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译《红楼梦》艺术胜境探微——《译者的风月宝鉴:曹雪芹的〈红楼梦〉与霍克思的〈石头记〉》评介

冯全功

(浙江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中国自古有“知音”之说,“高山流水,得遇知音”成为千古佳谈。《红楼梦》中也有多处关于知音的描述,如湘云说的“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惟有我知音”(第三十八回),宝钗说的“吟复吟兮,寄我知音”(第八十七回),黛玉也曾机带双敲地对宝玉说“古来知音人能有几个?”(第八十九回)历来有多少人哀叹知音难觅!知音可遇而不可强求,知音可以跨越时空、跨越语言、跨越文化,知音是一种深度的精神交流。在这种精神交流中,知之愈深,爱之弥坚,对伟大翻译家的认识也是如此。如果说《红楼梦》的英译者霍克思是曹雪芹的知音,那么范圣宇便是霍克思的知音,或者说是理想译者的理想读者。

霍克思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为了专心致志地翻译《红楼梦》,他辞去了牛津大学的教职,在生活颇为困顿的情况下,历时十年完成了前八十回的翻译,也可谓“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由于撰写博士论文需要,2010年暑假笔者曾通读过企鹅版的霍译《红楼梦》,时隔十余年,2022年暑假再次通读了霍译《红楼梦》(范圣宇校勘的汉英对照版,2014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对霍克思的翻译艺术愈加敬佩。后又研读了澳洲国立大学范圣宇的英文新著《译者的风月宝鉴:曹雪芹的〈红楼梦〉与霍克思的〈石头记〉》(TheTranslator’sMirrorfortheRomantic:CaoXueqin’sDreamandDavidHawkes’Stone,2022年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对霍克思其人其译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那种孜孜矻矻、精益求精的翻译家精神。范圣宇痴迷于霍译《红楼梦》已有二十余年,早在2004年就出版了中文专著《〈红楼梦〉管窥——英译、语言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后又历时三年校勘出版了汉英对照版的《红楼梦》,《译者的风月宝鉴》则是其最新研究成果。该著旨在揭秘霍译《红楼梦》艺术胜境的基础、表现与成因,作者基于众多一手文献(如译者手稿、笔记、通信等)以及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颇具借鉴意义。

范圣宇的新著主要由六章组成:第一章为“‘精深的学术与耐心的研究’:汉学作为基础”,第二章为“‘改还是不改,这是个问题’:底本的建构”,第三章为“‘栩栩如生’:翻译中的声音、形貌与风格”,第四章为“‘游戏笔墨’:玩趣与想象”,第五章为“‘好翻译的关键在于修改’:手稿、笔记与打印稿”,第六章为“‘独家小玩笑’:中国小说中移植的西方文学元素”。此外,还有闵福德的序言以及作者的前言、结语等部分。作者在“前言:霍克思的境界”中把《红楼梦》原著视为“风月宝鉴”的正面,译著视为反面,这就是所谓的“译者的风月宝鉴”。正反两面既融为一体又相对独立,正是由于霍克思的“时时勤拂拭”,霍译《红楼梦》才变得光彩夺人,悦人耳目,具有很强的独立存在价值。

红学本身是一门错综复杂的学问,为了更好地翻译《红楼梦》,霍克思在研究方面做足了工作,尤其是版本问题。该著前两章旨在探讨霍克思的汉学素养以及底本构建问题(包括作者本人对汉英对照版的校勘工作),这奠定了霍译《红楼梦》作为翻译文学经典的基础。

第一章介绍了霍克思的早期岁月(包括在北京留学的日子)、返回牛津的经历、霍克思的其他译作(如《离骚》《杜诗初阶》)、霍克思的音乐与绘画素养等,同时结合霍克思的翻译经历阐述了翻译即阅读、翻译即研究、翻译始于“好玩儿”、翻译即不译等观点与理念。霍克思翻译《红楼梦》是出于对原著深深的喜爱,他在“译者序”中曾说:“如果能让读者体验到哪怕只是我读这本中国小说时所获乐趣的一小部分,我也就不虚此生了。”[1]56鉴于译文体量庞大,企鹅出版社曾咨询霍克思是否同意出版一个删节版的《红楼梦》,他的回答是“除非我死了”[2]12。对霍克思而言,翻译就是学习,翻译就是阅读,在阅读中翻译,在翻译中学习,他学习的不仅仅是汉语,更有汉语文化乃至整个汉语世界。他辞去牛津教职后,几乎所有时间都投入翻译,但一年也仅译八回左右。“耐心的研究”占去了他很多时间,包括阅读俞平伯、周汝昌、吴世昌、赵冈等人的红学论著,查询各种辞典史料,阅读伊藤漱平的《红楼梦》日译本,就原著中的疑难点广泛咨询好友(如Dorothy Liu, 宋淇)。基于耐心、严谨的研究,“好玩儿”的翻译目的使译者深深地沉浸其中,为他的译文注入了很多灵气。霍克思喜欢音乐,善于绘画,躬耕于园艺,这些艺术素养也为他翻译《红楼梦》提供了极大便利。文学经典的翻译要基于研究,入乎其内,更要超越研究,出乎其外,还艺术为艺术,唯有如此,才有望成就翻译文学的经典。

第二章旨在探讨霍译底本的建构,这个底本范圣宇称之为“迷失的译者版本”。霍译《红楼梦》主要参照了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同时广泛参照其他版本,如甲戌本、庚辰本、有正本、程甲本等,这在霍克思的《〈红楼梦〉英译笔记》中也有所体现。汉英对照版的校勘经历使作者进一步认识到,“要想欣赏霍克思的文学翻译艺术,对霍译最终底本的理解与建构至关重要”[2]36。汉英对照版忠实地反映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修补、删减、增添之处,还原了霍克思的最终底本,范圣宇称之为“霍本”《红楼梦》。霍本的存在证明了“译者作为校勘者”的必要性。如果没有范圣宇三年的精心复原,霍本也许只能存在读者的想象中。在第二章,作者还从字词与短语、句子、有意与无意删减、创新修补、重写、未解决的问题六个方面论述了霍克思作为校勘者的具体例证。本章的绝大多数例子也可参见范圣宇2015年发表的文章《汉英对照版霍克思闵福德译〈红楼梦〉校勘记》[3],兹不赘述。值得说明的是在“重写”小节中作者所举的两个例子(第三十七回“咏白海棠”英译韵脚的设定以及第七十六回湘黛联诗英译韵脚的设定)与底本无关,那完全是霍克思的创造性翻译,笔者称之为“改情创韵”的押韵策略,即“因押韵需要适度地改变小说的故事情节,从而使诗歌与小说的叙事内容有机地融为一体,再现原文的艺术性”[4]22。不管是作为研究者还是文本校勘者,霍克思都是为精品译文的诞生服务的。

《译者的风月宝鉴》第三章、第四章和第六章集中论述了霍译《红楼梦》艺术胜境的表现,具体从六个视角切入,即声音、形貌、风格、玩趣、想象和引用,颇有洞见。

第三章聚焦于声音、形貌与风格。作者认为,“阅读一部文学翻译作品,要特别注重其声音与形貌,也就是如何说而不是说什么的问题”[2]61。霍克思对声音的注重与其对音乐的喜好以及《红楼梦》本身的说书性质与诗体小说密不可分,强调“文学的耳朵”[2]63或者说“用耳朵去阅读一切”[2]64。范圣宇结合具体例子从头韵、押韵、节奏模式、四字结构的诗体转换、拟声词的翻译等方面对之进行了论述,尤其是小说中诗体的翻译。霍克思的翻译很灵活,如把“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译为“Flowers in my eyes and bird-song in my ears / Augment my loss and mock my bitter tears.”[2]71最后一句是译者为了押韵添加的话语,与贾宝玉当时的心境契合无间,这正是霍译创造性的表现。霍克思还经常把原文叙事话语中的四字结构转换为诗体(皆分行,部分押韵),尤其是描写景物的,颇有韵致,有利于渲染氛围,营造意境。书中举了三个既分行又押韵的例子,即“苍苔露冷,花径风寒”(dew/avenue),“笙歌聒耳,锦绣盈眸”(beguiled/hypnotized),“月明灯彩,人气香烟”(pale/veil) 。霍克思还是一位出色的设计者,充分利用字体、排列等方式创设视觉效果,如把第十九回小耗子说的“我愿意去偷香芋”译为比周围字体小一号的“I will”,把第五十三回乌进孝禀帖的译文置放在方框内并居中排列等。笔者把此类充分利用字体字形、排列方式、标点符号、图形图表的翻译技巧称之为文学翻译中的“形貌修辞”[5],形貌修辞不失为霍译《红楼梦》的一大特色。曹雪芹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高手,听其声如见其人,霍克思也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甚至对之有所强化,尤其是特殊人物话语的翻译,如史湘云(咬舌)、倪二(醉语)、邢岫烟、赵嬷嬷、薛蟠、金钏、王熙凤等,作者对之都有所分析。人物话语最难翻译,霍克思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也让译文中的人物变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第三十七回宝钗对湘云的“菊影”的提议说道“也罢了……”,霍克思译为“Ye-e-es”,有效传达了宝钗对湘云提议的迟疑。[2]94这也是一种形貌修辞,同时还富有声音暗示,是一个典型的声形并茂的例子。霍译中单就yes这个小词做文章的还有一些例子,如把周瑞家的说的“是了罢”译为“Yes, yes, yes”[2]121,把“金文翔应一声‘是’”译为“Yessir”[6]等。霍克思把第二十三回金钏对宝玉说的“香香甜甜的胭脂”译为“byootifullipsticks”[2]95也颇有趣味。这里的“byootiful”是“beautiful”的故意误拼,并且用斜体标出(形貌修辞),如此大胆的措辞使金钏形象变得更加娇憨可爱。这些音形效果有移植原文的,更有译者自己创造的,为译文本身注入了浓郁的生命气息。

第四章聚焦于霍译的玩趣与想象。范圣宇把作者、读者、译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称为“四方游戏”[2]108,进而引出了“翻译即游戏”的观点。既然是游戏,译者就要乐享其中。对霍克思而言,阅读和翻译《红楼梦》是一种享受,他也竭力通过各种手段把这种乐趣带给译文读者。曹雪芹是文字游戏的高手,霍克思亦然。范圣宇从基于声音的游戏(聚焦于人名翻译)、基于字母的游戏、词汇层面的游戏、有趣的舞台指示等层面论述了霍译中的玩趣,涉及很多修辞格的翻译,如双关、仿拟等。第八十回王一贴说的“正是呢,哥儿别睡,仔细肚子里面筋作怪”被霍克思译为“The batter he’s just eaten might start battering his insides.”[2]119。这里“面筋”暗指“面精”,是一个语音双关,霍克思匠心独运地用 batter的双重语义(面糊、连续猛击)创设了一个语义双关,玩趣横生。范圣宇所举的其他典型例子还有聋婆子说的“要紧”“小厮”(谐音跳井与了事)的翻译(GO AND TELL, in the well; TELL MY PAGES, Paid her wages),黛玉说的“宝姑娘”“贝姑娘”的翻译(Miss Bao, Miss Cow),“花开一朵,各表两枝”的翻译(Our tale puts forth two tails. Which tail to wag? Wig-wag.)等。范圣宇提到的舞台指示语值得注意,这些话语把整个人物盘活了,就像戏剧演出一样,如把黛玉赌气时说的“偏说死”译为“I’ll talk about death if I like. Death! Death! Death!”[2]122,把晴雯用一丈青戳坠儿的手时说的“不如戳烂了”译为“Much betterstabit!—andstabit —andstabit!”[2]122等。这些舞台指示语给人很强的画面感,活灵活现,比原文更胜一筹。霍克思最关心的是译文读者,为其带来乐趣也许是他最大的心愿。想象也是文学翻译必不可少的,霍克思为了更好地理解原文,在其《〈红楼梦〉英译笔记》中绘制了很多图示,以展示原文的空间关系,尤其是关于座次与路线的,充分展现了霍克思高超的空间想象能力。此外,霍克思对雪、雨、花、灯、水月等描写颇有层次感与画面感,范圣宇对之也都有所介绍。玩趣与想象是读者从霍译《红楼梦》中获取乐趣的重要源泉。在“四方游戏”中,作者设立了游戏,邀请读者参与其中,译者作为读者参与游戏,作为作者设立新的游戏,并把其带入具有不同语言与文化的异国他乡。[2]132霍克思的游戏心态对文学译者不无启发。

第六章聚焦于霍译《红楼梦》对西方文学的引用。学界常常探讨译者对原文中引用或互文关系的处理,往往忽略译文本身重建的互文关系,范圣宇则反其道而行之,专门探讨霍译中的新建互文关系,并提出“翻译即引用”的观点。霍克思具有深厚的西方文学功底,也有自己喜欢的作家,在其译文中植入西方文学元素无疑会给读者带来亲近感,在既陌生又亲近的阅读体验中产生认同感,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文引用或典故翻译造成的审美损失。书中很多例子在范圣宇2021年发表的论文《以经译经——霍克思英译〈红楼梦〉中的西方文学典故》[7]中也有所涉及,读者不妨参考。霍克思的引用不仅有班扬(尤其是人名的直接挪用)、莎士比亚、华兹华斯、乔伊斯等作家的作品,还有很多民歌、童谣等,引人遐想,余味无穷。第十八回李纨的诗题《万象争辉》被霍克思译为“AllThingsBrightandBeautiful”,标题直接源自英国一首家户喻晓的圣歌——“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 All creatures great and small, / All things wise and wonderful, / The Lord God made them all.”[2]186。换言之,译者在利用互文资源时不能为引用而引用,还要注意主题与氛围的相关(似)性,霍克思在这方面做得还是很到位的,如引用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话语(sweet, bridal bed)来翻译宝玉对紫鹃说的“若供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两者都预设了悲剧的爱情主题。迎春的诗题《旷性怡情》的翻译(Heart’s Ease),同样引自《罗密欧与朱丽叶》(悲伤氛围),也预设了迎春的悲惨结局。在范圣宇所举的迎春诗题互文翻译的例子中,除了“Heart’s ease”,还有“My heart is full of woe”之句[2]178,这让笔者想起了宝玉对黛玉所说的“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本身也为引用)的对应翻译“How can I, full of sickness and of woe”[1]557,这也许还是霍克思对莎士比亚话语的有意引用。译者的文学底蕴以及对目的语互文资源的活用由此可见一斑。范圣宇作为霍译的读者与研究者,如果没有西方文学的底蕴,也很难发现这些互文。互文重构俨然也是霍译的一大艺术特色,为其译文平添了很多趣味。

霍译《红楼梦》的艺术性与审美性是举世公认的,我们看到的是译文结果,对其艺术胜境的生成过程往往不甚了了。笔者之前也常以为诸多翻译佳例是霍克思的妙手偶得,殊不知原来也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题张司业诗》)。霍克思是一位非常严谨、有条理的翻译家,他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翻译手稿、打印稿、翻译笔记等材料。这些一手文献是探索霍译翻译胜境生成过程的最佳材料,范圣宇的专著就是基于这些原始文献进行研究的,尤其是对其翻译修改过程的探索,让读者充分认识到“奇崛”译文背后的“艰辛”。曹雪芹对原著“批阅十载,增删五次”,霍克思对其译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就像作者一样,在其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霍克思还在对其译文进行修改,这种翻译家精神值得继承与发扬。

第五章聚焦于译者的翻译修改,研究基于译者的翻译手稿、翻译笔记、打印稿、译者的通信等。在霍克思最初的手稿以及后来的打印稿上都有译者的修改痕迹,这些修改痕迹是研究翻译修改的重要线索。诗歌和回目标题在手稿中往往是阙如的,大多诗歌的翻译手稿可以在其《〈红楼梦〉英译笔记》找到,由此可见他对诗歌与回目的重视。针对回目翻译,霍克思对原文并不是亦步亦趋,而是根据章节内容对之进行重新拟定,体现出很强的创造性与语篇翻译意识。从《〈红楼梦〉英译笔记》中可以得知,霍克思完成初稿后,会发给朋友(如Dorothy Liu, Arthur Cooper, 闵福德等)征询意见,然后再根据反馈修改译文。同时还会就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丝绸、中医术语)咨询相关专家(如考古学家郑德坤、中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然后再根据其建议或提供的材料进行修改。这种虚心请教、广泛咨询的翻译态度也值得后人学习。霍克思的修改有的是反反复复的,改来改去回到原来译文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有的是删减型的,敢于挑战作者的权威,如为了避免黛玉年龄上的漏洞,把第二回描写黛玉“年方五岁”的译文直接划掉(手稿上有修改痕迹)。针对人名翻译,前二十回最开始用的是威妥玛注音体系,后来都改成了拼音。从《〈红楼梦〉英译笔记》中不难发现,很多人名的翻译经历了反复斟酌与修改,如香菱的译名(Caltrop-Lily-Lotus-Caltrop)、“潇湘妃子”的译名(Hsiang Lady-River Sprite-River Queen)等[2]150。

针对具体措辞,范圣宇举了很多修改的例子,调整之后译文更加精准形象,有的也颇有音韵美感,如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从“A camel that died of huger is still bigger than a horse”改为“A starved camel is bigger than a fat horse”;把“恭敬不如从命”从“To obey is better than to be polite”改为“Obedience is the best obeisance”等[2]151。有的修改是为了适应特定人物身份(语言往往是从正式到非正式),如把平儿说的“背地里说话”从“drag her name into their nefarious/clandestine discussions”改为“speak about her in such a way behind her back”[2]152等。有的修改是为了消除目的语文化色彩,如把焦大说的“这样黑更半夜”从“at this God-forsaken hour of the night”改为“in pitch bloody darkness”,把添加的“like a buffet”(不合时宜)复又删除等[2]152。有的修改是为了简洁,以达到以少胜多的效果,如把“一时也道不尽”从“a scene of beauty and colour impossible in a mere few sentences to describe”改为“a scene of indescribable gaiety and colour”等[2]155。作者还举了一些从对到错的修改以及一些创造性的修改,兹不赘录。此外,范圣宇还介绍了自己作为校勘者在汉英对照版中对原译一些误译的修改,如“各色水禽都在池中浴水”,霍克思在企鹅版中把“水禽”误译为“fish”,范圣宇则在汉英对照版中把其改为“water-foul”[2]158。

基于翻译手稿等一手文献的翻译修改研究最为耗时。笔者十多年前曾复印过《〈红楼梦〉英译笔记》,最近也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霍克思档案库”中在线浏览过霍克思的翻译手稿,但皆因字迹难认而放弃研究。对霍克思手写字迹的辨识需要极大的耐心,范圣宇的研究(尤其是翻译修改)基于对霍译手稿、笔记的细读,其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可想而知。霍克思对《红楼梦》的翻译出于深爱,范圣宇对霍译《红楼梦》的校勘与研究也是出于深爱,他们都是“四方游戏”中的理想参与者,痴迷于各自的角色。

范圣宇的《译者的风月宝鉴》不在于高深的理论研究,不在于系统的理论构建,而是基于文本校勘与细读的基础上对霍译艺术胜境的深入感悟,分析其生成基础、具体表现以及生成过程,处处流露出作者的一片痴心。这并不是说作者的理论功底不够,他对相关学者的言论也是信手拈来,随时引用,只不过是点到为止。在理论盛行的学术语境下,他想为读者呈现一部别开生面的书,一部用心体悟的书,一部令人愉悦的书。笔者在研读时爱不释手,这可能与笔者的学术兴趣有关,与我们相似的翻译与研究理念相关,与笔者刚通读完他本人校勘的汉英对照版《红楼梦》有关。笔者一直坚信,文学翻译研究要基于文本细读,要挖掘译文独特的审美价值,要用心去感悟语言之美与翻译之妙,如果能通过手稿等一手文献呈现出译者反复修改的过程那就再好不过了。这些范圣宇都做到了。作者在著中总结或提及的很多理论观点以及研究方法也颇有价值,值得进一步探讨。

首先是翻译生成研究。翻译生成研究(genetic translation studies)是国外学者基于法国文本发生学提出的一种研究理念与方法。Cordingley &Montini对翻译生成研究有所介绍,并把其视为一个新兴学科,强调译文的生成过程,从翻译手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来探讨译者在各个阶段的决策以及所采取的策略。[8]范圣宇在书中也提到过“生成研究”(genetic research)[2]139。更为重要的是整本书采取的都是翻译生成研究的理念,尤其是翻译修改研究,采取的一手文献包括霍克思翻译手稿、打印稿、翻译笔记以及大量相关通信(主要为霍克思、闵福德与范圣宇三者之间)等。这些原始文献很大程度上呈现了译者的思考与决策过程,为探索译者大脑运作的“黑匣子”提供了直接线索。《红楼梦》原著是不断修改与生成的,没有定本的存在。霍译也是不断生成的,从手稿到打印稿、从打印稿到企鹅版、从企鹅版到汉英对照版,每一步都有修改,都在完善,向虚无缥缈的“翻译定本”靠近。针对文学翻译研究,基于已出版译文的结果研究是常态,基于翻译手稿等一手文献的生成过程研究则人迹罕至,正因为稀少,所以才显得弥足珍贵。《译者的风月宝鉴》蕴含着翻译生成研究的典型理念与方法,对文学(翻译)研究不无启发。

其次是“以经译经”的翻译理念。郭沫若曾说,“译文学上的作品不能只求达意,要求自己译出来的结果成为一种艺术品”[9]。如果原著是文学经典,译著也应该是经典。这类似于范圣宇在论述霍译用典(引用)时所谓的“以经译经”(以英文经典译汉语经典)[2]188。“以经译经”不限于用典,更指整体上还艺术为艺术的翻译理念。范圣宇的整个研究着眼于霍译的艺术胜境,挖掘译文本身的审美与艺术价值,充分肯定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而不以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尤其是字面上)作为评价标准。这其实就是“以经译经”的翻译理念在研究上的体现。作为比较文学博士,与单纯的翻译研究学者相比,范圣宇的视野更为开阔,理念也更为开放。他在前言中写道,“霍译《红楼梦》足以说明,在伟大的译者手里,一部翻译作品完全可以是一部精彩的、具有独立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进而主张“最好把霍译《红楼梦》视为英语文学作品来阅读,而不是简单的汉英翻译作品”[2]**viii。范圣宇就是这样阅读与研究的,是用心去感受与领悟的,充分展现了霍译的艺术性与经典性。

最后是翻译即游戏、翻译即创造等翻译理念。这些翻译观点有的不见得很新鲜,但都是作者通过阅读、校勘与研究霍译《红楼梦》感悟出来的,有切身的体会,这正是其难能可贵的地方。从该著的章节目录中就能发现很多理念性的观点,如翻译即阅读、翻译即研究、译者即文本校勘者、翻译即游戏、翻译即学习、翻译即创造、翻译即引用等。这些观点都从某个方面揭示了翻译的真谛,颇有洞见,共同诉说着文学翻译的复杂性。其中,翻译即游戏的观点更值得关注,尤其是作者提出的“四方游戏”说。游戏是用来娱乐的,多方参与的,玩游戏没有什么功利目的,贵在乐在其中,以游戏的心态来翻译更容易产出精品,霍译就是明证。范圣宇在第四章对翻译游戏观有集中论述,在其他章节也都处处流露出文学翻译的游戏性。曹雪芹是一位高妙的文字玩家,以玩的心态创造出了《红楼梦》,设立了一个迷人的游戏。霍克思是曹雪芹的理想玩伴,范圣宇是霍克思的理想玩伴,每个人都玩得不亦乐乎。

由于语言与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学翻译注定会存在审美损失,高明的译者善于在其他地方进行审美补偿,以实现译文的总体文学性和原文相当,甚至超越原文。霍克思就是这样高明的译者,如引用西方文学经典、巧用形貌修辞、使用舞台指示语、添加各种修辞格(如隐喻、头韵、拟人)等。这就要求我们“尽量把译文作为相对独立的文本进行批评,这样就更容易发现译文本身的精彩之处,毕竟原文精彩的地方译文可能很寻常,原文寻常的地方译文也不见得不精彩”[10]77。范圣宇则是善于发现霍译精彩之处的批评者与研究者,这也是他提倡把霍译《红楼梦》作为英语文学来阅读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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