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糖大姐
一
电梯井把脑外科住院部分割成两个空间：左边是九病区，右边是十病区。
这次住院之前，我生过最严重的病是发高烧，挂了三天水。看到诊断书上“大腺瘤”三个字时，我在门诊哭得昏天黑地。
“瘤=绝症=死亡”，这是我非常粗浅的认知。医生看着痛哭流涕的我，像在看一个傻子。
我住进十病区的四人间。1号床是位姐姐，跟我一样的病，一个人从外地到这里来做手术；
2号床高阿姨，没确诊，医生判断她脑袋下面多了个“小骨头”，问题不大；
3号床李阿姨，脑膜瘤，是一种颅内良性肿瘤。
我感觉这个病区属实有点儿热闹，病人、家属一起谈天说地。早来两天的李阿姨向我介绍，十病区基本都是“好瘤”，所以氛围相对轻松；
要是“开出来”不好，就要去九病区啦。她朝着对面努努嘴，说：“你可以过去转转，不要待太久。”她说这些的时候，护士在给她挂水，说是给脑部排水用的，我们笑得不行：“原来脑子真的会进水！”
十病区真的很有意思。白天，病人要去门诊做各种术前检查，一个人来住院的，会有病友或病友家属主动请缨陪着去；
吃完晚饭，陪床的家属都下班来陪床了，病房里、走廊里，大家凑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相邻病房的病人互相串门，不出两天，谁家什么情况都摸清楚了。
有人情味，是这里的特色。
二
我们管上手术台叫“打仗”，虽然是“好瘤”，但也是开脑袋的事情，听着就不轻松。轮到谁去“打仗”了，谁就换好衣服，躺上手术床，大家一起去送他，一起把他的床推到电梯口，交给手术室前来接应的护士，在所有人的加油声中，电梯门缓缓关上。
从手术室出来后，病人会被推进十病区的ICU观察一两天，从电梯口到ICU门口有10米的距离，也是其他病友这两天唯一可以见上他的机会。总有人乐于充当岗哨的角色，在病房和电梯口来回“流窜”，随时传回“那个谁谁要回来啦”的消息，大家就一起跑去电梯口等着他，看看他，如果能说上两句话就更好了。
每个人都在这样的迎来送往中寻求一种安心：他去“打仗”了，他不是一个人，挺好的，等我去的时候，也会有人为我加油鼓劲；
他出来了，看状态不错，说话有力气，挺好的，我出来的时候应该也不差。
和快出院的人聊天，心情最复杂：看他一路顺当，是心安；
想到自己面临各种未知，又不免焦灼。我参与“送战场”的第一个人，就是3号床李阿姨。手术当天早上，护工来给她剃头，一头鬈发纷纷扬扬落了下来。陪着她的家属掩面而泣，我顿时跟着陷入悲伤情绪，一路含着眼泪。等她进了电梯，我回病房，在走廊上听到一个老头儿中气十足地描述ICU里的遭遇：“里面的护工用冷水给我擦脚，冻得我差点儿跳起来！”我的眼泪瞬间随着大笑一起喷涌出来。
ICU接收的都是重症患者，在安静的夜里，走廊上偶尔会爆发撕心裂肺的哭声。有一个妈妈哭了很久，她的儿子读高中，坐了一辆司机酒驾的车，遭遇车祸，司机当场死亡，男孩进了ICU。大家扼腕叹气：“好好的人哪……”
我住院一周后，有个叫杨慧的圆脸女孩住进隔壁病房。每天中午到了饭点，她的妈妈就笑哈哈地喊她：“乖女儿今天想吃什么？”他们没在医院订餐，她妈妈说，补好了身体才有力气做手术，女儿想吃啥就买啥。她男朋友每天下班都来看望她。她笑嘻嘻地告訴我：“等做完手术休息几个月，国庆节我们就结婚啦！”
三
我和2号床的高阿姨排在同一天手术，我第一台做，她第二台。
我也成了被迎来送往的那一个，像是在主演一场庄严的古典戏剧。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知道，家人在我面前隐忍的担心、焦虑、恐惧，都将在不被人看见的地方滴出来。
手术很顺利，我进了ICU，邻床就是那个遭遇车祸的男孩。
ICU是大通铺，住了几十号人，护士们忙忙碌碌一整夜。我躺在床上，听到有人一直在唱歌，唱了一整夜《真心英雄》。护士劝他：“歇歇吧，天亮了再唱。”听到护士劝一个病人喝水，叫他名字他不理，叫他“金总”，他才发出响亮的“哼哼”。听到护士对遭遇车祸的男孩说：“你长得真帅啊，在学校肯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你吧。”我转过头看向他，他正好也瞪大了眼睛看我，眼神像受惊的婴儿—车祸损坏了他的大脑，他以后可能永远都是一个“婴儿”了。
我睁着眼睛等天亮，等到护士来对我说“挺好的，你可以出去了”。
我还不能回病房，要先去门诊楼做术后检查。护工推我下楼，见到太阳的那一刻，我也见到了爸爸妈妈，见到了一拥而上把我的病床团团围住的病友和家属。做核磁共振需要人抬我，他们都是来帮忙的。
浓浓的人情味，比太阳的香味还香。
回到病房，旁边的高阿姨趴在病床上。我对我妈说，她好像比我还顺利啊。我妈冲我摇摇头。几天后，我能下床了，在走廊里听人说，她得了癌。医生打开她的脑袋后就说没办法，又给缝上了。
我路过ICU，看到车祸男孩疲惫的妈妈。旁边人问她，不是说这两天要出来了吗？他妈妈说，又筹到钱了，再让他住几天吧，住里面照顾得好一些。
我恢复得很顺利，可以下地乱跑之后，杨慧的手术也排期了。她很兴奋地告诉我：“我的舅舅、姨妈们，都要坐飞机过来陪我做手术！”我很羡慕，这样的家庭氛围可真好啊。
四
杨慧手术当天，我去送她。她买了一顶花帽子戴着，挡住刚剃的光头。身边围了一圈亲友叽叽喳喳，她坐在病床上，身上承受的爱快要溢出房间。
她的手术时间特别长，“岗哨们”来来去去张望了 一天。
我没碰上她出来，但碰上了她惊慌失措的妈妈，在医生办公室门口无助地流泪：“为什么我女儿头上插着管子？！她疼，她说：‘妈妈，我疼！”
医生和他们谈了很长时间，我站在六楼窗口，看他们一大家子在楼下的老树旁哭成一团。
后面好几天，杨慧的男朋友每天都出现在电梯口，但再没有进过病房。“岗哨们”终于忍不住劝他：“你去看看呀，你去看看她呀！”男孩子说：“我等不了她了。”
听到这话的人们沉默了。成年人的世界没有童话，绝症女孩仿佛不配奢望爱情，明白生活真相的人亦不配劝说与评价。空气里凝固的沉默，一半是理解，一半是“算了”。
五
我去九病区转了一圈，那边的安静如我们的沉默一般。
手术室又来接人了，我从电梯口离开，拐进楼梯口，想下楼转转。
这是我住进来后第一次走楼梯，上上下下坐满了人，地上散落着干粮、行李、铺盖。人多却无声，车祸男孩的妈妈也坐在那里，眼神呆滞地看向窗外。
我才意识到，住在ICU里的病人是没有住院床位的，他们的家属不能拥有陪护床。ICU一周可以进去探视一次，其他时间，他们的亲人就在楼道里坐着、睡着。也许是附近的宾馆已然满房，也许是压根住不起宾馆，狭窄的楼梯间，也能帮他们承载一些风雨和希冀。他们想在距离亲人最近的地方，第一时间听到医生的召唤，也许是催缴费，也许是谈病情，也许是说“他醒了”。
这一方楼梯间，是住院部的另一个世界。
六
后来，我没能那么顺利地出院，因为一些意外，我又去ICU躺了几天，戴着氧气面罩，身上贴满心电监护仪的探头。护士每天往外面送病危通知书，白大褂们轮流围住我会诊。
吸着氧气的我，只有一个心愿：活着。
半年之后，和相熟的病友约饭，他们告诉我，高阿姨出院没多久就去世了，杨慧后来也出院了，没人再敢打听她的消息。
同样的经历和心境，在几年后的儿童医院血液科，我又经历了一次。
不管是高阿姨、杨慧，还是儿童医院似懂非懂的“小光头”的家长们，如果可以选择，如果可以交易，他们一定会拿所拥有的一切去换取一个健康的生命。
活着就有办法。活着才有办法。
可是，人世间啊，哪儿有那么多如果，哪儿有那么多心想事成。
这些年，每一次面对人生焦灼时，我都提醒自己，别忘了楼梯间里那些面目全非的生活，别忘了ICU门口那些绝望又不甘的眼神，别忘了当时许下的“活着”的心愿。
能健康地度过平淡的一生，已经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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