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马克思哲学解答理路探究

高卓坤

（沈阳音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8）

我们追溯哲学史发现，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一直是哲学家关注的问题，思想家们在不同时期、不同时代、不同的本体论立场，对人的本质给予不同的回答。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对人的本质的追问和考察，逐渐形成通过理性认识把握人的普遍、一般的存在基础和依据的理路，使“理性”在对人的本质的追问和考察方面始终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的原则”引起人们的反思和深入思考。当人们试图通过理性的原则寻求关于人的本质的答案时，马克思（Max）在感性的世界里运用“活动”的原则，终结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关于人的本质的“理性原则”，既使人的本质在对象化关系的全面占有中得以实现，也实现了感性的超越和重建。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思想的科学解答，在一定意义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和思想的彻底性。

西方哲学对人的本质的研究由来已久，不同时期的思想家给出了深邃且具有代表性的回答。古希腊时期对人的本质思想的探索，最早可以追溯到智者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格拉（Protagoras）。普罗泰格拉认为：“人是世间万物的尺度，是一切存在的事物所以存在、一切非存在事物所以非存在的尺度。”［1］这一命题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提出彻底颠倒了传统的人、神、物之间的关系，打破了以神为中心的神主宰世界的传统，将万事万物的主宰力量还给人自身，使人成为主宰万物的力量。人作为主体，破除了外在的限制和束缚，开始重视自身价值。由此，智者学派翻转了早期的自然哲学家们仅仅从自然界的生成出发来思考万事万物，试图以自然来解释世界的传统，赋予人以主观能动性。

古希腊德尔菲（Delphi）神庙的门楣上刻有“认识你自己”的铭言，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把它作为自己的哲学原则，实质是在讨论人的本质。苏格拉底认为，主宰万事万物的真正原因、哲学思考的真正对象应该是人本身，人们应当从自然万物的内在目的性出发，也就是从“善”出发认识世界、认识人本身。苏格拉底认为，认识人自身中的“善”是哲学的真正对象。显然，哲学的真正对象应当是人心灵中的善。“认识你自己”就是要人认识心灵的内在原则，这个内在原则是人心灵中的一种美德，即“德性”。苏格拉底把人的本性和人的本质看作每个人心灵中都具有的德性。这种德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才能被人的心灵认识并且成为真正的善。可见，苏格拉底在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方面始终坚持高扬理性、摒弃感觉，在批判早期自然哲学家崇尚自然的基础上，使哲学研究的基调转为求真向善，并且作为人的本性加以追本溯源，为探寻人的本质奠定了理性主义的根基。

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沿着柏拉图（Plato）将“理性”赋予人的心灵之中的思路，提出了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观点。在这个命题中，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作为人的心灵特有的部分，不仅是善的，而且操修理性、掌握思想是人要达到的理想和最高目的。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说的理性，是超越了感性的“思想的思想”。“思想的思想”的目的性和规定性，是使万事万物被规定的“最高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个“最高目的”的实质，是他推崇并且受到敬仰的能够主宰万事万物的世界本体的最高理性，即上帝。上帝作为被神秘化的理性，按照合乎理性的目的推动万事万物能动地趋向人自身。亚里士多德全面阐发了理性人学的思想，这一论断旨在告诉人们，理性作为人的特殊本质，支配着人的思维和活动，是人自身的根本目的所在。人运用独特的理性支配自己的行为和欲望时，并且使这种行为合乎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时，人就获得了幸福和快乐。亚里士多德视域下的人的本质，不外是人的“理智的德性”。他作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从本体论的原则高度出发，通过理性主义对万物确定性的反思和追问，给予思辨性的回答，在人的本质的探索方面达到古希腊哲学以来的顶峰。

此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大多围绕理性而展开。到了近代，文艺复兴运动在高扬人性的同时，使近代哲学充斥着空洞的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色彩。随着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自然科学家除了在科学上“建工立业”之外，还经常沉浸在思辨之中追求纯粹智慧的美好。法国哲学家笛卡尔（Decare）提出了“我思故我在”（I think，therefore I am）的命题。笛卡尔认为，怀疑也是一种思想，“我在思想”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当“我”在怀疑时，“我”的思想中必然有一个“我”存在。笛卡尔认为，人们怀疑一切时，只有思想作为毋庸置疑的事实而存在：“严格来说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2］。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Rousseau）在《社会契约论》（Du Contract Social）中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这里的“自由”表达了卢梭对人应当具有的状态的期许：人应当是一种自由的存在，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与卢梭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拉美利特（La Mettrie）秉持“人是机器”的观点，他认为人是一架机器，比最完善的动物再多几个齿轮，再多几条弹簧，脑子和心脏的距离在比例上更接近一些，接受的血液更充分一些，就产生了理性。

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康德（Kant），提出了四个关于作为人的“我”的问题：以我能够知道什么为核心的认识论问题，以我应当做什么为核心的道德问题，以我可以希望什么为核心的宗教问题，以及以以上三个问题为核心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康德认为，人的本质表现在对某种令人赞叹的崇高感情的关怀之中，这里的“人”不仅作为自然的存在物，而且是理性的最高存在者。人作为理智世界中的一员，无限提高了人自身的地位和价值，使理性存在的人为自身和自然界“立法”。这是康德在哲学世界中首先开创“哥白尼革命”，试图重获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根本目的所在。康德发扬了人本主义的光芒，“通过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认识论，达到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3］。

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Hegel）通过绝对精神的建构，把理性原则发挥到极致。黑格尔认为，“神圣的理性”和“绝对精神”是赋予人的本质的合理表达。在黑格尔理性与精神的语境中，人的本质不仅表现为人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而且人可以理解为具有自我意识的能动性的本体，在相互承认的环节下，人的自我意识通过对方得到了确证，在相互承认中实现了自由、得到了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性因素被黑格尔融入他的认识活动之中。黑格尔在他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和发展之中指出，人的理性是自我意识运动的结果和社会历史运动的产物，这种关系只有在社会历史运动和发展之中才能被发现并且加以理解。黑格尔尽管建立了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详细阐释了人的本质的各个环节，但是始终未能逃出“理性”的深渊。随着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必将对“理性原则”给予感性的超越和重建。

从哲学本体论视域出发试图寻求理性主义对万物确定性追问的古希腊哲学、近代以启蒙主义为核心对自然科学的理性权威进行反思的认识论哲学、将理性主义发挥到极致的德国古典哲学，都以思辨的思维方式把握并且表现了超人的智慧和伟大的时代精神。建立在理性原则上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最终由于未证明甚至无法证明自身具有包罗万象的普遍必然性且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哲学问题而走向衰落。马克思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建构的理性主义原则，在人的本质的再认识方面使人的本质从思辨的天国重归尘世。

以“理性原则”为核心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对人的本质的思考和探究停留在理性的立场进行追问和考察，无法真正还原人的本质。马克思紧紧抓住问题的关键，打破了千百年来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始终被理性主义束缚和限制的历史。在理性主义和理性原则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传统时期，理性主义具有根深蒂固的强势地位，理性原则经常被理解为超感性的神圣和崇高的代表。在马克思出现之前，感性始终处于被限制、被束缚的从属地位，甚至经常被黑格尔语境中的无人身的理性代替。感性始终没有得到合理的表达和应有的重视。马克思巧妙地变革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持续两千多年的发展方向，以能动的感性原则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无人身的理性原则，给现代哲学在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上赋予新的发展理路，使感性的具体内容重新回归现实，回到人的本质之中，为人的本质重新“奠基”。

第一，马克思吸收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Feuerbach）人本学的感性哲学的“基本内核”之后，翻转了传统感性思想中的直观主义，扬弃了类哲学中的情感主义和抽象的人本主义思想，以寻找人的本质诞生的新世界观基础。作为马克思新世界观诞生之前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的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哲学史上，费尔巴哈借鉴了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于知识论立场上将知识的客观真实性诉诸感性直观的方法论原则这一思想。在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斗争中，费尔巴哈始终排斥黑格尔的抽象思维和无人身的理性，将之诉诸感性直观。费尔巴哈不得不在现实中直观对象和事物的本质，他一度错误地把直观到的对象等同于事物的本质，看不到其中的任何差异性。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不得不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联系起来的普遍性”［4］65，因而他“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中的单个人的直观”［4］66。费尔巴哈理解的人的本质，从来都不是社会历史中活生生的人从事的感性活动。人们势必可以理解费尔巴哈眼中的唯物主义和社会历史为什么是彼此相互脱离的，这种“直观也至多能保证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却无法在实践观和历史观上保证唯物主义”［5］75。为了在实践观和历史观上保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从实践哲学角度出发，扬弃了存在于类哲学中关于情感主义的不确定环节，认为人的主要目的不仅是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而且是以不同的方式改变世界。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唯物主义思想在不彻底中被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扬弃，马克思在感性的框架内超越了直观主义、情感主义、抽象的人本主义，试图面向对象性关系以寻求人的本质诞生的“实践”基础。

第二，马克思通过改造黑格尔哲学，扬弃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实体即主体”原则，为感性赋予能动的活动机能。追溯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Categories）中从逻辑判断的视阈出发，认为“实体，在最严格、最原始、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是既不诉说一个主体，也不存在于一个主体之中”［6］。亚里士多德认为，实体是在一个命题判断中仅能用来充当主词而无法用来充当宾词的东西。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使“我思”作为自我意识的原则，开启了近代西方哲学主体性思维的觉醒。笛卡尔语境中的主体已经不能仅仅作为逻辑判断中的主词，取而代之的是这种思维方式被更多地用于人类理性中关于认识能力的运用方面。为了超越笛卡尔，荷兰哲学家巴鲁赫·德·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不得不从一元论的立场出发，强调实体一元论的思想。人们虽然可以把斯宾诺莎的观念作为近代西方哲学的重点，黑格尔也在《哲学史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中指出，整个近代哲学的重点，要么是斯宾诺莎主义，要么就不是哲学；
但是黑格尔眼中的斯宾诺莎语境下的实体竟然是不动的、毫无生气的“阴沟”，这样的实体仅仅能够把一切事物归入其中，而不能从中产生任何一个事物。

黑格尔认为，实体应该是具有无限创造性和可能性的“活动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7］。黑格尔认为，实体应该是具有无限自由和活动性的机能，实体只有充满了自由才具有无限光明的可能性，他把实体同时理解为主体的原则。马克思经过一番改造，把它置于感性世界中加以考察，打上了感性的烙印，在形而上学化的解蔽历程中，为实现人的解放，确证并且凸显人的类本质提供了特有的理论路径。

第三，马克思在变革新世界观的历史中，实现了人的本质的感性超越和重建。黑格尔在实现人的本质、使全人类通往自由解放的道路上采用的方法是试图达到抽象理性的普遍必然性而排斥感性的具体，黑格尔的理性是既脱离外部世界又脱离人的感性身体的抽象的无人身的理性，即既脱离人的感性身体，又脱离感性世界的无人身的理性。黑格尔虽然运用了“实体即主体”的原则，但是仅从理性能动性原则的立场出发，将之赋予活动的机能。事实上，抽象的无人身的理性不具有人的生命的本质特征，因而非存在物在外化并对象化的过程中不可能有自己的对象。马克思认为：“它必须放弃自身，放弃对象，从而达到那恰恰是它的对立面的本质”［8］115。马克思放弃了抽象的无人身的理性，转而依靠费尔巴哈的感性原则寻求现实的人的自身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过程也是马克思赋予感性以活动的机能，从而运用感性对象性原则重建人的本质的历史。

马克思扬弃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直观性原则，在同动物的比较中，马克思认识到人的本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因为人能够“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的对象”［8］57。正是这样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8］57，如此，“马克思就把理性、自我等看成是感性身体的质或机能、看成是感性身体的从属物，而不是相反”［5］89。马克思哲学作为能够“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4］66，正是马克思在通往新世界观的实现过程中，人通过现实的感性活动在对象化关系的全面占有中实现了人自身的本质。

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学感性哲学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是因为他们立足的理论基础始终囿于理性原则，他们始终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论述人的本质，理性主义语境下的人的本质被理性原则遮蔽而缺失感性的向度和理解方式，使传统形而上学对人的本质思想产生了歪曲甚至误读。马克思首先从实践的立场出发，站在社会关系的立足点上，把感性对象化的物质活动理解为人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生产劳动，从根本上划清了马克思哲学在人的本质思想的理解上同传统形而上学和人本学感性哲学的界限。马克思站在批判和超越的双重向度上，从人的社会实践（即物质生产劳动）中探寻人的本质。人作为个体，既是社会的存在物，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同时，人的本质又是具体的、历史的。马克思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的本质，应当从人的本质和人的社会属性相互关联中确证人的本质。在此意义上，人们能够得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经典论断，即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表现为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应当从对象化关系的全面占有中理解人的本质，这也是马克思哲学在这一问题上给出的科学解答和回应。

第一，人作为普遍的个体而言，他是社会存在物，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能够全面而自由地发展，是马克思一生不懈追求的崇高的社会理想，人的发展也是社会历史向前发展追寻的根本目的。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历史的向前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社会分工、人们普遍交往关系的扩大，人能够随之实现自身的发展。具体说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普遍提高，人们能够建立普遍的交往关系；
随着人们普遍交往关系的建立，世界不同地域的社会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会超越传统的、狭隘的社会关系，不断走向普遍化。人只有在社会中通过与自然界相互作用，才能彰显人的社会性，才能确证人的自由自觉的类特性。进一步说，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只有当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时才能够实现，人的生命的表现也以社会自为的主体存在为基础和前提，所以，“我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8］83，这也是人何以可能成为主体性存在的依据。因此，“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8］83，人只有在社会中通过自由自觉的活动，才能真正作为普遍的个体而存在、作为社会存在物而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8］83。同时，人的本质又是具体的、历史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的现实性还表现为具体性和历史性相互统一的结果；
思辨终止的地方就是人们现实的感性活动开始的地方，也就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等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人作为现实感性的个人，他的存在总是以一定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也总是同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分工关系、交往关系等建立联系而发生作用的。这并非从理性主义和理性原则出发去理解实践和解释世界，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总是以现实的、历史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等出现，总是能够反映某种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以及支配着人进行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性质等，马克思认为这就是人类史得以持续存在的前提。具体地说，只有有生命的现实存在的个人能够生产满足人进行生产需要的物质生活本身，人类才能够在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不断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在此意义上，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无疑是与人类历史相互贯通的，人们只有始终站在现实的人类历史的立足点上，才能从现实的、感性而不是从理性主义出发反观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

第二，人的本质的现实性表现为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es On Feuerbach Written）中对人的本质的经典论述。马克思把人的本质与人的社会属性联系起来，进而在人的社会属性中考察了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人作为普遍的个体，不仅是社会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一般说来，社会关系具有具体性、社会历史性、现实性等特征，往往表现为现实的、人与人之间通过感性活动而结成的活生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人的本质”的考察，也要从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出发，在具体的和历史的实践中探寻作为现实的人具有的具体的、现实的、富有生命力的智慧、愿望、情感、阶级属性等。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的本质，而不是抽象地对人的本质进行形而上的理解。人作为现实的存在，“只有通过从事物质生产劳动才能生存，而物质生产劳动只有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才能进行”［9］。进一步说，人们只有从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思想道德、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等的总和中对人的本质加以考察时，才能真正认识这个人，从而予以正确的判断。如果脱离人的社会关系，像费尔巴哈那样抽象地对人的本质加以考察，人们就会在对人的本质的考察上脱离实际，跳出现实的社会关系无法还原感性的、具体的人的本质，只会陷入费尔巴哈所谓的“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之中。

把人理解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是费尔巴哈视域中的人应当具有的本质。费尔巴哈眼中的人是具有抽象理性、简单意志、爱的神秘的“抽象物”，这种人本主义意义上的“抽象物”是费尔巴哈对所谓的“人”进行感性直观的结果。在此意义上，费尔巴哈理解的人是脱离了现实世界和人类的实践活动而单独存在的“抽象物”。费尔巴哈认为，人是抽象的、空洞的、不具有任何能动性的抽象存在物，他始终没有找到通往现实世界的道路，总是停留在人本主义的抽象王国中误读人的本质。

马克思从社会现实性出发理解人的本质，认为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又将人的类特性视为人从事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同他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感性对象性活动联系起来，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

第三，感性对象性劳动彰显了人的类特性，只有在感性对象性劳动中，人的本质力量才能得到实现和确证。黑格尔虽然抓住了劳动的创造性本质，认为人通过艰辛的劳动创造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空间，但是黑格尔语境下的劳动的创造性本质囿于抽象的自我意识范围内，通过无人身的理性自身的循环往复使自我意识复归于自身，又在二分为对象性本质的过程中将自我意识消融于自身。黑格尔试图在抽象的自我意识封闭式的往复运动中找到能够与自然界相互和解并且在此过程中使人的本质不断显现的确定性存在时，明显缺乏感性通道，自我意识在他建构的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内无法实现与感性的和解。

一切无法摆脱唯心主义立场下的自我意识，无法在感性的世界中确证并且实现人的本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费尔巴哈犯的错误与黑格尔如出一辙，费尔巴哈也使问题陷入直观和被动之中。

只有从感性对象性劳动的立场出发，才能彻底摆脱形上本质的统治，马克思站在这个立场上，使人的本质和人的类特性得以确证。任何事物的本质都将通过自身的对象呈现在对象之中，人与对象性劳动之间“映现”与“被映现”的历史，表明人的对象性劳动既是一个实现人自身类特性的活动，又是一个确证自身类本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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