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集聚外部性与绿色竞争力

周杰琦 樊东青 夏南新

摘 要：融合跨国公司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以集聚外部性为切入点构建“FDI-集聚外部性-绿色竞争力”的逻辑框架，基于2005～2020年城市面板数据，构造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与联立方程空间自回归模型研究FDI对绿色竞争力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FDI基于集聚外部性对绿色竞争力有非线性影响。当集聚适度时，FDI引致的集聚效应可通过绿色研发溢出、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环境规制强化等途径提升绿色竞争力；
当集聚过度时，FDI将加剧拥挤效应并削弱绿色竞争力。中国城市绿色竞争力呈波动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其改善反作用于偏好绿色投资的FDI。异质性分析表明，FDI绿色竞争力效应在全国层面与大城市更得益于多樣化集聚带来的雅各布斯外部性，在中等城市更得益于源自专业化集聚的马歇尔外部性，但受制于政府过度干预，在小城市该效应较少受益于集聚经济。

关键词：FDI；
产业集聚；
绿色竞争力；
集聚效应；
拥挤效应

文章编号：2095-5960（2023）04-0042-11；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逐步上升，保持着强劲的经济发展活力，存在着巨大的市场经济潜力，中国资本市场开放步伐稳健逐渐成为全球资本配置重要目的地。与此同时，中国正更好地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FDI在国内的资源配置发挥效用，与经济发展呈现正向发展趋势。FDI在带来专业化分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绿色发展思维的同时，也会弱化东道国自主创新动力，产生要素资源扭曲及环境治理成本上升。企业层面表现为粗放式的生产模式会在持续演进过程中忽略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出现能源消耗浪费、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等现象。在能源消耗上，中国2009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如何协调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关系，有效提升绿色竞争力，已成为决定中国经济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FDI能否有效提升中国绿色竞争力？其背后的传导机制是什么？如何基于具体国情制定与优化中国方案，促进开放发展和绿色发展双赢？探讨上述问题，对加深理解FDI与绿色发展的关系、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美丽中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FDI 环境福利效应的文献主要有三种核心观点：第一，“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为规避严格的环境规制，发达国家通过FDI向环保标准较低的东道国转移高污染产业，抑制当地绿色发展[1]，并对当地产业结构形成低端锁定效应[2]。第二，“污染光环”假说认为，FDI不仅直接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还基于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关联效应、人力资本流转等渠道提升内资企业生产率，从而改善当地环境福利。[3]第三，FDI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并不确定。遵循Grossman和Krueger提出的经典逻辑框架[4]，有学者从规模、结构、技术等维度，解构FDI影响绿色发展的机制，认为FDI的总影响取决于上述机制的共同作用[5]。若考虑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内生性、进入方式的异质性及技术保护策略，外资技术溢出效应是不确定的。[6]理论与经验研究结果的莫衷一是，意味着FDI的绿色竞争力效应可能存在更为复杂的机制与异质性。因此，新近文献尝试结合各国实践与具体国情，挖掘FDI对绿色竞争力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如要素市场扭曲不仅使本应淘汰的落后产能仍有利可图，降低外资进入的环境门槛，制约产业结构升级，也使企业更依赖低成本优势而非研发创新获得利润，进而抑制FDI的技术外溢效应，由此东道国的要素市场扭曲不利于充分发挥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7]由于FDI是地方政府激烈角逐的对象，因此会扭曲地方政府行为，进而可能会危及当地可持续发展。[8]环境信息披露虽阻碍整体FDI的流入，但能促进外资结构的生态转型。[9]

相较于现有文献，本文主要的贡献在于：第一，综合考虑经济增长、能源节约与环境改善，构造具有操作便捷性的绿色竞争力评价指标，并以集聚外部性为切入点，构建体现中国情景的“FDI-产业集聚-绿色竞争力”理论框架，从集聚外部性这一新的视角全面、深刻地剖析FDI对绿色竞争力的作用机理，有助于调和FDI环境影响是“污染避难所”效应还是“污染光环”效应这一争论不休的问题。第二，本文将研究细化到地级市层面，由于集聚外部性通常发生在较小尺度的空间范围，这既能缓解地区汇总数据产生的信息损失，又从更微观的角度区分FDI、集聚外部性与绿色竞争力关系的地区差异，为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推动绿色发展提供参考。第三，不仅使用系统考虑内生性与空间效应的联立方程空间自回归模型，揭示FDI通过集聚外部性影响绿色竞争力的传导机制，还从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两个维度区分FDI绿色竞争力效应在不同规模城市的异质性，为统筹国内外力量破除区域发展失衡，落实新发展理念提供有益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FDI影响产业集聚的逻辑与事实

产业集聚既是同一或相关产业空间集中的现象，也是一种生产、交易、协调的本地化市场组织形式。结合现有文献与中国国情，FDI对产业集聚可能有直接与间接效应：首先，基于跨国公司理论，跨国公司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力量将非核心业务外包，推动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也可作为重要参与者构建全球化分工网络，吸引大量企业嵌入并助益其成长与蜕变。此外，FDI还能改善当地基础设施、产业配套环境及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当地这一集聚发展态势会通过“示范效应”吸引更多优质要素流入，形成循环累积效应并贯穿于产业集聚的生命周期。其次，相比自然资源、生产成本、市场潜力等传统引资因素，伴随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各地政府逐渐关注产业集聚及其正外部性对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突出表现为竞相兴建工业园区，并基于夯实产业基础、制度供给、优惠政策等渠道吸引企业进驻，由此进一步诱发的集聚外部性（如共享、匹配与学习）促使跨国公司对FDI形成积极预期，有利于吸引更多FDI。[10]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1：FDI凭借其向心力效应直接推动产业集聚，同时，地方政府逐渐关注集聚效应对FDI区位选择的重要性，由此FDI间接促进产业集聚。

（二）产业集聚影响绿色竞争力的逻辑和事实

产业集聚被认为是驱动绿色竞争力的内在因素，其机理可概括为：一方面，产业集聚对绿色竞争力有正外部性。当集聚适度时，位置邻近等便利条件能通过链接企业间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降低交易成本、信息传递成本与运输成本，企业间能更好展开关于绿色技术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学习交流。从集聚模式看，专业化集聚有利于共享中间投入与劳动力市场、促进分工深化、推动环境技术扩散，助益绿色发展。而多样化集聚既能通过高效的匹配机制促进各要素深度融合，也更易催生突破性创新并推动绿色技术的交叉应用。[11]另一方面，基于新经济地理学，产业集聚也会产生负外部性。当集聚过度时，经济和资源环境难以承载企业“扎堆”与大量人口涌入产生的需求，导致恶性竞争与生产成本攀升，同时有限的资源与狭窄的空间将产生拥堵的交通、电信与储存设施，难以保障企业高效运行并加重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由此产业集聚的负外部性强于正外部性，削弱绿色竞争力。[12-14]因而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产业集聚对绿色竞争力的影响取决于集聚效应与拥挤效应的综合作用。随着集聚度的不断提升，产业集聚对绿色竞争力呈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

（三）集聚外部性视角下FDI对绿色竞争力的传导路径

本文结合跨国公司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尝试融通上述两个领域，以集聚外部性为切入点，构建反映中国情景的“FDI－产业集聚－绿色竞争力”理论框架。基于相关理论研究和各国实践，集聚外部性在FDI与绿色竞争力关系中扮演重要作用，其传导路径可概括为：

路径I：FDI引致的产业集聚会产生绿色研发溢出，进而提升绿色竞争力。绿色研发是创造绿色竞争优势的关键，但受传统政绩考核体系、技术基础薄弱的制约，中国仅依靠自主研发提升绿色竞争力并无比较优势。跨国公司有更先进的清洁技术与环境管理体系，其进入有助于降低本土企业绿色创新风险与成本，为绿色产业与环保人才的集聚与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进而促进环境知识创造与应用，并通过行业内与行业间的绿色研发溢出驱动绿色创新。此外，跨国投资更多是企业追求最大化利润的行为，源自不同地区与行业的FDI能带来基于市场机制的多样化集聚，使很多原本无直接关联的企业能交流缄默知识，催生新思想与新技术，激发绿色研发溢出效应并推动绿色发展。

路径II：FDI不仅通过产业集聚强化市场竞争，增加低效率企业被淘汰的概率，且通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延伸产业价值链、降低交易成本、加速技术进步，从而促进产业升级。同时，因承担环保责任能提升企业声誉与财务绩效，跨国公司倾向于严格执行环保标准，由此触发的产业集聚会通过关联效应推动产业绿色升级。

路径III：依靠FDI提升产业集聚度，构建本地化生产体系，不仅能推动经济发展，且有利于释放知识溢出、生产专业化、共享基础设施等集聚外部性，进而吸引高级人才集聚，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这势必推动环境知识扩散，促进规模报酬递增，提高绿色经济效率。围绕多源FDI形成的产业多样性组合则能促进劳动力供需匹配，有利于分散外部变化带来的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吸引更多偏好就业稳定的人才，进而形成良好的集体学习与创新氛围，促进互补性与差异化知识的创造和扩散。

路径IV：外资涌入将促进产业集聚，相对于分散化的产业布局，有助于环保部门集中推行绿色倡议和监管，且能促进污染控制的规模效应、环保设施共享与循环经济发展。[15]若产业集聚的“拥挤效应”表现出严重的环境负外部性，将迫使政府执行更严格的环境规制。从动态角度看，适度趋紧的环境规制会激发创新，既能抵消环境成本，也能改善绿色竞争力，实现波特效应。[16]

但是FDI引致的产业集聚和绿色竞争力并非仅呈正向关系。当集聚过度时，空间与资源约束及拥堵的基础设施未能与企业与人口大量集聚产生的需求相适应，势必反过来对资源环境承载力造成巨大压力，进而降低企业生产率，造成资源错配、能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和人才流失，最终削弱绿色竞争力。由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当集聚适度时，FDI引致的集聚效应将带来产业结构升级、绿色研发溢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和环境规制强化，进而提升绿色竞争力；
当集聚过度时，FDI将加重拥挤效应并削弱绿色竞争力。

三、实证策略

（一）实证模型構建

1.动态空间杜宾模型——FDI绿色竞争力效应检验

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本文实证检验FDI对绿色竞争力的影响及集聚外部性的中介作用，以初步检验上述假说。根据现有文献，绿色竞争力、FDI均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16］，忽略空间因素会导致估计偏误。作为更具灵活性与适用性的计量模型，空间杜宾模型是刻画各类空间溢出效应的基准框架。此外，在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等因素作用下，当期绿色竞争力通常取决于上期发展水平，存在时间上的路径依赖特征，因此，构造以下动态空间杜宾模型：①  ①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设定前，本文采用全局Moran"s I确定变量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结果显示，在样本考察期，本文构建的绿色竞争力与FDI指标（详见后文）的Moran"s I至少在5%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两者均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结合LM检验，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是适宜的（限于篇幅，空间计量检验结果未在文中列出）。

（3）产业结构升级（Is）：以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衡量。若产业结构朝服务业等更绿色的方向演进，地区能以较低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损失支撑长期增长。

（4）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Hc）：以城市高校教师人数与高校在校生人数之和占劳动人数的比例衡量。

（5）环境规制程度（Er）：以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表征。

4.控制变量：（1）能源结构（Es）：以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表示。（2）交通条件（Tr）：以人均城市道路面积衡量。（3）环保意识（Aw）：以受教育程度（6岁及以上人口中高中以上学历人口比重）表征。（4）经济发展水平（Pgdp）：以人均实际GDP表示。（5）地理位置（Gl）：以到最近港口的公路距离表征。（6）政府干预（Gov）：以财政支出占GDP的比值度量。（7）知识产权保护（Ip）：以侵权纠纷结案案件数表征。（8）自然资源禀赋（Nr）：以采掘业从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表示。（9）教育支出（Edu）：地方财政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表示。（10）研发强度（Rd）：以科技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11）经济集聚（Ea）：以单位辖区面积的劳动力衡量。（12）人口密度（Den）：以年末总人口与辖区面积之比表示。（13）廉洁度（Cor）：以地级市审计局及各区、县审计局查出违规金额占GDP的比重表示。（14）劳动力成本（Wag）：以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度量。（15）市场潜力（Mak）：以城市间公路距离与本地内部距离的倒数作为权重，对特定城市与周边城市的GDP求加权平均值。

本文以2005～2020年2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审计年鉴》和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为剔除价格影响，用以2004年为基期的各种价格指数将名义变量调整为实际变量。为降低异方差，所有变量均进行对数处理。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FDI、集聚外部性与绿色竞争力关系的空间计量检验

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同时包含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与时间滞后项，其不再符合经典假设，使用最小二乘法将导致估计有偏且不一致，而极大似然法难以有效处理内生性问题。Han与Phillips提出的Han-Phillips广义矩估计既可较好克服差分GMM估计的弱工具变量问题，从而较好控制内生性，也能解决系统GMM估计因时间滞后系数接近1和时间T较大造成的非一致估计问题。[17]因而，利用该方法估计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表1给出基于地理与经济距离嵌套矩阵的Han-Phillips GMM估计结果，出于稳健性考虑，还汇报静态面板模型固定效应（FE）和动态面板模型系统GMM（SYS-GMM）的估计结果。可见，在未考虑动态效应、空间效应及内生性的模型1-3中，FDI系数的符号与显著性存在较大差异，而在未考虑空间效应的模型4-6中，FDI的估计系数都不显著，这些结果反映忽略动态效应、空间效应和内生性均可能产生估计偏差。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模型7-9）系统考虑了空间依赖关系和动态效应，其估计结果呈更为优良的统计特征和稳健性，符合理论预期，表明采用该模型并利用Han-Phillips GMM对内生性进行控制是必要且合理的。

根据模型7～9的结果，绿色竞争力的时间滞后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中国城市绿色竞争力呈波动特征。究其原因，虽然节能减排指标已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但GDP等经济指标才是政治晋升考核的关键，绿色发展被置于次要位置，节能减排政策难以完全落实。这加剧了要素市场扭曲，也使企业未来突然释放产能并引发能耗与污染排放的报复性反弹，进而造成绿色竞争力震荡。绿色竞争力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在1%水平上均显著为正，表明城市间绿色竞争力存在空间关联性。这既和地形地貌、大气环流、资源禀赋等自然条件有关，又源于地区间竞争与区域一体化促使本地绿色发展对邻地产生“示范效应”。同时，通信技术和城际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促进相邻城市的经济联系与市场融合，有助于中间投入品共享与技术外溢，也导致各地绿色竞争力呈空间关联性[18]。

在模型7中，FDI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FDI总体上能改善绿色竞争力。事实上，FDI不仅可淘汰低生产率企业，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促进节能减排，还带来先进的环保理念和技术，并基于技术溢出效应、关联效应等推动绿色发展。［10］WFDI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FDI对邻近城市绿色竞争力有外溢效应。可能原因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产品的生产或工序分割于不同地区，各地企业基于比较优势嵌入跨国公司的全球分工网络。因此，内嵌于FDI的环保理念与清洁技术将突破地域限制外溢到邻地并助益其绿色发展。［15］模型8在模型7基础上引入产业集聚及其二次项，以检验集聚外部性的作用，结果显示，FDI与WFDI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模型7的回归结果仍成立，但容易看出，两个系数的值均下降，且Agg及其二次项的系数分别显著为正和负，从计量角度看，这不仅表明产业集聚和绿色竞争力呈倒U型关系。模型9在模型8基础上增加FDI与Agg的交互项，进一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结果表明，模型7、8的回归结果仍成立。FDI与Agg交互项的系数在5%水平显著为正，因已控制FDI的外生性，这进一步证实FDI会通过产业集聚及其集聚外部性提升绿色竞争力。具体而言，FDI能通过示范效应、产业关联、研发溢出、人力资本流动等途径作用于产业集聚，进而通过设施共享、专业分工、知识溢出、规模效应等渠道发挥集聚效应，有益于成本节约、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及区域创新能力改善，从而推进绿色发展。至此，假说1、2得到初步验证。

（二）传导路径寻找与验证

上文证实FDI的绿色竞争力效应及集聚外部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但更重要且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是，FDI到底通过哪些机制影响绿色竞争力？作为本地化生产体系的重要表征，产业集聚在其中扮演什么作用？本节运用联立方程空间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考察，这既有利于加深对FDI、集聚外部性与绿色竞争力关系的理解，又使假说的验证更完备。

因难以同时处理由内生性、空间关联性、空间异质性等带来的多重识别问题，若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估计该模型，可能导致结果偏误。因此，我们采用拟极大似然法（QML），該方法不仅允许一定的模型误设与随机干扰项呈非正态分布，还可估计不适合利用工具变量法的模型。表2汇报联立方程空间自回归模型的QML估计结果。为检验QML估计结果的有效性，也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限于篇幅，未报告其估计结果，仅报告其均方根误差），两种估计的均方根误差（RMSE）见表2。可见，相对于3SLS，采用QML时各方程的RMSE普遍更低，表明QML估计的精度整体较高，模型拟合与预测效果优良。

1.绿色竞争力方程估计结果分析

方程（2）的结果显示：WGc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中国城市绿色竞争力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意味着要有效提升全局绿色竞争力，应摒弃地方政府短视行为与各自为政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加强绿色发展的空间联动性。FDI系数显著为正，因已控制FDI对绿色竞争力产生间接效应的传导变量，这说明因竞争压力与东道国环保诉求的提高，跨国公司采用先进的清洁技术和环境管理系统，从而直接提升绿色竞争力。从Agg及其二次项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看，产业集聚与绿色竞争力呈倒U型关系，假说2仍成立。R&D、Is、Hc和Er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绿色研发溢出、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环境规制强化均能提升绿色竞争力，并验证这四个变量均可能是FDI影响绿色竞争力的传导路径。

2.产业集聚方程估计结果分析

方程（3）的结果显示：（1）FDI系数显著为正，说明FDI能基于向心力效应直接推动产业集聚。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大量企业作为供应商或需求方嵌入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以便于学习、模仿后者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前者高度集中于外资聚集地。（2）WFDI和Wagg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邻近城市外资规模和产业集聚度的增加均会引发本地的产业集聚，结合理论分析，这可能反映出地方政府在引资竞争中存在竞相提升产业集聚度的行为。某一地区FDI的增加将促使地方政府竞相采用产业集聚及其正外部性作为引资的筹码，典型表现为通过夯实产业基础、制度供给、优惠政策等渠道吸引外资企业进驻，促进集聚发展。

3.绿色研发方程估计结果分析

方程（4）的结果显示：（1）FDI对本地绿色研发绩效有显著行业溢出效应。原因在于，FDI不仅直接带来先进的清洁技术和管理理念，还基于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人力资本流动效应等途径推动绿色研发。（2）FDI与Agg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FDI会基于产业集聚改善绿色研发绩效。究其原因，其一，跨国公司为绿色产业与专业环保人才的集聚提供了动力，进而通过专业分工、设施共享、知识溢出等改善绿色研发绩效；
其二，源自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跨国公司能带来多样化集聚，使很多原本无直接关联的企业能交流与学习隐性知识，可能催生新事物，激发绿色研发溢出效应。

4.产业结构方程估计结果分析

方程（5）的结果显示：（1）FDI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FDI未能直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究其原因是跨国公司利用中国在污染密集型商品上的比较优势更多进入高污染产业，促使当地产业陷入低端锁定。（2）FDI与Agg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FDI确实能基于产业集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究其原因，其一，FDI引致的产业集聚不仅强化竞争，迫使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还可能通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促进产业升级；
其二，若FDI引致集聚过度，形成拥挤效应，这将破坏各要素的最优组合，降低要素生产率，致使企业丧失低成本优势，最终倒逼产业结构升级。

5.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方程估计结果分析

从方程（6）的结果看：（1）FDI系数显著为正，说明FDI对人力资本积累及其结构优化有积极作用。这不仅源于高技术含量的FDI将直接增加高技能劳动需求，也源于其引发本地企业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最终通过技能溢价激励人力资本投资。（2）FDI与Agg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FDI引致的产业集聚将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具体而言，FDI带来的专业化集聚效应有利于分工深化，使邻近同一行业的劳动力间更易产生知识溢出，并激励个人更注重教育与培训。

6.环境规制方程估计结果分析

从方程（7）的结果看：FDI和Agg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FDI引致的产业集聚确实能强化环境规制效果。究其原因：其一，FDI带来的产业集聚有助于环保部门推行绿色倡议与集中监管。其二，若产业集聚的“拥挤效应”产生严重的环境负外部性，将迫使政府强化环境规制。

7. FDI区位选择因素方程结果分析

方程（8）重点考察绿色竞争力对FDI的反馈效应，结果显示：Gc系数显著为正，即绿色竞争力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关键，与“污染避难所”的预期不一致。究其原因：其一，跨国公司环境行为与企业声誉呈正相关，那些投资于清洁地区且环境绩效高的公司会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与改善财务绩效。[19]其二，绿色竞争力提升不仅反映当地在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体制机制变革、产业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彻底蜕变，也会吸引更多偏好优质环境的人才，从而促进当地制度、生产要素与FDI实现有效匹配，降低跨国公司投资风险并提升预期回报。

结合理论分析，上述核心经验结论可概括为：（1）FDI能通过向心力效应和地方政府引资竞争两个途径显著推动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与绿色竞争力呈倒U型关系，由此FDI基于集聚外部性渠道对绿色竞争力有非线性影响。（2）当集聚适度时，FDI引致的集聚效应通过绿色研发溢出、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环境规制强化提升绿色竞争力；
当集聚过度时，FDI将加剧拥挤效应并削弱绿色竞争力。（3）中国城市绿色竞争力呈时间上的波动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其改善有利于吸引FDI。至此，假说1、2、3得到完整验证。

五、拓展性分析：不同集聚模式的异质性影响

由上文分析可得，FDI基于集聚外部性对绿色竞争力有非线性影响，那么不同集聚模式是否会对FDI的绿色竞争力效应造成影响？何种集聚模式更有利于發挥FDI的绿色竞争力效应？另外各城市在经济基础、要素禀赋、技术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集聚模式对FDI绿色竞争力效应的作用在不同规模城市是否有差异？探讨上述问题，既可拓宽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视野，又对因地制宜制定互相协调的外资政策、区域政策和绿色政策尤为重要。由此，在区分城市规模和集聚模式基础上，基于Han-Phillips GMM对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式（1））予以估计。

（一）全样本估计

为衡量城市源自专业化集聚的马歇尔外部性，我们采用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SPE），其定义为：

（二）分样本估计

为与2014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的要求一致，以273个地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在样本考察期的均值作为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将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称为大城市，50～100万的城市称为中等城市，50万以下的城市称为小城市。可见，第（3）列中FDI与SPE的交互项系数明显小于第（5）列中FDI与SPE的交互项系数，且基于联合标准误差构造t统计检验量，系数差异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而第（7）列中FDI与SPE的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表明相对于大城市，FDI绿色竞争力效应在中等城市更得益于马歇尔外部性，而小城市则较少获得这种外部性。基于经济逻辑与中国实际，究其原因：（1）伴随大城市集聚度的提高，FDI引致的专业化集聚对绿色竞争力的边际效应递减。专业化集聚更易产生技术锁定，难以促进跨行业知识溢出与协同创新，也不利于基于产业多样化降低研发成本与风险，从而抑制突破性创新。（2）受制于人力、物质与科技资源，中等城市更适合依托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并通过马歇尔外部性提升企业生产率，实现节能减排。因此，FDI引致的专业化集聚更有利于中等城市绿色发展。（3）小城市经济基础、公共设施和科技水平相对薄弱，为吸引FDI，当地政府在土地价格、税收减免、环保标准上普遍存在逐底竞争，由此FDI的进入更多是追逐政策租，其所引致的专业化集聚不仅难以产生马歇尔外部性，还会导致资源错配，不利于绿色发展。

由表3第（4）列中FDI与DIV的交互项系数明显大于第（6）列中FDI与DIV的交互项系数，且基于联合标准误差构造t统计检验量，该差异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第（8）列中FDI与DIV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表明相对于中等城市，FDI绿色竞争力效应在大城市更得益于源自多样化集聚的雅各布斯外部性，而小城市很少获得这种外部性。究其原因：（1）大城市在经济发展、市场容量、科技创新等方面具备优势，来自不同产业的FDI在大城市的集聚有助于内资企业模仿、共享和重组来自多行业、多学科的互补知识，为吸收外资企业的环境理念与技术提供更大空间。此外，大城市丰富的产品和多样化的服务能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多种类的中间投入品，不同专业技术人才在大城市的集聚有助于行业间知识的交流和融合，这均有助于FDI环境技术的扩散。（2）对小城市而言，为提升政绩，地方政府竞相为外资企业提供土地、融资与税收等优惠政策［9］，并盲目跟进中央及大城市的产业政策，这种政府过度干预下FDI引致的多样化集聚，不但缺乏产业关联和功能互补，难以产生正外部性，也会因空间和资源限制及市场容量不足而造成资源错配、能源浪费与污染排放加剧，最终削弱FDI对绿色竞争力的积极效应。

六、结论与启示

关于FDI对绿色发展是诅咒抑或福音的争议由来已久。现有关于FDI如何影响绿色发展的研究更多强调技术溢出的作用，忽视产业集聚及其外部性的重要性。本文融合跨国公司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以集聚外部性为切入点，构建反映中国情景的“FDI-产业集聚-绿色竞争力”理论框架，并基于2005～2020年城市面板数据检验本文的假说。研究发现：FDI基于集聚外部性对绿色竞争力有非线性影响。当集聚适度时，FDI引致的集聚效應会通过绿色研发溢出、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环境规制强化等渠道提升绿色竞争力；
当集聚过度时，FDI将加剧拥挤效应并削弱绿色竞争力。中国城市绿色竞争力呈时间上波动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其改善有利于吸引FDI。异质性分析表明，FDI绿色竞争力效应在全国与大城市更得益于多样化集聚带来的雅各布斯外部性，在中等城市更得益于源自专业化集聚的马歇尔外部性，但受制于政府干预，该效应在小城市较少受益于集聚经济。以上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

第一，摒弃传统孤立的区域粗放增长模式，各级政府应该考虑当地资源环境承载力和资源优势，优化顶层设计，破除行政壁垒，优化要素流动，推进以法治建设、绿色创新为动力源的绿色发展模式。倒逼各地在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营商环境改善、体制机制变革、经济结构优化等方面实现蜕变，引导外资对城市绿色竞争力正向赋能的同时塑造城市引资新优势。第二，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市群、都市圈建设过程中，应结合市场力量与政策力量，因地制宜促进资源的空间优化配置，鼓励大城市提升专业化集聚的层次与多样化集聚的质量的同时，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防止过度集聚带来的负面影响。基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引导中小城市因势利导借助FDI培育特色产业，形成高质量的专业化集聚。此外，还应缩小城市间教育、医疗、社保、基础设施等的差别，破除禁锢区际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藩篱，优化城市层级体系，形成优势互补、互动合作的区域发展格局，最终提升中国整体绿色竞争力并实现区际绿色发展趋同。

参考文献：

[1]Candau F， Dienesch E. Pollution Haven and Corruption Paradise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6， 85（9）：171～192.

[2]景维民， 张璐. 环境管制、对外开放与中国工业的绿色技术进步[J]. 经济研究， 2014（9）：34～47.

[3]Natalia Z S.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Pollution？ Towar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rect and Conditional Effects[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17， 66（2）：293～338.

[4]Grossman G M， Krueger A B.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2）：357～378.

[5]Zheng Y M. Effect of FDI on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vidence Based on Spatial Panel Data [J].Ecological Economy， 2018，14（2）：141～146.

[6]Song M L， Cao S P， Wang S H. The Impact of Knowledge Trad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Biased Technical Progress [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9， 144（7）：512～523.

[7]Lin B， Chen Z. Does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 Inhibit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hina？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8， 197（10）：25～33.

[8]郑新业， 张阳阳， 马本， 张莉. 全球化与收入不平等：新机制与新证据[J]. 经济研究， 2018（8）：132～146.

[9]史贝贝，冯晨，康蓉.环境信息披露与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优化[J].中国工业经济，2019（4）：98～116.

[10]李贲， 吴利华. 开发区设立与企业成长：异质性与机制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4）：79～97.

[11]Ning L， Wang F. Does FDI Bring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Spillover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Role of the Local Industrial Structure [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18， 71（2）：381～405.

[12]林伯强， 谭睿鹏. 中国经济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J]. 经济研究， 2019（2）：119～132.

[13]田泽，王若梅，肖钦文，等.长三角区域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研究[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5）：137～147.

[14]唐晓华，雷宏振.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线性抑或非线性[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6）：130～141.

[15]邵帅， 张可， 豆建民. 经济集聚的节能减排效应：理论与中国经验[J]. 管理世界， 2019（1）：36～60.

[16]Porter M E， Claas V D L.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9（4）：97～118.

[17]Han C， Phillips P C B. Gmm Estimation for Dynamic Panels with Fixed Effects and Strong Instruments at Unity [J]. Econometric Theory， 2010， 26（1）：119～151.

[18]Wang J， Ye X， Wei Y. Effects of Agglomer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Technology on Ppollutant Emissions in China：
Integrating Spatial， Social， and Economic Network Analyses [J]. Sustainability， 2019， 11（2）：1～20.

[19]方颖， 郭俊杰. 中国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是否有效：基于资本市场反应的研究[J]. 经济研究， 2018（10）：158～174.

Abstract：

Integrating the theory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investment theory and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aking the externality of agglomeration as an entry point to construct a logical framework of “FDI － externality of agglomeration － green competitiveness”，based on the urban panel data from 2005 to 2020，combining the dynamic spatial Dubin model and the simultaneous equation 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 to test the hypothes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study finds that：
FDI has a nonlinear effect on green competitiveness based on agglomeration externalities. When the degree of agglomeration is moderate，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caused by FDI will enhance green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channels such as green R & D spillovers，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advanced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and enhanc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hen agglomeration is excessive， FDI will exacerbate the crowding effect and weaken green competitiveness. The green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citie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olatility and spatial spillover， and its improvement is conducive to attracting FDI with preference for green investment.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green competitiveness effect of FDI benefits more from the Jacobs externality brought by diversity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large cities， and benefits more from Marshall externality brought by specialization， but subject to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is effect is less beneficial in agglomerated economies in small cities.

Key words：

FDI;industrial agglomeration;green competitiveness;agglomeration effect;crowding effect

責任编辑：萧敏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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