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基因与遗传密码

杨松菊 匡宇威

摘 要：
文明是道路的灵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离不开对传统文明的继承发展。从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基因来看，追求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文明基因是其重要砝码；
推陈出新，锐意改革的文明基因是其鲜明特质；
秉持集体主义观念，追求共同富裕的文明基因是其发展方向；
延伸“和合”思维，追求和谐的文明基因是其根本诉求；
义利并重，推己及人的文明基因是其价值追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传承古老文明基因的基础上，赋予了其新的内涵和精神境界，必将在实践中超越传统的文明之路，开创人类文明的新路向。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
文明基因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23.02.01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出场过程中的具体路径，是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转型升级过程中贯穿的一条主线。它的出现不仅仅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历史进程的展现，更是一条带有浓厚中国特色的文明之路，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指向标。因为文明是道路的灵魂，文明的使命之一就是将一个国家的现实道路表达为一种合理的文明状态，文明价值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只有站在文明的高度，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蕴含的文明价值意蕴，才能更好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内涵和时代价值。此次研究旨在厘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生和存在的文明基因以及思维密码，从文明逻辑的视角解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的密码。这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一、重要砝码：追求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文明基因

这里的真理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中国道路的形成基于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思想观念的转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构建自己的霸权版图时，把“文明—霸权”二元论作为自己的文明逻辑，他们认为东方属于“野蛮”之地，并把建立在霸权主义之上的侵略解释为“文明”对“野蛮”的解放。这种思想后来传入中国。洋务运动时期，严复翻译《天演论》并主张宣传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这种西学为本的文明观是对西方私立观念的表达，最终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崩溃。近代革命的屡次失败也证实了中国完全学习西方这条路走不通。十月革命的爆发使得唯物史观这一新的文明观被知识分子所接纳。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条全新的道路，给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带来了新的希望。于是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道路选择的问题，并得出结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引领人民群众开辟新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从以进化论为主导的西方文明道路逐渐转向了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文明道路。从此，马克思主义真理便扎根于中国道路的探索之中。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靠的也是这个文化基因。

从进化论转向唯物史观标志着中国文明道路的重大转轨，然而只有把西方的唯物史观逻辑转化成中国自身的逻辑才能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毛泽东同志在没有人提出过“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情况下，实事求是地立足于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未来的道路。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成功证明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仍然坚持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坚持实事求是的关键思维，一方面，党的领导人通过阅读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些书本，批判地借鉴其中的观点。另一方面，着眼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认真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名文献。然而，这一时期对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并没有完成。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用“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历史，他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在这之后，我们党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调整为“小康社会”。2021年，在建党百年的重要时间节点，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实现，中国从此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两步走”战略安排到党的二十大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的宏观展望，中国实现现代化道路的进程正在按计划展开，其中始终贯穿着坚持唯物史观的真理基因以及实事求是的文化遗传密码，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真理光芒。未来五年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中国既要立足于自身的基本国情，在与不同文明的相互交融中完善世界观和方法论；
又要认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本质特征，继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二、鲜明特质：推陈出新，锐意改革的文明基因

革新即革故鼎新，出自《周易·杂卦》，“革，去故也；
鼎，取新也”。“改革”一词早在中国文化的发轫期就已产生，最早出现于《后汉书·梁统传》，特指政治上的更改和变动。《周易》是被视为揭示宇宙和万事万物发展变化规律的哲学著作，如果从成书的时间跨度来看，它与西周礼乐制度的改革也存在一定的关系，周王朝的早年改革中制定了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礼乐制度，这次改革的成功成为了传统社会中改革的样板，王莽改制、康有为变法等改革之中都或多或少受到这一话语的影响。纵观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改革是中国的常态，朝代的兴衰更替总是伴随着变法和改革，井田制度遭到破坏后，各国在土地制度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体现了古代政治体制的改革；
成文法的颁布体现了法律制度的改革。这些变法和改革都在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文明不断进步。这一事实证明了革新的重要意义，也证明了只有通过改革，国家和民族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善于运用传统文化来建构自身的改革发展理论，例如，“实事求是”一词就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此外，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其实都是借助了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中的“小康”“解放”等关键概念。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将革命、改革作为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关键手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新性提出将我国由农业国稳步转向工业国的正确主张，这一时期现代化的探索，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社會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为目标，基于国家工业化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在这一战略目标的指引下，中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审时度势，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性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新命题，并且还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现代化道路向前发展。新时代，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一全新命题，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新道路，也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迎来了新的使命。回望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路，不难发现，革新观念早已积淀于中国共产党的血液和骨髓之中。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突出以改革开放为根本牵引是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国家现代化道路布局中的关键一环，为推动战略目标的实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想要逐渐消除阻力，推动改革向更深层次发展，除了要不断出台各项改革举措，还要借助中华民族特有的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来增强信心。“全面深化改革”概念的提出不仅是对改革理论的完善，也印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正确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其突出强调在植根于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推动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在“革故鼎新”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基因的涵养下，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实际为依托，以时代课题为导向，带领人民群众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改革，借助传统文化中的创新思想以及变革的智慧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

三、发展方向：秉持集体主义观念，追求共同富裕的文明基因

集体主义观念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镌刻着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时代印记。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是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与国家制度相结合，以维护家长、族长和贵族世袭统治和世袭特权行为，而形成了由政权、神权、专权组成的封建宗法制，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3]帝制时代，集体主义表现为“群己观”，隐含着集体主义相对于个体主义的优越性。但是这种“群己观”是建立在道德和情感之上的宗法制，宗族家长利用权威使得个体服从于集体利益，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在这种情境下，个体观念和个体利益便被淡化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义务本位”的群己观念演变成了“社会主义集体观念”，我们开始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此同时，集体主义观念也随之形成。计划经济的高度发展催生出了人民公社制度，公社作为个体和国家之间的连接点，逐渐成为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场所，每个个体都因为公社的存在被整合在一起，无法脱离集体独自生活。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主义观念虽然有着积极意义，为我国当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但是，没有处理好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没有充分发挥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些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改革开放之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天平向“个体”倾斜，追求个体利益日益获得合理性和正当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计划经济时代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纠正。在这种价值观的背景下，各项政策的制定开始关注个体的发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被视为社会主义的最终归宿，然而在这之前，必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对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理解和支持。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极端个人主义观念的出现对集体主义观念产生了冲击，因此需要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了绝对贫困。与此同时，***总书记继续强调：“我国必须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稳定。”[4]******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會上全面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其中一个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全面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少数人或者一部分人的现代化，它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现代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原理来分析，“共同”体现的是社会成员对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占有方式，“富裕”体现的是社会成员对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占有程度，显然，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要确保蛋糕做大，又要确保蛋糕分好，以此才能在新的发展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从而促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向前发展。

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受到了传统文化中集体主义观念的影响，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研究了西方国家的分配方式并指出，财富分配不均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不均衡现象将在历史上长期存在。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相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构建的所有制体系和财富分配体系能够保证中国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但是中国带领约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实现共同富裕将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中国通过建设一个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国家，能够充分展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更多的国家提供走向现代化的制度选择。当前，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已经扎实推进到了新的阶段，以集体主义观念和社会共同价值为导向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然会将实现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并将其作为最终的价值旨归。

四、根本诉求：延伸“和合”思维，追求和谐的文明基因

与“和合”思维模式相对的是“零和”思维，“零和”思维是由匈牙利数学家冯·诺依曼在其博弈理论中提出的概念。“零和”理论起初是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方法论，为多元化的市场竞争提供定性以及定量分析的工具。现在，“零和”理论已经从一个分析工具上升为一种思维方式，意味着恒定、唯一和不相容。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零和”思维具有合理性的一面，任何事物之间都存在矛盾和对立，这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必然的，但是这种斗争并不是绝对的，矛盾双方也可以成为同一体，朝着更加积极的方面发展。也就是说除了“零和”思维外，我们更应该具有人文关怀，即：“和合”的思维方式。这个概念最初出现在 《国语·郑语》中，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5]。”可见“和合”最早是为了维护家庭伦理以及社会秩序而存在的。对于社会而言，“和合”追求的是礼乐文明制度，目的是为了构建丰衣足食的和谐社会秩序。但是“和合”不是无原则的附和或者说是任意结合。儒家提倡的古代礼乐制度中也充满着异中求同的思想，它的辩证性在于强调和而不同，差异性是同一性存在的根据，只有承认差异，才能推动社会发展，实现多样性统一的和谐之美。从“零和”到“和合”体现了人类对历史进步的不懈追求。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向世界展示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的现代化正在打破世界版图上“西强东弱”的格局，为世界提供了多种文明共存的中国智慧。多种文明共存就是指不同国家的文明相互交流和借鉴，而共存的结果是文明和谐，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以和为贵”，和谐是中华民族5 000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这种理念一直存在于中华文明的基因之中。事实证明，中国的确是在“和合共生”文明基因的影响下，立足于本国的传统创造了具有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的现代化道路，并且这条现代化道路是一条果断摒弃文明冲突发展逻辑的道路。

从路径维度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主动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提出了“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构想，推动全球化朝着互利互惠的方向发展。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有力证明中国坚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伟大旗帜，始终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足以表明“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6]从价值维度来看，西方国家现代化奉行的是“西方中心主义”。中国则始终站在以深邃的世界历史视野追求全人类共同的价值。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1]事实证明，中国始终倡导把自身发展同他国发展联系起来，把自身利益同他国利益联系起来，不懈追求在平衡协调中实现义利共赢。因此，中国一定不会采用战争、殖民、掠夺的错误方式伤害其他国家，以此寻求自身发展，达到实现现代化的目的。其发生逻辑注定区别于西方以资本驱动的现代化道路，探索出世界文明和谐共存的新途径和新秩序。

五、价值追求：义利并重，推己及人的文明基因

正义观念和财富观念在中国儒家话语表述中称之为“义利之辩”，即正义和财富之间的关系。《国语·晋语一》中讲“义以生利，利以丰民”[7]，意思是义利两者同样重要，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应当以义为主，以义生利，当然，义和利也不是绝对相对立的，两者在某种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中国古代著名儒商子贡的经商理念就充分体现了“义以生利”的智慧。可见，儒家的财富观念以正义观为根据，无论是对个人道德修养，还是在社会公共生活交往中都秉持着正义的原则。当代儒学“义利之辨”又有了新的理论考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逻辑进程中蕴含着丰富的新时代“义利之辨”哲学思想，又对传统的义利观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其实也是一个“逐利”的进程。社会主义的国家应该怎样增加“财富”才能充分显示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呢？在对这个问题的不断探讨中，中国共产党逐渐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希望通过这个制度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现实局面，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在“逐利”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很多问题，一味的“逐利”，必然会出现不注重产品质量、以假乱真、欺诈等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规则的不良经济社会现象。于是，中国在致力于经济重构和经济体制转型的同时，对中国如何建立有序的市场伦理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义利之辨”不仅仅是基于传统意义上的天道和人道中的“义”，还打上了社会主义烙印的价值理念。“利”也不是指个人私利，而是国家、民族甚至上升为全人类的利益。******在2013年访非期间首次提到“坚持正确的义利观”这个概念，在谈到“一带一路”时，******说：“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要统筹我国同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具有差异性的利益关切，寻找更多的利益交汇点。”[8]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一方面坚持“利”，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致力于让人们富起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找到了一条推动现代化全面发展的道路，坚持一切政策和路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另一方面，站在“义”的高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处理好国家、集体、他人与个人的关系。

正确的义利观充当了社会转型的稳定器，为资源重组和利益协调提供了必要的社会舆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逻辑正是基于儒家的文化基因中义利并重、推己及人的道德意识。回望中国近代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条现代化道路充分吸收了儒家义利观的文明因子。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理解高质量发展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间的关系，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六、结语

古希臘哲学经过多重否定之否定过程后，仿佛又回到了前希腊哲学的状态，古代儒家思想同样在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否定之后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面貌。事实证明，只有经历过现代性的转换，传统思想才能显示出它的积极性质，在当代社会找到新的理论阐释。所以说，任何道路的拓展除了要结合本国的实际国情外，都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以传统文化基因为依据，展现出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一方面，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中，以一种稳定的民族心理影响着国家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所以具有“中国式”的重要原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和平崛起之路，这条现代化道路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积淀和海纳百川的文明借鉴，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只有全面认识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基因，才能坚定道路自信，开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3-164.

[3]陈章龙.论主导价值观[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88.

[4]***.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4-8.

[5]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466.

[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6.

[7]左丘明.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75.

[8]***.***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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