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博物馆解说词英译研究——以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为例*

张 蝶,田德新

(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扬州 225100)

博物馆是展示中国文化的重要平台,馆中的文物展品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文物解说词是向公众传递历史文化信息的重要媒介。而解说词英译则是懂英语人士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渠道,在介绍与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有重要的作用。结合当下博物馆强国战略,研究博物馆解说词英译有利于提升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

解说词是博物馆展板上向观众解说展品的文字语言。通过解说词,观众得以了解展品的基本内容和价值,获得理性知识,从而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李淑萍、孟剑明 1993:88)。博物馆解说词英译则是对博物馆解说词的补充和完善,其主要目的是对外宣扬中国文化,属于外宣翻译。黄友义认为,外宣翻译需遵循“外宣三贴近”原则,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黄友义 2004:27)。目前,国内博物馆解说词英译基本符合第一条原则,将汉语解说词一一对应译成英文。这一做法虽能照顾到当下博物馆解说词翻译实际,却没能很好地符合后两条原则。当前,国内解说词的英译很少考虑到英语国家受众的信息期待和阅读习惯,译文难以适应英语国家的翻译生态环境。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博物馆解说词在目的语受众中的接受,制约着博物馆对外文化宣传作用的发挥。

作者多次前往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进行实地考察,博物馆内中英文解说词包含单元导读、展品介绍、背景介绍等内容,在仔细研读展馆内各部分的解说词之后,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译文进行赏析,对存在争议的译文进行分析,并提供自己的译文作为参考。本文以实地考察而得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解说词作为一手研究资料,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从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探讨博物馆解说词的英译策略与技巧,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期对我国博物馆解说词英译质量提升提供一定启示。

1.生态翻译学产生与发展

生态翻译学的源起有四大背景,分别是全球性生态思潮的影响、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影响、其他学科发展的影响和译学界生态取向翻译研究的影响。基于以上背景,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以新生态主义为立论依据,于2001年提出生态翻译学理论。自此之后,该理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出现在2001年至2008年,该阶段主要是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提出与建构。其标志性成果是胡庚申教授于2008年发表的《生态翻译学解读》,该文从基本内涵、产生背景、研究现状等方面对生态翻译学进行了诠释(闫维康,2021:116)。第二阶段出现在2009年到至今,是生态翻译学理论应用与研究的爆发式增长阶段。一个明显标志是研究论文数量剧增和不同层次研究人数显著增多,以及研究范围的明显扩大。

通过在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该阶段与生态翻译学理论相关文献高达3 766篇,涉及范围包括公示语翻译、文学作品翻译、红色旅游资源翻译等各个领域,对国内翻译理论研究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2.生态翻译学的主要观点

生态翻译学将翻译定义为“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传递为宗旨,是一种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胡庚申,2013:27)。”译者在不断发展变迁的翻译生态环境中,相对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做出适应性选择与转换,以维持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胡庚申,2011:7)。其中,语言维的转换主要是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文化维是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解释,翻译维是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李楠,2015:314)。

生态翻译学理论总体兼容并包,共涵盖文本移植论、译者责任论、适应选择论等十大理论。本文即是选取翻译适应选择论作为理论框架,从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探讨博物馆解说词的英译策略与技巧。

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机构,致力于为公众教育服务,对社会文化水平的提升具有引领作用,建设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环节。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 明确提出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宝贵遗产,打造大运河文化带。2021年,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发布《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5年,中国要基本建成世界博物馆强国。在此时代背景下, 2021年6月16日,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建成开馆。早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建成开馆前,国内已有六座运河主题的博物馆,然而展馆规模有限,尚未形成一定社会影响力。基于以上现实情况,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定位是全流域、全时段、全方位展示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价值的专题博物馆,旨在立体呈现大运河的历史和文化,成为一座全面反映大运河历史概况、现今状态和运河创造美好生活的一流博物馆(龚良 2021:121)。作为一座现代化的大型运河文化专题博物馆,在中国众多博物馆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具有深刻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因此,文章选取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英译解说词作为研究对象,用生态翻译学理论作为理论框架,旨在为对我国博物馆解说词英译提供一定参考。

博物馆解说词主要包括展馆介绍、展品信息、历史典故介绍等等,对游客浏览游玩起到了引导作用。译者在翻译解说词时,应把自己置身于展品、游客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生态环境中,使译文能够有效传递展品信息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终,实现博物馆解说词英译在新的语言、文化、交际生态中适应生存。下面,就以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当中的解说词英译为例,探讨博物馆解说词英译在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的翻译策略与技巧。

1.语言维

翻译是语言的转换,语言为译事之本。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同上, 2011)。汉语注重意合,以意驭句,句子相对简短。英语注重形合,强调句子的逻辑结构,长难句较多(蔡越、张顺生,2021)。译者需对中西语言思维有着良好把握,使译文符合译语特征。

例(1):“在土壤肥沃的河川之滨,古人开沟引水,拓荒垦殖,饭稻羹鱼,繁衍生息,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先声(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2021)。”

译文:“On the fertile riversides, ancient people dug ditches to divert water and reclaimed wastelands for crops.They prospered by growing rice and catching fishin(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2021).”

在此例当中,首先是将四字短语“河川之滨”剖析解读,明确是河边的意思,用“riversides”一词恰到好处,方便外国读者理解。接着连续出现了“开沟引水,拓荒垦殖,饭稻羹鱼,繁衍生息”这样四个并列的四字短语,不符合英语语言形式,不能直译。因此译者将其拆分成两个部分,前两个短语一组,后两个短语一组,英译成两个独立的句子。四字短语是中文中的特色表达,高度凝练,结构工整,仅用四个字就能够传达一句话才能够表达出的含义。而在英文当中,则没有这种 “四字短语式”的语言表达,强行直译会不符合英语的语言逻辑,甚至造成语法错误。因此,对于此句翻译,译者将四个四字短语进行两两拆分,翻译成英文当中常见的并列句,充分考虑了中英文在语言维度上的差异,使译文句式结构合理,符合译语语言逻辑。

例(2):“中国大运河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水利工程,连通了历代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对中国的政治统一、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沿岸人民因之生息、交流、融合。(同上,2021)。”

译文: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was a great engineering feat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eople: Its connect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enters,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the political unity, economic growth and cultural prosperity of China, and contributed to the livelihood,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of the population along its route.The exhibition unfolds the historic Canal from four angles: evolution of the Canal across time and space, navigation technology, state management and enhanced well-being of the ordinary people(同上,2021).

在此例当中,原文段落由两个长句组成。从句子内容来看,开头的“中国大运河是……水利工程”属于第一句话的中心句,后面三小句话是对中心句的进一步解释说明。从句子结构来看,中心句和后面的句子均用逗号隔开,并未用任何的标点符号或连接词来体现句子逻辑。而翻译成英文时,译者则将开头的中心句与后面几句解释说明的句子用冒号进行断句,冒号前面是第一句话的中心主旨,后面是对中心主旨句的解释说明,三点说明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此句翻译虽然只改动了一个标点符号,却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中英文在语言维度的差异。汉语注重意合,句子当中很少有能够体现句子逻辑的连接词或标点符号,若直译成英语,会使译语读者产生误解,将汉语的长句部分当作一个完整的意群,无法体会到原文的内在逻辑。此处译文准确体现原语逻辑,句式结构符合译语语言特征,做到了语言维度的适应转换。

通过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事业单位,其解说词高度体现汉语 “注重意合,以意驭句”等特征,译者必须充分考虑两种语言在语言维度的差异,做到适应转换,使得英译既能体现原语的语言美又能符合译语的语言逻辑。例如上述例一当中,译者要将一些属于中文特色的句子结构进行适当调整,不能照搬直译。类似四字短语这样的表达可以根据原文真实含义,转换成英文当中的句子进行翻译。再如例二所示,译者在英译时要添加能够体现原文逻辑的连接词和标点符号。在博物馆解说词中,句子为主要的文本单位,句子之间通常不借助连接词进行连接,而主要是通过字词的含义和潜在逻辑关系连接在一起,结构较为松散。然而,英语语法则以形统意,句子主要是通过使用连接词来实现句与句之间的衔接,结构较为严密。因此,译者在进行翻译时,不能只是简单将汉语原文一一对应翻译成英文,而要适当添加连接词和标点符号,从而准确传达出原文内容和内在逻辑。综上所述,译者要从语言维度出发,考虑到中英文语言差异,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好语言层面的适应性转换。

2.文化维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植根于文化之中。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兼具文化意识,要注重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同上, 2011)。文化对于翻译的用词选择和原文理解影响广泛,译者需对原语和译语的文化背景有一定了解,在文化维度做到适应性转换。

例(1):“大运河融通九州,国家兴衰与运河命运休戚与共(同上,2021)。”

译文:“A waterway network connecting the whole empire,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ation coincided with the fate of the Grand Canal(同上,2021).”

在此例当中,句子看似简单,却很考验译者对于中国文化背景的了解。其中“九州”一词的翻译尤为关键,英文当中并没有对应的词语,这就需要译者结合该词在馆内出现的区域以及历史文化背景来分析。“九州”最早出现先秦时期典籍《尚书·禹贡》中,是中国汉族先民自古以来的民族地域概念,自战国以来九州即成为古代中国的代称。再结合该解说词出现在历史文化板块,即可得知“九州”表述的是古代各王朝所覆盖的疆域,因此译文“the whole empire”准确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且有助于读者理解,在文化层面做到了适应与对等。

例(2):“水能载舟亦覆舟,千帆过尽万木春(同上,2021)。”

译文:“The water, both boat-carrying and boat-swallowing, brings spring back to life after trails of a thousand sails(同上,2021).”在此例当中,前半句是出自《荀子·哀公》,是说统治者如舟,老百姓如水,水既能让舟安稳地航行,也能将舟推翻吞没,沉于水中。后半句是出自唐代刘禹锡诗中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整句话引经据典,翻译难度较大,译者要在理解原文以及相关文化背景的基础上进行翻译。就前半句而言,译文通过两个复合词 “boat-carrying”和“boat-swallowing”形象地表达出了原文水的特性,简洁明了。而后半句的 “spring back to life”则是一语双关,既表达出春回大地,又展现出了万物复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此句翻译当中,作者并没有拘泥于原文的典故和诗句,而是跳出原文的束缚,考虑到中西方读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将原文蕴含的文化内涵化繁为简,使译文真正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在文化维度做到了适应性转换。

例(3):“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秦始皇南巡,开凿丹徒水道和陵水道,西汉吴王刘濞开凿运盐河,促进了东南地区的开发。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持续,区域运河纷纷出现,一方面满足了政治、军事的需求,另一方面使得地方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也为隋代开凿大运河奠定了基础(同上,2021)。”

译文:“The country was reunited during the 3rd century BC.Qin Shi Huangdi(259-2l0BC),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Qin Dynasty, inspected the south, where he ordered Dantu Waterway and Ling Waterway to be dug.During the 2nd century BC, King Liu Bi of the Wu State had a canal dug for the conveyance of salt, which accele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astern China.From the 3rd to 6th century, social instability, and continuous warfare triggered the emergence of the regional canals, which satisfied political and military needs, on the one hand, and promoted the tremendous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on the other.They also laid foundations for the excavation of the Grand Canal in the 7th century(同上,2021).”

在此例当中,原文涉及多个历史朝代、历史人物和历史古迹,翻译时要充分考虑到原文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得译文读者能够真正理解原文想要表达的文化内涵。就历史朝代来看,原文语段按照时间脉络共出现四个朝代,分别是“秦朝”“汉朝”“魏晋南北朝”“隋朝”,对于这几个历史时期的翻译,译文并没有给出对于各朝代的具体翻译,只是用各时期对应的公元纪年进行替代。原文的四个历史时期,都是大运河发展的重要时期,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大运河与各朝代的历史文化密不可分。而译文将四个历史朝代简单处理成四个时间段,会让译语读者误认为此处只是大运河发展的四个时间段,难以体会到大运河与各个朝代历史文化之间的关联,以及各朝代本身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

再到历史人物的翻译,对于“秦始皇”,译文做出了补充说明,即“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Qin Dynasty”,让译语读者能够体会到这位帝王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以及大运河的地位。而对于“西汉吴王刘濞”,译文为“King Liu Bi of the Wu State”,将“西汉”这一代表帝王所处历史时期的关键信息直接省略,让译语读者难以理解“King Liu Bi”在历史上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对大运河发展起到过什么作用。最后到历史古迹,文中出现“丹徒水道”“陵水道”等这样的专有名词,译者选择了直译,将中国的文化古迹直译为英文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整体来看,本语段部分翻译未能将原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成功转换到译语当中。从文化维度来看,译者提供的译文并未能很好地做到适应转换,未能传达原语文化内涵。基于以上解读,本文给出如下参考译文:“The country was reunited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the 3rd century BC.).Qin Shi Huangdi(259-2l0BC),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Qin Dynasty, inspected the south, where he ordered Dantu Waterway and Ling Waterway to be dug.During the Western Han Dynasty(the 2nd century BC), King Liu Bi of the Wu State had a canal dug for the conveyance of salt, which accele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astern China.During the period of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from the 3rd to 6th century), social instability and continuous warfare triggered the emergence of the regional canals, which on the one hand met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needs, on the other hand enabled the local economy to achieve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And, they also laid foundations for the excavation of the Grand Canal in the Sui dynasty(the 7th century).”

通过以上三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博物馆作为传承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单位,其解说词引经据典,富有文化内涵,对译者的中文文化水平具有高度要求。从文化维度思考翻译问题,要求译者要考虑到原文特有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根据原文语境,适当意译、增译或直译,使原语的文化内涵能够准确地传达到译语当中,并且要使译文符合译语的文化生态,适应译语生态环境。例一中,“九州”一词不能译为“nine state”,译者需要考虑“九州”在中国历史上的真正含义,意译为“the whole empire”。再到“秦始皇”这一历史人物的翻译,译者不能简单直译,而要考虑到原文在这里提及这位皇帝的缘由,增译为“Qin Shi Huangdi(259-2l0BC),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Qin Dynasty”。最后例如“丹徒水道”“陵水道”这样有关历史古迹的专有名词,选择直译可以加速统一和规范中国文物专有名词的英译,提高我国博物馆文物英译的接受度,目的语受众可以通过阅读这类解说词逐渐接受一些专有名词的表达,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综上所述,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译者要充分考虑原语文化内涵,在文化维度做出适应性选择,使译语能够准确传达原文内涵。

3.交际维

语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够实现交际,其实质是交际活动的媒介。翻译作为一种带有目的性的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译者要从目标受众的角度出发,以原文为基础,重视在目的语情景中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和交际目的(同上, 2011)。在博物馆中,翻译的侧重点应放在交际层面,需要关注解说词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英译中得到体现。例(1):“运河的开凿和疏通,给南北交流带来了便利,也给百姓生活带来了美好(同上,2021)。”

译文:“The construction and dredging of the Grand Canal brought forth the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as well as comfortable lives for people(同上,2021).”

在此例当中,“便利”和“美好”两词是关键,结合整个句子,以中文为母语的读者不难理解其分别代指“便利的交通”和“美好的生活”,而翻译成英文时译者如果不能考虑交际层面的适应对等,直译成“convenience”和“happiness”,外国读者将难以真正理解这句话所表达的真正含义,达不到实现交际的目的。因此不能简单直译,而是要根据交际目的做出一定的翻译延申,译文“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和“comfortable lives”准确地表达了原文含义,在目的语情景中实现了交际目的。

例(2):“智慧让浩荡流水穿越山岭,跨过河海,以“运河”的名义,连通五大洲,赋予3000多座城市共同的文化基因(同上,2021)。”

译文:“Out of wisdom, people made mighty waters pass through mountain ranges, rivers, and seas, connecting five continents in the name of ‘canals’, endowing more than 3000 cities with shared cultural genes(同上,2021).”

在此例当中,“智慧”一词的翻译是关键,“智慧”这一抽象概念当然不可以让流水穿越山岭,跨过河海,因此此处的真正含义是,人们利用自己的智慧做出行动。译文为了达到交际目的,传达原文真正的含义,将“wisdom”单独放到句首,强调其重要性,后面用“people”做主语,方便目的语读者理解。使解说词的英译起到了交际作用,避免产生误会。

例(3):“往事越千年,波光粼粼的大运河静静流淌,柔声轻诉着这位帝王波澜壮阔的一生(同上,2021)。”

译文:“A thousand years have since elapsed, leaving the shimmering waves of the Canal gently recalling the dramatic life of the emperor(同上,2021).”

在此例当中,“这位帝王”四个字的翻译颇具争议,了解中国历史的读者当然能够理解此处所说的“这位帝王”是隋炀帝,因此原文没有添加其他解释。而翻译成英文,如果像译文这样不添加一些其他注释,外国读者将很难理解此处的“the emperor”是泛指还是特指,或者具体指哪位帝王,不能真正理解原文含义,产生误解。并且原文在这里是想让读者能够体会隋炀帝一生的波澜壮阔,与历史人物产生精神上的交流与共鸣,而译文并没有达到这样的交际目的。因此,此句翻译应当添加对应注释,说明这位帝王的身份,让目的语读者能够真正理解原文,与原语内涵产生共鸣与交流。基于以上解读,本文给出如下参考译文:“A thousand years have since elapsed, leaving the shimmering waves of the Canal gently recalling the dramatic life of the emperor(Emperor Sui Yang-excavated the Grand Canal of sui Dynasty).”例(4):“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延续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回首三千年,运河开通,滋养兆民,铸就了炎黄子孙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塑造了华夏大地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同上,2021)。”

译文:“The Grand Canal is culture in the fluid form which extends the brilliant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The retrospect of three thousand years shows that the excavation of the Grand Canal nourished billions of people, and fostered the everlasting patriotic feeling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pattern of diversity in unity of the Chinese culture(同上,2021).”

在此例当中,原文有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抽象概念,英文中没有直接对等的单词和短语,因此要进行解释说明以达到交际目的。就“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这句而言,译者直译为“The Grand Canal is culture in the fluid form”,看似做到了对等翻译,实则并没有达到交际目的,甚至可能给译语读者造成误解,“文化”这一抽象概念是如何“流动”的?“大运河文化”是以怎样“流动的形式”延续中华文明历史的?此处原文想表达的含义是大运河文化与运河水流息息相关。运河兴,则文化兴,运河水流到之处,形成了丰富的大运河文化,运河文化随着水流的变化而变化。译文应当对原文的真正含义进行补充说明,简单解释以上“流动文化”在原文当中的意思,让译语读者能够理解原文内涵,从而达到翻译应该承担的交际作用。再到“铸就了炎黄子孙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这句的翻译,译文将“家国情怀”与“patriotic feelings”对等是有失偏颇的。百度百科对“家国情怀”的定义是:主体对共同体的一种认同,并促使其发展的思想和理念。其基本内涵包括家国同构、共同体意识和仁爱之情。它既与行孝尽忠、民族精神、爱国主义、乡土观念、天下为公等传统文化有重要联系,又是对这些传统文化的超越。因此,“家国情怀”并不局限于“爱国情感”,其范围更广阔。大运河文化多元一体,兼容并包,当然也不仅仅局限于“爱国情感”,此处译者的译文过于局限,未能传达出原文含义,在交际维度未能做到适应转换。基于以上解读,本文给出如下参考译文:“The Grand Canal is culture in the fluid form since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canal water, which extends the brilliant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The retrospect of three thousand years shows that the excavation of the Grand Canal nourished billions of people, and fostered the everlasting feelings include filial piety, national spirit, patriotism, local concept, and the world for the comm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patten of diversity in unity of the Chinese culture.

通过以上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博物馆虽然是一座静态建筑,但其起到的文化交流与传承作用却不容小觑,其中解说词就是博物馆达到交际目的的重要路径。人们通过解说词来了解,研究以及领悟各个展品展区所想要传达的内容,跨越时空与古人古迹产生交流。生态翻译学 “译者中心”研究认为,译者是翻译生态环境中的中心与主宰,是翻译行为成功的根本因素。译者要根据不同的翻译理论及策略,发挥个人创造力做出最佳适应与选择(张梦迪、李虎,2021)。这点运用到交际维时,就是需要译者转变主体观念,充分考虑读者范围与需求,运用自身创造力合理做出增译、注释等适应选择,从而使目的语读者通过阅读译文能够真正理解原语想要传达的内容,实现交际目的,在交际维度做到转换适应。比如例一当中,译者将原文“便利”和“美好”进行具体解释,译为“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和“comfortable lives”,让译语读者能够真正理解原文含义,达到了交际目的。而对于“这位帝王”“流动的文化”“家国情怀”,译者的译文则没能添加相应的解释或背景介绍,容易让译语读者产生误会,未能实现解说词的应有的交际作用。对于这类翻译,译者应当增译有关抽象概念的解释和历史文物等背景知识介绍,以实现解说词的交际目的。翻译研究自文化转向之后,突破了传统的语言文字层面的对等转换,倾向于把翻译视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形成了以译者为中轴的多维度交际网:作者——译者,译者——读者,作者——读者(闫维康,2021)。因此,对于博物馆解说词这样的外宣翻译而言,译者更应该把侧重点放在译文交际目的的实现。美国著名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的“认同学说”认为说服是认同的结果,只有当言谈方式被对方认同时,才能达到说服的目的(邱大平, 2018)。由此可见,译者应该注重培养目标受众意识,关注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需求,使译文能够获得其认同,在交际层面上做到适应性转换,从而实现译文的文化交流目的。“认同学说”认为说服是认同的结果,只有当言谈方式被对方认同时,才能达到说服的目的(邱大平 2018:108)。由此可见,译者应该注重培养目标受众意识,关注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需求,使译文能够获得其认同,在交际层面上做到适应性转换,从而实现译文的文化交流目的。

博物馆解说词的英译服务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因此在翻译时务必要考虑到目标受众的信息期待和阅读习惯,使译文在语言、文化和交际维度做到适应转换,能够适应译语的生态环境。生态翻译学突破学科界限,把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结合起来,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的整体性研究,顺应了全球性生态取向,拓展人类的认知视野(黄春芳,2021)。根据博物馆解说词外宣翻译的特点,本文选取生态翻译学作为理论框架,从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探讨了博物馆解说词的英译策略与技巧。首先,就语言维度而言,生态翻译学认为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因此,在进行博物馆解说词英译时,要充分考虑两种语言在语言维的差异,翻译时适当整合意群,调整句子语序。将原文具有中文特色的四字短语英译为英文句子,并适当添加能够展现原文逻辑的连接词和标点符号。如此,可以使译文准确表达原语含义,符合译语语言逻辑,适应译语生态环境。其次,就文化维度而言,生态翻译学认为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兼具文化意识,要注重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因此,译者需要根据原文语境,适当意译、增译或直译,处理好文化差异,从而避免曲解原文,传达原语文化内涵,在文化层面做到适应转换。最后,就交际维度而言,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作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译者要重视在目的语情景中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和交际目的。因此,译者需要从目的语读者角度出发,转变主体观念,充分考虑受众的范围与需求,运用自身创造力合理做出增译、注释等适应选择,考虑到译文在目的语情景中交际目的的实现,从而充分发挥博物馆一公共文化设施的传承与交流作用。目前,博物馆解说词英译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以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解说词英译为例,翻译不足主要集中在文化维和交际维上。由于目前国内博物馆的外国游客较少,译者在翻译时缺乏目标受众意识,没有考虑到目的语读者需求,对于一些历史典故翻译缺乏必要的解释和背景介绍。这需要译者能够转变观念,考虑到其他的游客群体,拓展思维,使解说词的英译更好地传达博物馆文化内涵和达到交际目的。译者要充分理解“译者中心”思想,增强自身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提升自身的翻译能力,从而得到成功的翻译(罗迪江,2019)。本文以生态翻译学理论为理论框架,选取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这一新建但具有代表性的博物馆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博物馆解说词的英译策略与技巧,以期对提升我国博物馆解说词英译质量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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