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玮
［摘要］村上春树的早期代表作《再袭面包店》通过双重回忆的叙事策略讲述了一对“饥饿”的年轻夫妻“袭击”麦当劳的故事。文中多次出现的对“我”的无意识描写揭示了无意识在“我”的主体性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性。本文首先分析双重回忆的文本结构对“我”主体性的整合作用，在此基础上援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我”的无意识描写进行具体分析，以揭示无意识在“我”主体性构建过程中的重要性，最后通过“压抑的重复”理论阐释再次袭击的必然性。
［关键词］《再袭面包店》；
弗洛伊德；
无意识；
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1313.074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23）03-0038-08
1985年发表在女性杂志《美丽嘉人》（Marie Claire）上的《再袭面包店》（「パン屋再襲撃」）是村上春树的早期代表作，作品自问世以来持续受到研究界的关注。1986年4月，《再袭面包店》作为村上春树第五部短篇小说集的标题作品由日本著名出版社文艺春秋社推出，自刊行后备受好评，2001年被引入中国后也掀起了国内读者阅读村上作品的热潮。《再袭面包店》是《袭击面包店》（《早稻田文学》1981）的续篇，以第一人称“我”为叙事者叙述了“我”和“妻子”对东京一家麦当劳实施抢劫的全过程。因成为“再袭”事件诱因的“特殊的饥饿”使“我”想起了十年前的“袭击面包店”事件，故而作品被命名为《再袭面包店》。由于《袭击面包店》和《再袭面包店》在内容上存在着很强的连贯性，所以研究界一直将两部作品联系起来进行解读。
已有研究基本上从以下方面展开：围绕生活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人公的“主体性丧失”［1］、作品世界和现代社会存在的“巨大差异”［2］，以及从现代男女关系的角度宏观地对作品进行分析［3］，整体来说趋向扁平化的纲领式勾勒，作品中许多疑点还未被解读，例如文本中多次出现的“我”的无意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细读《再袭面包店》就会发现，这部作品在写作手法和叙事结构上与《袭击面包店》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写作手法上多次加入了对“我”的无意识的具象化描写，例如文中四次出现对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海底火山”的影像描写。叙事结构上则采用双重回忆方式展开叙事，这种叙事结构安排体现了文本重视对“我”的精神层面的展示。毋庸赘述，无论是双重回忆的叙事结构，还是触及了语言表达的边界的“无意识”，都对理解文本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已有研究却未从这个角度对作品进行解读。
本文按照上述思想脉络，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双重回忆的文本结构以及“我”的无意识进行解读，旨在分析文中双重回忆结构中被具象化了的“无意识”对“我”的主体性的揭示。
一、回忆的双重构造
首先确认一下文本的叙事结构。
《再袭面包店》的开头部分有如下叙述：“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自信，不知把袭击面包店的事情讲给妻子听是不是正确的选择。”从这句叙述中可以看出“我”之前已经袭击过面包店，并且把袭击的事情告诉了妻子。在“再袭”的回忆中含有对十年前“袭击面包店”的回忆，所以构成了回忆的双重结构。而进行回忆的“我”的现在的精神状态如下文所示：
世上既有带来正确结果的不正确选择，也有导致不正确结果的正确选择。为了避免这样一种荒诞性（我觉得不妨这样称呼它），我们有必要采取实际上没作任何选择的立场，我大致就是如此思考，如此生活的［4］。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我”认为这个社会是“荒诞”的，对生活中该做出的“选择”也持有一种无所谓的立场，可以说现在的“我”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旋涡中，这种虚无的感觉与十年前袭击面包店的“我”的精神状态是相似的。十年前的“我”对饥饿的感觉是：“那感觉就像把全宇宙的空白整个吞进了肚子里。空白起先非常小，就像甜甜圈中央的洞那么大，然而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体内不断膨胀，最终竟形成了深不可测的虚无。”［5］通过对上述两处引文的比较可以看出，第一次袭击面包店的“深不可测的虚无”的精神状态与第二次袭击面包店的精神状态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互文性。那么，现在的“我”为什么产生了这样的精神状态？其原因要追溯到十年前的“袭击面包店”事件。从《再袭面包店》的文本中可以看出，在“袭击面包店”到“再袭面包店”的十年中，“我”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再袭面包店》中，深夜被难耐的饥饿感袭击的“我”想起十年前在“袭击面包店”的时候也体验过同样的饥饿感，就将“袭击面包店”事件告诉了“妻子”。十年前，还是大学生的“我”和搭档没有钱也拒绝打工，饥肠辘辘的“我们”决定去袭击街上的一家面包店，然而就在“我们”将要实施袭击的时候，店主提出了交换条件——如果“我们”认真地听一次瓦格纳的音乐就可以给“我们”吃面包，“我”和搭档接受了这个条件，于是在没实施袭击的情况下得到了面包［6］。乍看上去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袭击”事件，然而十年后“我”对这次袭击事件却做了如下反省：
“事到如今回想起来，我们不该接受这个提议，应该按照预先的计划拿刀威胁，单纯地抢面包才对。这么一来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出了什么问题吗？”
我又用手腕内侧揉了揉眼睑。
“对啊。”我答道。“但不是清晰可见的具体问题。只是许多东西以这次事件为界，慢慢发生了变化。而一旦发生变化，事物就不可能重归原处了。结果我重返大学顺利毕业，一边在法律事务所里工作，一边准备司法考试。然后认识了你，结了婚。再也不会去袭击面包店了。” ［7］
从引文中可以看出“我”非常后悔在袭击面包店的时候答应了店主提出的交换条件。因为接受了他的条件，致使“我”这十年来的生活发生了上述变化，虽然这些变化在普通人看来是好的变化，但“我”却并不喜欢这样的变化。对于“我”来说，袭击的目的貌似是想要得到面包，但其实袭击这个行为对“我”来说更为重要，这个道理十年后“我”才明白。如果十年前“我”能够认识到这点的话，是断然不会接受面包店主的条件的。遗憾的是十年前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答应面包店主听了瓦格纳的音乐，结果“我”被社会同化，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引文中“我”的反省不仅仅是对第一次袭击行为本身的反省，更是对第一次袭击后的十年生活的反省。而从“我”对第一次袭击的反省中也能夠看出瓦格纳对“我”的影响是如何的巨大。高桥龙夫具体分析了瓦格纳对“我”的影响：
无视社会归属性的两个年轻人听了瓦格纳的《漂泊的荷兰人》和《汤豪舍》的序曲，并以此为契机被回收到国家机器的体制之中……这个叫作国家机器的庞大机构剥夺了个人的理想、信念和意志，所以作为同志的协同意识也在它的运作下变得稀薄了［8］。
正如高桥所述，瓦格纳的音乐制造了一个“契机”，使得“我”被一个叫作“国家机器”的机构回收，“理想信念”也随之被剥夺了。在之后的十年中，“我”过着无法反抗国家及社会体制的生活。众所周知，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到第一家麦当劳在日本开店的1971年已经走过百余年的时间，所以文本中的“我”恰好是生活在麦当劳在东京出现后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森本隆子认为“我”生活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压抑个性的同质化社会，她指出：“高度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说到底是采取了更加柔软的管理社会的运作方式。欲望的自我增殖和大量消费成为信条的消费社会构建的只不过是徒有其表的差异性，貌似都在上演真实的个性，实质上却是一个均质性和同质性的社会。”［9］被“国家机器”回收后的“我”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员，而资本主义社会为保证其“均质性和同质性”必然要压制人的个性，所以“我”实际上是失去了主体性的被“同质化”了的存在。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特质，弗洛伊德早在《一种幻想的未来文明及其不满》中就已经指出了：“文明控制个人反抗的欲望，方法是削弱这种欲望，使之解除武装，并且在他内心里设置一个看管他的机构，就像在沦陷的城市里驻扎一个警备部队。”［10］十年前的“我”正是害怕这种资本主义文明的压制才远离体制内的生活，以袭击面包店的方式宣告对体制的反抗，然而最终以失败告终。所以，“我”认为自袭击面包店以来的十年的生活像是一种被诅咒了的生活：
“我觉得那次事件给我们的冲击远比表面大得多。我们此后一连几天都在讨论面包和瓦格纳的关系，讨论我们的选择是否正确。可是没有结论。中规中矩地思考的话，这个选择自然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受到伤害，各方面都基本得到了满足。面包店老板——他为什么那么做，我到现在也理解不了，但总而言之——宣传了瓦格纳，我们也美餐了一顿面包，填饱了肚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感到其中有某种重大的错误。而且那谬误在原理不明的情况下，纠缠了我们的生活。我刚才用诅咒这个词，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总是能感觉到它的阴影。” ［11］
“我”在这十年中慢慢意识到了听瓦格纳是一个“谬误”，是一种“诅咒”。这个“谬误”在“原理不明”的情况下给我的生活投下“阴影”，“我”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生活了十年。也就是说，“我”作为个体被遍布在社会中的无所不在的权力矫正，被资本主义国家体制进行了重新塑形。这点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讨论的权力是如何对人进行塑造和生产的相同［12］。这种无孔不入的权力渗透被主体消化和吸收后变成了现在的“我”，虽然“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原理不明”，但能够清楚地知道这是一种“重大的错误”，可见“我”的主体意识还是没有完全丧失的。如果没有如此深刻的反省，“我”是不会进行第二次“袭击”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双重回忆的文本构造是为了描述“我”通过回忆将自身主体性进行整合的过程，双重回忆提供的两个时间维度——过去和现在就是为了方便“我”将自己的主体性按照线性时间的线索进行整合。胡塞尔认为：“每个回忆都含有期待意向。”［13］“我”的“期待意向”正是通过这种双重回忆完成了对自我主体性的整合。当“我”意识到第一次“袭击面包店”的行为使得自我主体性产生割裂之后就实施了第二次袭击，第二次袭击的成功意味着“我”已經找回了自己的主体性，这点还体现在对“我”的无意识的描写中，接下来对文本中“我”的无意识进行具体分析。
二、“我”的无意识
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人类的心理活动分为“意识”和“无意识”这两大区域，而其中“意识”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无意识”的心理活动，由此认为人是“无意识”的动物。弗洛伊德又进一步追溯了无意识的来源，他指出：“我们便从压抑理论中得到了无意识的概念。对我们来说，被压抑是无意识的雏形。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无意识——一种是潜在的，但是可以转变为意识的无意识，还有一种是被压抑的，无法仅靠自己就能立即转变为意识的无意识。”［14］《再袭面包店》中对“我”的无意识的描写所占篇幅较多，全文共有六处，其中四处是对“海底火山”进行的图式化描写。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我”的无意识进行解读的话，这六处描写都反映的是被压抑的欲望。那么究竟“我”的什么欲望被压抑了呢？这种被压抑的欲望又是如何反映“我”的主体性的？接下来通过对文本中无意识的描写部分进行具体分析来解决上述问题。首先介绍第一次无意识描写：
我在妻子面前说起袭击面包店的故事，其实是一件极其细微的琐事使然。既不是事先就想好要谈，也不是事到临头突发奇想，就是以“如此说来……”开始徐徐道来的。我在妻子面前说出“袭击面包店”之前，已经把自己袭击过面包店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15］。
从第一次袭击到第二次袭击的十年中，“我”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并且已经从心里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甚至已经忘记自己曾经袭击过面包店的事情。但是，已经忘记的事情却因某种刺激重新在“我”的记忆中苏醒，使得“我”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说出了袭击面包店的事。荣格认为：“无意识是所有那些失落的记忆、所有那些仍然微弱得不足以被意识到的心理内容的收容所。这些心理内容是不自觉的联想活动的产物——梦也是由这种联想活动导致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把所有那些或多或少是故意予以压抑的思想情感也包括在内。我把所有这些内容的总和称之为‘个人无意识。”［16］文本中“已经把自己袭击过面包店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这部分对无意识的描写正是荣格提到的“失落的记忆”，也可以看作是“故意予以压抑的思想情感”。此外，成为刺激的媒介就是在作品中多次被提及的“特殊的饥饿”。而这种“特殊的饥饿”正是四次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无意识。“我”把这种“特殊的饥饿”具象化成一个影像进行了描述：
1.我坐着小船漂浮在宁静的海面上。
2.俯视下方，水中能看见海底火山的顶峰。
3.海面和那顶峰之间似乎没有多少距离，但并不清楚确切的情况。
4.原因在于水太透明，所以距離感难以捉摸［17］。
从“我”现在的生活情形来看，上文中“宁静的海面”象征着自第一次袭击之后的十年来“我”的生活状态。第一次袭击后，“我重返大学顺利毕业，一边在法律事务所里工作，一边准备司法考试，然后认识了你，结了婚。再也不会去袭击面包店了。”［18］从引文中可以看出，两次袭击间隔的十年中，“我”像普通人一样经历了大学毕业、找工作、结婚这些人生大事，而且“再也不会去袭击面包店了”，不再实施袭击行为的“我”的生活既平静又安宁，就像出现在“我”脑海中的“宁静的海面”一样。荣格认为：“水是无意识的最司空见惯的象征。”［19］这里的海正是体现了这一点的存在。海面表面上非常平静安稳，但其中却潜藏着一座随时可以爆发的“火山”。这里的“海底火山”可以看作被压抑的欲望的具象化表现，如果满足某个条件，“海底火山”（欲望）就会爆发。能够满足“海底火山”爆发的条件就是“特殊的饥饿”。“特殊的饥饿”成为诱因使“海底火山”出现在“我”的脑海，而“透明”的海水则使“我”看清楚了欲望的存在。之后文本中“海底火山”的影像也随着我的空腹感的持续加剧不断发生着变化。第二次出现在脑海中的“海底火山”如下文所示：
我又从小船上探出身子俯瞰海底火山的顶峰。包围着小船的海水清澈透明，让我心中极为忐忑不安。感觉就像心窝里猛然生出了空洞一般。既没有出口也没有入口，是一个纯粹的空洞。体内那种奇妙的缺失感（实实在在的不安之感），跟爬上高耸的塔尖时因为恐惧而引发的麻木感不无相似。饥饿与恐高居然有相通之处，对我来说倒是个新发现［20］。
与第一个海底火山的画面相比，此处的描写重点强调“我”的生理及感觉上的变化。“心窝里”猛然生出的“空洞”使人能够联想到《袭击面包店》中对饥饿感的描述：“那感觉就像把宇宙的空白整个儿吞进了肚子里。空白起先非常小，就像甜甜圈中央的洞那么大，然而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体内不断膨胀，最终竟成了深不可测的虚无。” ［21］这里的“甜甜圈中央的洞”和“我”现在所体会到的“心窝里”的“空洞”相同，都属于“特殊的饥饿”形成的生理上的感觉。这种生理上的“饥饿”感造成了精神上的“奇妙的缺失感”，这种“缺失感”和因“恐惧而引发的麻木感”相似。总的来说，海底火山的存在让“我”感到“不安”“缺失”“恐惧”“麻木”，这些感觉让“我”感受到了某种威胁。而在《袭击面包店》中，生理上的饥饿造成的精神上的感觉是一种“虚无”。但不论麻木感还是虚无感都是精神状态不健全的表现。生理上的饥饿形成的“空洞”使“我”联想到第一次袭击面包店时的饥饿感，“我”不由得脱口而出：
曾经也有过相同的体验。想到这一点，恰好是在这个时候。我那时候也和现在一样饥肠辘辘。那是——
“袭击面包店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22］。
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脱口而出”“说走嘴”等行为是被压抑的无意识的不同表现形式。相同的饥饿感使我回忆起第一次袭击事件，并且使“我”不受控制地脱口而出。这也意味着我的被压抑的潜意识中第一次袭击面包店事件一直存在，它通过“特殊的饥饿”被唤起。接下来“我”继续叙述被具象化了的无意识：
我再度将视线投向海底的火山。海水的透明度比刚才增加了很多，如果不注意看，甚至看不到那里有水。小船简直就像飘浮在空中，没有任何支撑。连海底的一粒粒小石头都看得一清二楚［23］。
“我”已经是第三次关注“海底火山”的动向了。随着空腹感的不断加剧，海水变得愈加透明，甚至透明到“看不到那里有水”。海水的透明度使“我”愈加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欲望，这种由“海底火山”所象征的欲望从海底直逼向“我”，“我”觉得我像是“没有任何支撑”似的“飘浮在空中”，这种随时要爆发的欲望将搅乱“我”平静的生活，甚至吞噬“我”，使“我”不得不想办法满足这种欲望。那么究竟采取什么方式才能满足这种欲望呢？答案当然是实施第二次袭击。接下来“我”和“妻子”袭击了麦当劳，也就是对于“我”来说第二次袭击是解决这种欲望的唯一手段。袭击后“我”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描述了“海底火山”的动向：
现在只剩我一个人，我从小船上探出身子，窥探海底。然而那里已经看不见火山的身影了。水面静静地映照出湛蓝的天空，细浪犹如随风摇曳的丝绸睡衣，轻柔地拍打着小船的船舷。
我躺在船底，闭上眼睛，等待涨潮的潮水将我运往应去的岸边［24］。
袭击了麦当劳之后，当“我”再度把目光投向海底的时候，发现“海底火山”已经消失了，随着“海底火山”一起消失的还有“我”的随时爆发的欲望。“我”不再感到“不安”“缺失”“恐惧”“麻木”，而是恬然而满足地躺在船底，等待潮水将“我”带到应去的岸边。毋庸置疑，“海底火山”之所以消失是因为“我”进行了第二次袭击，这种“袭击”行为满足了“我”的欲望。弗洛伊德指出：“潜意识本身的努力无非是打破加在它身上的压力，并且努力做到有意识或者通过一些真实的动作来实现释放。”［25］“我”正是在“潜意识”的指引下通过“真实的动作”即袭击行为，实现了欲望的“释放”。
然而，为什么“特殊的饥饿”（海底火山）时隔十年会出现在“我”的生活中？第二次袭击后消失的“海底火山”是暂时性的消失还是永久性的消失？第二次袭击成功后获得主体性的“我”的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接下来结合第一次袭击的具体实施过程进行分析。
三、压抑的重复
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名曰“压抑的复现”（ return or recurrence of the repressed）或“重复的冲动”（ repetition compulsion ）。他早在1919年就在《暗恐》一文中对这个词做了阐述。即被压抑的东西在无意识中会不断地被重复。童明认为：“‘压抑的复现这一概念又可以用‘重复的冲动（也有人译为‘强迫重复）解释。一个人已经忘记或压抑的事情，应该是‘不记得了，可是我们却会在无意识间把不记得的事‘演出来（ acting it out）。茫然不知地重复上演，就是‘重复的冲动。”［26］《再袭面包店》中的“我”正是属于这种情况。“特殊的饥饿”（海底火山）之所以时隔十年后又一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正是“压抑的复现”所致，所以再次袭击是必然的。第一次袭击后，“我”规规矩矩地在体制内生活了十年，然而心中被压抑的欲望却从未消失。十年后的“特殊的饥饿”将这个被压抑的欲望唤醒，“我”在“妻子”的引导下“重复上演”了袭击行为。
接下来通过从诱因、袭击对象、袭击者、袭击过程、袭击结果、导致结果的原因以及袭击后的变化这七个层面对第一次袭击和第二次袭击进行对比，分析“我”的被压抑了的欲望是如何被重复的。
从表1可以看出，两次袭击存在着几个不同点：
首先，是袭击的对象不同，第一次是面包店，第二次是麦当劳。“我”和“妻子”深夜去抢劫面包店，但因没有找到面包店最终抢劫了麦当劳，看似是不经意的安排，其实这点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能够说明欲望的内涵。1971年第一家麦当劳在东京银座开始营业，因为方便快捷的产品属性能够适应人们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麦当劳迅速融入了日本人的饮食生活中。1982年之后的18年内，麦当劳在日本外资食品产业中一直稳居首位，1979年麥当劳的连锁店已经达到200家，到《袭击面包店》发表的1981年则达到300家。随着连锁店的不断增加，汉堡包最终完全定型在日本人的日常饮食生活中［28］。尤其对年轻人的侵蚀更为显著，这点从熟睡在麦当劳中的大学生情侣身上能够体会得到。“两人宛若正在冬眠般意识全无” ［29］，他们安心熟睡到最后也没有醒来。此外，《再袭面包店》中对麦当劳的店长与店员作了如下描述：
柜台里的女孩见我们忽然蒙上滑雪面罩，不禁哑然失语。《麦当劳待客手册》里根本没写到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她正打算接着“欢迎光临麦当劳”说下去，但脱口而出的只有无声的叹息。尽管如此，走投无路的营业式的微笑依然像黎明前的月牙儿一般，悬挂在她的嘴角［30］。
……
三人结伴走进厨房，开始制作三十个巨无霸汉堡。打工的大学生烤汉堡牛肉饼，店长把它夹进面包里，女孩子用白色包装纸包好。其间谁也不开口说话［31］。
从引文中可以看出，麦当劳的工作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按照《麦当劳待客手册》进行操作，即使发现“我”和“妻子”的袭击行为之后，肌肉记忆依然使得店员的脸上挂着“营业式的微笑”，从三个人无言地合作制作三十个巨无霸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完全是丧失了人的主体性的劳作机器。“我”正是在这样的以麦当劳为典型存在的社会中过着被压抑个性的日子，是“压抑的重复”使“我”打破了这种压抑，进行了第二次袭击。
其次，两次袭击的袭击者也是不同的。第一次是“我”和搭档，第二次是“我”和“妻子”。“妻子”是作品中的关键人物，在她的主导下我们进行了再次袭击。在进行袭击之前，“妻子”对“我”说：“现在我就是你的搭档呀。”［32］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我”和“妻子”已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了。从“我”和妻子在深夜两点同时醒来且同时产生的饥饿感也能证明这一点。为了解决加在夫妻这个共同体身上的诅咒，妻子断言道：“再去袭击一次面包店呀。现在马上就去”，而“我”对“妻子”的这个提议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石仓美智子在《夫妇的命运Ⅰ——论村上春树的〈再袭面包店〉》中认为袭击是恪守婚姻制度的“妻子”以共同行为的方式来确认夫妻关系的行为［33］。的确，袭击这一共同行为体现了共同体的行动的一致性，“妻子”在真正意义上成了我的搭档。
第三点不同之处是导致结果的原因不同。第一次袭击的失败是由于“我”和搭档答应了店主提出的交换条件没有进行袭击。而后的十年中，“我”被国家机器回收，随后重返大学并顺利毕业，毕业后像普通人一样去工作、结婚，并且“再也不会去袭击面包店了”。“我”也意识到了第一次袭击失败对自己生活造成的影响，并做了深刻反省。否则“我”不会跟随“妻子”进行第二次袭击。第二次袭击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和妻子断然拒绝麦当劳店主提出的“我多给您些钱，请你们去其他店里买来吃好不好？”的交换条件直接进行了袭击。店主的交换条件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至上原则，然而这个原则正是让“我”厌弃的，所以我们断然拒绝了店主两次提出的“金钱”交换条件。这个断然拒绝的行为也验证了“我”对第一次袭击后的反省：“事到如今回想起来，我们不该接受这个提议，应该按照预先的计划拿刀威胁，单纯地抢面包才对。”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反省，才有第二次袭击的成功。
最后的不同之处是袭击结果不同。第一次袭击并未成功，而第二次袭击成功了，这也是两次袭击的最大不同。第一次袭击失败导致“我”失去了主体性，过了十年没有主体性的生活。然而，虽然第二次袭击成功了，但这个结果使得第二次袭击后的变化无法明确。目前唯一能够明确指出的就是第二次袭击后的变化肯定不同于第一次。文本最后的“我躺在船底，闭上眼睛，等待涨潮的潮水将我运往应去的岸边”的描述，暗示了“我”对今后将要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期待。正如开篇部分所写的那样“没有发生的事情就是还没有发生”，成功实施了袭击行为的“我”对还没发生的事情充满期待。这种期待中含有“我”对成功实施袭击后的自信和得到了“妻子”这个强有力搭档的满足。
四、结语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中指出：“可以言说的东西都可清楚地加以言说；
而对于不可谈论的东西，人们必须以沉默待之。”［34］这句话给思想的表达划出了界限。然而探索“不可谈论”的部分才是人生的意义之所在。《再袭面包店》中“我”的无意识正是属于“不可谈论”的部分，它们的存在触摸了语言表达的边界，所以文本通过图式建构了主体认识自我的一个场域，其目的在于对“我”的主体性的揭示。无意识的维度弥补了意识维度无法表达的“我”的主体性，使得“我”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
在拉康解释的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中，他认为“我”被大写的“他人”（即无意识的文化体系及其语言结构）完全禁锢时，“我”说的是“他人”的话，想的是“他人”的想法；
只有“我”学会和这种结构做自由游戏时，“我”才获得某种自由，才真正开始思想，才有所谓“主体”（subject）可言［35］。第一次袭击后的十年中，主人公“我”一直处于被大写的“他人”所禁锢的一个状态，没有自己的主体性。当“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谬误”后，实施了第二次袭击。实际上，第一次袭击和第二次袭击都属于“我”和大写的“他人”所做的“自由游戏”，通过这种“游戏”，“我”获得了“自由”，同时也获得了“主体性”。［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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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奥地利］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韩林合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页。
Return or Recurrence of the Repressed：
Subjectivity in Haruki Murakamis The Second Bakery Attack
WANG Shuwe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Haruki Murakamis The Second Bakery Attack，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his early writing period， has garnered much criticism since its publication. Despite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heros unconsciousness which recurs throughout the text， previous research has failed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and convincing analysis. In this paper， I will examin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double memory structure and its effect on the heros subjectivity. Applying Freuds psychoanalytic theory， I will analyze the heros unconsciousness and highlight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heros subjectivity. Finally， I will explain the necessity of the second attack by drawing on the theory of the return or recurrence of the repressed.
Key words：
The Second Bakery Attack; Freud; Unconsciousness; Subjectivity
（責任编辑朱香敏；
责任校对孙俊青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