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还原

董中锋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430079)

在《西行漫记》发表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和肆意歪曲,加上国外一些媒体的负面报道,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被严重扭曲、污损甚至妖魔化。《西行漫记》发表后,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因为《西行漫记》将一个被贬损的 “赤匪”形象还原为了一个真实的 “救星”形象,特别是将读者心目中被妖魔化了的反面形象转化为了真实的正面形象。这种“还原”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成功,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文本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以至于我们今天还在学习它、纪念它、研究它;《西行漫记》还在不断再版发行,仍有不少读者。通过文本所蕴含的价值取得多元文化的最大公约数,通过故事达成某种理解和共识,这是《西行漫记》成功的重要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说,对《西行漫记》的文本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文本对政党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也可以做进一步探讨。因此,本文主要从文本的角度来阐述《西行漫记》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还原。

《西行漫记》面世前,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实际上有三种:第一种是被反动派妖魔化了的媒介形象;第二种是受众(包括斯诺)心目中的形象;第三种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形象。为了强调作品的客观性,这三种形象在《西行漫记》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描述,也就是说,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把这三种形象都呈现出来,通过故事讲述出来,让读者进行感受、感悟和判断,最后在不知不觉中感知到真实形象,并且接受真实形象,从而成功地实行“形象转换”。

在《西行漫记》中,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三种形象都有描述,且在描述中不断地从多个角度加以呈现,让读者自然而然地认知,最后形成一个真实可感的形象。在作品中,首先呈现的是被妖魔化了的形象,因为“多年来关于共产党暴行的恐怖故事层出不穷地充斥于中国那些领津贴的本国报纸和外国报纸”[1]。妖魔化形象中,有总体形象的妖魔化,还有个人形象的妖魔化。总体形象的妖魔化有如“留着长胡子”“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他们“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赤匪或共匪”,等等。个体形象的妖魔化很多,如周恩来是蒋介石悬赏八万元要他的首级的“赤匪”;贺龙在国民党报纸上被称为“劣迹昭著的”“土匪头子”;毛泽东“有着各种各样关于他的奇怪传说”“南京曾经一再宣告他死了”,等等。至于受众心目中的形象,始终存在“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

“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

“哪怕是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有争议的。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有些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这是共产党宣传的捏造。然而,亲共的人却称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

实际上,斯诺心目中同样存在诸多疑惑: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

“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共妻’的吗?中国的‘红色工厂’是怎样的?红色剧团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红色文化’,又是怎样的?”

正是前面这两种形象的呈现,自然而然地引出了第三种真实的形象,即通过真实地反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生动地再现各类中国共产党人的英勇事迹、生活面貌和性格特点,将一个被污化的“赤匪”形象还原为受人称道的政党形象,且得到广大受众的认同。这种效果,正是通过故事讲述获得的。正如斯诺自己所说:

“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2]

从故事的层面来说,的确如此。

一篇报告文学,能将一个被污化为“赤匪”的政党形象还原为受人称道的政党形象,并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为什么可以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融通?这是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实际上,文学表达不同于政治表达,也不同于学术表达,很多时候,文学可以进行跨文化传播。文学是作者对现实世界进行感知、感悟以后的心灵表达,具有人类情感的广泛性和普适性,它可以跨越时代、民族的阻隔,达到心灵的相通、情感的相融,读者阅读作品,也是和作者的一种心灵沟通。而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样式,除了具有文学的一般特性以外,它的文学政论更具独特性,即作者可以在作品中直抒胸臆,发表议论。斯诺充分运用这一文体优势,不时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诸如写周恩来时,作者就有这样的议论:

“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写到毛泽东,斯诺写道:

“毛泽东开始向我谈到他的一些个人历史,我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一边写着他的个人历史,一边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他的个人历史,也是共产主义——一种对中国有实际意义的适合国情的共产主义,而不是像有些作者所天真地认为的那样,不过是从国外领来的孤儿——如何成长,为什么能赢得成千上万青年男女的拥护和支持的记录。这种个人历史,我后来在红军许多其他领导人身上也会不断听到,只是细节上有很多的不同。”

这样的议论,把个人置于历史之中,把个人和政党联系在一起,让读者对所写形象有很好的认知。

精彩的议论,渗透于故事之中,这是《西行漫记》常用的手法。这种手法,对形象的塑造往往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西行漫记》除了用故事塑造形象外,还用议论强化形象,一张一弛,使得形象更具立体化和鲜活性。

《西行漫记》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称为“20世纪永恒的红星”。形象塑造的成功,除了故事讲述、议论精彩外,还与现场实感密切相关。

“报告文学不光要求事实真实,而且要通过语言文字生动传神地写出现场感,它要求造成鲜明的视觉现象,使人产生身历其境、如临现场的真实感受。它在选择典型细节、描写人物和环境时,都要求造成这种现场实感,要求白描那样的简洁、鲜明,而不允许像小说那样过多地进行艺术渲染。”[3]《西行漫记》可谓成功地写出了现场实感。

斯诺通过现场的观察和感受,再通过场景的描述和细节的描写,把他和共产党员在一起的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了公平的、客观的报告,因而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当斯诺见周恩来时,他是这样描述的:

“我到屋子里以后看到里面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头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制的小炕桌当作办公桌。哨兵向他报告我的到来的时候,周恩来正伏案在看电报。”

这样的描写,一下就把读者带入了现场。有一次采访毛泽东,斯诺这样描述:

“时间已经过了早晨两点,我精疲力尽,但在毛泽东的苍白有点发黄的脸上,我却找不出一些疲倦的表示。在吴亮平翻译和我记录的时候,他一忽儿在两个小房间之间来回踱步,一忽儿坐下来,一忽儿躺下来,一忽儿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毛夫人也还没有睡。忽然间,他们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起来。……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

这种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细节描写,感染力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作者情不自禁地感叹:“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认真地考虑战争吗?”

现场实感既能增加作品的感染力,又有利于文学传播甚至是跨文化传播。因此,它对于立体地塑造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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