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博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公共外语教研室,天津 300270)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由唐代诗人李白所做的一首充满诗意的离别之诗。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是因为诗中叙述了两位风流潇洒诗人的离别之事,还因为这次离别与一个繁华的时代、繁华的季节与繁华的地区密切相连,在分手的感伤情绪中还夹杂着诗人的向往,这就使得这次离别充满了无限诗意。就诗歌特征而言,该诗以景见情,含蓄深厚,犹如弦外之音达到使人神往、低徊遐想的艺术境界。也正因如此,《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历来受到了众多国内外译家的青睐,被译成各种版本,成为了汉诗英译的经典之作,而与其相关的翻译研究也方兴未艾。具体来说,近些年来,国内已有数位学者对《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英译文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这些探讨从研究对象上来看,以研究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国内译者杨宪益夫妇和许渊冲的译文居多。从研究视角上来看,主要包括:第一,语言学视角。如,张林和桂鹤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重点发掘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原文与四种不同译文主位结构间的异同[1]。第二,文化研究视角。如纪红从文化学角度出发,考察了不同译者中西文化背景差异和对文化意象理解的差异在译作中的具体表现[2]。第三,翻译学理论观照。如邓江雪利用“三美论”对《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不同译本进行评价[3];邹露露和王建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对许渊冲和庞德译文做了对比分析[4],如此等等。
由上不难看出,以往的研究大多聚集在对《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译本单一层面所做的探讨,而缺乏从诗歌独特的文体特征出发细致深入的剖析。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为理论框架,尝试从多个维度对《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不同译本做出更为全面、系统的考察。
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是由我国翻译学者文军创立并主导,旨在归纳和总结出一套汉语古诗英译策略自成体系的描写范式系统。详细而言,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主要由四个分策略组成,即“译诗语言的易化策略”“译诗形式的多样化策略”“译诗词语的转换策略”和“附翻译扩展策略”[5]。其中,译诗语言的易化策略是指“面对汉语古诗时译者所面临的选择”[6],在此策略下,译者通常使用的翻译方法包括“当时化法”和“拟古法”。译诗形式的多样化策略可以用来揭示“英语译诗如何表达汉语古诗的诗歌形式,其主要形式可划分为:散体型、协韵型、借用型、自格律型和诗体无韵型五种类型”[5]。译诗词语的转换策略主要针对词语翻译,“尤其针对诗中那些古旧名物和意象、典故等文化词语”[6]。附翻译扩展策略指的是译诗中对“附翻译”手段的运用。在这里,所谓的附翻译是指“译本中所包含的自译、释义、赏析、研究和考据等内容,它们常常以题解、注释、单独成文等方式出现,其作用主要围绕原文和译文,对相关信息等进行扩展和深化”[7]。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汉语古诗英语策略体系中的四种分策略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其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会受诗歌类型、译者、时代背景、目的语读者、出版社等多重语境的影响,进而展现出一定程度的变化”[8]。举例来说,在译诗形式上选择借用型、协韵型或自格律型的译者在译诗词语的翻译上一般会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此时译诗词语的转换策略就会影响到附翻译扩展策略的使用。可见,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是一个具有显著动态性的译诗评价模式,“其体系充分参照了汉语古诗的文体特征,形成了一套具备指向性、区别性、适切性的策略系统”[9]。
目前,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的英译版本众多。在选取译本时,笔者主要考虑到译者背景、译本出版时间以及译本差异三个因素,以遴选出较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译文。经过筛选和对比后,最终选取出美国诗人翻译家庞德、新西兰作家及教育家路易·艾黎(Rewi Alley)、杨宪益与戴乃迭、翻译家许渊冲和赵彦春的译文。原诗与五种英译文如下: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唐)李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庞德的译文:
SeparationontheRiverKiang
Ko-jingoeswestfromKo-kaku-ro,
Thesmoke-flowersareblurredovertheriver.
Hislonesailblotsthefarsky,
AndnowIseeonlytheriver,
ThelongKiang,reachingheaven.
路易·艾黎的译文:
FarewellMengHaoranatYellowCraneTower
AtYellowCraneTowertherecomesfarewelltoMengHaoran;
Itisthesweetesttimeofspring,hegoeseasttoYangchow;
Iwatchthesailofhisboatgoingeverfurtherandfurther,untilatlastitvanishesintheclearbluesky;
YetmyheartrunswiththeYangtzewatersflowing,everflowing.
杨宪益与戴乃迭的译文:
SeeingMengHaoranatfromYellowCraneTower
AtYellowCraneTowerinthewest,
Myoldfriendsaysfarewell;
Inthemistandflowersofspring
HegoesdowntoYangZhou;
Lonelysail,distantshadow
Vanishintheblueemptiness;
AllIseeisthegreatriver
Flowingintofarhorizon.
许渊冲的译文:
SeeingMengHaoranoffatYellowCraneTower
MyfriendhasleftthewestwheretheYellowCraneTower,
ForRiverTownveiledingreenwillowsandredflowers.
Hislesseningsailislostintheboundlessbluesky,
WhereIseebuttheendlessRiverrollingby.
赵彦春的译文:
SeeingOffHaojanMengtoBroadridgeatYellowCraneTower
YellowCranetomyoldfriendnowsaysbye,
AmidMarchcatkins,toYangchowhe’llgo.
Thelonelysailfadestomergewiththesky,
Lo,besideHeavenstheYangtzedoesflow.
(一)译诗语言的易化策略
诚如前文所述,译诗语言的易化策略在概念上是指“翻译汉语古诗时,译者规避了原文的历史性,以读者容易接受的英语来进行移译。”[6]其常用的翻译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当时化法”,也就是用当代的英语词汇翻译原诗中的古旧用词;另一种是“拟古法”,亦即在译诗中使用一些英语古旧词汇或语体文雅的词汇,以营造出一种与原诗类似的前景化效果。然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译者在翻译时使用“拟古词”,其作用往往在于点缀润饰,而并不会给译文整体带来理解障碍[10]。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五种译文所选用的词汇均是现代英语中的常用词汇,也就是说五位译者在译诗时都采用了“当时化法”。这样的翻译方法有利于现代读者的理解和接受。然而,细读五个译本不难发现,在具体词汇的使用方面,又以庞译最为特殊。首先,相较于其他四个译本,庞德在用词上并没有使用任何派生词;其次,从简易程度来看,庞德所用之词多属于7个字母以下的中短词汇。显然,这样的语言风格更加简单、凝练,使译诗呈现出明显的口语化特征。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对“故人”和“黄鹤楼”二词的翻译上,POUND E采取的是音译法,他按照日语发音分别将其译作“Ko-jin”和“Ko-kaku-ro”。这种“陌生化”的处理方式势必会为西方读者带来困惑,但它却契合了庞德一贯主张的“以译助创”的翻译理念,亦即“译诗应尽量沾染上一些异域文化色彩,这样有助于打造出更加奇特、硬朗的现代派诗歌风格”[11]。总体而言,POUND E通过使用简洁的词汇与陌生化手段,既保留了源语文化的异质性,同时也提高了译诗的前景化效果。
(二)译诗形式的多样化策略
中国古诗讲究诗歌形式,对韵律的使用多有严格要求。英诗与中国古诗在形式上存在较大差异,英语译诗很难复制汉诗的节奏和韵律。因此,译诗通常会呈现出多种对应形式。文军对这些形式加以总结,并将其划分成五种类型:散体型、诗体无韵型、协韵型、借用型和自格律型[5]。所谓散体型也就是用散文体来表达诗歌内容;诗体无韵型与素体诗相似,它在形式上有分行特点,但无韵律节奏;协韵型是有一定韵律节奏的半格律半自由体诗;借用型指的是借用译入语文学中的诗歌体裁,以之替换原诗的格律;自格律型则是指译者按照自己规定的诗歌形式进行翻译。表1展示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原诗及五种英译文的基本形式特征与分类。
表1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原诗及五种英译文的基本形式与分类
从表1数据来看,在字数上,庞德的译文与原诗最为接近,而艾黎的译文相距最远。在诗节安排上,艾黎、许渊冲和赵彦春的译诗均为4行,保持了与原诗的一致。庞德与杨戴夫妇分别将译诗延展为5行和8行。
再来看诗体形式。《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原诗为近体格律诗,其音律结构为“仄平平平平仄平(韵)/平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平仄(韵)/平仄平平平仄平(韵)”。POUND E将原诗处理为半格律半自由的协韵型诗歌。这样的翻译虽然没有直接用韵,但译文却使用了诸如“The long Kiang”“reaching heaven”等若干由短语片段组成的散句,其中不同长度的短语交替组合,形成了特定的“短语节奏”。“这种以短语形式为切分单位的韵律呈现方式节奏鲜明,与朗读时自然语调的呼吸群相一致,也与语句意义的联系方式相一致,因此它比英语传统的切割词汇的音步节奏来得自然。”[12]艾黎采用散体型对译原诗,也就是借用了英语自由诗的风格来表达原诗。该译虽然在诗行上与原诗对应,但其使用的句式却是英语传统叙事诗中常用的复杂长句,从而使译诗整体呈现出明显的叙述性特征。杨戴夫妇的译文运用的是诗体无韵型,这是因为他们将翻译的重心放在了准确地传达原诗内容上,而并非摹仿原诗形式。因此,在音律方面,译文并未刻意追求押韵。许渊冲和赵彦春的译文属于注重用韵的自格律型,但他们采取的押韵方式有所不同。具体来说,许译运用了双行转韵(aabb),而赵译使用的是隔行韵(abab)。显然,这两位译者采取韵译的方式,其目的都在于再现中国古诗合辙押韵的特色。此外,还需指出的是,许渊冲在译文中还使用了对称的方式来增进译诗在音形上的美感。例如,译文将“green with willows”与“red with flowers”并列连用体现出一种整齐之美,同时也利用这样的形式展示出了原诗的“满园春色”。
(三)译诗词语的转换策略
译诗词语的转换策略是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中最为复杂的一种分策略,其下可包括11种具体的翻译方法,即“音译法、概括法、提译法、增添法、直译法、省略法、语气转换法、视角转换法、套译法、译写法和替换法”[6]。这些方法的应用对象多为意象、典故等文化色彩浓厚的专有词汇,但在很多时候也会涉及到句法意义的调整。下面我们将从词语转换的角度出发先就五位译者对原诗标题的处理方式进行比较分析。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意指诗人在黄鹤楼送孟浩然到广陵赴任。题目中对诗中人物、地点和事件都进行了简单交代。艾黎、杨宪益夫妇和许渊冲对诗题均采用了直译法和音译法,译文在保留源语信息的同时,也竭力保留住了原诗的意象;赵彦春在直译原诗题目的基础上还使用了增添法,亦即增添了“broadridge”的意象,如此翻译陡然拓宽了诗题的时空感,从而更加深刻地暗示出诗歌意欲表达的感伤之情;庞德采取的是译写法,他将原诗标题意译为“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这样的翻译方法在形式上虽最为简略,但同时却遮蔽了原诗题目中所包含的重要信息。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五位译者对原诗词句的相关翻译。
原诗首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点出了诗人送别好友的地点,即一代名胜黄鹤楼。黄鹤楼在传说中是仙人飞升的地方,诗人借此抒发离别伤感之情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畅想气氛。庞德出于“革新诗学”的目的,使用音译的方法将此句翻译为“Ko-jin goes west from Ko-kaku-ro”,在用词上保留了源语的异质性,但从诗意上却与原诗相距甚远;艾黎的译文为“At Yellow Crane Tower there comes farewell to Meng Haoran”,该译对“黄鹤楼”这一静态意象采用了直译法予以保留,但对“西辞”这一动态意象却采用了省略法,从而造成了译文的画面感有所折损;杨戴夫妇打破了原诗结构,将原文诗句拆解为“At Yellow Crane Tower in the west,My old friend says farewell”两个分句。而对于句中的文化负载词,他们使用的也是直译的方法。许渊冲的译文“My friend has left the west where the Yellow Crane Tower,……”整体上用的是一个英语长句,句中保留了原文中的意象,行文自然流畅;赵彦春的译文“Yellow Crane to my old friend now says bye”亦对文化负载词使用了直译的方法,但该译对原诗诗句中的主谓结构进行了调整,目的在于与下文产生“押尾韵”的音律效果。
原诗的第二句“烟花三月下扬州”紧承首句,描写了诗人送别时的时令与被送者要去的地方。其中,“扬州”是东南都会,自古繁华;“三月”暗指春光明媚,百花争艳的季节;而在“三月”前加上“烟花”二字,则把送别环境中那种诗意盎然的气息涂抹得尤为浓郁。针对这三个重要的文化负载词,庞德只将其中的“烟花”一词字对字地直译为“somke flower”,而对其它两个词则省略不译。之所以如此,与庞德秉持的意象主义诗学观不无关系。具体来说,高博认为“翻译中国古诗的目的并不在于精确地传达原诗内涵,而是要学习它的作诗方法”[13],而“意象叠加”正是他从中国古诗中领悟到的创作技巧。据此,在翻译该句时,庞德将注意力全部放在凸显“烟花”上,以此来示范他的意象诗学,展现他的意象诗技,因为在他看来,“烟花”即是“烟”和“花”两种意象的叠加。对于“黄鹤楼”的处理,其它四个译文均采用的是直译法,译作“Yellow Crane(Tower)”。“三月”一词,赵译把它直译为“March”;许译采用了省略法;艾黎、杨戴夫妇使用“译写法”,分别将其意译为“the sweetest time of spring”“In the mist and flowers of spring”。显然,这样的处理方式更加有利于将源语隐含的文化信息明晰化,从而拉近与读者的认知距离。关于“烟花”的翻译,艾黎省略不译,导致意境有所缺失;杨戴夫妇、许渊冲和赵彦春使用的都是以上位词代替下位词的概括法,他们分别使用“flower”“willows and red flowers”和“catkins”来代指“烟花”。
原诗的第三、四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重在写景。从字面上看,通过意象的刻画,诗人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境界开阔、令人驰目的画面;从情感表达上看,诗人的那种久久不愿离去的一腔离别情绪已然呼之欲出。可以说,这两句诗“语言含蓄、意在言外、不着一字、尽得风流”[14]。庞德的译文“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 And now I see only the river, The long Kiang, reaching heaven”对应为三个诗行,行文意象突出,简洁流畅,营造出与原诗类似的诗境;艾黎将原文处理为“I watch the sail of his boat going ever further and further, until at last it vanishes in the clear blue sky; Yet my heart runs with the Yangtze waters flowing, ever flowing”两个长句,译文虽保留了原诗意象,但就其整体风格而言,犹如英美现代派诗歌。杨戴夫妇将原诗处理为四个诗行。其中,用译写法将“碧空尽”意译为“blue emptiness”是该译的点睛之笔。另外,他们的译文还运用了视角转换法,即由“Lonely sail”和“distant shadow”作主语对原诗语境进行重新建构。许渊冲与赵彦春的译文也都保留了原诗意象,但两者的视角略有不同。许译以人为主体,站在“我(I)”的角度,以“我之所见”抒发了诗人面对别离时的感伤之情;赵译运用的是“以物观物”的手段,即以物喻人,以此来衬托出诗人内心的情感。
(四)附翻译扩展策略
附翻译与副文本有所不同,副文本一般可分为“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前者主要包括姓名、封面设计、序、跋、前言、插图、附录和后记等;后者主要涉及独立于文本之外,但与文本关系密切的采访、评论、日记及信件等。”[15]可见,副文本包含的内容比较宽泛,而附翻译则“更侧重于对一首诗相关内容所用策略和方法的探讨,亦即关注的是与译诗直接相关的信息和内容”[7]。附翻译通常依附于原文,其或有或无或详略程度等往往与译者的翻译目的、读者期待以及译入语的社会与文化语境等因素有关。
就《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五个英译本而言,其中只有POUND E的译文运用了附翻译策略。详细而言,POUND E的译文出现在他的中国古典译诗集《华夏集》(Cathy)当中。《华夏集》是POUND E根据东方学学者费诺洛萨(Ernest Fenollosa)遗留的汉学笔记创译而来。费氏笔记共辑录有中国古诗150余首,但POUND E只从中选译了19首。“POUND E的选辑不是偶然的,而是带有明显的伦理动机。”[16]具体来说,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POUND E亲眼目睹了战争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以及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最令POUND E痛心的是,他的挚友,年仅23岁的法国艺术家布尔泽斯卡(Henri Gaudier-Brzeska)在战争中不幸罹难,这使得POUND E饱尝好友别离之苦。于是,在创译《华夏集》时,他有意选择那些可以用来表现厌战愁时、哀仇离怨主题的诗歌来表达内心思绪。可以说,“《华夏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品,其中所描述的关于‘背井离乡的弓箭手’‘无人体贴的妇女’和‘被击溃的王朝’都是出于作者对当时四分五裂的社会现实和亲朋好友分离的敏感,这些题材才被从费诺洛萨笔记的众多诗篇中挑选出来。”[17]
正是由于战争导致的好友分离激发起POUND E强烈的情感共鸣,他在《华夏集》中又专门挑选出四首诗歌,并统一命名为“离别诗四首”(FourPoemsofDeparture),《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便是其中一首。此举也成为了该诗运用的首个附翻译策略,亦即通过题跋的方式为读者直接点明了诗歌主题。除此之外,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译文之前,POUND E还利用斜体小字创译了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作为该诗的“诗引”,两诗上下并置,诗中意境彼此观照,情感逐渐增进,体现出相互阐释的互文性特征。
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五个不同译本在译诗语言的易化策略、译诗形式的多样化策略、译诗词语的转换策略以及附翻译扩展策略四个维度上各具特点。首先,五首译诗在语言使用上都采取了“当时化法”,这样更有助于现代读者的理解和接受。在译诗形式方面,POUND E利用“短语节奏”,创造性地重构了原诗的音韵特征;艾黎使用散体型,使译文呈现犹如英美现代派诗歌;杨戴夫妇由于重在表现原诗内容,据此选择使用诗体无韵型;许渊冲和赵彦春出于再现汉语古诗合辙押韵的特色,均采用的是用韵较为严格的自格律型。在核心意象的翻译上,五位译者主要采用的是直译法,但也根据不同情况使用了译写法、省略法、添加法和视角转换法等多种方法。最后,在五个译本中,只有POUND E的译本使用了附翻译扩展策略对原诗的主题和内容进行了拓展和诠释。
至于五位译者采取不同翻译策略的深层原因,往往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及其文化身份密切相关。就POUND E来说,他是英美现代派诗歌的开创者,也是意象主义诗歌的创始人。因此在翻译时,他时刻关注的是从中国古诗中汲取灵感以锻造出新的作诗技巧及诗学理念。例如,在译诗中庞德对于短语节奏的利用,其目的就在于“摈弃传统维多利亚诗歌中盛行的‘节拍器’似的节奏,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纯粹的节奏,一种完全能与表达的情感和氛围相吻合的节奏。”[18]
艾黎是新西兰当代作家、教育家。他青年时期来华生活,但56岁才开始从事文学翻译活动。此后,翻译便成为了他向英美国家展示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中国古诗是艾黎最为钟情的文学体裁之一,为了能使西方普通民众更加准确地理解中国古诗,艾氏在译诗时竭力避免“因韵害意”。具体来说,他拒绝摹仿原诗优美的形式符号,而是将重点放在对诗歌意义和精神的重新建构上。据此,艾黎决定采用散体化译法,将中国古诗中的押韵、节奏和典故等元素一并去除,而只保留诗中的“中心信息”。
译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属于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早期译作。在这一时期,两人的合作模式为杨宪益负责翻译初稿,戴乃迭负责加工润色。也就是说,“翻译的整体策略由杨宪益决定,戴乃迭的主观能动性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微观和细节层面。”[19]具体来说,在杨宪益的翻译生涯中,始终以“信、达、雅”为最高标准,其中,他又将“信”视为第一要义,认为“信”就是在内容上不能和原文走得太远。据此,在译诗时,杨宪益非常重视对原文内容的精确传达,而在形式方面,则由戴乃迭进行修饰。
许渊冲和赵彦春是我国著名的典籍翻译家。纵观二人的经历,他们都接受过精英教育和爱国教育,从而形成了高度的文化自信与自觉。鉴于此,在译介中国古诗的过程中,他们通常采取韵译方式,在传达内容的同时,也十分关注诗歌的形式要件。他们之所以这样译,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地“求真”,亦即将中国古诗的特色尽量原汁原味地展示给海外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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