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萧萧》看沈从文的悲剧意识

摘要：沈从文的小说《萧萧》，尽管歌颂了乡土社会的人性之美，给主人公安排了一个光明的结局，但这些都难遮盖作者强烈的悲剧意识。作品在主角的选择上体现了人民性，对人物命运的安排符合客观规律，对现实的批判含蓄而有深度，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悲剧。

关键词：沈从文《萧萧》悲剧意识

在沈从文的诸多小说中，《萧萧》是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一篇，曾入选多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作家本人对《萧萧》这部作品也颇为看重，一生当中四易其稿，使其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萧萧》中的人性之美和民俗之恶探讨得较多，而对该作品的悲剧特色鲜有关注。

或许有人要问，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已经峰回路转，化险为夷了。既然如此，又为何还把这部作品当成悲剧来看待呢？其实，一部作品到底是不是悲剧，不仅要看结局，更要看过程；
不仅要看肉体上的痛苦，更要看灵魂上的戕害。正如沈从文在《废邮存底·给一个写诗的》中说道：“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和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的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小说中的萧萧虽然避免了沉塘的厄运，虚惊了一场，但这纯属侥幸，因为“沉潭多是读过‘子曰的族长爱面子才作出的蠢事。伯父不读‘子曰，不忍把萧萧当牺牲”，所以萧萧才幸免于难。有心的读者难免会想：倘若萧萧的伯父曾经读过“子曰”，萧萧岂不要命丧河塘？在沈从文的另外一篇小说《巧秀和冬生》当中，巧秀的母亲和萧萧一样，犯了出轨的大错，但是巧秀的母亲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最终她被族人残忍地“颈悬石磨沉在溪口长潭中”。再者，萧萧虽然避免了被转卖的厄运，但这也纯属侥幸；
这是因为萧萧大着肚子，没有人家愿意买她过去，“在等候主顾来看人，等到十二月，還没有人来，萧萧只好在这人家过年”。看到这里，有心的读者难免会想：如果碰上了一个不是善类的买家，萧萧的命运又会如何？她肚子里孩子的命运又会如何？有时候，“含泪的微笑”比撕心裂肺的痛哭更令人为之动容。从这个角度来看，《萧萧》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悲剧。本文试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作家的悲剧意识。

一、主角的选择：悲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作品的悲剧性与主角的选择有关。文学活动具有阶级性和时代性，不同的阶级和时代会选择不同的悲剧主角。在古希腊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出身高贵的人才配成为悲剧的主角，才配获得观众的赞美和同情，因而那个时代悲剧的主角大都是神仙、英雄或者帝王将相。到了18世纪，德国作家莱辛开始反对这种观点，他在《汉堡剧评》一书中指出：“就悲剧来说，过去认为只有君主和上层人物才能引起我们的哀怜和恐惧，人们也觉得这不合理，所以要找出一些中产阶级的主角，让他们穿上悲剧角色的高底鞋……强烈的情感和崇高的思想不见得就只属于戴王冠的头脑。”a 再后来，到了19世纪，英、法、俄、美等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将“多余人”“小人物”作为悲剧作品的主角。

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国家危难，民生疾苦，但凡有良知、有热血的作家，必不能无视国民的痛苦，而沉醉于嘲风咏月的文字游戏。故在这一特殊时期，悲剧作品的主角，必不应该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应该是工农兵商，是最底层苦苦挣扎的广大民众；
作家应抛开一切阶级的偏见，丢弃一切脱离实际的思想和学问，自觉地深入群众，体验生活，与最广大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因此，在那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的时代，文学作品的悲剧性和人民性必须是统一的。

沈从文的小说大多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作家往往选取农民、长工、船夫、妓女、寡妇等低贱卑微的人物作为主角，反映底层百姓的喜怒哀乐。他在《边城》题记中这样写道：“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的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萧萧》一文，在主角的选择上，正是体现了悲剧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作品的主角是一个出生在贫困山村里的小丫头，从小失去了母亲，寄养到伯父家里，十二岁又被卖作了童养媳，低贱卑微得无以复加；
其他角色如萧萧的小丈夫、婆婆、祖父、长工、族人，也都是普普通通的底层百姓。作者把现实生活中低贱卑微的人物捧上文学的舞台，表现他们善良、质朴、宽容的天性。可见，作者选取卑微的小人物作为主角，有其高度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其目的是将个人的悲剧和民族的悲剧相统一，将个人的悲剧和时代的悲剧相统一，从而大大地拓展了悲剧作品的广度和深度。

二、主角的品性：美善与缺陷的结合

作品的悲剧性与主角的品性有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对悲剧持有这样的见解：悲剧是对高尚的人的模仿，故悲剧人物必须善良，只有善良的人遭受厄运才会引起人们的怜悯；
但悲剧人物也不能十全十美，因为十全十美的人是不会犯错误的，不犯错误就没有厄运的降临。需要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这一观点是在研究了古希腊经典悲剧的基础上得出来的，并不完全适用当今这个时代。很显然，人物自身的缺陷并不是造成悲剧的唯一根源，有的悲剧归因于命运的不公，还有的悲剧归因于反动势力的强大。尽管如此，大部分悲剧的产生，或多或少还是与主角的品性有关。

总览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悲剧人物往往是美善与缺陷的结合体：美善是主要的，缺陷是次要的；
只有瑕不掩瑜，才能获得读者的理解和同情。譬如《红楼梦》中有一个美丽善良的丫鬟叫鸳鸯，脸上却有少许雀斑，脂砚斋在评点这个人物形象时说道：“可笑近之野史中，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殊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又如《水浒传》中一百〇八梁山好汉，也各有瑕疵，如杨志的急功近利、李逵的蛮不讲理、武松的滥杀无辜、林冲的懦弱隐忍……白璧微瑕，固然有些遗憾，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点瑕疵，才好证明这个白璧是自然天成的，而不是伪造的。

《萧萧》中的主角也正是美善与缺陷的结合体，符合中西方对悲剧人物的审美标准。萧萧勤劳本分，知足常乐，“每日抱抱丈夫，也帮同家中作点杂事，能动手的就动手。又时常到溪沟里去洗衣，搓尿片，一面还捡拾有花纹的田螺给坐在身边的小丈夫玩”；
萧萧又极其温驯乖巧，婆婆骂她，“她听着却不作声，只是咕咕的笑”；
花狗害得她那么苦，她也是幽怨地说一句：“你这没有良心的，你害了我，我想死！”然而，萧萧也不是没有缺陷，她确实犯了错，她的出轨，虽是花狗引诱在先，但毕竟是出于自愿；
她有意打发自己的小丈夫离开，这才使花狗有机可乘。但是，萧萧毕竟才十五岁，“心还是一颗糊糊涂涂的心”，真有必要用“沉塘”或“发卖”这样残忍的方式去惩罚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吗？这一类悲剧的基本模式是：一个白璧微瑕的人物，犯了不太严重的过错，却面临极其可怕的惩罚。这样便抓住了读者的同情心，制造出悲剧的效果。

三、悲剧的产生：偶然之中蕴含着必然

悲剧的主角必然遭受某种不幸，这是悲剧的基础。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说过：“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
但没有性格，仍不失为悲剧。”b 这里所谓的“行动”，指的就是悲剧人物的命运和遭遇。中国的小说理论也强调人物的命运和遭遇在作品诸要素中的重要性，如清代文论家李渔所言：“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题不佳而能出其锦心、扬为绣口者也。”c 这里所谓的“奇事”，指的也是人物的命运和遭遇；
在李渔看来，人物的命运和遭遇的重要性甚至要超过作品的思想和文辞。

悲剧人物的命运要急转直下，惊心动魄，切忌平淡。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要有“突转”，即悲剧人物的命运要从顺境突然转向逆境。命运的落差越大，情节的张力就越大，读者的兴趣也就越强烈。虽说沈从文的小说侧重追求诗意的效果，而不追求情节的离奇曲折，但小说《萧萧》的情节也极具张力。萧萧原本平静地生活着，“像一株长在园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叶大枝，日增茂盛”，“到了夜里睡觉，便常常做这种年龄人所做过的梦，梦到后门角落或别的什么地方捡得大把大把铜钱，吃好东西，爬树，自己变成鱼到水中各处溜”。然而，长工花狗的闯入，打破了萧萧平静的生活。花狗那个人很邪气，处心积虑地勾引萧萧，对她唱很不正经的歌，有时候甜言蜜语，有时候赌咒发誓，终于骗取了萧萧的贞操。在得知萧萧怀孕之后，花狗毫无担当，一走了之。萧萧没有娘家势力的撑腰，孤苦无助。婆家的愤怒、舆论的压力、良心的谴责，像一座座大山向她压过来。然而，厄运之神仍不肯放过她，肚子里的野种还在一天天地长大，她一步一步地被逼上了绝路。至此，悲剧人物的命运急转直下，实现了“突转”。

悲剧人物的不幸遭遇要蕴含某种必然性，要符合客观规律，不可毫无预兆。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要避免“机械降神”的方式制造矛盾冲突。肤浅的小说家只会胡编乱造，通过天降横祸、突患绝症、神仙干预或者凭空冒出一个大恶人来制造悲剧。殊不知，纯粹偶然性的因素根本无法产生真正的悲剧效果。沈从文的小说则不然，悲剧人物的不幸遭遇往往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萧萧的悲剧固然有不少偶然性的因素，但是悲剧更深的根源还是“童养媳”这一陋俗。一般情况下，童养媳的年龄要比丈夫大许多，当小丈夫还是穿着开裆裤的小毛孩的时候，妻子的身体却已经发育成熟了，少女的懵懂无知、青春的骚动不安，便容易使她受人诱惑，酿出伤风败俗的悲剧。所以说，萧萧的悲剧，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只要童养媳的陋俗一日不除，类似的悲剧就一日不绝。

又如沈从文的另一篇小说《丈夫》，描述了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一个年轻的丈夫因为生活所迫，把自己新婚的妻子送到城里，到某一条船上当妓女。有一天，丈夫趁农闲去城里去探望妻子，但妻子却忙着接客；
那嫖客“戴着粗而发亮的银链”，“一上船就大声的嚷要亲嘴要睡觉”，乡下来的丈夫吓得躲到后舱中，大气也不敢出。对于悲剧的根源，小说的开头便作了揭示：“事情非常简单，一个不急于生养孩子的妇人，到了城市，能够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那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在那方面就过了好日子，名分不失，利益存在。所以许多年青的丈夫，在娶媳妇以后，把她送出来，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也竟是极其平常的事情。”由此可见，这样的悲剧既不应归咎于丈夫，也不应归咎于妻子，而应归咎于“用年轻媳妇卖身赚钱”这个恶劣的风俗。所以沈从文的小说反映的不是人物同命运的矛盾，而是人物同旧制度、恶习俗的矛盾，悲剧的发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四、悲剧的基调：怨而不怒的批判态度

沈从文与左翼作家不同，他始终以一个和平主义者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他的作品一般不那么激进。譬如对于《萧萧》中写到的“童养媳”和“沉塘”，若是换作鲁迅，定然有暴风骤雨般的批判；
但沈从文不同，在他的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吃人”的族长、恶毒的公婆、麻木的乡民，而是一群朴实宽厚的乡野之民；
作者还特意给萧萧安排了一个暖心的结局，她既没有被“沉塘”，也没有被“发卖”，甚至她的私生子也被小丈夫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是为何？因为在沈从文看来，“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是罪恶，可是总不能令人愉快”，“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生的人性形式”。沈从文特别重视读者的情绪反应，不想让他的读者陷入悲观绝望的情绪当中，因而他的作品大多风格很和平，流露的是一种怨而不怒的情绪。

或许有人认为，作者的“怨而不怒”，是对恶势力的妥协，是与恶习俗的和解；
作者不应该给萧萧安排一个光明的结局，因为这样会损害作品的悲剧价值。其实，这是对沈从文的误解。沈从文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文人，他宣扬人性的美善，践行和平的风格，但这绝不是粉饰太平。他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可见，沈从文的作品里有的是热情，有的是隐痛，只不过他的热情、隐痛隐藏在和平的文字里，不易察觉罢了。在小说的结尾，萧萧逃脱了沉塘的命运，获得了夫家的宽宥，恢复了平静的生活。作者之所以这样安排，为的是让世人明白：“沉塘”也好，“发卖”也罢，只会徒增无谓的杀戮和罪孽，只有至善至美的人性才能化解人世间的戾气，才能真正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由此可见，沈从文并非没有批判精神，只是他的思想有些幼稚，对现实的批判比较温婉含蓄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于1936年对《萧萧》的原版作了修改，结尾处加上了这么一段：“这儿子名叫牛儿。牛儿十二岁时也接了亲，媳妇年长六岁……唢呐到门前时，新娘在轿中呜呜的哭着。”这似乎是暗示：同样的悲剧将在下一代人身上周而复始、循环上演。而在1957年的版本中，作者又增加了这么一个情节：萧萧抱着最小的儿子毛毛，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小毛毛哭了，萧萧便唱歌一般哄着他：“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作品中的“女学生”在小说中多处出现，有着非同一般的寓意，“女学生”象征着女性解放，象征着婚姻自由。这两次改稿，意味着作品批判力度的增强，也意味着作家悲剧意识的增强。

a 莱辛：《汉堡剧评》，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b 亚里士多德：《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1页。

c 李渔：《闲情偶记一卷·结构第一》，湖南人民出版1980年版，第7页。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凌宇.沈從文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3]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J].文学评论，2002（6）.

[4]刘秀美.民俗与人情——论沈从文《萧萧》[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5]陈美伶.寻找沈从文的希腊小庙——以《萧萧》为例谈沈从文笔下的人性观[J].大众文艺，2014（7）.

作者：杨建猛，安顺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

编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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