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企业总部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

李亚娟, 许阳艳, 闫 梅

(1.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 武汉 430079; 2.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武汉 430079;3.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近年来,涵盖总部经济、楼宇经济和街区经济在内的“三新经济”已经成为城市核心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佳途径.其中,总部经济因其强大的“城市极化—扩散效应”“消费带动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税收贡献效应”等受到了政界和学界的热捧[1-2].

总部经济是企业总部在空间上的集群布局通过扩散和极化效应[3],以“总部-制造基地”功能链条辐射带动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发展,由此实现不同区域分工协作、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形态[4].企业总部掌握着企业的核心资源以及资源分配[5],承担了管理、研发、营销、投融资、采购等全部或其中几种职能[4],对其所处城市经济的诸多方面都至关重要[6-8],其空间集聚可直接提升城市总部职能和推动城市专业化演变[9-10].一方面,企业总部在特定空间上的集聚会推动信息、人才和高端生产性服务机构的定向集聚,使得依托城市因其集聚效应而获得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11-12].另一方面,其空间集聚产生的累积循环效应也将吸引更多企业总部入驻[9-10].已有研究表明,企业总部的空间集聚也增强了城市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加速了城市功能专业化的转型进程[13],已成为影响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关键因素.

目前围绕企业总部和总部经济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新经济地理学持续关注微观层面企业的区位选择和空间布局,并试图较为系统地解释企业对不同区域进行选择的内在机制[14].就宏观尺度上来看,企业选址多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三大地区[15-16],尤以北京、上海、深圳为聚集之最[8,15];从微观尺度上看,企业总部在城市内部空间分布也多是集聚的,并表现为强烈的接近交通干道的倾向,且多数聚集片靠近中心城区[17-19]或中心商务区[20],但也有部分总部集聚有郊区化倾向[8,20],这与企业所属的不同行业类别、所有制、成立年份等因素相关联.

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多从企业总部网络结构特征、集聚效应和城市竞争力等方面出发.不同所有制企业空间组织网络的演化存在差异[21],这与扩张模式[22]和组织结构调整、企业网络治理、区域资产与基础设施、制度与技术[21]等有密切关联.总部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的增加,无论是有意的“交易”[11]还是无意的“溢出效应”[13],都会让总部集群发展产生集聚经济.同时总部聚集也能够强化地区产业结构变化,从而促进总部经济发展[23].因此有许多研究用城市所拥有的总部数量进行定量分析[24],来衡量城市竞争力,仅有少部分学者关注了企业总部税收、利润、资产市值等数据对城市竞争力水平的影响[7,13,24]

综上,已有研究多从城市群等区域视角出发,以企业总部为切入点,重点关注区域内不同城市经济竞争力对比[13],以及城市之间的企业空间组织网络演化[15,21,25].但当前的研究多以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或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以单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特定城市内部总部经济的演变过程相对较少,其总部经济的发展效应和演变规律对新一线或二线城市的指导意义不大.因此,本研究选择华中地区新一线城市——武汉市,以“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结束时间为节点,分析武汉市企业总部的时空演化特征及总部经济业态分布特征,并探讨其驱动机制.研究结论对有效引导武汉市针对性吸引不同类型的企业总部入驻,优化总部经济格局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为同类型城市产业的业态选择以及城市经济发展方向提供借鉴.

1.1 研究区概况

武汉是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传统制造业基地,拥有武钢、武重、武锅、武船等传统工业企业,同时也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优惠等吸引了包括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武汉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等在内的新兴服务业企业.自2003 年武昌区提出“建设公司总部区,发展总部经济”的战略决策以来,武汉市总部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在 2009 年评价全国 35 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时,武汉位居第十[26].

本文的研究区域为武汉市,下辖13个区,包括中心城区7个(武昌区、青山区、江岸区、江汉区、洪山区、汉阳区、硚口区)和远城区6个(东西湖区、汉南区、江夏区、蔡甸区、黄陂区、新洲区),总占地面积约为8 569.15 km2(见图1).

图1 2020年武汉市企业总部分布Fig.1 Distribution of enterprise headquarters in Wuhan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企业总部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客户网编辑整理的最新企业名录,共859家,后又将武汉市发改委官网发布的2019年度新增33家、2020年度新增19家企业总部名单加入,经过数据清洗后最终汇总获得907家企业总部数据.其中武汉市企业总部中包括16个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9家,民营上市公司7家.

在时序选择上,本研究选取武汉市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结束时间的2010年、2015年、2020年三个时间节点进行研究.企业总部行业分类参考GB/T 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可划分为三大基本产业类别.又结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根据研究需要将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划分为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流通运输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社会需求服务业五大类别.

1.3 研究方法

确定样本数据之后,利用ArcGIS 10.2作为空间数据分析工具,建立武汉市企业总部空间数据库,运用点密度分析和热点分析,揭示不同时间点内的武汉市企业总部空间分布规律以及总部经济演变情况.

1.3.1 核密度分析 本文运用核密度分析研究企业总部在武汉市的集中分布区域[27],并采用自然断点法将密度划分为七个不同的等级以便于区分.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g(x)表示企业总部在x处的密度函数估计值;n为武汉市企业总部数量;xi表示点i的坐标位置;h表示带宽;k为权函数,用以估计数据点的数量和利用程度[28].

1.3.2 热点分析 Getis和Ord提出度量每一个观测值与相邻位置的值之间是否存在局部空间关联的Gi统计量,公式为[29]:

式中,n为要素总数,xi为武汉市企业总部位置,wij为要素i、j之间的空间权重[30].

1.3.3 逻辑回归 Logistic回归模型是研究影响因素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常用方法[31],在做Logistic回归分析时,主要基于以下原则和方法:1)在模型变量选择时采用逐步进入方程法;2)以假定参数为基础作似然比概率检验,向前逐步选择自变量;3)在模型建立过程中,采用向前选择和向后排除法,P≤0.05 进入和P≥0.10 移除变量[32].

模型如下:被解释变量Y仅有两个状态,分别以0和1表示,所要研究的对象P=1(Y=1)设有n个因素x1,x2,x3,…,xn影响Y的取值,则

式中,b0是常数,b1到bn是Logistic模型的回归系数,为估计参数,x1到xn为变量.

2.1 武汉市企业总部时空演化特征

武汉市企业总部聚集区呈现如下演化规律:2010年以江汉区新华路、雪松路交汇处为中心单核集聚,2015年围绕单核集聚区进一步蔓延,在洪山区武珞路的中南商圈片区形成了第二个次核心热点区,并于2020年进一步形成了以江汉区新华路、雪松路所在的武广商圈和洪山区武珞路所在的中南商圈为代表的中心城区双核聚集区带动、近郊区光谷大道-高新二路交界处所在的光谷商圈单核集聚的空间集聚格局(见图2).

图2 2010年、2015年、2020年武汉市企业总部分布点密度分布Fig.2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enterprise headquarters in Wuhan in 2010, 2015 and 2020

2.1.1 中心城区单核分布,线状延伸,远城区不成片零星散落 以位于江汉区的新华路与雪松路交会处为中心,毗邻武广商圈,在江汉区与硚口区、江岸区接壤处聚集,在新华路、解放大道呈线性聚集.热点区沿地铁二号线方向延伸,向东北延伸至江汉区与东西湖区交界处,向西南延伸至武昌区与洪山区交界处.核心区域分布有新世界国贸大厦、武汉国际金融广场、中超大厦等.

2.1.2 中心城区面状扩展,双核集聚态势形成 以位于江汉区的新华路与雪松路交会处为中心,江汉区、硚口区、江岸区交汇的热点区域进一步扩展,覆盖武广商圈,形成一个大核心区域,但中心位置基本不发生偏移.东南方向上,企业总部热点区沿地铁二号线延伸至中南路-中北路,毗邻中南商圈,形成了中心城区第二个核心聚集区,区域内有中商广场、工行广场等.同时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的光谷商圈内总部逐渐聚集,形成了次核心聚集区.

2.1.3 中心城区多核带动,远城区蔓延态势突出 原有热点区域向四周面状扩展,近郊区以洪山区的光谷大道与高新二路交界处为中心的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成为新热点地区,形成了中心城区多核分布的基本格局,并且东西湖区与硚口区交界处、蔡甸区与汉阳区交界处的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有成核趋势.

2.2 武汉市企业总部业态分布特征

武汉市企业总部以第三产业的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三个年份比重均超过75%,其次是生活性服务业.而第一产业的企业总部数量少,且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见表1).

表1 武汉市企业总部的不同行业类别

武汉市企业总部业态空间分布特征可归纳为四种.1) 多核心串珠式分布类型:以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为代表,企业总部数量最多,且表现有很强的聚集度,在中心城区江汉区的雪松路-新华路片区、洪山区的武珞路片区传统聚集区和近郊区的光谷大道-高新二路片区的新兴聚集区集聚,且有向远城区蔓延扩散趋势;2) 单核心面状分布类型: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代表,在洪山区光谷大道-高新二路交界处的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两大新兴产业园区内面状聚集,有在片区内扩展趋势;3) 单核心点状分布类型:以第二产业、流通型服务业为代表,数量相对较少,集中在江汉区的新华路-雪松路片区的传统总部聚集中心集聚,且有进一步集聚趋势;4) 离散点状分布类型:以第一产业、社会需求服务业为代表,数量极少且不聚集,第一产业企业总部零星分布在远城区,社会需求服务业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区和远城区均有分布,但其分布位置无规律性特征,也没有聚集趋势(见图3).

图3 2020年七大类企业总部点密度分布图Fig.3 Headquarters point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seven types of enterprises in 2020

2.3 武汉市企业总部热点区业态分布及演变特征分析

本研究在保证测量精度的前提下,以1 km×1 km的网格对武汉市界进行划分,根据企业总部设立时间,绘制了2010年、2015年和2020年武汉市企业总部热点分布图(见表2),并总结其演变特征.

表2 企业总部热点区特征

1) 2010年主热点区呈现出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生活性服务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少有分布的基本态势.行业类别较少,在空间上高度聚集.有一个主热点区域面积为11 km2,企业总部密度为7.64个·km-2(见图4).

图4 2010年武汉市企业总部热点分布Fig.4 Distribution of enterprise headquarters’ hotspots in Wuhan in 2010

2) 2015年年份共有一个主热点区域和两个次热点区域.主热点区面积扩大,行业类型中增加了流通运输业类型,但仍是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次热点区域1沿京汉大道和中山大道聚集,行业类型较为单一,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次热点区域2沿武珞路、中南三路聚集,行业类型稀少,为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建筑业.主次热点区面积共19 km2,企业总部密度为8.47个·km-2(见图5).

图5 2015年武汉市企业总部热点分布Fig.5 Distribution of enterprise headquarters’ hotspots in Wuhan in 2015

3) 2020年年份有一个主热点区域,两个次热点区域,以及多个小次热点区环绕分布.主热点区面积进一步扩大,行业类型丰度提高,生产性服务业数量仍是居于首位.位于京汉大道和中山大道中心处的次热点1区域面积缩小,位于武珞路、中南三路的次热点2面积扩大.同时沿光谷大道形成多个小次热点集聚区.主次热点区面积共24 km2,企业总部密度为12个·km-2(见图6).

图6 2020年武汉市企业总部热点分布Fig.6 Distribution of enterprise headquarters’ hotspots in Wuhan in 2020

根据以上分析,武汉市企业总部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2010年至2020年呈现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的格局变化.尽管多数企业总部倾向于在中心城区分布,以获得成熟的总部集聚区产生的外溢效应,但近年来也有不少企业逐渐向远城区扩散.古典区位理论对企业区位选择做出了解释,如Alfred Weber 的工业区位论、August Losch 的市场区位论等以成本最小或利润最大为目的,主要考虑运费、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影响下,企业区位选择行为及其空间集聚现象与机理[33],现代区位理论更加强调集聚经济、服务经济、外部经济的影响[34-36].综合已有研究理论,本研究拟从企业总部内部特征和外部城市环境变化探讨企业总部时空演化的动力机制.

3.1 历史发展和区位优势奠定汉口主热点区形成基础

结合热点分布图可知,虽然武汉市企业总部数量随年份增长逐渐增加,类型多样化,出现了一些新的集聚区或潜在集聚区.但以汉口商务区为中心[37]的地区依然是企业总部集聚的核心.此现象恰好证实了集聚经济是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这一基本结论.由于产业的集聚有利于节约企业间的交流成本,可产生规模效益和集聚经济,因此企业会倾向于靠近原有产业的区位布局[38].最早聚集在汉口区域(现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区块)的企业总部以第三产业的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包含流通运输业、生活性服务业,制造业.多为中外合资企业(如1993年建立的湖北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等)或其他公司在汉办事处(如1963年建立的杭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武汉代表处等).汉口作为“洋务运动”开展地和租界建设地,较其他区域拥有更为完备的道路设施,便利的交通条件[39],以及原始的产业积累,这种外部集聚经济带来的成本节约和效率提升,是吸引企业总部入驻的基础动力.

3.2 交通提质和效应辐射提供汉口主热点区蔓延动力

“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多条“环形加放射”的骨干道、城际铁路和过江通道的修建,减弱了自然条件对城市扩展的影响,使得武汉市的城市扩展由块状逐渐转向圈层式[40].而交通基础设施作为重要的流空间载体,是影响各类要素流动的基础因素[41],得益于汉口区块多个CBD和商业街道建设,主热点区企业总部数量增长迅速,单位面积内企业总部聚集密度在2010年至2015年增加1.5个,2015年至2020年增加4个.与此同时,随着企业总部所入驻的CBD发展,中心商务区的集聚效应不断被日益增加的办公物业成本、通勤成本所耗尽,当企业入驻CBD的集聚成本超过集聚经济效益时,将向CBD外围分流转移,做出扩散选择.表现为,武汉市企业总部汉口主热点区从2010年的主要聚集在江汉区到2015年向北蔓延至江岸区,至2020年形成江汉、江岸、硚口区全区基本覆盖,呈现面状蔓延的基本态势,但主导的业态类型不发生显著变化,仍是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如新世界国贸大厦主要聚集分公司或其他公司办事处,建设大道除了布局分公司、办事处外,也有生活性服务业、流通运输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企业总部,业态较丰富.这一基本形态证实了传统工业区位论和市场区位论中给出的企业区位选址会受市场、交通等因素影响的论断,同时也说明了效应辐射存在一定限制.

3.3 旧城改造和产业更新拓展武昌次热点区成长规模

Davis等研究发现,当一个地区总部聚集达到一定水平后,公司总部数量继续增加就会导致总部经济规模外部性减少[11],企业为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就会选择其他地区,在空间上显现为新热点区域的形成.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为顺应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需要,武昌区实行“退二进三”,辖区内武重、武锅等国企外迁,留下一批待建设用地,为发展总部经济提供了规划空间.围绕原武汉重型机床厂厂址所在的中北路,以洪山广场为中心,形成武昌区内的中南路-中北路总部经济核心区,主要引入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总部入驻,如武汉匡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武汉明意远合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同时,武昌车辆厂旧厂改建、积玉桥的危房改造等系列旧城更新活动推动滨江商务区建设,从而进一步拓展总部经济范围.如区域内绿地国际金融城的建设,旨在吸引金融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型企业总部入驻.总体上武汉市生产性服务业在增加,虽然各行业都存在着空间上的分散,出现了一些新的集聚区或潜在集聚区,但以汉口商务区和武昌商务区为中心的地区依然是各服务业的首选区域,特别是高端服务业的集中区域,表明服务业区位选择上的路径依赖以及规模集聚经济与范围集聚经济在生产性服务业的体现[37].

3.4 服务经济与技术经济导向助推近郊区新热点区形成及发展

近郊区光谷片区的总部聚集是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迅速发展背景下,武汉市结合优质的高校科教资源和人才优势做出的积极响应.光谷片区通过产业创新中心与科技园区建设,如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内的光谷软件园,吸引了包括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聚集,这一集聚现象同Shearmur等则指出一些国际化大都市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企业易集聚在城市近郊或卫星城,并由此带动了高端、专业化次中心的形成[42]的研究结论相吻合,也体现了电子信息等高端制造型数字产业,由于技术门槛和要素禀赋的要求,集聚特征更加明显的基本特点[43].现已落户的企业总部包括武汉斗鱼鱼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武汉众诚天下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等.截至2020年,武汉市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60%,在服务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随着近郊区园区建设逐渐完备,政府政策倾斜,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也较多聚集在光谷片区,如零售业巨头小米等.

3.5 成立时间与产业属性为企业总部选址提供重要指引

此外,企业总部性质也会对其选址产生影响.参照王俊松等对上海市上市企业总部区位影响机制的探讨[18],考虑武汉市国企数量较少,企业总部多为民营企业,故不考虑企业所有制对企业总部区位的影响,最终选取企业规模、上市时间、产业属性作为影响企业选择中心城区为总部所在地的因素.

以企业总部是否位于中心城区为因变量,属于二分类变量,位于中心城区取1,位于远城区取0.由于结果只有 “是”和“否”两种可能,对于因变量是二分类变量的情况下,利用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验证各影响因素[18].运用STATA软件,选取自变量包括注册资本、成立的年数、所属行业,依次放入方程.具体变量及定义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和定义

逻辑回归结果表明(见表4),控制产业属性之后,企业的注册时间会影响企业总部区位,而注册资本不会影响,成立时间越晚的企业总部落在中心城区概率略高于落在远城区概率.将两个变量同时放入模型之后,企业注册资本和注册时间的影响不再显著.从产业属性看,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在模型1、3中显著为正,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3个模型中均显著正,这表明,相对于第一二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更倾向于布局在城市中心区域.

表4 影响企业总部区位因素的回归结果

据此可知,企业自身的成立时间,企业的产业性质会显著影响其是否在中心城区分布的概率,而企业规模则不影响.这一结果既显示了武汉市企业总部同上海市上市企业总部分布影响因素的同质性,也凸显其异质性.首先,土地市场化改革之前,中心城区同远城区地价差异不大,而中心城区拥有更成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资源,成立时间较早的企业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获得中心城区的土地,因此更倾向于选择城市中心区位.其次,企业的行业性质也会影响企业总部区位选择,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关注备选区位的企业集聚效益和技术创新因素,同时政策规划因素也对其区位选择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44],政策向光谷片区的倾斜促进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近郊区光谷(属于中心城区)的集聚.最后,企业规模不影响企业总部区位选择.不同于上海,武汉市企业总部整体规模差距较小,跨国企业总部较少,总部规模对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

武汉市企业总部从2010年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业态集聚模式,逐渐形成了业态多样化特征,以及到2020年出现知识型服务业这一新业态的强势集聚特点.该过程充分体现了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地交互影响的人地关系特征,从人地关系的视角来看,在服务经济背景下,以武汉市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提质升级过程中所面临的产业结构调整、城市转型升级问题,与企业总部个体谋求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相耦合.新一线城市作为地理空间,充分利用其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建设、旧城改造政策的实施、产业转型调整、交通质量提升、总部经济效应辐射等优势,持续吸引总部企业入驻,这一过程既彰显了市场区位理论中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的作用,也体现了现代区位理论中集聚经济、服务经济、外部经济对企业区位的影响.而总部企业在城市中的入驻和发展也能反向促进城市空间对地理环境的改造和提升.此过程中,人地关系在城市经济空间中不断互动,同时由于不同阶段动力类型和作用强度的不同,造就了企业总部地理空间的经济业态集聚特征差异(见图7).

图7 武汉市企业总部的演化机制Fig.7 Evolution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headquarters in Wuhan

4.1 讨论

本研究以新一线城市武汉市为例,基于ArcGIS空间分析技术,分析2010年至2020年期间武汉市企业总部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总部经济演化过程,并探讨其驱动机制.武汉市作为新一线城市,在打造总部经济,吸引企业总部入驻过程中,由于其城市能级比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低,对于大型企业及外国企业吸引力不够.因此,武汉市企业总部在类型丰度、规模等级上较一线城市差距大,上市企业数量少.且907家企业总部中含有236家办事处,主营业务是从事本公司经营范围内的咨询和联络,并不涉及具体的产品销售或服务,企业总部单体规模较小,对地区经济带动能力明显偏弱.

政策导向推动了武汉市企业总部的空间聚集,但可能带来的恶性竞争.至2020年,武汉市已经形成了一个主热点区,两个次热点区和多个小次热点区环绕的基本格局.从企业总部所属行业性质来看,2010年、2015年、2020年三个时间节点上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均超过77%,总部类型单一.例如武昌区内既有中南路-中北路总部经济核心区,又有武汉中央文化区,同时还建设有滨江商务区.虽然在规划过程中各有特色点和建设着重点,但实际建设过程中盲目建设多个CBD,区块定位不明显,形成CBD之间的相互竞争.

4.2 结论

以新一线城市武汉市为例,进行企业总部时空演变特征、总部经济业态变化和驱动机制的分析结果表明:1) 城市企业总部呈现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聚集的发展规律.2) 10年间热点区面积扩展近13 km2,业态密度增加近1.56倍.业态类型有所丰富,但业态结构仍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3) 武汉市企业总部聚集的热点区形成和演化是人、地共同作用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武汉市与其他一线城市企业总部分布存在一致性.即总体上呈现沿地铁线路扩展,在核心商圈或CBD聚集的一般特征,这与北京[45]、上海[46-47]等一线城市的企业总部分布规律相同.且占比最多的生产性服务业类型在空间上表现为高度的集聚态势,这与广州[48]、长三角地区[49]的业态分布规律相同.但是武汉的不同之处在于,虽然越来越多的企业总部开始向近郊区或远城区布局,如洪山区的光谷片区、黄陂区的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但目前武汉市的城市结构仍表现为强大的中心城区主导的格局,多是聚集在硚口-江汉-江岸区域的老汉口商务区,郊区化这种城市形态尚不明显.知识型服务业大量集聚的特征还不十分明显,且未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致使武汉总部经济产业体系难以达到一线城市的完善程度.

另外,武汉市企业总部的时空演化的驱动机制研究验证了传统区位理论中市场、交通等影响因素,也说明了在现代化发展背景下,集聚经济、外部经济等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因此,企业在选址过程中既要关注自身显性成本的支出,也要考虑企业所在区域的外部环境对其隐性收益的影响.此企业的选址也需要充分遵循行业特征,不能盲目的选择中心城区.对区位选择存在依赖性的企业,如生产性服务业最重要的特征是使用者和提供者需要面对面接触,因此靠近顾客的需求使得生产者服务业高度集中在城市中心(或CBD),以节约交易成本[50].而制造业上市公司总部对集聚因素及政策因素(主要指开发区)更加看重,城市中心位置对其不重要[17].

同时,对于企业总部时空分布的驱动机制探讨也能为其他较低能级城市发展总部经济提供借鉴.首先,城市在建设总部经济过程中应当首先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具有独特地理优势或者历史传统的核心区域,实现对已有商业基础的充分利用.其次,总部经济的发展应当同城市规划相耦合.无论是规划中对产业、居住等用地布局的调整,还是对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深刻影响着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也奠定总部发展的基调.同时,企业总部一旦进入城市,其生产经营和消费也深深嵌入地方,企业总部的集聚不但对中心城市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而且会对城市的空间规划、政策体系、环境建设等提出新的要求[51].

因此,城市在引进总部前,需要综合考虑总部能级、总部产业等因素同城市规划是否匹配.盲目引进高能级的企业总部会使得城市无法在短时间内建设完备的设施来满足企业要求,也无法获取其溢出效应,最终导致总部迁移.在城市规划中对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重点的打造也要求城市不同区域差异化引进不同行业类型的企业总部.最后,不是每一个城市都可以建设CBD,也不是每一个城市区域都需要CBD[52].纵然企业总部的引进能为城市带来集聚效应、乘数效应等,但城市也需要总部提供政策的扶持,表现为政府收益的减少.因此,对于企业总部的引入,需要建立在对企业总部的优惠政策所付出的成本小于其所能够带来的效应收益的基础上.

4.3 不足

尽管本研究得出了武汉市企业总部的空间变化和经济业态演变的规律和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结论,但受制于信息获取的情况,还存在一定的不足.1) 数据源中存在包括分公司、办事处等注册资本的数据缺失,显示了研究的深度与精度.2) 由于总部企业性质特殊和信息更新不够及时,仅仅获得时点数据,导致企业总部选址影响分析的滞后性.因此,未来有必要结合实地调研的数据,对结果进行修正.同时随着技术的革新和城市的进步,新的驱动因素介入企业总部地理和经济空间演变过程等相关研究问题也值得关注.

推荐访问:武汉市 演化 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