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主体”：媒体融合研究的框架重构与议题创新

夏雨禾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长期以来，人们对媒体融合的关注焦点往往集中于技术发展背景下传统媒体的变革，逐步形成立足于“技术—生产者”（传统媒体）的主流解释传统，但丰富多样的融合实践表明，技术并没有完全实现对传统媒体华丽转身的承诺，主流解释传统在回答媒体融合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时也显得捉襟见肘。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尝试通过编辑部社会学、新新闻生态、融合文化等理论视角来探究媒体融合现象，并取得不俗进展。遗憾的是，由于不同理论视角之间并未形成对话，导致媒体融合研究“各自为政”的现象颇为明显。本文在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之上，试图从主体性视角出发，对相关理论视角进行整合，并就媒体融合的研究框架重构和议题创新问题展开探讨。

“媒介融合”或“媒体融合”译自于英文“convergence”或“media convergence”。译法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媒体融合研究的不同价值取向。有学者侧重从介质、渠道变化的角度来阐释媒体融合现象，如伊契尔·索勒·普尔在《传播的科技》中提出的“融合”概念，就属于这种类型，他认为，“在过去，电线、有线电缆、无线电波等单一的物理手段只能提供与之相匹配的一种服务，而如今则能实现集多样化服务于一身的功能；
广播、电视、报纸、电话等媒介服务亦可以通过多样化的物理手段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媒介与其用途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正在消失，这就是不同媒介形式融合的涵义”[1]参见：DE SOLA POOL I.Technologies of Freedom: On Free Speech in an Electronic Age [M].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23。。而有的学者倾向于从媒体生产、组织变革等角度来理解融合现象，如融合就是“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2]参见：蔡雯.新闻传播的变化融合了什么：从美国新闻传播的变化谈起[J].中国记者，2005（9）：70-72。。由于此类研究着眼点不再是技术层面的介质融合，而是组织和业态层面的融合现象，因此，用“媒体融合”来指称此类研究显得更为合适。

事实上，上述两种研究取向并非泾渭分明，传播技术和媒体业态的变化在很多情形下都是相互交织的，即技术变革导致业态变化，而业态变化又左右技术变革的进程和方向。正因如此，人们在界定媒体融合概念时就显得左右为难。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媒体融合研究的主流趋势并没有变化，即立足于技术变革的视角来观察传统媒体业已经或将要发生的变化，面对这些变化，传统媒体应如何作为等问题。对此，“融合类型说”便做过较好的梳理和归纳，即将融合的议题区分为媒体科技融合、媒体所有权合并、媒体战术性融合、媒体组织的结构性融合以及新闻采访技术融合[3]参见：宋昭勋.新闻传播学中Convergence一词溯源及内涵[J].现代传播，2006（1）：51-53。。虽然这种类型化区分的方式并不能解决媒体融合概念的纷争问题，但大体上能够说明媒体融合研究主流解释传统的特征，即利用“技术—生产者（传统媒体）”的框架来阐释媒体融合问题。

总体来说，媒体融合研究的主流解释传统，反映了学界对技术变迁背景下传统媒体融合转型问题的关切，体现了较为鲜明的应用型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遗憾的是，技术变迁背景下日益丰富的媒体融合实践，逐渐偏离主流解释传统预设的轨道，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尽管互联网普及程度和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势不可挡，但它所预示的重塑传统新闻业的革新力量却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4]参见：DOUDAKI V,SPYRIDOU L P.News Content Online:Patterns and Norms under Convergence Dynamics[J].Journalism,2015(2):257-277。。在这种情况下，学界关于媒体融合问题的反思意识日益盛行，一些新的理论工具或研究方法被相继引入，长期以来被技术发展所遮蔽的问题开始受到关注。

学界对媒体融合问题的反思，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技术对传统媒体的改造并不是一个长驱直入的过程，而是时刻受到媒体固有的结构要素，如专业理念、组织架构、职业规范、从业人员长期以来形成的惯习等主体因素的影响。其次，在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的推进作用下，媒体融合的疆域已经从传统媒体拓展到新媒体，立足于传统媒体思考媒体融合问题已有“画地为牢”之嫌，应该将研究焦点放到“新—旧”媒体的交融地带。最后，在“传—受”关系趋于模糊的传播语境中，媒体融合研究不能只局限于生产环节，还要延伸到接收、消费等环节，从而“为考察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融合’提供一个全方位视图，亦即不同领域在‘媒介融合’的相互彼此影响”[5]参见：Infotendencias Group.Media Convergence[M]//SIAPERA E,VEGLIS A.The Handbook of Global Online Journalism.New York:John Wiley&Sons,2012:26。。

基于上述反思，一些新的研究视角或理论工具相继被引入，从而拓展了媒体融合研究的理论视野，以下几方面的成果颇具启发意义。

（一）从“技术”到“人”：编辑部社会学视角中的融合

在媒体融合研究的主流解释传统中，人们对技术往往是推崇备至，“技术乐观主义者将互联网的内在特征——超文本、多媒体以及互动性——视作新闻业的新模式，从理论上预言这一新模式将颠覆传统模式中的新闻采集、生产、传播以及消费过程”[4]277。不过，理论上的预言并没有得到现实的充分验证——虽然技术发展的速度不减，但理想中的新模式没有如期而至，这意味着，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可能出在运用技术的“人”身上。因此，不少学者开始借用编辑部社会学的方法论和理论视角，通过“走进编辑部”的方式，对技术变迁背景下的新闻从业人员进行近距离观察。

20 世纪70 年代，盖伊·塔奇曼、迈克尔·舒德森等社会学者以新闻编辑部中的从业人员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新闻生产的流程、机制等问题展开了研究。他们认为，新闻生产既是对现实的建构与再生产，同时也受到新闻机构组织文化和从业人员惯习的影响。具体而言，一旦传统媒体的职业规范和组织文化被从业人员吸收并内化，人的主观能动性便开始在新闻生产流程中发挥重要作用[6]参见：SCHUDSON M.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J].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1989(3):263-282。。由于该理论侧重于从“人”的角度来解析新闻生产的潜在规则，这对于弥补媒体融合主流解释传统聚焦于“技术”的不足，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人”的角度来观察传统媒体的融合转型问题时，使长期以来处于遮蔽状态的人的主体性浮出水面。如有研究者发现，对于从事新闻生产的从业人员来说，长期以来形成的职业意识形态及新闻生产惯习不会因技术变革而迅速转变[7]参见：LEWIS S C, KAUFHOLD K, LASORSA D L.Thinking about Citizen Journalism: The Philosophical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of User-Generated Content for Community Newspapers[J].Taylor and Francis,2010(2):163-179。。因此，在技术变革的要求与根深蒂固的职业意识形态之间，就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传统媒体的融合正是处于这种张力之中艰难前行。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当技术变革的力量触及从业者利益或生产惯习时，主体性力量往往会成为媒体融合进程中难以逾越的阻力。近年来，编辑部社会学的视角也陆续被我国学者用于对传统媒体融合问题的研究，如尹连根等对中国报业转型过程中“姿态性融合”现象的研究[8]参见：尹连根，刘晓燕.“姿态性融合”：中国报业转型的实证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2）：99-112。，何瑛等对“中央厨房”理念在实践中面临困局的研究[9]参见：何瑛，胡翼青.从“编辑部生产”到“中央厨房”：当代新闻生产的再思考[J].新闻记者，2017（8）：28-35。等。这些研究成果均从不同侧面表明，从业者的主体性阻力在传统媒体的融合转型中不容小觑。

（二）“新”与“旧”之间的博弈：“新新闻生态”视角中的融合

毋庸置疑，在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突飞猛进的背景下，媒体融合已经不再是传统媒体内部的特有现象，而是呈现出不断扩大化的趋势特征：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和一些具有媒体属性的科技公司的迅速崛起，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边界趋于模糊；
另一方面，一些新型的新闻形态，如公民新闻、众筹新闻、目击媒体的出现，以“参与式生产”为主要特征的未来新闻学呼之欲出[10]参见：王侠.“未来新闻学”的理念及争论[J].新闻记者，2012（10）：17-20。。在这种情势下，新闻业的整体生态已然发生巨变。有学者认为，全球新闻业正在经历“历史性变局”，由此触发的“新新闻生态系统”已经浮现[11]参见：胡元辉.建构中的新新闻生态系统：共识、争议与展望[M]// 罗世宏，童静蓉.社交媒体与新闻业.台北：优质新闻发展协会，2014：258。。

从“新新闻生态”的视角来观察融合现象，不难发现，在新闻机构和非新闻机构、从业者与非从业者之间，不仅有协作与融合，同时也有博弈和冲突，这些现象在新闻生产流程的变革中显得尤为突出。如有学者认为，“当传统媒体的新闻记者自觉地将职业意识形态内化为行为规范时，他们在新闻把关的职业认知上就具有排他性”[12]参 见：VOBIC I, MILOJEVIC A.“What We Do Is Not Actually Journalism”: Role Negotiations in Online Departments of Two Newspapers in Slovenia and Serbia[J].Journalism,2014(8):1023-1040。。由此可见，“新新闻生态”视角中的融合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参与式”“对话式”的新闻业要求传统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在新闻生产流程变革中实现“传—受”一体化的融合生产；
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及其从业者因职业意识形态左右，会有意无意地提高“门槛”，致使媒体融合受阻。

从表面上看，编辑部社会学和“新新闻生态”视角中的媒体融合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前者关注的是技术变革背景下的传统媒体，而后者则将研究重点放在“新”“旧”媒体的交融地带，但二者却不约而同地认为，传统媒体从业者根深蒂固的职业意识形态是媒体融合受阻的重要原因。

（三）从“生产者”到“消费者”：融合文化视角中的融合

虽然上述研究视角都有新的突破，但由于将目光放在“生产者”——传统媒体从业者身上，因此就难免带有局限性。对此，有不少学者认为，不可忽视融合在社会文化领域产生的连锁反应，如詹金斯认为，融合不仅“改变了现有的技术、产业、市场、内容风格以及受众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改变了媒体业运营以及媒体消费者对待新闻和娱乐的逻辑”[13]参见：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与旧媒体的冲突地带[M].杜永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47，因此，他认为融合研究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揭示融合是如何从“横跨各种媒体渠道的信息和娱乐内容的传播流动中浮现的”[13]8。为了能清晰地展示社会文化领域的融合现象，詹金斯将融合区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过程：“自上而下”的过程，即生产者通过融合来扩大媒介内容发布渠道，以此来获得更多的利润；
“自下而上”的过程，即消费者运用技术主动掌握媒介内容的流动。

融合文化视角的精髓之一，就是十分重视消费者的主体性地位。詹金斯认为，虽然融合代表着“旧媒体和新媒体将以比先前更为复杂的方式展开互动”[13]34，但最终还是“消费者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把各种媒体整合到一起”[13]2。在他看来，在全新的融合文化中，媒介消费者不再是被动的受众，而是不可或缺的参与主体。因此，他提出的融合研究的系列议题，均与消费主体及其参与行为密切相关，如消费者的参与行为及其对媒体内容标准的决定权、消费者参与权力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博弈、媒介消费的付费模式与数字经济、跨媒体消费与媒介美学的重塑、产品消费与公民参与边界的模糊等[14]参见：JENKINS H.The Cultural Logic of Media Convergenc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04(1):33-43。。就此来说，融合文化视角将聚焦点从“生产者”转移到“消费者”身上，立足消费主体的立场对融合现象展开解读与分析，弥补了其他理论视角的不足和缺陷。

综上所述，随着新的研究视角被不断引入，媒体融合研究的学术版图正在不断扩大。值得关注的是，身处媒体融合浪潮中人的主体性问题，逐步成为融合研究的焦点议题：技术对传统媒体的改造并非“如入无人之境”，从业人员生产惯习、被内化的职业意识形态等主体性力量所产生的阻力不容小觑；
以“参与式生产”为特征的新闻生态的出现，同样也有可能强化从业人员的职业意识形态，进而导致新旧两股力量的博弈和冲突。此外，融合的主导权并不完全被“生产者”所掌控，被技术赋权的主动的消费者不仅决定着媒介内容的流向，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各种媒体的主动整合甚至可以影响媒体产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媒体融合并非按某种固定程序自我演变的过程，而是时刻与身处融合浪潮中的人的主体能动性密切相关。

当然，在不同理论视角给媒体融合研究带来较多活力的同时，不得不承认，由于缺乏必要的对话，不同研究视角在解释媒体融合现象时难免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即编辑部社会学和“新新闻生态”视角侧重从“生产者”角度来探讨融合的阻力问题，融合文化视角则侧重于从“消费者”的角度来阐释融合现象。就此而言，如何打破不同研究视角“各自为政”的局面，在已有成果基础之上重构全新的阐释框架，或将是融合研究突破创新的重要方向所在。

（一）作为“融合性媒介”的人：融合“以人为本”的内涵建构

在编辑部社会学、“新新闻生态”等研究视角中，人的主体性问题虽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但二者对“人”的理解还仅局限于“生产者”的角色，回答的问题是“融合应该如何重视并充分发挥从业者的作用”，由此可见，人不过是融合的“主导者”“核心要素”，而非真正的“主体”；
有所不同的是，在融合文化视角中，被技术武装起来的消费者不仅只在消费媒介产品，还能够自主运用各种技术进行媒介内容产品的生产与传播，可以说，人的主体性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遗憾的是，詹金斯对人主体性的描述依然还具有片面性，即用“消费者”的角色来理解“人”。

事实上，如果在融合文化视角的基础上再推进一步，不难发现，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大规模普及的传播语境中，技术赋能已经使人具备了将外部技术“内化”并付诸行动的能力。此时，人不仅仅以消费者身份存在，而且获得了一种被称为“融合性媒介”的全新素质。众所周知，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的日常交流和互动都以人的具身化传播为基础，因此，延森从物质载体的角度，将人的身体及其在工具中的延伸定义为第一维度的媒介，并认为它“不仅将现实与可能的世界具象化，而且赋予我们每个人彼此交流与传播的能力，以实现思考和工具性目的”[15]参见：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M].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69。只不过，在大众传播技术出现之后，人们的目光逐步被吸引到外在的技术媒体之上，而将人类自身就是媒介的事实遗忘了。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人与技术媒体之间的关系链条被打破，可以通过主动运用多种技术、以“数字分身”的方式自由地在虚拟时空中穿梭。从这个角度来看，多种媒介技术开始汇流和集聚于人身上，此时，人无疑已经获得了“融合性媒介”的素质。正因如此，延森才将媒介融合定义为“一种交流与传播实践跨越不同的物质技术和社会机构的开放式迁移”[15]17。

不难想象，人一旦获得了“融合性媒介”的素质，他就不再是受融合裹挟的“要素”，也不再片面地以消费者的身份现身融合舞台，而是从根本上实现了向融合主体的华丽转身。自此，融合“以人为本”的内涵特征开始凸显。首先，作为“融合性媒介”的人自身是诸多媒介技术的“集大成者”，他们能够灵活运用多种方式和手段在数字化空间进行自主行动，实现交流、传播、思考以及实现其他工具性的目的。在延森所谓的“开放式迁移”中，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其次，融合的方向和目的开始清晰，既然人具备自主行动的能力，他们就不再是被动的“消费者”或是“受众”，而是成为各种平台、载体、渠道，乃至内容产品竞相争夺的“用户”，因此，任何外在于人的融合行为必然地以不断满足人的需求为其主攻方向和终极目标。

（二）迈向社会融合：主体融合的组织形态与动力机制

人获得“融合性媒介”的素质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融合生态的连锁反应。从个体层面来看，人的具身化传播空间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人不仅可以通过各种传播手段的整合运用自主构建属于自身的传播网络，同时也可以自由地嵌入更大范围的互动网络，与不在场的“他者”进行互动和交流，正因如此，大规模人群的融合便成为现实。从社会层面来看，更大范围的社会融合浪潮正扑面而来，在新的传播语境中，“原来互相分割的社会交往语境和形态（比如私人与公共）模糊乃至坍塌，媒介产业的霸权地位已经不在，而另外一种形式的融合——社会融合悄然崛起”[16]参见：BOYD D.Facebook’s Privacy Trainwreck: Exposure, Invasion,and Social Convergence [J].Convergence: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2008(1):13-20。。此时，被社会融合浪潮所席卷的，已不仅仅是身处特定时空下的人，而是一切拥有“数字身份”的主体，即包括人、社会机构、团体以及其他具备行动能力的“数字化身”。

社会融合既是行动主体自我聚合的自组织过程，又是特定主体干预和引导作用下的他组织过程。众所周知，互联网改变传播生态的关键机制之一，就是“打破了信息生产和发布的垄断局面”[17]参见：BENKLER Y.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J].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2009(2):161-165。。技术赋能使得具备行动能力的各方主体不仅能够自主地生产和发布信息，还能够自主地建构各种交互网络。“不论人们创造、分享还是交往，新的网络归根结底就是参与，而不是消极地接受信息。”[18]参见：TAPSCOTT D, WILLIAMS A D.Wikinomics: How Mass Collaboration Changes Everything [M].New York：Portfolio Hardcover,2006:37。置身于参与文化中的行动主体，往往会凭借互动网络的连接作用自我聚合，以“更为个人化的方式由科技手段而组织起来，在实施时不需要集体性身份认同和不同层次的组织性资源”[19]参见：班尼特，塞格柏格.“连结性行动”的逻辑：数字媒体和个人性的抗争性政治[J].史安斌，杨云康，译.传播与社会学刊，2013（26）：211-245。。当然，因特定的工具性目的或利益诉求使然，以媒体、互联网公司等社会机构及自媒体为代表的特定主体，还通过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方式，有目的、有意识地吸引并引导行动主体的参与行为，或对散布于网络空间的各种碎片化需求进行“打捞”与整合。在这股力量的干预和引导作用下，行动主体也会大规模聚合。从这个角度看，社会融合又是外力作用下的他组织过程。

自组织和他组织过程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交织。一方面，在参与文化的影响下，行动主体通过意义分享、协同行动来实现共同的情感或工具性诉求；
另一方面，抱有特定目的的特定主体又会通过不同方式介入自组织过程，即通过干预或引导其他主体参与行动的方式，以实现自身的工具性目的和利益诉求。由此可见，自组织过程体现出来的“参与力”与他组织过程中的“干预力”以及不同的“干预力”之间，总会存在冲突和博弈现象。总体来看，自组织过程中的“参与力”在社会融合中具有核心地位，如何恰如其分地运用、支配“参与力”并充分发挥作用，这是社会融合的关键议题所在。近年来，以“用户生产内容”为导向的UGC平台以及以“推荐算法”为特征的互联网产品之所以能迅猛发展，关键在于击中了自组织过程中参与文化的“痛点”和“痒点”。

社会融合的组织形态与行动主体的内在动力息息相关。在参与文化的影响下，行动主体通过参与、分享或认同收获愉悦体验或成就感，“当个人化的表达内容被他人分享、认可并且重复表达时，人们便获得了参与行动的自我激励机制”[18]。由此可见，自组织过程之所以能够发生，与自我激励机制支配下主体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自我激励机制并非对所有行动主体有效，也并非时刻都在发挥作用，如对抱有特定工具性目的或利益诉求的主体来说，他们的行动方式或多或少会受到组织目标、制度规范等结构性力量的影响和制约。因此，除自我激励机制之外，主体的行动还会受到规范性机制的影响。与自我激励机制相反，规范性机制的影响程度与行动主体内在动力的激活、发挥呈现反比关系，如规范性机制影响越大，主体行动的内在动力就越难激活或得不到充分发挥。

对主体行动动力机制的分析，有助于解释传统媒体融合转型面临的诸多难题，如技术变革预示的新闻业转型并未能够如期而至，传统媒体推行“三微一端”“中央厨房”也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这些现象都不同程度表明，融合转型的关键并不在于技术，而是与体制、组织目标等规范性机制的影响息息相关。相应地，规范性机制对传统媒体的影响，已经不同程度地在传统媒体内部的从业人员身上产生了“投射”效应，但同样其也制约了他们内在动力的发挥。近年来，不少从业者离开传统媒体，于自媒体领域创业，并做得风生水起，这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左右他们行动的动力机制发生了改变。因此，突破融合“见物不见人”的思维误区，立足于“激励”而不是“规范”的角度进行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激活并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及从业人员的内在动力，对于传统媒体融合转型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三）融合风险与秩序重构：主体性视角的拓展与延伸

技术赋能虽然使人获得“融合性媒介”的素质并能够自由穿行于数字空间，但是被“解放”的人却面临着新的风险，“电子媒介交流使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关系变远, 并且摆脱了阅读者或书写者与印刷或手写文本的可感可触的物质性之间的关系，因而它搅乱了主体与主体所传送或接收的符号之间的关系”[20]参见：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M].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4。。由于传播者与信息、符号之间的分离，极易导致人们对情感及表达抱以游戏的态度，进而产生自我认同危机。与此同时，以参与文化为特质的自组织过程在行动主体自我激励机制的作用下虽然活力十足，但却很难避免被操控的命运，极易沦为网络暴力的工具。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复杂，外部力量对社会融合自组织过程的介入更趋频繁，并直接威胁意识形态安全。

由此可见，融合过程往往会与反融合过程相伴而行，融合表象下经常会潜藏着分裂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正视融合过程中可能面对的诸多风险，否则，作为“融合性媒介”的人或将在数字世界中自我迷失。随着外部“干预力”的频频介入，社会解组的危机也将不可避免。因此，不能将融合的主导权交给处于野蛮成长的技术或是完全由利益驱动的市场。如何牢牢把握秩序重构的主导权，引导融合健康有序发展，或将是融合研究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毋庸讳言，风起云涌的社会融合浪潮正在消解和颠覆由传统媒体建构起来的“预定的和谐”，旧秩序已经被打破，但新的秩序尚未形成。从表面看，在自我激励机制和规范性机制的支配下，社会融合的自组织过程和他组织过程相互交织，融合的格局处于变幻莫测的动态变化之中，但是从融合的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它终将经历“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的转变过程。因此，中心性地位的获得，对于把握融合主导权，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媒体融合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政策层面对融合总体趋势作出的回应，即通过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构建现代传播体系、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等多元并举的策略，在新旧秩序转换之际，打造新型主体、稳固自身的中心性地位，并牢牢把握融合的主导权。从这个角度来看，媒体融合的战略意图便一目了然，它的“立足点一定不是产业层面的，而且一定不是基于对传统媒体的保护，而是基于互联网与社会发展的角度”[21]参见：陈刚.数字逻辑与媒体融合[J].新闻大学，2016（2）：100-106。。

当然，融合的秩序重构还与新的文化资源和价值供给密切相关。社会融合所展现的，不仅是一个被技术所改变的事实世界，而且是一个被社会主体能动建构的价值世界。人和社会的发展前途，在相当程度上都取决于技术规律和价值规律辩证互动的合理性。技术变迁背景下人的自我迷失和社会解组的风险，显然是技术规律和价值规律发生冲突的体现。不难发现，“正确的舆论导向”对应的是价值规律，而“传播手段创新”“话语方式创新”则体现了遵循技术规律的内在要求。因此，融合秩序的重构或许与三个环节有关。一是价值诉求的发现与整合。在技术变革和社会变迁的双重语境中，包括人在内的社会主体的价值诉求已经趋于多样化，因此，如何发现与整合社会主体合理的价值诉求，是融合秩序重构的基础性环节。二是形成新的文化资源和价值供给。价值诉求的多元化本质是进行价值体系创造性的转换，如果将社会主体合理的价值诉求转化为新的文化资源，则原有的价值体系非但不会被颠覆，反而可以更加充实完善。三是传播手段的整合与创造性运用。作为“融合性媒介”的人，已经具备了在虚拟时空自由穿行的能力，参与文化影响下社会融合的自组织过程也具有灵活多变的特征，因此，通过多种传播手段，即技术、方法和技巧的整合与创造性运用，方能实现与不同场景下目标主体的精准对接。如果上述三个环节能够形成完美的闭环，则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将指日可待。

融合“以人为本”内涵属性的确立，从本质上确认人在融合中的主体性地位，以上对技术赋能与人的“融合性媒介”素质、人与融合关系的变化、融合服务于人的需求的目标导向等命题所展开的初步探讨表明，在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大规模普及的传播语境中，人已经成为融合舞台的主角，因此，如何以“人”为理论原点，在不同研究视角之间建立对话通道，在此基础上重构融合研究的整体性框架，或将是融合研究突破创新的重要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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