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土音新字本《伊娑菩个比方》及其所见19世纪50年代上海方音

刘坤泽　盛益民

摘 要 文章介绍了美国传教士郏爱比（Asa Bruce Cabaniss）以高第丕（Tarleton Perry Crawford）等传教士创制的上海土音新字翻译编写的上海话本《伊娑菩个比方》（即《伊索寓言》），将其内容与罗伯聃（Robert Thom）所翻译的文言本的《意拾喻言》进行了比较，并整理分析了该书所反映的19世纪50年代上海话的音系特点。

关键词 上海土音新字 郏爱比（Asa Bruce Cabaniss） 《伊娑菩个比方》 《意拾喻言》 上海方言

一、 上海土音新字与《伊娑菩个比方》的简介

（一） 上海土音新字简介

上海土音新字（以下简称“土音字”）是部分在沪传教士于1854—1861年间使用的一种记录上海话的音节文字，由美南浸信会的传教士高第丕（汉名又作高乐福，Tarleton Perry Crawford，1821—1902）所创，经美监理会传教士秦右（Benjamin Jenkins，1815—1871）等人改订而成。这种文字采用汉字的笔画进行书写，区分声韵母为不同部分，声母的基本笔画为丨（豎），韵母的基本笔画为一（横）。这一文字的基本构形受汉字“門”的启发而来。（Crawford 1888）103除去零声母字和辅音自成音节字直接居中书写，每个土音字的左侧表示汉字的声母，右侧表示韵母，标调接近四角标调法，上声在左上画圈标注，去声在右上画圈标注，平入声不标。［1］

当时在上海的传教士们使用土音字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方言教材和传教用书籍，其中较为有名的有游汝杰先生复印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上海土白功课》），相关介绍见游汝杰（2021）342-345和钱乃荣（2014）2-3，其他著作如《善恶经》《赞神诗》《圣经摘录》等，在此不赘，具体请参见郭红（2013）和内田庆市（Uchida，2017）75-76。

（二） 《伊娑菩个比方》与其译者郏爱比

《伊娑菩个比方》（即《伊索寓言》）成书于1856年，是土音字文献中一部篇幅较长、内容较为丰富的非宗教性质的著作，保留了很多上海开埠初期（19世纪中叶）上海话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特点。按照扉页上的英文记载，此书英文标题是Selections from ?sops and Other Fables，实际意为“伊索寓言及其他寓言选编”，副标题是Translated into the Shanghai Dialect，意为“用上海话翻译而成”，译者是美南浸信会的郏爱比（Asa Bruce Cabaniss，1821—1907），并标注了With a Moral to each Fable，by the Translator，指译者在每篇寓言之后都有讲解寓言真意的环节。扉页的末端标注了出版地点和年份，即SHANGHAI：1856。

随后是土音字的扉页，从右往左，依次可释读为：此书成书于“耶稣一千八百五十六年”，题目为《伊娑菩个比方》，而并不涉及英文标题提到的其他寓言，由“郏爱比翻译”，人名旁有画线标注，为“养正堂藏版”［2］。详见图1、图2：

此书的译者郏爱比与高第丕一样是美南浸信会的传教士，他出生于1821年3月12日，出生地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的Nottaway。郏爱比于1851年与Martha Elvira Adkisson（1830—1903，一说生年为1823年）结婚。在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67）219-220的记载中，郏爱比夫妇于1853年来到上海，在大约1859年的时候返回美国。在沪期间，郏爱比夫妇共留下了五部著作，郏爱比先生以上海土音新字撰写了《伊娑菩个比方》（1856）、《路加传福音书》（1859）和《赞神诗》（1859）三部上海话著作，又以汉字重新撰写了《赞神诗》（1860）；
郏爱比夫人则以土音字撰写了《善恶经》（1856）。

（三） 《伊娑菩个比方》的版本

本文介绍的这一版本的《伊娑菩个比方》现藏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3］原藏书者，如上图英文扉页所示，应是英国伦敦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传教士与医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11—1896）。此版本封面有不明身份者用汉字书写的标题《伊娑菩喻言》，并附拉丁字母注音I-so pu yu yen和英文标题?sops Fables。本文凡提及此书名称，均以土音字标题《伊娑菩个比方》为准。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于1961年购入了722本伦敦会士的著作和藏书，其中不乏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理雅各（James Legge）和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知名学者的作品和藏书，其中便包括此书。关于这些著作和藏书的具体情况，详参Sun和Wong（2001）的整理。

《伊娑菩个比方》另有一版，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ies），馆藏编号为Sinica 1284。［4］该版本的序头、目录及正文与本文所介绍的版本均一致，但缺英文扉页，也不明藏书者身份，在土音字扉页的标题处，标有拉丁字母注音heu zó bú kuh pí fong。该注音是对土音字的逐字注音，但是并不完全符合土音字或Keith的罗马字注音体系，只能反映标音者对于土音字的音值理解。

二、 《伊娑菩个比方》的内容与体例

（一） 寓言的内容与翻译特色

此书共收寓言47篇，其中42篇又见于1853年年末上海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刻印的上海施医院藏本《伊娑菩喻言》及19世纪90年代在香港重编重印的英国人罗伯聃（Robert Thom，1807—1846）与其师“蒙昧书生”于1840年所译的《意拾喻言》的再版，［5］仅《狮子咾驴子咾狐狸打猎》《告状个人吃亏》《豺狼望得着救》《狮子假生病》《老娘家望死》5篇是不属于上述73篇本的作品。其中，《豺狼望得着救》是对73篇本中《忘恩负义个豺狼》的续写，《告状个人吃亏》出处不明待考，《老娘家望死》可在1840年版中找到对应，而其余2篇则都有其他传世的《伊索寓言》故事相对应。［6］

在谈论郏爱比的翻译思路时，可先参考其序言（原书称为“序头”），现将序言的内容转写如下：

我翻译第本书，用伊娑菩个名头，因为拣着渠个比方，是多点。用别人个比方，搭之自家发出来个意思，是少点。第个伊娑菩么，是二千五百年前头，希腊个里顶聪明个人。话勿拘啥皇帝咾、官府咾、百姓个差处么，勿用直径个话头，秃用之第个比方。盖咾?读着之飞禽走兽，伽家白话咾啥么，要晓得秃拉讲人个事体，不过借之众生个名头。也要晓得第个比方，秃有意思拉化。故所以拉每个比方下底，我加之点真意，等?读之咾容易懂。打古时间到难，勿拘啥聪明个人，教训咾劝化别人么，时常用个比方，登别人心浪，勿动气咾，也是勿忘记。盖咾后来个人，秃看重伊娑菩咾，担渠写拉个比方，翻译到合天底下大哩只那。［翻译如下：我翻译这本书，用的是伊索的名字，因为在这本书中，我选用伊索创作的比方（寓言）是比较多的；
而用其他人的比方（寓言），配上自己的解释的，是比较少的。这个伊索，是两千五百年以前希腊的智者。他点明皇帝、官府和百姓的差错，不用直接的话语，而都是通过打这种比方。所以你们读到的飞禽走兽一起在说话什么的，要知道这些都讲的是人的事情，不过写的是动物的名字。你们也要知道，这比方里面都有深意在那里。所以在每个比方下面，我加了点真意作为解释，让你们读了就容易懂。从古至今，不管什么聪明的人，教训、劝化别人的时候，经常打比方，说到别人心坎上，让他们不生气，也不会忘记。所以后来的人，都看重伊索，把他写下的比方，翻译到全世界去了。］

所谓“拉每个比方下底，我加之点真意”，即扉页所言With a Moral to each Fable，by the Translator，具体来说，是在每篇寓言之后，增加“真意”的部分，用以向读者讲评解说寓言，阐发文意。在先前的罗伯聃与其师“蒙昧书生”在1840年翻译的文言本《意拾喻言》中，并没有明确区分寓言故事和“真意”的界限；
土音字本则将两者明确划分，在每篇正文之后，另起一列，标注“真意”二字，而后解说，使得讲解更加清晰。

在翻译方面，郏爱比基本沿用了罗伯聃的翻译策略，即内田庆市（2005）73-74总结的接近汉译圣经的“浅文理”风格：郏爱比使用极其接近“白话”而具有“文言”色彩的上海话进行翻译，同时在故事内容和道德说教层面进行“中国化”，表现出了对马礼逊“文化的翻译”观念的继承。改官话为上海话的做法，能够适应教学的实际需要：传教士可以通过土音字书籍学习上海话，而习得土音字的上海本地人可以通过土音字书籍学习各种知识，这也正是上海土音新字的创制目的之一。翻译策略的具体手段包括改写部分寓言的内容，融入上海话的俗语以及历史典故，从而使得译文的行文更加自然通顺、生动灵巧，贴近上海话的口语。其中的俗语以及历史典故，部分是与官话本大体相同的，试举几例（篇目及序号从土音字本）：

（1） 第2篇《狮子搭之熊夺羊》，官话本《狮熊争食》总结段提示人们“俗云‘鹘蚌相缠，渔人得利是也”；
土音字本“真意”部分作“盖咾俗语话‘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只那”。

（2） 第9篇《小狗骗打豺狼》，官话本《狼受犬骗》以“狼悔曰：‘十赊不如一现，即此之谓也。”作为结尾；
而土音字本“真意”部分结尾作“盖咾俗语话‘十钱赊，勿如一钱现只那”。

（3） 第12篇《乌龟搭之兔子》，官话本《龟兔》开篇作“禹疏九河之时，……”，土音字本开篇作“拉夏禹皇帝开河个时候，……”

（4） 第14篇《黑咾白个老母狗》，官话本《黑白狗乸》总结段提示人们“俗云‘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是也”；
土音字本“真意”部分作“第个就是俗语话，‘刘备借荆州，只有借咾无得还”。

（5） 第15篇《狐狸骂葡萄》，官话本《狐指骂蒲提》总结段作“俗云‘皆因自己无能，反说他人无用”；
土音字本“真意”部分作“就是俗语话，‘勿怪自家无能为，倒话别人无用”。

部分改动较大，例如：

（6） 第17篇《老蛤巴搭之水牛》，官话本《蛤乸水牛》总结作“俗云‘妄自尊大，取死之道也，又云‘自满自悮，其不然乎？螳螂双斧，分量奚知。是也”；
土音字本“真意”部分作“俗语话‘一厢情愿算自家大，就是寻死路，又话，‘自家骄傲，自骗自。就像第只老蛤巴个话头”。土音字本改写得较为通俗易懂。

（7） 第25篇《老蟹训子》，“真意”部分引用了孔子的言论：“孔夫子话：‘渠自家个身体勿端正么，虽是吩咐别人，别人也勿肯听个。”实即《论语·子路》所载“子曰：‘……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官话本作“俗云‘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未提及真正的作者。土音字本补充了这句名言的作者。

（8） 第30篇《狐狸搭之鹤做朋友》，官话本只劝诫读者“恶人自有恶人磨”，土音字本则在“真意”部分補充引用了孟子的言论：“盖咾孟夫子话：‘我待别人好么，别人也常桩待我好；
我敬重别人么，别人也常桩敬重我。”并与耶稣的“要别人哪能待?么，?也要实概能待别人”句对举。前者即《孟子·离娄下》“爱人者，人恒爱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后者即《路加福音》6∶31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土音字本在官话本基础之上，引用东西方经典的语录，教化劝善的意味更重。

（二） 印刷及写作体例

此书的印刷以左右两面为一叶，从右往左，竖排书写，每一面一般最大可印刷7列14行的土音字，在每叶中线的右侧印有土音字写成的页码。书分为序头（2叶）、目录（4叶）、正文各篇目（72叶）三部分。

每一篇寓言的写作格式如下：标题单独成列，在列首要空两格。然后另起一列开始正文，列首不空格。正文结束后另起一行，写出“真意”对应的两个土音字，同样在列首要空两格。再阐发文意，列首不空格。如图3所示：

文章的标点均写在土音字的右下侧，分为三种，分别是：

（1） 停顿符号，形如汉字笔画“提”（?），可用在一个小句之内的所有译者觉得能够停顿的地方，在下文转写中用“/”区分；

（2） 逗号，形如现代汉语的句号（。），主要用在译者判断的小句之间，转写多用逗号，必要时也需用冒号、顿号等其他标点符号；

（3） 句号，形如空心三角形（△），用在译者判断的一句结束的地方，常用在角色的说话语段结束的地方，转写多用句号，必要时也需用问号和感叹号。

试举一例，以讲解以上书写规则：

转写如下：

看羊个/说谎

有一个财主人，养 / 一群羊，用之 / 看羊囡咾，日多 / 放出去 / 吃草。间［7］起始，叮嘱个囡咾话：“倘然 / 有啥 / 豺狼来么，连忙 / 叫应我啊。”第个囡，常桩 / 嘴里产=忙=［8］咾 / 喊咾话：“豺狼来哉，豺狼来哉”，主人 / 听得之，连忙 / 趵出去看么，倒无啥豺狼，……

三、 《伊娑菩个比方》中所见的19世纪50年代上海话的语音特点

（一） 书中所见语音情况的性质

研究19世纪50年代上海话语音最为重要的文献，是艾约瑟（Edkins 1853/1868）的著作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此外，与艾约瑟同属伦敦会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温（汉名又作麦嘉湖、麦嘉温等，John Macgowan，1835—1922）撰写的A Collection of Phrase in the Shanghai Dialect（1862）也值得关注。艾约瑟记录的是上海县城音（钱乃荣 2014）37，其人主要活动在麦家圈的墨海书馆（今山东中路），麦高温与其同属一会，活动区域大体相同。二人的著作均可认为记录的是上海县城音。

高第丕（美南浸信会）和秦右（美监理会）等土音字的创制者和使用者的主要活动范围也是上海县城附近，分别在晏马太（Matthew Tyson Yates，1819—1888）所建第一浸会堂（老北门外护城河边，今人民路）和郑家木桥（今延安东路与福建中路、福建南路交会处），活动范围大体相近，所记音系均可认为是19世纪60年代的上海县城音，可相互佐证。

土音字传世著作中的记音存在内部的版本差异，但是，诸版本所反映的上海县城话音系，总体上依然与艾约瑟（1853/1868）著作中所反映的较为一致。其中较为关键的著作包括秦右（1861）所记录的一份混杂文白读音的同音字表，标题为A List of Syllables for Romanizing Works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Sounds of the Shanghai Dialect，以下简称《同音字表》。

基于这些传教士在活动时间和地域范围上的相近关系，笔者认为可以将土音字著作和艾约瑟、麦高温的著作进行比较，并对土音字所反映的特点做出解释。［9］

（二） 书中所见19世纪50年代上海话的声母

《伊娑菩个比方》中所见19世纪50年代上海話的声母如表1所示：

声母能分尖团、能分dz和z两个声母等，均与艾约瑟（1853/1868）的记录相吻合，本文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

（1） 书中中古见组洪音字的开合口在符号上分为两组不同的声母，而艾约瑟（1853/1868）和麦高温（1862）虽有用w表示/w/介音，但并没有明确区分开合口为两类声母。这些声母在表1中标注括号，实际的音位处理上可以与见组洪音开口合并。

（2） 书中记录了搭配阴声调的鼻边音声母（中古次浊声母），虽然例子较少，且大多数是虚词，但仍然为其单列了符号，并且存在对立，如“眼”在副词“一眼（眼）一点点，表程度小”“逐眼逐渐”中读作阴平调，在单用作名词“眼”或在名词“眼睛”之中，则读阳去调（书中阳上阳去已开始相混）。艾约瑟（1853/1868）对此并没有区别，副词“一眼”和名词“眼睛”“字眼”中的“眼”，均作阳上调。麦高温（1862）书中不标调，也不区分这两类声母。

需要补充的是，秦右（1861）在《同音字表》中另记录了/?n/、/?? /的音位，从而形成了一组完整的搭配阴声调的鼻边音声母，但二者收字都极少，前者收字“你挪奶”，后者收字“拟娜仰”，除“挪”字疑是白读，其余并不确定文白读的情况。

（3） 书中在符号上区分以下几类声母及其归字：

i-类声母字：即零声母而具有/i/介音的字（不包括主元音为/i/的字），声母符号分为阴调类和阳调类两种，声韵母组合书写。在书中的声母符号使用 、  两种，前者为阴调，后者为阳调。

u-类声母字：即零声母而具有/u/介音的字（不包括主元音为/u/的字），声母符号分为阴调类和阳调类两种，声韵母组合书写。在书中的声母符号使用 、  两种，前者为阴调，后者为阳调。

y-类声母字：即零声母而主元音为/y/的字，不用声母符号，只用韵母符号，相当于只有阴调，居中书写。［10］在书中的韵母包括 、  两种，前者为/y/，后者为/yn/。

无介音的零声母字：以上类别的字之外的零声母字，不用声母符号，只用韵母符号，相当于只有阴调，居中书写。

实际上，以上四种中，所有的阴调类除少数例外字，都来自中古影母；
阳调i-类来自中古以母；
阳调u-类来自中古匣、云母（阳调开口对应/?/音位）。在音位处理中，可以将四者合并为包含阴调类和阳调类的零声母。

艾约瑟（1853/1868）对于i-类和u-类声母字采取了类似的区分方法，阴调类用正体y、w书写，阳调类标记为斜体y、w。如“约”yáh ≠“藥”yáh，“弯”wan≠“还”wan，而y-类也区分阴阳调，如“韵”yün≠“雲”yün（此组比字不计声调）。

麦高温（1862）全书不记声调，对i-类和u-类声母字也不加声调上的区分，后文提及声调时，将直接略过对其的叙述。

（三） 书中所见19世纪50年代上海话的韵母

《伊娑菩个比方》中所见19世纪50年代上海话的韵母及辅音自成音节如表2所示：［11］

其中需要注意的地方包括：

（1） 《伊娑菩个比方》书中除了/y?～iu?/和/yn/一组之外，并不区分前后鼻音韵母，均作后鼻音韵母。例如：

由此可见，《比方》所记录的19世纪50年代的上海话，除了/y?～iu?/和/yn/一组之外，不存在前后鼻音韵尾的对立。但是，这与秦右（1861）的《同音字表》是矛盾的，在《同音字表》中，仍然明确将/??/与/?n/、/i??/与/i?n/（“同音字表”更倾向于把/i?n/记作/in/，二者可视作互补）、/u??/与/u?n/都分别列作独立的韵，如《同音字表》的拉丁转写所示：

争 tsung ［ts??］ ≠ 真 tsun ［ts?n］

城 zung ［z??］ ≠ 神 zun ［z?n］

京 kyung ［t?i??］≠ 今 kyin ［t?in］

应 yung ［i??］ ≠ 因 yin ［in］

由于土音字并非完全出自一人，而是集体的创造产物，所记录的发音人之间有差异，传教士之间对于记音存有分歧，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出于较为保守的观点，本文认为此时上海方言中的前后鼻音还没有完全相混，但已有相混的趋势。

艾约瑟（1853/1868）55对于前后鼻音韵尾存在对立与否，判断为以下情况：“以IN/in/结尾的词的N变为NG，但以UN/?n/结尾的词可以不加区分地以N或NG结尾”，换言之，艾约瑟认为对于韵母/??/来说，［?n］和［??］是两种音位变体，这一观点也可推及与/??/平行的/i??/（对应变体［i?n］和［i??］）和/u??/（对应变体［u?n］和［u??］）。这与秦右（1861）所记录的前后鼻音不同韵的情况也是冲突的。但是，无论各家记录的思路如何，当时的上海方言中，/i?/韵母字中，中古来源是臻深摄三等并且当时不拼T?-類声母的字，如“民亲心寻”等，均不像现普通话一样作前鼻音韵母。

在音系处理中，由于/u?/和/u??/韵母都可拼K-组声母，而/y?～iu?/和/yn/韵母都只拼T?-组和零声母，故可认为二者存在对立，应各自分为两个韵母；
与其平行的/i?/和/i??/韵母，虽然前者不拼T?-组，而后者只拼T?-组构成互补，但考虑到土音字韵母符号的差异和音系的系统性，也将其分为两个韵母。

此外，在《伊娑菩个比方》、艾约瑟和麦高温三者的记录中，/yn/类韵母（或拟作/iyn/）和/y?/类韵母（或拟作/iu?/、/io?/）都从不相混，例如（以下比字只看韵母）：

［e］与［e?］，［ue］与［ue?］的相混情况如表3所示：

相比之下，艾约瑟（1853/1868）的记音相对保守，中古咸、山两摄字入［e］韵的只有“耽堪”两字，中古阴声韵字不入［e?］韵。至于麦高温（1862）的记音，徐奕（2015）对其书中的中古咸、山两摄字读音有过整理，入［e］韵的有“半盘满南贪蚕转砖传战占毡詹缠颛船然”，入［ie］韵的有“帘便”，入［ue］韵的有“馆棺管官冠宽欢观完桓换碗”（实际上已无［ue?］韵母），鼻音脱落的字较多，而中古阴声韵字不入［e?］韵。三者的记录中，其他鼻化元音韵均未见如此程度的与阴声韵的混淆。

由《伊娑菩个比方》中的情况，可以推测上海话中［e］与［e?］的合并（即［e?］的鼻化色彩脱落）可能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并且早于其他鼻化元音韵母和对应的非鼻化元音韵母的合并，并且可能在19世纪60年代（即麦高温的记录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需要补充的是，与［e?］、［ue?］平行的［ie?］则基本不记作［ie］，因为白读层基本没有［ie］韵母。《伊娑菩个比方》中无［ie］韵母；
《同音字表》只有少数字，如“骇埃骸谐暇懈”入［ie］韵母，而且均在口语不常用，可认为是文读专用；
艾约瑟（1853/1868）也只有“且”等极少数字的文读入［ie］韵母；
麦高温（1862）的记录中，［ie］韵母则只来自阳声韵字，如上文“帘便”，可能反映的是［e?］的鼻化色彩脱落的进一步发展。

（3） 艾约瑟（1853/1868）记录了两个特殊的韵母?e和?n（拟音分别为［?e］和［???］，参考陈忠敏 2019），收字分别是“追最随罪虽水税岁睿”和“钻酸算干杆竿赶惯”［以1868年第二版为准，参考石汝杰（2011）］。而在土音字各版本和麦高温的记录中，均没有记录具有/?/介音的韵母，上述收字在《伊娑菩个比方》中的韵母分布情况

如下：

［?］：水［此字在艾约瑟（1853/1868）中本就有该韵的异读，参石汝杰（2011）］

［?］：追最随罪虽

［??］：钻酸算干赶

［uε?］：惯［此字在艾约瑟（1853/1868）中本就有该韵的异读，参石汝杰（2011）］

书中未见：税岁睿杆竿（其中“岁”在《同音字表》中韵母为［?］，“杆竿”韵母为［??］）

笔者认为，艾约瑟所记录的这两类韵母的可信度存疑。在石汝杰（2011）的整理中，艾约瑟并没有设置［?］韵母，而?n ［???］与?n ［??］两韵母实际上是互补的。因此，似可直接将艾约瑟所记录的?e ［?e］归入一般的［?］，?n ［???］归入一般的［??］，不必专门设立具有/?/介音的音位。陈忠敏（2019）认为艾约瑟的?e韵母可以反映出上海县城话和嘉兴话的特殊源头关系，邻近方言中只有嘉兴话这些字的韵母读音如此，可备为一说。

（4） 关于中古的覃、谈、寒、桓、山、删六韵（以平赅上去入），书中的记音做如下区分，详见表4：

如表4所示，《伊娑菩个比方》中的语音情况显示了19世纪50年代上海话的谈、寒、桓三韵各自的锐钝声母字主元音均不同，寒、桓锐音主元音不同，而寒韵钝音和桓韵锐音主元音相同。至于中古一等覃韵和二等的山、删韵字，则是二者内部均不分锐钝，［14］而二者的主元音与谈、寒韵锐音声母字的相同。这一记音情况符合郑伟（2011）论述的吴语寒韵字读音中苏州型吴语的典型读法，这一类型受晚起的唐末北宋官话影响，是外源的层次。

（5） 关于入声韵尾，《伊娑菩个比方》中一概作喉塞尾［?］，上海土音新字的符号并没有设置喉塞音之外的入声韵尾，而艾约瑟的记录则包括-h［?］和-k［k］两种。陈忠敏（2019）指出，从艾约瑟原书的记音和描写来看，两种韵尾出现的条件是互补的，如前面韵母主元音是后或低元音的，如a、?、o、?（按，对应本文的?），收-k尾；
前面韵母主元音是前或高元音的，如?（按，对应本文的ε）、?、?、?，收-h尾，二者本质不构成对立。而按钱乃荣（2014）84-87的总结，艾约瑟（1853/1868）的记录中，主元音是a、?、o、?（?）的韵母中也有很多字有-h尾的读法，说明入声韵的合并在当时已经开始。

笔者认为，-k尾在记录中的有无，可能还是取决于传教士本人的听记情况。传教士文献对于上海话中入声韵尾的分析的总结，可参游汝杰（1998），其文认为-k并入-?的年代下限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钱乃荣（2014）84-87根据传教士文献，认为入声韵尾合并为-?是在20世纪30年代，而今上海郊区仍有发音人能区分-k和-?。

（6） 在艾约瑟（1853/1868）记载的音系中，存在一些上文韵母表中缺失对应关系的韵母，包括［iu］、［o?］、［io?］、［i??］、［u??］等。其中，［iu］、［i??］、［u??］三者在艾约瑟记录中本就收字较少，因而《伊娑菩个比方》中未涉及，秦右（1861）的《同音字表》是土音字系统收字最多的著作，在其中三者均有例字，如［iu］收“靴”字，［i??］收“旺”字，［u??］收“郭霍”等字等，可以互相佐证。

［o?］、［io?］则是一种与［u?］、［iu?］平行的条件变体。艾约瑟（1853/1868）54认为在词首的单字音倾向于使用［u?］、［iu?］，如“松［su?］江”、“中［tsu?］国人”（声调略，下同），而在非词首的单字音倾向于使用［o?］、［io?］，如“吴淞［so?］”“勿拉当中［tso?］”。本文将艾约瑟的［o?］、［u?］对应为土音字体系中一个音位/u?/的不同变体，［io?］、［iu?］则对应土音字的/iu?/。总体上来说，土音字记音的韵母和艾约瑟记音的韵母还是高度一致的。

（四） 书中所见19世纪50年代上海话的声调

土音字的各版本文献中对于声调大多只做分类，均分为八类，即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入、阳入、阴去和阳去，而缺乏对于调值的描写。《伊娑菩个比方》中，以上八种声调均有出现。不过在《伊娑菩个比方》中，可以观察到部分字在单字调上发生了阳上记作阳去的现象。例如：

“肚”，作为单音词时书中共出现3次，均作阳去；
位于“肚皮”中词首 3次，也均作阳去。

“断”，作为单音词时书中共出现3次，均作阳去。

“后”，单独成词1次，作阳上调，但位于“后门”“后首后来”“后头”“后子儿子”等词词首26次，均作阳去。

“老”，成词或不成词的界限较难判断，但此字不出现在词首之外的位置，书中共出现58次，仅2次作阳上，2次作阴平（仅见于“老兄”一词），其余均作阳去。

“眼”，作實义名词1次，出现在“眼睛”一词中1次，均作阳去。

不过，大多数原属阳上调的字词仍然在书中标记为阳上调，如“犯弟第跪领马买满女善罪坐”等字，位于词首或单独成词时均作阳上，而非阳去。因此笔者认为，《伊娑菩个比方》中声调描写的现象，反映了19世纪50年代上海话阳上调已不稳定，开始并入阳去调。

相比之下，艾约瑟（1853/1868）30-31对于阳上读作阳去的情况的描述是“以l、m、ng、n、r和（半）元音起首的词保留原调，以塞音和擦音起首的词，原先作阳上的，正在变为阳去”，即中古全浊阳上正在变为阳去，次浊阳上不变。钱乃荣（2014）88-90对于艾约瑟书中两个调类实际相混情况的统计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伊娑菩个比方》中阳上变作阳去的情况中，中古全浊和次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这一点与艾约瑟的记录有一定出入，可能是记音人的听感不同所致。

在阳上混入阳去的情况之外，书中还有一些特殊的调类记录情况，典型例子如（统计中不计目录，以1—8标注单字调，见上文注）：

“地方”，全书共见5次，1次标调6-1，4次标调2-1；

“古时间”，全书共见6次，1次标调3-2-1，5次标调5-2-1；

“可以”，全书共见11次，1次标调1-1，10次标调5-1；

“身体”，全书共见8次，1次标调1-3，7次标调1-5；

“要紧”，全书共见5次，2次标调1-3，3次标调5-3；

“进去”，全书共见8次，3次标调1-5，5次标调5-1；

“上去”，全书共见7次，4次标调2-5，3次标调6-1；

“下去”，全书共见6次，2次标调2-5，3次标调6-1，1次标调5-1（不合“下”的中古声母）。

笔者认为，这些记录未必反映了19世纪50年代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因为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一般认为是根据首字调进行扩展，而非根据末字调进行扩展。具体这些调类记录的成因，尤其是其中更为特殊的“V去”类词调类记录的成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15］

四、 结语

上海土音新字本《伊娑菩个比方》是研究上海方言的历时演变的一部重要文献，它记载了19世纪50年代的上海方言在语音、语法、词汇上的诸多特点，反映了一些关键的语音现象，如当时的上海方言有搭配阴调的鼻边音声母、前后鼻音已经开始不分、鼻化元音的鼻化已经开始脱落、覃韵谈韵钝音与寒韵钝音桓韵锐音不同音等诸多情况。关于本书所体现的词汇和语法特征，篇幅所限，拟另文讨论。

本文的概述是基于较为初步的整理工作之上，还需要更深入地对于材料进行研究。而此书在翻译史、民俗学、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史、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等领域的研究价值，还有待其他研究者进一步挖掘。

附 注

［1］ 关于上海土音新字的创制背景，请参郭红（2013）的介绍和讨论。

［2］ “养正堂”是合乎声调的记音字，不能确保其释读完全正确。

［3］ 此版本电子版可于互联网上获取，链接为：https：//catalogue.nla.gov.au/Record/750364，其中第156—157页与第158—159页重复，疑是数字化过程中的失误。

［4］ 此版本电子版可于互联网上获取，链接为：https：//digital.bodleian.ox.ac.uk/objects/

50435bde-ae43-4a19-828a-c5979d295f33/或https：//digital.bodleian.ox.ac.uk/objects/32981c97-cf58-4d47-a419-56243929a34e/，两个链接均是对同一本书的数字化版本，区别只在于图片的色调和分页方式。

［5］ 内田庆市（2005）关于19世纪后半中译本《意拾喻言》和《伊娑菩喻言》的诸版本历史变迁的论述值得参照，其文认为上海施医院版的《伊娑菩喻言》于1853年由伦敦传教会在上海建立的墨海书馆出版，也是1840年版《意拾喻言》出版后最初的修订版，而19世纪90年代的《意拾喻言》再版，参考的主要是1853年版的《伊娑菩喻言》。

［6］ 《伊娑菩个比方》和两个版本《意拾喻言》的篇目对应关系详见附录。

［7］ “间”，此处意义即｛刚、刚刚｝。此词在《伊娑菩个比方》中，声母有送气［kh］和不送气的［k］两读，例图中为送气读音。《明清吴语词典》（石汝杰，宫田一郎 2005）所记复音词作“间间”，未标注有特殊读音。麦高温（Macgowan 1862）记作“铅铅”，似以送气读法为正确读法。《上海方言词典》（李荣 1997）作“掐掐”，已促化，又作“铅铅”，释义均为“刚刚”。民间亦有人写作“堪堪”。本文沿用《明清吴语词典》用字。

［8］ 该词本字待考，意义即｛欺骗、撒谎｝。

［9］ 书中存在一定印刷问题和记音问题，但大体上依然与土音字各版本的音系保持高度一致。另外，本文的标调以奇数为阴调，偶数为阳调，12平声、34上声、56去声、78入声，标调以原书内容为准。

［10］ 从实际收字包括“雲餘於预”来看，这类字更像是只有阳调，但其余单用韵母符号的零声母字都只有阴调，故此处暂定为阴调。

［11］ 由于部分介音在土音字符号体系中拼入了声母（如Kw-组和T?-组），部分有介音的韵母并无专用符号，表2中以下画线表示这类韵母。

［12］ 有时“五”也读常态的 ，而非阴调的 。

［13］ 书中另有满足音韵条件的“喊”，但是“喊”是例外字，韵母为［ε?］，吴语中“喊”普遍读如二等。

［14］ ［e?］与［??］在音系上可以视为主元音音位相同，而实际音值如上文土音字韵母符号所示略有差异。除去［??］和［??］，其他入声韵母均有主元音相同的舒声韵母。

［15］ “出去”一词并没有特殊变调，全书出现8次，标调均作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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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泽 复旦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433；
盛益民 复旦大学中文系/

复旦大学现代语言学研究院 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 郎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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