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芳芳 梁维林 向祖强△
①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 510006 ②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
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统计显示,手机上网者数量为10.29亿,且30～39岁与40～49岁占比最多,分别是19.9%、18.4%[1]。国外研究发现73%的父母在与孩子共餐时会低头玩手机,35%的父母在陪伴孩子过程中每5分钟就有1分钟花在手机上[2]。同样,国内父母低头玩手机现状也不容乐观。44%的中国父母在与孩子共处时会使用手机[3],且《2014年国民家庭亲子关系报告》显示在亲子互动中,父母低头玩手机行为较以往增长至51.8%[4]。可见,父母因使用手机而忽略孩子已成为常态,这种现象称为父母低头行为。父母低头行为(Parental Phubbing)指在与孩子共处时,父母沉浸于低头看手机,因而没有时间精力照顾与陪伴孩子或忽视孩子的家庭现象[5]。研究发现,父母低头行为会诱发孩子消极情绪[6]、增加孩子攻击性行为[7-8]、网络成瘾行为等[9]。
父母低头行为是一种关系阻挠、情感决绝行为。父母与孩子沟通时,将注意力集中于手机会阻碍亲子间的眼神与肢体交流,从而降低亲子互动质量与减少亲子沟通,使孩子感受到被排斥[10]。父母因玩手机而分心使得其对孩子的情感与需求不能给与及时反馈[2],即使能够及时观察到孩子的需求与情绪,也有可能因沉迷于手机而给与孩子敷衍的反应[11]。这种反馈有效性很低,会让孩子觉得父母冷落、忽视自己,从而产生被排斥感。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指个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被社会群体排斥,导致无法建立正常人际关系、缺乏归属感的一种社会现象,其内涵包括社会拒绝与社会忽视[12]。亲子互动实验研究发现在父母玩手机时,孩子向其表露亲近行为,父母会用手推开孩子[13],这是一种社会排斥行为。也有自然观察研究发现父母与孩子玩耍时,父母因关注手机而不理会孩子[11],这是一种社会忽视行为。
自2004年至今,我国大力促进职业教育,以协助国家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但职业教育社会污名仍存在。中职生作为职业教育的关键群体,他们被社会定义为中考的“失败者”[14]。可见,与高中生相比,中职生遭遇更多的社会排斥。且中职生处于青少年进入成人阶段前的特殊时期,身心发展并未成熟,社会排斥对其杀伤力更大。据认知情感个性系统理论指出,在拒绝情境中长大的个体往往知觉到不被接受与忽视,长期以往,个体对拒绝行为会表现出过度恐惧与焦虑,甚至泛化拒绝情境,对拒绝信号敏感性上升[15]。中职生长期处于拒绝情境,他们对拒绝信号变得更为敏感[16]。那么,父母低头行为会使中职生体验到更强烈的社会排斥。同样,被排斥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当人们受到社会排斥威胁时,大脑中旨在检测与调节疼痛的区域被激活,此时大脑主要目标是停止社会排斥造成的痛苦,因此会出现退缩、反社会行为[17]。经历社会排斥的青少年往往表现出更多内外化问题,如引发抑郁[18]、成瘾行为等[17]。社会化理论与代际传递观点认为家庭是社会化的单位之一[19-20],即社会排斥存在代际传递,孩子遭遇社会排斥使其父母也感同身受。研究表明经历社会排斥的个体更渴望得到关注,而使用社会媒体会释放其更多多巴胺[21],以至于他们更加依恋手机。因此,孩子经历社会排斥会加剧其父母低头行为。
以往研究已提供充足证据证明伴侣低头症的负面影响,但较少研究探讨孩子被父母“低头”后的心理状态[22],且以往关于低头行为更多是横向研究,较缺乏纵向研究[5]。在家庭系统中,亲子关系对青少年发展至关重要[19]。父母低头行为会给亲子互动制造一种“冷氛围”,是社会排斥的特殊现象[9]。目前社会排斥相关研究更多聚焦于实验情境下的状态社会排斥及成年人群体研究[7],忽视在自然观察下的持续性社会排斥与中职生群体研究。中职生心理尚未成熟,且被贴上较多社会污名[14],由此可以推断他们经历更多的排斥与歧视,且社会排斥对该群体的消极影响更大。鉴于此,本研究采用纵向研究设计,基于中职生群体,探讨父母低头行为与社会排斥的因果关系。为响应国家关注中职生心理状况政策,为改善亲子互动与亲子沟通质量提供实证依据。
1.1 对象
整群抽样于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中职生,剔除漏填、不填及仅有一期数据被试,保留有效被试951名,进行间隔半年共两期的追踪调查。其中女生315人(33.12%),男生636人(66.88%);职一280人(29.44%),职二398人(41.85%),职三273人(28.71%)。
1.2 方法
1.2.1 父母低头行为 采用由Roberts和David[6]编制,丁倩等[5]翻译修订的父母低头行为量表,共9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1表示“一点也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表示父母低头行为越严重。在本研究中,量表两时间点的Cronbach"s α均为0.92。
1.2.2 社会排斥 采用张登浩等[23]编制的青少年社会排斥量表,共11个项目,包括社会拒绝与社会忽视两个分量表。采用5点计分,1表示“一点也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表示被排斥感越强烈。在本研究中,社会拒绝分量表两时间点的Cronbach"s α为0.89、0.90;社会忽视分量表两时间点的Cronbach"s α均为0.92。
1.2.3 施测程序 两次施测分别在春季与秋季开学后进行,施测前对班主任及班长进行培训。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施测,由经过培训的班主任及班长担任主试,施测结束后当场收回问卷。
1.3 统计处理
采用Epidata进行数据录入,SPSS 23.0进行相关分析与方差分析,Mplus 8.0进行交叉滞后分析。
2.1 描述性分析
两时间点父母低头行为与社会拒绝、社会忽视均呈正相关。其中T1父母低头行为与社会拒绝、社会忽视继时性正相关,T2父母低头行为与社会拒绝、社会忽视同时性正相关。社会拒绝与社会忽视呈继时性与同时性正相关。T1的社会拒绝、社会忽视与T2父母低头行为呈正相关,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平均、标准差和相关分析(r)
2.2 发展变化趋势分析
父母低头行为、社会拒绝、社会忽视的性别主效应均不显著,表明父母低头行为、社会拒绝、社会忽视对男女生影响不存在差异;父母低头行为、社会拒绝、社会忽视的时间主效应均显著,且均呈线性增长趋势,见表2。
表2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2.3 交叉滞后分析
对整个中职生与职一、职二、职三中职生群体而言,在控制了前测的社会拒绝与社会忽视后,前测父母低头行为显著正向预测后测社会拒绝与社会忽视;在控制了前测的父母低头行为与社会忽视后,前测社会拒绝显著正向预测后测父母低头行为;在控制了前测的父母低头行为与社会拒绝后,前测社会忽视对后测父母低头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结果见图1、图2、图3、图4。结果表明,在全体中职生及不同年级中职生样本中,父母低头行为与社会拒绝是相互预测关系,与社会忽视是单向预测关系。
图1 中职生父母低头行为与社会排斥的交叉滞后分析图
图2 职一学生父母低头行为与社会排斥的交叉滞后分析图
图3 职二学生父母低头行为与社会排斥的交叉滞后分析图
图4 职三学生父母低头行为与社会排斥的交叉滞后分析图
前测横向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父母低头行为与社会拒绝、社会忽视相关不显著,而前后测纵向及后测横向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父母低头行为与社会拒绝、社会忽视呈显著正相关。纵向及后测横向研究结果与以往横向研究结果一致[7],该结果说明父母低头行为与社会排斥既有同时性正相关也有继时性正相关。可见,父母低头行为是一种与手机使用相关的社会排斥行为。
据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父母低头行为的时间主效应显著,相关分析结果也表明前后测父母低头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说明前测父母低头行为可以正向预测后测父母低头行为,这与以往纵向设计结果一致[5]。低头行为随处可见,使得该行为变得可以接受与成为习俗。据从众效应也可推测随着低头行为普遍化,父母低头玩手机频率会上升。俗语“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知习惯力量的强大,父母一旦形成低头玩手机习惯后,去习惯化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后测父母低头行为显著高于前测父母低头行为。父母低头行为的性别主效应不显著,即男女生受父母低头行为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张永欣等研究结果相似[8]。社会化理论指出男女性均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如价值观、行为规范等[19],且中职生心智仍未发展成熟,男女生在神经心理上不存在显著差异[24]。因此,父母低头行为作为一种风险性因素对中职生的影响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揭示社会拒绝与社会忽视的性别主效应均不显著,前人研究也发现性别与社会排斥不存在显著相关[25]。需要-威胁时间框架提供可能的解释,该框架指出经历社会拒绝的个体会表现出一系列自动化反应,如反射、反思、退避[26]。基本心理需要理论也指出被认可、与群体建立联结是个体最强烈的需求,社会排斥是此需求最大阻碍[27]。因此,社会拒绝与社会忽视的性别效应具有一致性。社会拒绝与社会忽视的时间主效应均显著,且后测社会拒绝、社会忽视均显著高于前测社会拒绝、社会忽视,与以往纵向研究结果相近[28]。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可知,个体在遭遇某一群体排斥后,他们会产生悲伤与愤怒等情绪[18],敌视排斥者从而更难得到社会认可[29],进一步加剧他人对自己的社会排斥。
交叉滞后分析结果显示:在整个中职生及不同年级中职生群体中,父母低头行为均正向预测中职生社会拒绝与社会忽视。期望违背理论及实证研究均证实父母低头行为与社会排斥存在密切联系[10,30]。期望违背理论指出青少年希望他们父母在亲子互动中表现出高度参与,即当父母的注意力被手机打断时,子女的期望就会受到负面影响,他们会产生负面情绪,比如社会排斥。研究也发现父母低头玩手机是一种亲子交流中断行为,互动频率较低,使孩子产生被排斥感[10]。中职生处于青春期,家庭是他们健康发展的保护因素之一,父母是社会化的重要来源。父母因关注手机而忽视孩子,处于青春期的中职生容易产生消极自我评价,如:父母不爱自己、自己是不好的、父母不欢迎自己等[10]。因此,该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父母低头行为是一种由手机引起的社会排斥行为。
此外,研究还发现中职生社会拒绝正向预测父母低头行为,中职生社会忽视对父母低头行为预测不显著。社会排斥包括两种体验,分别是社会拒绝与社会忽视,社会拒绝是更直接与更明确的,而社会忽视是更含蓄与更微妙的[31]。根据代际传递的观点,社会排斥存在代际间的传递,即中职生经历社会拒绝后,其父母也同样遭遇社会拒绝[20]。当个体经历社会拒绝后,他们的存在感、归属感均受到威胁[31]。当个体缺乏归属感时,他们在生理和心理上均遭受痛苦。那经历社会拒绝的个体如何重新获得归属感呢?为什么他们会转向手机,而不是参与面对面互动以获得关注与归属感呢?人们会评估他们目前的排斥性地位,不是通过检查他们与目前接触的群体排斥性地位,而是通过评估他们在各种情况下的排斥性[32]。据此可知,被排斥者会认为其不仅在与排斥者共处时会产生被拒绝的感觉,而且与其他群体也会产生类似结果。最优流动理论认为在被拒绝后,个体会感到被排斥,渴望得到关注与被接纳,而使用社交媒体会令人愉快,以至于个体与手机建立非常密切联系[33]。研究也发现在Facebook上发布一张照片获得“赞”与评论、熟悉的通知铃声,会释放多巴胺,这与人们从面对面拥抱或微笑中获得满足等同[21]。因此,孩子经历社会拒绝会将排斥感传递给其父母,从而使其父母同样遭遇社会拒绝,经历社会拒绝的个体,更渴望与他人保持联系,以至于他们在手机上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希望重新获得包容性,从而形成低头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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