之间的目标一致性与行为共情性。高校通过主题比赛、展示作品等活动力邀校外联盟者参与，以增进多方行动者对高校专业办学的参与度和学生能力的认同度。

（三） 主体整合：推进主要行动者网络的再建构

“转译”在本质上是多元行动者基于“共识”所采取的整合行动，在对各个主体行动的特征和问题的明确把握下，要以需求为导向，以价值为中心，采取组织化的方式动员行动者参与，优化行动者网络建构实践。高校“卡脖子”技术项目人才培养的理念目标是实现低成本、高质量培养，强化全链式工程能力的基础性人才。“转译”视角下的人才培养模式与要素，如图3 所示。

图3 “转译”视角下的人才培养模式与要素

首先，以需求为导向加强利益整合，注入“转译”动力。正视专业教师、学生、社会企业在技术项目中的核心关切点，进行整合同化。针对教师队伍实践经验缺乏的“痛点”，教学与教育发展部门联合其他行动者（如产业企业或者行业协会）进行全面的、与行业实践衔接的教学体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专业教师接触行业新技术。高校与企业的稳固、互惠的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了实习选择、就业选择的机会。

其次，以促进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为核心，凝聚“转译”基础。针对“卡脖子”技术人才培养的现有课程设置缺乏国际性和前沿性的突出“痛点”，重视前沿性、实践性，着力“大工程观”“大理科思维观”的基础素养培育，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学生持续学习和创新能力。根据人才培养定位，从专业角度出发，对学生应该掌握的知识点进行系统梳理，明确专业人才培养所需的知识要素构成之后，建立跨学科知识群，打破学科专业知识之间的壁垒，分析课程群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融会贯通的专业知识体系。通过基础通识课程群的打造，培养学生理科思维能力，即用最基本的专业理论能够分析复杂工程问题的基本发生、发展过程，理解其中的物理本质即原理，明晰“‘卡脖子’关键技术和复杂工程应用”所面临科学问题的内涵和待突破发展路线图，挖掘其深刻的物理内涵，拓展技术前瞻视野，培养大工程观[12]。同时，还应注意到，即便具有丰富的跨学科知识和深度的理科思维，“教材+黑板”的方式也很难拓展学生的自我创新能力，因此，应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工程项目或者科研项目，将实践实验室教学提升至“研中学”“做中学”的现实生活之中。

最后，以产教融合手段推动主体互嵌，形成“转译”有机体。通过校企合作共建的方式，建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基于产教融合的原则，高校和企业之间共建网络平台，共享网络教学资源，全天候向学生开放，满足设计实践教学要求；
依托教育部、科技部、地方政府等部门的项目合作、捐赠捐献等有偿或无偿形式，加强先进实验室建设；
吸引产业界的精英参与课程规划和课程改革，逐步建成包括教师、工程师、实验师的“三师型”高素质师资队伍。

“卡脖子”技术涉及大跨度的学科交叉集成领域，其人才培养具有更大的挑战性。为此，应从教学内容的重构到培养目标方法改革，走出了一条“执简驭繁”的道路，任务更加迫切和复杂。如何调动各层级、各方面的多元行动主体能动性尤为重要。“转译”为我们提供了多元行动者互动的视角，以高校为中心，协同国家政府、企业产业、行业协会等主体，在洞察各方问题、探明行动者利益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发展出适合的征召思路与动员方式，进而建立去中心化的、动态平衡的行动者网络。“转译”过程即主体性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之间互构的关系型整体，存在论意义上的实践活动的展开，需要将情境性因素、结构性因素纳入考量范围，因而，研究不能疏漏“物的能动性”原则，基于“结构-情境-主体”的分析框架，既需要从顶层设计着手，优化转译实践的整体的、外在性的结构，也需要增强情境创设，拓展高校人才培养“转译”空间和平台，更需要以各个行动者的需求为根本，加强“转译”各方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结和行动整合。

在新形势、新格局的发展变化中，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3]这一目标正是“转译”实践所追寻的根本目标。从多元主体参与“卡脖子”技术人才培育的理论考究和现实观察来看，顶层设计、空间创设、主体整合都具备较强的可行性，合理利用并充分发挥结构因素、情境因素、主体因素的力量，通过结构、情境、主体三者有机结合，使各个行动者产生凝聚力、获得感，“转译”才可持续，才能为突破技术困境提供一种可行的解决问题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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