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于汉朝兴起。汉代航线由广东到南印度，来回两年半，国威远播罗马。唐代全面改造海上丝路，海洋贸易大提速，中国船只突破季风多变的阿拉伯海，前进波斯湾，接通由伊斯兰势力掌控的地中海世界。宋元两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海洋大国”。由汉代到宋元，海上丝路于1500年间的进化历史，至今仍值细细品味。
汉朝始创海上丝路
汉代开发海上丝路，是被陆路障碍逼出来的。当时中国领土南端是日南郡象林县（今越南芽庄），伏波将军马援立铜柱于此。铜柱以南是未开化的西原高原，陆路至此“障塞”，贸易只能走海路。
《汉书·地理志》记载了海上丝路的初步航线：远洋商船以雷州半岛上的合浦郡城徐闻为母港，扬帆下南洋，抵达马来半岛西部，再匆匆通过马六甲海峡，沿安达曼海东岸北上缅甸南部，绕行孟加拉湾，最远抵达印度东南角（黄支国）。
然而，要以帆船开辟远洋贸易，必须突破汉代航海家尚不熟悉的季风关。《汉书》详细记录了由雷州半岛到印度的航行时间。由雷州半岛到马来半岛西部，航行长达5个月；
再到缅甸南部，又需4个月；
由缅甸到印度，还要2个月。回程由印度直航皮宗（今香蕉屿，位于新加坡西北约50公里），船行长达8个月；
由皮宗回到象林边境，又需8个月。商船跑一趟海上丝路，来回至少两年半。航程实在太长，中国人无力向阿拉伯海前进，故汉船最远只到已程不国（斯里兰卡）。
航行如此缓慢，主因就是汉朝航海家与季风及洋流正面搏战。
农历十月底至十二月，东北季风盛行，汉船扬帆南下，离开日南国境后，却不顺风直下，而是侧风转进暹罗湾。三国时吴国的康泰宣抚南洋，主要对象是暹罗湾北岸的扶南（今越南南部、柬埔寨与泰国）。因此，由雷州半岛到马来半岛，航程长达5个月，到达马来半岛都元国时，已是初春了。都元国位于今马来西亚登嘉楼州。
农历四月底至六月西南季风大起，汉船若要远航印度，只能加速绕过马来半岛，抢在起南风之前通过马六甲海峡。因此，汉代史料显示，当时汉船并不在苏门答腊逗留，而是加速航向安达曼海。只是船出了马六甲，又要受到洋流干扰，与北印度洋季风环流正面搏斗。孟加拉灣的洋流整年逆时针旋转，汉船乘着四月西南风沿海岸北上，沿岸洋流却恰好与行进方向相反。汉船顺风逆流，沿海岸线缓缓北上缅甸，到了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又是一个冬季，北风大起，才能顺风南下印度。船到黄支国已近开春，航行一年有余，归心似箭。因此，汉船的最远航程，只到与黄支国隔海相邻的斯里兰卡。“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春暖花开，西南风起，北印度洋季风环流向东。汉船的回程索性顺着洋流，冒险横越孟加拉湾与安达曼海，侧风航行8个月，进入马六甲海峡。航行将满两年的航海家，再次跳过苏门答腊，直放今日新加坡西北50公里的皮宗（香蕉屿），等待第三个冬季，乘北风扬帆回国。依据《汉书》，汉船回到日南郡时，航行已近两年半。
唐商远征阿拉伯海
到了唐代，朝廷远航收购的“异物”，在珍宝之外又加上香料。
欧洲人觊觎的香料只是胡椒、丁香等调味料。中国商人重金求购的香料却是檀香、沉香、龙涎香等名贵奇香。汉代的南洋贸易要埠都元国，在隋代称为都昆，都昆国最名贵的香料是藿香。香之名贵者，莫过于原产在阿拉伯半岛与东非的乳香。从埃及法老到罗马皇帝，用香皆以乳香为贵。唐朝的远洋航线拓展到阿拉伯海，乳香成为越洋贸易的主要商品。
唐船能远航阿拉伯海，是因为航海家全面调整了海上丝路的主航线。中国商船由广州出发，于交州的陵山（今越南归仁市一带）出国境，沿海岸线南下，泊靠林邑（今越南中南部）各邦。船到达越南南端的昆仑岛后，不进暹罗湾，避开马来半岛，大船直航苏门答腊的佛逝国（今巨港）。
佛逝国是主航线上的轴心。由佛逝国向东，唐船到“象牙为床”的富国诃陵（爪哇），采购“玳瑁、黄白金、犀、象”。由佛逝向西，则沿苏门答腊东岸到马六甲海峡西端的婆露国（布拉斯岛），而后直接横越安达曼海与孟加拉湾，侧风顺流抵达婆国伽兰洲（斯里兰卡）。船再越过印度半岛，前进波斯湾。
形象地说，唐代的贸易主航线大幅简化，直接跳过暹罗湾与安达曼海沿岸各埠，这大幅提高了航行速度，广东至苏门答腊的航程由5个月大减为11天；
出马六甲海峡后，跳过整个缅甸，避开北印度洋季风环流干扰，到印度航程由5个月大减为1.5个月，就有时间到波斯湾了。
唐代商人的脚步虽然抵达波斯湾，但唐船的实际航行最远处与汉船相同。因为绕过科摩林角后是阿拉伯海，季风受温度影响，冬季东北风出海逆时钟旋转，夏季西南风顺时钟旋转，风向复杂，常需逆风前进。只有小型的三角帆阿拉伯帆船，才能适应阿拉伯海的古怪季风。要进出阿拉伯海，唐船只能转口换船。
《新唐书》记载的波斯湾航线，是越过科摩林角之后循印度西岸北上拔狖国（今印度布罗奇一带）与提狖国（今巴基斯坦喀拉蚩一带）。喀拉蚩以西，是当时征服波斯而与唐朝敌对的黑衣大食（阿拔斯帝国），两国于中亚对峙，大战怛罗斯，但海路商道仍然畅通。中国商人由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深入提罗卢和国（今伊朗阿巴丹）与乌刺国（今伊朗霍拉姆沙赫尔），但唐朝史册并未提到商人以何种船只航行阿拉伯海。
宋元海洋贸易大兴
宋代史籍，则详细记载了中国商货于阿拉伯海换船的转口港。南宋《岭外代答》记载：“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中国船最远只到印度西南角的故临国（今印度喀拉拉邦），前进大食则换本地小船。反之，大食商人如果要到中国，也得在故临国换乘中国“大舟”。
阿拉伯小帆船补齐了中国与大食间的最后一段航程，也间接连通了欧亚两洲。经由当时远及西班牙的大小伊斯兰国度，唐人的世界观展及地中海。珍宝奇香贸易更是热火朝天，连带刺激了马来半岛、苏门答腊与爪哇各国的海运贸易，“西南夷舶”成为广州常客。
接通中西的海上丝路虽然伟大，却只是奢侈品的寻宝之路，商品都是皇家贵族的玩物。只有把贸易做到平民百姓乐用的商品，才是真贸易。在宋朝，主航线达到帆船时代的极致，效率大增，带起了热络的近海航运。为老百姓创造经济效益的海洋贸易，随之大兴，中国成为真正的海洋强国。
13世纪，中国与柬埔寨吴哥王朝的接触，展现了海上丝路营造的强国优势。吴哥是东南亚陆上强权，留下吴哥窟伟大遗迹，中国称之为“陆真腊”。宋元时，中国船深入内河，才渐有接触。元代旅行家周达观记载了当地民众初遇中国人时的敬畏：“土人最朴，见唐人颇加敬畏，呼之为佛，见则伏地顶礼。”
“唐人”使吴哥人顶礼敬畏的实力，不是火枪大炮，而是“唐货”。周达观记载，即使是粗笨的明州（今宁波）草席，也被吴哥人视如宝货。吴哥人并非织不出草席。只是明州席草特佳，织成草席质地光滑，容易擦拭，带到热带，就是多汗夜晚的安寝神物。
海上丝路的真正价值就在这涉越万里、通有运无的贸易力量。
（摘自《凤凰周刊》霍安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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