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回应：跨国史方法与丝路城市史的书写

车效梅

摘   要：
跨国史方法通过突出跨国因素在丝路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将丝路城市视为更广大背景下跨国力量的产物，进而构建了丝路城市研究的新路径。话语载体的变迁引发对transnational history跨文化借用的疑惑与解构。通过在跨文化背景下讨论“国家”和“跨国”，文章将理论关切视为把握跨国史方法的关键。只有在跨国史视域下才能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在丝路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并注意到国家行为的跨国性影响，这就为跨国史方法与丝路城市史的结合提供了立论依据。在此，以交通变迁和贸易离散社群为例，在谈论两者与丝路城市的关系中将抽象的理论关切具象化，对全球史范式中的西方中心论和古史研究中的极简主义做出回应。

关键词：
跨国史；
丝绸之路；
丝路城市；
国家；
跨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K134;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3）04-0058-（11）

DOI：10.13852/J.CNKI.JSHNU.2023.04.006

全球性的历史思考使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历史叙事方式。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使得对理论的概念、内涵、外延等问题的争议不断，其中之一便是跨国史方法是否可以运用于前近代的历史叙事。多数观点主张将跨国史运用于“民族国家兴起并成为世界历史上的重要现象”的时期，视其为现当代研究的新视角。1 这种观点明显影响到国内学界对跨国史的看法，以“跨国史”为关键词在知网上的搜索结果基本都以近现代乃至当代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不可否认，这种观点开始受到越来越多挑战。2

彭慕兰（K. Pomeranz）较早提出要用跨国史方法研究丝绸之路（或简称“丝路”），并认为丝绸之路是“跨国但非全球的研究单位”。1 但是彭慕兰并未对跨国史方法与丝路研究的结合进一步阐述。跨国史视域下的丝路城市史研究是transnational history、2 城市史、丝路史三个主题交叉的产物。transnational history聚焦于人员、财富、技术等跨国因素在现当代不同政治单位和民族共同体之间流动，3 并使得秉持这一思路的作者在书写历史时倾向于“避开民族国家单位，写作重视关系、交流和超越国家疆界的历史”。4 城市史研究则将城市置于广阔经济、社会框架和更广域的地区、国家、跨国网络中，考察城市在历史过程中获得的强化和颠覆。5 丝绸之路在狭义上被视为“古代中国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在广义上则包括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两大类以及西北丝路、西南丝路、海上丝路三大干线，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内容的交流互鉴，因而也被视为欧亚非大陆物质、文化的早期交流网络。6

以跨国史方法研究丝路城市，是将丝路城市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语境内，强调丝路城市的兴衰不仅是城市内生因素的结果，更是城市同产生于结构之外的跨国因素联系、互动的结果，并重视民间非国家因素对丝路城市世界主义人文景观的塑造。7 本文基于跨国史、城市史和丝路史的相关理论，并结合实际的案例，在话语载体的变迁背景下归纳跨国史的理论关切，指出跨国史方法与丝路城市结合的立论依据，以及这种结合的创新之处等问题。

一、跨文化语境下的“国家”与“跨国”

传播学理论指出，话语（word）自身的含义乃是伴随承载话语媒介（medium）的变化而变化。8本文认为国家是丝路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就transnational history而言，它强调的是作为现当代国际社会中最基本单位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9 而非汉语语境下的国家。因此，这一概念的跨文化传播便引发了如下的问题：它是否可以在跨文化的背景下被借用？本部分便是通过讨论话语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和transnational history对民族国家依赖性的根源，以获取transnational history的理论关切为目的，尝试对概念进行解构。

1.nation与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

概念的跨文化传播往往导致其承载话语含义的变化，并要求对话语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做进一步讨论。中文语境下的“国家”通常对应英语中的country、nation、state三个不同的词汇，《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将其解释为分别对应疆域/领土、人民/民族、政府/政体不同指向的“国家”。10 强调人民/民族意义上国家的nation一词则源自拉丁语的natio/nascere，意为生活在同一共同体内的人。11 它是中世纪欧洲王朝征服、战争、联姻的自然结果，并在美国、法国革命前后用以表述人民的精神统一体，并在19世纪逐渐有了政治实体属性，从而命名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national state）。1 而就transnational一词的历史来说，它最早以德语的transnationales形式出现于学者库尔提乌斯1862年在莱比锡大学的就职演讲，在1868年被匿名者译为transnational并发表于《普林斯顿评论》（Princeton Review）。2 结合trans-这个词根含义，因此transnational history的直译应该是“跨民族国家史”——在一篇较早论及德国跨国史发展的文章里，作者将transnationale Geschichte翻译为“跨民族史”，这是作者在意识到nation与国家并不能直接对等后采取的折中手段。3 但这种谨慎反而为后来的学者们所忽视。以“跨民族史”在“关键词知网节”上的搜索结果仅此一篇，而以“跨国史”为名的研究成果在最近十年里却不断增加。

中文语境下“国家”的含义与西文语境并不完全等同。“国家”一词在先秦便已存在，《辞海》引《孟子·离娄上》言古代诸侯称国，大夫称家；
而“人皆曰天下国家”，则“国家”在先秦时代便具有政治实体的含义。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国家”泛指政权，是拥有一定领土和独立主权，存在阶级分化，拥有合法性、垄断性与超越性权力的政权组织和社会体系。4 近代西学东渐，西方民族国家对于领土的重视影响了对“国家”的界定，但对政权层次上国家的重视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并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进一步加强。5 新版《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对“国家”的定义强调的便是一个政权及其所领有的区域，侧重state和country，而弱化nation层次的含义6 ——后者一般被翻译为“民族”并逐渐失去国家的性质，尽管在翻译中依然可以根据具體语境译为“国家”。

因此，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nation与“国家”这种对应关系并不能直接画等号，那transnational history与“跨国史”亦无法直接对等，其定义也就不能被简单粗暴地移植到“跨国史”的概念上。这就要求从理论关切的角度探究两者的共性。

2.去民族国家中心论与跨国史的理论关切

19世纪是历史科学化的时代，也是民族国家成为人类历史上重要现象的时代。由此诞生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无一例外地强调本民族的特殊性，并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陷入沙文主义的泥沼。对这种传统史学弊端的反思构成后现代史学兴起的背景，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又鼓励学者进行“全球性的历史思考”。作为后现代史学的一支，transnational history首先是对传统史学局限性的批评。但是“全球性的历史思考”并非其独有，它仅仅是前者的若干类别之一，其类别特征在于关注跨越边界（bordercrossings）的人与物之间既吸引又排斥的相遇，7 “将社会置于一种跨边界互动关系（Verflechtungsbeziehungen）”。这要求边界必须是一个清晰、明确的物理实体，民族国家因而成为transnational history唯一的载体。因此，强调民族国家的transnational history本质上关注的是民族国家对边界的控制，凸显处于这种控制下的跨边界交流的重要性：国际社会乃是由一系列国家组成，也就意味着统一的世界已经被割裂为上百个以民族为基础的单元；
正是因为民族国家边界对现实交往活动的割裂和阻碍，强调“跨边界互动关系”的transnational history也就拥有了高度的现实意义。

通过重视那些存在于民族国家边界之外，但却对边界内历史事件的酝酿、发展起到重要影响的“跨国性”因素，transnational history表达了对传统历史叙事方式的批判与反思。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不必过于强调边界（border）的意义。一方面，将边界视为近现代历史的产物，并将前近代所有政治单元之间的疆界视为具有渗透性和开放性的边疆的传统观点，近来已受到一定的批评。1 另一方面，对于边界的执着使得transnational history成为与“民族国家”深度绑定的学术概念，而这种绑定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跨国史”时间尺度的判定，却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中心论的弊病，这正是后现代史学极力反对的。其结果，反而使得transnational history陷入逻辑上混乱：主流意见将跨国史的时间尺度确定为19世纪中叶以后，但是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民族国家基本都是欧洲国家，这种西方中心特征使得transnational history不免有自我矛盾之嫌。2 由于对边界的执着弊大于利，因此本文对理论关切的探究并不拘泥于此，而仅仅是将民族国家视为一种明确的实体结构，并主张将重点放在那些产生于实体结构之外，却又对结构的发展至关重要的跨国因素。这种实体结构既可以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也可以是中文语境下的某个国家或某个具体城市。

在托马斯·本德以美国历史为主题的跨国史作品中，主张单纯的领土空间不足以构成民族国家的历史背景，美国历史上一切重大主题和事件都应该置于全球背景下考察。为此，本德在时间上将全球史的开端视为美国史的开端，并在空间上努力挣脱边界的束缚：“我们不能挑选一块土地，然后说我们将研究限定于这片土地之内……国家本身更会拒绝边界的束缚……现代世界尤其如此。”3 这种叙事意味着不必拘泥于时间和载体的约束，而将transnational history的理论关切作为把握跨国史方法的关键。尽管不免有概念泛化之嫌，但是这种粗略、主要强调理论关切的跨国史摒弃了因重视民族国家而导致的概念本身的狭隘和僵化，并将若干不确定和无法归类的主体纳入其中，从而有助于解决由于概念的跨文化传播所引发的不确定性。

二、跨国史方法与丝路城市史结合的立论依据

transnational history和跨国史都重视那些诞生于实体结构之外，但却对结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被视为交往力在具体历史语境下的显化。因此跨国史本质上就是交往史，它同强调交往、互动的全球史几乎是一回事。这种对于交往力的重视同样是丝路城市研究的重心。丝绸之路是由“古代城市遗迹和城市文明形态共同构建的活态文化空间”，并在空间上表现为城市商业中心的共同体，而城市乃是“文明交往更具体、更微观、更生动的个案分析与比较研究单元”，因此丝路城市史也可以被视为交往史，强调交往力因素在“历史从民族地区的历史变为世界历史”这一过程中的作用。4

对于交往力因素的重视并非跨国史方法独享，然而跨国史视域的独到之处，在于充分意识到国家在丝路发展进程中的主导地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丝路贸易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战略的结果

公认的丝绸之路的三个高峰期分别是公元前后的4个世纪、7—8世纪，以及13—14世纪。这三个时期不仅是中国政府对西域采取积极进取性战略的时期，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大部分地区被置于强力帝国政府统治下的时期。进取性的国家对外战略推动了丝路的畅通。以唐代前期丝路贸易的繁荣为例，相关研究将丝路的繁荣视为唐帝国对外战略的结果。5 基于对唐代经济问题的计量研究，有学者指出唐前期西北丝路的繁荣乃是国家西北战略的副产品。1 纺织品在中国历史上长期扮演一般等价物的角色。中国在唐代前期大规模对西北用兵，使得大量练绢从汉地转运至西域充当军费，因其在不同地区间的差价而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商品。在唐前期的敦煌和交河地区，一匹中国练绢售价不过460文铜钱，但是在706年河中地区的培坎德（Paykand），其价格高达200枚银币（dirham）。2 这种高额利润带来了丝路贸易的繁荣。

类似的案例也出现在中世纪早期的丝路西段。在今日俄罗斯北部旧拉多加遗迹发现了786年的阿拔斯银币窖藏。在荷兰的多姆堡（Domburg）、英格兰的克拉伦登、日德兰半岛的海泽比（Haithabu）等北海周邊地区，也分别发现了铸造于9—10世纪伊斯法罕、迪文（Dvin）、巴尔赫（Balkh）、塔什干（al-Shash）、巴格达等地的穆斯林银币。相关学者据此提出了在中世纪早期经高加索、里海、欧俄、波罗的海地区连接伊斯兰近东和西北欧地区的“北方之弧”（the Northern Arc）贸易带。3 这个弧形贸易带的形成、发展同8世纪穆斯林国家与可萨汗国的双边关系密切相关。经高加索地区的双边贸易因643—737年的阿拉伯—可萨战争受到极大阻碍。在8世纪30年代，穆斯林商人与可萨汗国的交易必须在穆斯林国家的北方边境打耳班（Darband）之外6公里处进行，从可萨汗国进入伊斯兰世界的使者必须蒙住眼睛以保密。4 随着阿拔斯王朝建立，双方关系从敌视转向和平。758年阿拔斯王朝的亚美尼亚总督与汗国公主联姻，哈里发马赫迪（775—785）亦废除了对高加索地区人员往来的限制。5 窖藏钱币证据显示，尽管高加索地区在8世纪早期便开始铸造银币，但是当地直到8世纪70年代才出现首个穆斯林钱币窖藏。6 因此可以说，8世纪下半叶阿拔斯王朝与可萨汗国国家战略的变化促成了经高加索地区长途贸易的复兴，并成为连接伊斯兰中东和西北欧的弧形贸易带成形的重要背景。

2.国家在社会技术方面的革新对丝路贸易产生了双重影响

物质技术——即通常意义上的科技——在前近代发展缓慢，因此在近代以前，帝国兴起带来后社会技术革新（social technologies）成为影响区域间交往活动的主要因素，造就了丝路贸易的繁荣与丝路沿线地区被纳入帝国统治年代上的共时性。因为，帝国统治的现实需求促使国家在社会技术领域发起了以统一性为目的的革新，其形式表现为对规范或标准的制定与推行：“帝国通常将发展社会技术作为一项政策事宜：通用语、法律制度、统一度量衡制度、镇压劫掠行径、提供道路、港口和邮政体系。”7 若干案例都证明了这点。例如斯特拉波就强调了罗马帝国在道路建设方面的贡献。在罗马统治下的叙利亚，以安条克城为中心的道路主脉呈π的形状，将安条克、塞琉西亚、比布鲁斯、推罗、西顿、阿帕梅亚、大马士革、博斯拉等主要城市连接在一起，又因为道路沿线罗马驻军带来的安全以及城市中罗马当局的良善政治，使得公元前后叙利亚的商业贸易呈现欣欣向荣之势。8 在安西都护府时期，“开通道路，别置馆驿”的馆驿制度通过为往来行人提供食宿和马匹，推动了东西交通的发展。9 在伊斯兰世界，伊斯兰的扩张将从北非到中亚的广大地域统一到一个政权下，以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以伊斯兰教为统一意识形态，并在前人的基础上建设了连接帝国各地的驿道体系，1 推动了中世纪伊斯兰世界旅行活动的发展，如雅库比、伊本·法德兰、马苏迪、伊本·豪盖勒、穆卡达西、伊本·白图泰等的游历。如果没有伊斯兰时代的社会技术革新，上述旅行家的旅程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社会技术革新的影响是双重的，它既促进了贸易发展和交通往来，也为这种要素的流动设置了无形边界。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政治管控强化了有别于他人的认同感，使人自身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者与自我的差异。以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为例，通过语言、共享观念、货币制度等方面的统一，穆斯林在伊斯兰世界（dar al-Islam）和非伊斯兰世界（dar al-Harb）之间人为地创造出无形边界，从而打破了古典时代地中海世界的统一性。2这一观点得到了考古和史料的共同支持。对地中海沉船残骸的统计数据显示，沉船和双耳罐的数量以及装载货物的重量在伊斯兰早期的几个世纪迅速下降，并且直到公元1000年前后才逐步回升。3 倭马亚哈里发曾试图复兴推罗、阿克等叙利亚沿海城市，然而叙利亚的经济和人口中心已经无可避免地转向内陆。4 相比于古典时代，地中海传统的多中心、多样化的生产贸易体系在8世纪已经瓦解，仅存在一系列关联性大为衰退的区域经济。5

3.依靠国家权力支持并作为行政—军事中心的丝路城市是维持丝路贸易的重要节点

丝绸之路在空间上被视为城市的共同体。前文指出，丝路贸易的兴衰与唐朝对西北的经营密切相关。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点被视为理想的驻军点，并由于对驻军的供养，使驻军点在作为军事、财政中心的同时兼具贸易维持的功能，从而推动了丝路贸易网络的完善。6 唐时西州就是这样一个代表性案例。在吐鲁番和敦煌发现的12件注明人行道路的文书中，有8件都要经过西州，表明西州在唐前期成为维持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7 之所以如此，连接塔里木盆地与河西走廊的优越位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唐政府对西州地区的建设亦不容忽视。西州曾是安西都护府和金山都督府治所，唐政府在开元年间将5000人规模的天山军驻扎交河郡城，表明其乃是唐政府控制西域的战略要地。西州在此过程中亦迅速发展。人口统计数据显示，高昌国末年西州人口不过17730人，而在一个世纪以后的开元年间，西州人口增长至49476人。8 唐朝西进对西州的影响亦反映在当地货币系统的转型中。萨珊波斯的经济繁荣和粟特商业网络的拓展曾使波斯银币在高昌国时代西州的交换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唐朝对西北地区军费开支的扩大，西州逐渐脱离萨珊波斯的白银体系。迟至700年前后，西州的主要货币逐渐由波斯银币改为中国本土发行的开元通宝和丝绢。9

在丝绸之路的西段，自希腊化时代开始，一系列城市同样在国家的运作下纷纷兴起。亚历山大是古代最著名的建城者之一，他以自己的名字建立了从费尔干纳盆地的极东之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Eschate）到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等的一系列重要城市。在塞琉古王国时期，塞琉古诸王建立了包括16座安条克、5座劳迪西亚、9座塞琉西亚、3座阿帕梅亚和1座斯特拉托尼卡在内合计34座城市。10 尽管这些城市是希腊征服者出于军事占领和行政控制目的建立的，但是对城市行政人员和驻军的供养客观上强化了新建的希腊城市之间的联通性。因此，当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后，如马尔吉亚那的安条克、巴克特拉、阿里亚的亚历山大里亚、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奥龙特河的安条克等城市便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东西交通的节点。1

4.15—16世纪中亚跨国性事件的互动导致丝路中亚段在变迁中曲折发展

中亚的中央性赋予其在丝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丝路中亚段的发展状况亦折射出丝绸之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趋势。中国明代可视为丝路中亚段发生变迁的重要时期，国家在这一变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下试时间顺序梳理分析：

在大蒙古国时期，沿蒙古高原—天山北麓—楚河流域—里海草原—欧俄/高加索的草原之路是东西交通的主要路线。随成吉思汗出征中亚的耶律楚材、1219年西行的丘处机、1245—1247年东行的柏朗嘉宾的约翰、1253—1255年东行的鲁布鲁克的威廉、1254—1255年往返于蒙古高原和小亚美尼亚的海屯王、1259年奉蒙哥汗之命出使旭烈兀的常德等都是如此。盡管蒙古内战时期西域战乱导致东西交通一度呈现向南转移的趋势，但是草原丝路在14世纪初重新畅通。传教士孟高维诺称草原之路是欧洲前往中国最短的路程，2意大利商人裴哥罗蒂称，从亚速海附近的塔奈出发，经金帐汗国首都萨莱、乌拉尔河附近的小萨莱、玉龙杰赤、讹答剌、阿力麻里到甘州、大都的草原之路以安全著称。3

这种繁荣的态势在帖木儿时代戛然而止。金帐汗国在1387—1388年间联手花拉子模反对帖木儿，双方在1389年、1391年、1394—1395年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战争，玉龙杰赤、别儿哥萨莱、阿斯特拉罕等丝路重镇惨遭蹂躏。特别是玉龙杰赤，由于该城被帖木儿夷为平地，蒙古时代繁荣一时的草原之路迅速陷入萧条，并导致被经伊朗高原的交通路线取代：在帖木儿毁灭阿斯特拉罕之前，货物经由草原之路转运至欧洲，然而截至14世纪30年代，贸易只能通过叙利亚中转。4

草原之路的衰落只是中世纪晚期丝路中亚段变迁的先声，沙漠绿洲之路的变化接踵而至。有学者以表格的形式初步统计了明代西域诸国的朝贡情况。5 根据这份表格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368—1449年是西域诸国朝贡的高峰期，1449—1521年朝贡次数出现明显下降，1521—1620年进一步急剧下降。之所以有此变化，原因如下：首先，明政府对西北地区的积极政策是明初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由于明政府以哈密作为经略西域的中心，自宋元以来寥落的哈密道因而复兴，“诸番入贡者众，皆取道哈密”。6得益于明政府对哈密道的经营，使者陈诚才能在传统的丝路北道、中道之外开辟新的交通路线。7 但是，15—16世纪西域的动乱对东西交通造成了消极影响。陈诚称当时除鲁陈、火州、土尔番、哈石哈、阿力麻里等地“略有城邑”外，西域地区仅存荒城故址，绿洲国家彼此冲突频繁。8 15世纪以来，西域南道亦因为气候变化和军事冲突而阻塞、恶化。9 海都战争时期，西域南道一度成为东西往来的主要途径，拉班·扫马西去和马可·波罗东来都是选择由此。至16世纪，穆罕默德·海达尔称，从于阗往东完全就是一片沙漠，古代的许多大城市都已经消失；
从喀什噶尔经叶城到于阗的交通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喀什噶尔已經没有了商人，从叶城到于阗的后半段路程人烟稀少。10 同时，海达尔称从叶城到于阗需要12—13天，但是在4个世纪以前，往来两地的行程仅需10天。1 16世纪中叶英国商人安东尼·詹金森造访中亚时称，“布哈拉有来自各地的商人，但是没有中国的商人”，并点出战乱是造成该情况的主要原因。2 最终，西域政治局势的恶化又导致16世纪开始明政府调整了西北政策，1524年内迁关西七卫，1539年封闭嘉峪关。3 此后尽管西北朝贡贸易依然存在，但是急剧减少。可见，15—16世纪西域的动荡以及由此导致的明政府对西北政策的改变，是造成这一时期丝路变迁的重要原因。

这种变迁的一个重要内容则是以“纵连南北”为主要特征的商业联系的发展。而这是俄国征服西伯利亚和中亚的结果。沙俄在16世纪后半叶开始确立对于西伯利亚的统治权，并开辟了一条绕过中亚直接与中国建立联系的商路，从而导致传统的中亚贸易衰落。4 大批印度商人则因俄国扩张的机遇北上。在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大约3.5万名资产雄厚、以种姓制度和家族网络为基础的印度商人分散到中亚、阿富汗、伊朗等地，并通过贸易离散社群（tradediaspora）的形式密切了印度、中亚和俄国本土之间的商业往来。5 但是，沙俄征服时期的陆上贸易与丝路时代的商业交往已完全不同。这种“纵连南北”的陆上贸易是以沙俄扩张为大背景，也就意味着陆上贸易从昔日丝路国家间的平等交往转变为主要是与俄国的不平等贸易，由以外贸活动为主转变为以区域内经济贸易运输为主。同时，由于沙俄政府对中国边疆的干涉，使得中国陆上贸易的内涵从物质文化交流转为平定叛乱、抗击侵略。6

综上所述，只有在跨国史的视域下才能正确认识到国家在丝绸之路和丝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同时，上述四个方面引用的每一个案例都着眼于国家行为在影响上的跨国性，丝绸之路正是这一特征背后的根源，这表明丝绸之路在当时业已发展为一个跨国性的网络。作为维持网络的节点，丝路城市因此可以被视为跨国力量的产物。

三、跨国史方法对丝路城市研究的创新

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史和全球史只有在1500年的地理大发现或1800年以来全球大宗产品价格趋同之后才具有现实意义。7 1500年或1800年因而成为一个标志性分野。但是这种分期只是凸显了西方世界对全球化的影响，而没有认识到非西方世界对于人类交往史的贡献。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是“全球性的历史思考”的主题，然而transnational history亦难免带有欧洲中心论的嫌疑，因此，以跨国史方法研究丝路城市，其积极意义在于通过凸显跨国因素在城市兴衰命运中扮演的角色，反驳那种世界史和全球史只有在1500年以后才有现实意义的观点及其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进而彰显非西方因素在人类文明交往中的积极意义。

就transnational history的理论而言，即使是最低限度的定义也必须重视非国家因素在“跨国”进程中的作用。8 但是将这种讨论放在丝绸之路的背景下，“国家在丝路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这一事实往往会导致极简主义（minimalism）9 的历史思维。在古代经济、贸易等研究领域，极简主义观点一方面强调国家力量毋庸置疑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贬低非国家性因素在经济贸易活动中的地位和意义。其弊端在于忽视了作为异质文化单位的贸易离散社群对丝路城市人文景观的贡献。而正是因为国家在近代以前的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处于国家这一实体结构外，却又在跨国性交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因素，才显得弥足珍贵。

以跨国史方法研究丝路城市，可以被视为对西方中心论思维下的全球史和极简主义影响下的古史研究的回应。下面本部分以两个“实体结构之外的因素”为例，通过探寻其对丝路城市的贡献，阐释跨国史方法对丝路城市研究的创新之处。

1.跨国性交通变迁与丝路城市的兴衰

城市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通常源于城市在交通方面的优越性：没有市场和道路也就没有城市，一旦道路阻塞，城市必然衰退。1 这一理论的立足点是将城市视为一定地理范围内的功能中心，强调城市对于非粮食生产者的供应和维持。因此，交通的便利性关系到城市的生存和发展，相关案例亦证实这一点。马里（Mari）位于幼发拉底河中部的贫瘠地区，自然环境制约了城市发展，但是仰赖幼发拉底河在沟通叙利亚北部和巴比伦尼亚上的便利性，使得马里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展为叙利亚地区重要的经济、政治中心。2 位于阿姆克平原的安条克城是古典时代丝路西段最重要的城市，该城坐落于传统的叙利亚北部交通路线的西端，并顺着奥龙特河直抵作为其外港的皮里亚的塞琉西亚。在古典时代，安条克城被视为“举世闻名、无与伦比的大城，在商品进口和生产方面都享有卓越的名声”。3

交通影响城市发展，宏观的丝路交通变迁亦是影响丝路城市兴衰的关键。例如，在8世纪后期，北方弧形贸易带的贯通推动了阿拔斯近东和欧亚草原跨生态贸易的发展，并使可萨汗国首都阿铁尔发展为中世纪早期欧亚贸易的中心。但是在9世纪后期，随着交通重心从里海西部转向里海东部，阿铁尔因而衰落，而位于伏尔加河-卡马河盆地的伏尔加保加尔城却由此崛起。922年出使伏尔加保加尔汗国的伊本·法德兰并没有提到汗国存在城市。4 但是在951年，伊斯塔赫里称伏尔加保加尔汗国境内有伏尔加保加尔和苏瓦尔（Suwār）两座人口上万的城市；
5 其后穆卡达西首次提到了伏尔加保加尔城内的市场，并将其视为伏尔加保加尔城的重要组成部分。6 这些表明，与中亚地区的长途贸易是推动10世纪下半叶保加尔地区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

类似的案例还有中世纪晚期的巴格达与大不里士。巴格达是阿拔斯王朝的首都，是中世纪丝路西段最重要的城市。交通区位优势是巴格达兴起、繁荣的重要原因。哈里发曼苏尔将巴格达所在的位置视为世界的要道。依靠这一优势，穆斯林的商业网络以巴格达为中心，向各个方向延伸出5条主要干线，7由此形成的商业网络又反过来巩固了巴格达作为交通中心的地位。但是随着巴格达的毁灭，作为新都的大不里士趁机崛起，建立起同西北的黑海商路、东南的大呼罗珊道和西部东地中海商路的联系，从而完成了对于旧的贸易中心的取代，终结了巴格达作为近东贸易中心的“根深蒂固的连续性”的历史。8

因此，丝路交通变迁作为位于国家这一种实体结构之外的跨国因素，在特定时期成为影响丝路城市命运兴衰的重要因素。这种特定时期内中观或宏观的交通变迁并不是缺乏可靠性和经验基础的无关因素，它是非西方文明影响早期全球化进程的重要体现。

2.贸易离散社群：跨国活动的承载者

以琼斯（A. H. M. Jones）为代表的学者以极简主义观点反驳了罗斯托夫采夫过于强调“市场经济”的乐观主义观点，并在强调国家力量占主导地位的同时贬低非国家力量的作用，认为后者在经济活动中完全被严格限制在地方层次上。9尽管极简主义观点不乏可取之处，但是在作为实体结构的国家之外，以民间商人群体（或称之为“贸易离散社群”）为代表的相关因素，在交往活动中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因为，丝绸之路乃“世界性的文明交往之路”，丝路城市的繁荣绝不仅仅是物质层次的繁荣，以多元、包容、开放为核心的世界主义城市人文景观是丝路城市永恒的精神财富，而这些来自不同地区并在文化上呈现明显异质色彩的民间商人群体正是塑造丝路城市世界主义人文景观的重要力量。因此，以跨国史方法研究丝路城市就不应该忽视他们。

纵观丝绸之路的发展史，鼎盛时代也是异质文化百花齐放的时代，对于异质文化人群的接纳往往是丝路城市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例如，在吐鲁番盆地的高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塑造了高昌拥挤的神学—智力空间，不同的宗教和信仰相互影响，使得城市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世界主义特征：犍陀罗风格的菩萨雕像与摩尼教的壁画比邻而居；
祆教火焰的背景被用来展示佛陀的形象；
当地的石刻大多是中文，但壁画中都有以梵文和回鹘文字书写的序言或后记；
更有大量回鹘文字、粟特文字、摩尼文、婆罗迷文字和汉字的手稿。1在阿拔斯王朝的鼎盛时期，巴格达被视为世界的中心和大地的肚脐，“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喜欢巴格达更甚于其家乡，并出于商业和贸易的需要定居于此”。2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作为中世纪早期丝路重镇的阿铁尔。在8—9世纪，可萨汗国奉行的宗教多元主义政策使得阿铁尔成为多元宗教和谐共生的成功范例，奠定了汗国作为这一时期丝路重镇的历史地位。3 这当中，贸易离散社群的兴起同相关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商人在母邦之外建立贸易聚落（trade settlement），定居于此，学习当地的语言、风俗，并为来自母邦的商人提供服务，从而成为跨文化贸易的媒介。4 而城市作为交往活动的中心，是贸易离散社群主要的活动单元。

犹太人被柯丁视为贸易离散社群的典型代表。作为一个以商业活动为谋生手段的社群，城市贸易中心对犹太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瓦迪·库拉（Wadil Qura）是10世纪后期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个贸易中心，而这里的大多数人是犹太人；
伊拉克的卡斯尔·伊本·胡巴拉（QasribnHubayra）有几个繁华的市场，这里也有大量犹太人；
胡勒万是呼罗珊道上的必经之地，当地不光有一个大市场，还有几条以犹太人命名的街道和属于犹太人的会堂；
哈马丹是吉巴勒地区的首府，也是呼罗珊道上重要的交通枢纽，来自12世纪的记载称，当地犹太人的数量约有5万，是东方最大的几个犹太人聚居地；
而在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的呼罗珊，穆卡达西称许多犹太人生活在这里，同时期的另一份文献提及阿富汗西部有一座繁荣的城镇耶胡丹（Jahudhan/Yahudiliq），呼罗珊南道便穿过此地，考虑到犹太人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yahudi），表明这里很可能是犹太人的一处重要贸易中心。5

离散社群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单元，而向贸易离散社群的转型则强化了犹太人在城市中的文化存在，并推动了伊斯兰世界多元文化的形成、发展。这种具有明显混合性质的文化被称为阿拉伯—猶太文化。它始于9世纪犹太人以希伯来字母书写阿拉伯语的写作活动，并在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交融中吸收、借鉴了伊斯兰文化在科学、哲学、法律、金融等方面的知识；
而以拉唐犹太人（Randanite）为代表的贸易离散社群则通过国际贸易，将这种文化带给商路沿线的所有犹太人社群。6 颇具说服力的证据来自伊拉克。现代的地名学和语言研究将拉唐犹太人的起源定在距离巴格达不远的拉丹（Radhan/al-Radhanayn）。7 而从825年开始，犹太人的离散宗主便居住在巴格达，犹太人的神学院也在890—898年迁到此地——12世纪旅行家本杰明称各地的犹太商栈是巴格达犹太离散宗主的主要收入，1 这种情况很可能在拉唐犹太人时期便已经确立。这种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是巴比伦犹太人社团强化其地位的重要手段。而通过贸易离散社群，从事商业的犹太人得以往返于伊斯兰世界的几个贸易中心，并在此过程中向沿途的犹太人社群传播来自伊拉克的犹太文化。这种文化随之融入伊斯兰社会，从而塑造了丝路城市包容、多元、开放的城市人文景观。

因此，对作为异质文化群体和民间力量的贸易离散社群的忽视，是秉承极简主义思维的古史叙事的固有弊端。在這个方面，贸易离散社群对城市多元文化景观的塑造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回应主题。

结语

以上，本文将丝路城市史研究视为跨国史、城市史和丝路史三个不同主题的交叉产物，回答了跨文化语境下“跨国史”的解构与借用、跨国史与丝路城市结合的立论依据，以及这种结合在历史书写方面的创新问题。transnational history为全球性的历史思考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并有助于拓宽对历史事件和过程的理解。但是要意识到transnational history的局限性和潜在偏见：强调民族国家所带来的僵化和自相矛盾，以及范式本身不自觉的西方中心论。因此，本文主张以跨国史方法对丝路城市进行研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忽视城市内在因素的影响。跨国史是对传统城市史研究方法的补充而非颠覆。同时，跨国史绝非尽善尽美，它同样具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无论如何，跨国史与丝路城市史的结合毕竟能为研究者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有助于从多角度、多方面阐释城市在丝路中的意义，丰富学界对丝路城市的认识。

Deconstruction and Response：
The Method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Writing of Silk Road Cities

CHE Xiaomei

Abstract：
The method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highlights the role of transnational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along the Silk Road， and regards the Silk Road cities as the product of transnational forces in a broader context， thus constructing a new path for the study of the Silk Road cities. The change of discourse carrier has caused doubts and deconstruction of the cross-cultural borrowing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By discussing “nation” and “trans-nation”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oretical concerns as the key to grasping the approach to transnational history. O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can we grasp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the count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lk Road as a whol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transnational influence of state behavior， which provides the basis for a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and urban 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The paper， taking transportation transition and trade diaspora as examples，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d the Silk Road cities， and materializes abstract theoretical concerns， responding to the Western-centrism in the global history paradigm and the minimalism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history.

Key words：
transnational history; Silk Road; Silk Road cities; state; cross-culture studies

（责任编辑：中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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