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睿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历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永兴军知军、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和尚书左仆射（宰相）等职，政绩卓著。入仕四十载，司马光“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所作所为常为国家、百姓长远计。
正言直谏
司马光秉性刚正，直言敢谏。苏轼曾用“司马牛”来戏称司马光刚直不阿的性格。宋神宗曾感慨地说：“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如果常在我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
皇祐四年（1052年），郑国公、同平章事夏竦去世，宋仁宗赐谥号“文正”。司马光认为不合礼法，所赐谥号与本人不符合。由于宋仁宗对司马光的上书没有给予答复，司马光又二次上书指出夏竦“奢侈无度，聚敛无厌”，他的恶迹为“天下所共闻”，就是以“文正”也不能掩盖。司马光终于打动了宋仁宗，最后改赐“文庄”。
嘉祐六年（1061年）始，司马光任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任职五年期间，司马光多次上奏疏，为国家社稷考虑，力图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状况。针对“冗费”问题，司马光上书谏言，“‘凡此数者，皆所以竭民财者也，陛下应该厉行节约，以朴素为天下表率，以矫正风俗。上至嫔妃外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丽之物夸耀攀比，公开治罪，并当众焚毁物品”。针对北宋“冗兵”的现实，司马光认为应该精兵，选练战士，任用廉良，改变“惟务人多”的局面。
嘉祐七年（1062年），天下大旱。有朝臣拟定了一个奢华的庆典来庆祝元宵佳节，司马光毅然上书反对。治平元年（1064年），宋英宗即位，计划对宫廷进行一番大修大造，司马光上奏《论修造札子》，希望“不得过为宏壮”，告诫皇帝荒淫奢侈必然对政事怠惰，就可能招致亡国的危险。针对当时宫中宴饮无度、赏赐成风的现象，连奏《论宴饮状》《言遗赐札子》恳请皇帝为民着想，悉罢饮宴，同时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赏赐群臣。大臣任守忠仰仗太后势力大肆行贿欲以升迁，司马光上书弹劾其贪污受贿、广置豪宅、剥削平民、侵吞田地、横行霸道的种种罪状，建议斩首，以谢天下。最后，任守忠被贬为节度副使。
由于司马光的敢于直谏，先后6次被免官，又6次被起用。他恪尽职守，对朝廷上书大量奏章，提出很多的批评建议，仅收录在《传家集》（又名《温国文正公文集》）中的就有170多份，而且在有些事上是一奏再奏。司马光病重之时，已神志不清仍在喃喃自语，说的全都是朝廷大事，没有一件是私事家事，司马光去世后，“其家得遗奏八纸上之，皆手札论当世要务”。多年后，人们仍称其子司马康为“大谏之子”。
心怀百姓
司马光同情百姓，心怀苍生，认为只有“利百姓”，才能“安国家”。百姓也十分感激和拥戴司马光，《宋史·司马光传》曰：“光居洛十五年，儿童走卒皆知司马君实。”
康定元年（1040年），西夏为了摆脱对宋朝的臣属地位，起兵造反，宋朝接连失败。宋仁宗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下诏两浙添置弓手，要求凡家有三丁，即选其一充当“乡弓手”。此时的司马光刚入仕不久，就代时为杭州知州的父亲草拟《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从各方面阐述不宜添置弓手的原因，为民请命。治平三年（1066年），陕西、河东发生严重旱灾，司马光反对宋英宗下诏从陕西三丁抽一丁征为义勇军，认为陕西军队本来就不少，这样会使百姓无缘无故增加负担。他连上《乞罢刺陕西义勇》六道札子，与皇帝据理力争，并持札子到中书省与时任宰相韩琦辩论。司马光三番五次据理力争，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百姓，他为民请命已经到了全力以赴的地步。
熙寧四年（1071年），司马光退隐洛阳，任西京留台。他常常深入百姓，了解他们的疾苦。曾在一首《道旁田家》中写道：“田家翁妪俱垂白，败屋萧条无壮息。翁携镰索妪携箕，自向薄田收黍稷。静夜偷舂避债家，比明门外已如麻。精疲力敝不入腹，未议县官租税足。”
元丰初年（1078年），司马光返回故乡夏县看望亲人，陕州知府刘仲通打听到他返回时要路过州府，便早早派人在路口等候。不久，差人跑来报知，司马光绕城而过，快到茅津渡口。刘仲通急忙追至渡口。司马光说：“我不是要拒绝刘大人的一片好心，但见沿途许多百姓连饭也吃不饱，很多人用野菜甚至树皮充饥，我无心享受这美酒佳肴……”一席话，说得刘仲通愧悔而返。自此，再无官衙为司马光设宴送礼。他在《论财利疏》中指出，“当今实苦是农民，农民苦身劳力，粗衣粗食，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负担各种劳役。收成好的年代，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甚至冻饿而死”，建议切实采取一些利民措施。这种竭力减轻底层人民负担的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奏章之中。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驾崩。司马光从洛阳前往京城奔丧，京城的卫士见到他都以手加额，向他致敬。“司马相公回来了。”人们奔走相告，争相观看，屋瓦被踩碎，树枝被压折。所到之处，百姓拦路围观，以致马不能前，都说先生别回洛阳了，留下来辅佐天子，拯救黎民百姓。
宋徽宗年间，为诋毁司马光等元祐大臣，太师蔡京撰写了《奸党碑》，由长安石工安民负责雕刻。安民却竭力推辞：“我愚笨，不知立碑的意义。但是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天下人都说他正直，现在说他奸邪，我不忍心刻。”京兆府官员十分震怒，要将他治罪。安民迫于无奈，只有流泪请求：“被派刻石不敢推辞，请免刻我的名字于碑尾，恐怕得罪后世的人。”诋毁司马光的碑文，石匠连名字都不愿留，足见他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和分量。
清廉如水
司马光为官清廉、戒奢戒侈。司马光20岁进入仕途，从最初担任华州判官，到后来高居宰相之职，为官一生“于物淡然无所好”。
庆历七年（1047年），司马光任国子直讲时，一夜贼来，把家里衣服都席卷而去。天气渐渐转冷，有客来访，无衣衫见面，很是狼狈，因此不免嗟叹。妻子笑着说：“只要没事，钱财总还会再有。”老友刘蒙以父母无钱赡养，兄死无钱以葬，弟妹嫂侄无资抚恤为由，向司马光借50万钱。司马光说：“我简朴为官，一分一毫也不敢妄取于人，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衣帛，视地而后敢行，顿足然后敢立，连亲属故旧都拿不出钱来帮助，哪来的钱借给您啊！”
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去世，遗诏赐群臣财物百余万。司马光带领同列官员三次上疏，“国家近来多事之秋，朝廷内外财力困乏，如果遗嘱赏赐财物不能推辞，应允许侍从上献金钱以资助修建陵墓的费用”，再三推辞，不愿受赏，但一连几次均未获准。他只好把赏赐珠子作为谏院的办公经费，把金子送至舅父家，自己则分文未取。
熙宁、元丰年间，司马光居住洛阳，潜心著述修编《资治通鉴》。其居所极为简陋，夏天炎热，于是另辟地下室，读书其间。当时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阳，其居所气势恢宏、华丽无比，中堂建屋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好友范镇从许州来洛阳看他，走进屋内，除见到四壁的书架上摆满图书之外，别无他物。床上的被服早已褪色，补丁连补丁。范镇深感司马光太清苦，返回许州后，让夫人做了一床被子，托人捎给司马光。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作一名篇《布衾铭》，其中有“君子以俭为德，小人以奢丧躯”之句，劝人以俭为德、以奢为戒。司马光深以为然，将这首百余字的铭文工整写于衾头以明志，去世时也盖着这床布衾。《资治通鉴》已编修多年尚未成书，就有人散布谣言，说书所以久而不成，是因为贪图皇家的笔墨绢帛，以及圣上所赐的果饵金钱。皇帝既而托人暗地检查，才知道当初虽有此圣旨，但司马光从未曾请领。
司馬光身居宰相高位时，写了一篇榜文，名为“客位榜”，类似今天的“会客须知”。溜须拍马、馈赠礼物的人来访，赫然看见客位榜，即使有私事相托，也难以开口了。就连和他在政见上有分歧的王安石也称赞司马光“实为君子也”。
司马光与夫人张氏生育两子均夭折，但他也不愿纳妾以继香火，后收养了族人之后司马康为子。元丰五年（1082年），张氏病故。此时的司马光已经为官四十余年，却连安葬夫人的钱都没有。司马康和其他亲属主张借钱，把丧事办得体面一点，司马光不同意。最后，他把仅有的三顷田地典当出去，才料理了后事。年老体弱时，友人想出钱买一婢女照顾其生活，亦被拒绝。
司马光去世后，他的遗物除了有8张稿纸上写的奏文外，在枕间还有《役书》一卷，没有任何个人的财产。同僚挽词：“漏残余一榻，曾不为黄金。”
勤俭传家
司马光严于律己、勤俭传家。司马光和其祖父司马炫、父亲司马池三代进士，世代为官清廉。司马光继承祖上遗训，不仅一生节俭，还特别重视教育子女勤俭。
司马康即将出仕任官时，他专门撰写《训俭示康》，教导司马康树立节俭观念，走好任职后的第一步。文章一开始，司马光就告诫其子：“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5000字的家训，其中关于“节俭”训诫就写了1200多字，占据总篇幅的1/4。他在文章中用亲身经历来教育儿子：一是童年时，就性“不喜华靡”，引导儿子不饰金银，朴素自然。其二是进士及第时，在闻喜宴上“独不戴花”，引导儿子自谦自让，不炫不耀。其三是平日里自己“衣取蔽寒”“食取充腹”，引导儿子以俭为荣，以俭为乐。以现身说法的形式为儿子阐明立场，之后又深切描绘当时社会的浮夸奢靡之风。通过正反两面的案例对比，阐明了“俭能立名、奢必自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深刻道理，教育儿子要继承发扬俭朴家风。
《训俭示康》写得有理有据，真切动人。司马康读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一生始终用这篇家训来鞭策自己。《宋史·司马康传》载，司马康不但“敏学过人，博通群书”，而且“为人廉洁，口不言财”。
在司马光看来，治家之道，重在“廉”和“俭”。司马光叮嘱儿孙，无论为官为民，都要以“俭”立身，这一思想贯穿于司马光多部家训中。在其《温公家范》中，司马光列举了历史上许多正反事例对子孙进行教育。由于良好家风传承，司马后人个个谦恭有礼，不仗父势，不恃家富，人生有成，以致世人“途之人见其容止，虽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溘然长逝，留下遗书写道：“死后不惊动朝廷，实行私家薄葬，灵柩运回老家祖茔。”太皇太后“闻之恸”，宋哲宗落泪不止，亲临祭奠致哀，暂停上朝。“赠太师、温国公，禭以一品礼服，谥曰‘文正”，并亲篆碑文“忠清粹德”。出殡当天，沿途百姓夹道送行，如送亲人，四方来京者上万人。
司马光是伟大的政治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主持编修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温国文正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司马光去世之后，大宋朝廷给予“文正”的谥号。“文正”是对一个文官最高标准的评价，宋人费衮在《梁溪漫志》里说：“‘谥之美者，极于文正。司马温公尝言之而身得之。国朝以来有次谥者，惟公与王沂公、范希文而已。”在宋朝，赠谥的最高品阶，就是文正；
宋朝得此谥号的，只有三人：司马光、范仲淹、王曾。苏轼连写三篇祭文《司马温公行状》《祭司马光文》《司马温公神道碑》缅怀恩师，对司马光作出高度评价：“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之嗜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宋人王辟之所著《渑水燕谈录》评价：“司马温公忠厚正直，出于天性，终始一节，故得天下之望。”朱熹《朱子语类》称：“温公可谓知、仁、勇。他那活国救世处，是甚次第。其规模稍大，又有学问，其人严而正。”司马光智、仁、勇兼备，他治国救世，规模稍大，又有学问，为人严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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