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60年代以降，被归类为台湾乡土作家的黄春明、陈映真、洪醒夫、王拓等的作品对人与土地/自然关系的思考主要着眼于底层阶级（渔民、农民、劳工）为解决生计问题与大自然的惨烈斗争，透过乡间小人物的悲欢喜乐表达了乡村在现代化、工业化、资本主义冲击下的环境倾颓、今昔的环境变迁，乃至人与动物/自然命运共同体的情感，在在体现了素民的环境伦理关怀。如果把乡土文学放在环境运动的脉络来看，这种对人地关系的思考为自然生态文学/生态批评论述提供了另类的思想资源，一种可亲的、从土地和社会生发出来的素民思考。
关键词：台湾乡土文学；
环境伦理；
人地关系；
生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3）2-0005-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六十年来台湾社会思潮的演讲和人文学术的发展（1950-2010）”，项目编号：16ZDA138。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1960年代以降的台湾乡土文学中，对“土地伦理”有较为深入思考的当属黄春明。黄春明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现代主义、乡土愁思、殖民批判、人道关怀四个时期。①有研究者将其创作分为三期，早期受到现代主义风潮的影响，如《男人与小刀》以他人经验为主；
中期进入乡土写实，如《锣》以台湾农村受到外来经济侵蚀而逐渐崩解为主题；
后期透过城市生活揭露外来经济渗透的灾难。②早在乡土文学论战之前，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期，黄春明和王祯和的许多脍炙人口的小说已经陆续发表，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台湾现实的思考。
本文所关切的是以黄春明、洪醒夫、王拓等为代表的乡土作家，在第三世界历经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之下，如何透过小说中的人物、动物（牲畜）表现对人地关系、自然景观变换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思索。笔者将以生态批评为解读门径，“主要便是观察小说中自然物或景观描述的隐涵意义，并从小说作者构造的文本时空中，诠释出其间所透显的人与自然互动关系。有时情节或人物并不直接涉及人与自然互动的关系，但却可能隐含对此一议题的‘态度”③。即在台湾乡土文学作品中，有诸多作品反映台湾乡村的环境变迁、农民对待自然/土地素朴的环境伦理以及由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可视为台湾乡土文学中重要的“环境证言”。
一、从土地劳作、牲畜养育产生的环境思考
黄春明的《青番公的故事》（1967）充分显示了乡土文学中的土地伦理以及作者对人地关系的思考。歪仔歪村遭逢百年难得一遇的大洪灾，耕地全被淹没，土地上铺上了厚厚的石头。青番公也在这场洪灾中人生经历重大变故，他的父母亲都罹难，仅剩他孤单一人。但是，歪仔歪村人凭着不屈服的意志，重拾对生活的信心，历经多年的奋斗终于勤勤恳恳把荒地开垦成良田。青番公希望孙儿阿明能承继他的田产，努力建设家园。
歪仔歪人把雄芦啼当作报信鸟，每当大小洪水要爆发之前，雄芦啼会在相思林啼叫，村民听到鸟叫声便可及时做好防洪准备。因此，他们也形成对自然万物的友善态度，绝不打鸟。当村民秋禾从山上抓来两只雄芦啼，没有放生而将其烤了吃掉，歪仔歪人因听不到洪水的警讯遭遇洪灾。从某种层面来说，这可以说是违反保育原则而导致的自然反扑。
那时候村子里的人在园里工作只要一挺身休息，就顺眼向大浊溪深坑一带的深山望去，要是在云霄上的尖顶（他们叫做大水帽），一连一个礼拜都被浓密的乌云笼罩着看不见的话，他们的心就惶恐起来，再看兰阳浊水溪水比往常更混浊而汹涌时，下游的人就开始准备搬东西了，这是歪仔歪人生存的经验。再等到深山里的雄芦啼连着几天，突然栖息在相思林哀啼，就开始将人员和畜生、货物疏开到清水沟丸丘上，又将横在屋檐下的竹筏放下来待用。尖顶的大水帽的失踪和雄芦啼突然的出现，是山洪爆发前几天的征兆，它的灵验性是绝对的，因此歪仔歪人才有信心生活在浊水溪的下游。④
这段话充分体现了歪仔歪人在长期生活中积累下来的生存智慧，他们懂得利用自然变化的特征判断洪灾是否到来。大水帽的浓密乌云、浊水溪的水流状况、雄芦啼的啼叫都成为判断的指标，被视为洪水爆发的前兆。值得注意的是，“洪水故事”是神话传说中常见的故事原型，不管是在台湾少数民族神话或是世界诸多民族的神话传说中，都有与此相关的记载，它象征着人类的家园/秩序在自然的冲击下不断毁逝与重建的过程。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在《野性的思维》中指出，大自然的神秘让人感到敬畏，于是人类联结生活经验从模拟自然中创造文化模式，因此，大自然的每一种动植物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图腾的产生就是对此的证明。⑤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图腾与禁忌》中也分析了从“物活”（Animatism）到宗教，进而到科学化的心理历程。他认为，原民将所有生物视为精灵，是將“理念的联系”视为“实在的联系”，借由想象去接近自然，并逐渐形成各种信仰与禁忌⑥。“洪水的到来”提醒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小说中关于雄芦啼叫则大水将至，这在中国传统的经典文化典籍也有提及。《山海经》有这样的记载：“有兽焉……，见则郡县大水”。《南山经》中言：“芦啼见，洪水至”。这种观点虽然不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实证，却指引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
小说中也充满农作的耕作智慧。青番公要阿明称稻草人为“兄弟”，因为在他看来麻雀是鬼灵精，如果大声说稻草人，麻雀会得知稻草人不是人，只是恫吓用的装饰。而当用牛来转动磨房时，要把牛的眼睛蒙起来，才不会使牛晕倒，这充分显示了农人对动物的了解与体恤，尊重动物的“灵性价值”，与自然/动物形成一套和谐共处、共生共荣的生存准则。另外，青番公在长期的劳作中也累积了宝贵的耕作经验，他懂得如何判断割稻的最佳时机。他告诉阿明，当金穗摇动的时候，“这就是我们长脚种的稻粒结实的消息。记住！以后听到稻穗这种沙声像骤然落下来的西北雨时，你算好了，再过一个礼拜就是割稻的时候”⑦。
这篇故事描述青番公年轻时水灾席卷村落的种种惊心动魄，当祖父惊觉大水降至，在这紧急的关头他不愿青番公协助自己逃生，而是嘱托青番公去猪圈放生猪牛鸡鸭。换言之，在老人的价值认知里，这些猪、牛、鸡、鸭的价值远超过经济利益，他们不仅是动物生灵，而是家庭成员的生命共同体。当洪灾过后，孑然一身的少年青番携手阿菊重建家园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养一头母猪。“小猪一窝一窝地生，田也一块一块地开垦起来了。所有的歪仔歪人都一样。”⑧即使后来洪水也曾再次侵扰这个地方，但歪仔歪村人凭着不屈服的意志、流不完的汗水，把田园从洪水中一次次抢夺回来并开辟成良田。“那时候要是不养母猪，恐怕也没有今天的生活，看它生了多少窝的小猪啊！”⑨当县里积极辅导农村副业时，已经可以安享晚年的青番公还是决定再养一头母猪。诚如范铭如指出，这些糅合着人畜作物的生活经验，形成了青番公对歪仔歪村共同体的想象认同，诉说的不仅是青番公成家立业的过程，也是整个农村发展的缩影。⑩当青番公问孙儿：“阿明你会种田吧？”或者当养猪从自觉的行为转变为需要县府拟定优惠政策大力扶植之时，黄春明在歌颂农民与土地共荣之际，已隐隐指向资本主义经济对农村的侵蚀和农村日益衰败的现实。
青番公代表的是人与自然搏斗不屈服的勇气，但这种搏斗是建立在生存所需，不是从唯发展论出发对自然的剥削与宰制。他代表的是传统农民通过土地耕作获得安身立命的所在，在长久的耕作劳动中，形成与自然生灵和谐共处的生活经验与智慧。在小说结尾，水鬼的故事一个个从青番公的嘴里脱口而出，这种敬天地、畏鬼神、与自然相契合的传统农夫的精神特质塑造了黄春明小说神秘的乡野自然经验，一种人、鬼神、自然紧密相连的乡土氛围：“因为神鬼本就是来自人间，而漫布于山川自然之中。至于那些为生存努力劳动的小人物构成了人间世，他们与自然与土地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而这一套生存的逻辑则来自先人依循天理（神鬼居于天地之中）运行所积累的传统。”11
农夫、农作经验、动物生灵代表的是传统乡村的主要构成，关乎的是“生活的、生计的、生命的人地关系及情感”12，黄春明以自己的乡村经验为这种“乡野村民的土地伦理观”做了很好的见证。与青番公对猪、芦啼、麻雀等动物的了解与体恤相似的是跛脚天助与牛的深厚情感。洪醒夫的《跛脚天助与他的牛》最主要的核心毋宁是传达在乡村逐渐凋敝的过程中，乡村小人物所面临的困顿与挫折、不公与苦难及其人间性、人情美，以其家道中落暗寓农村的破灭。小说中跛脚天助对牛的情感，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一般人对动物/畜牲的情感，将其视为家庭共同体的一员。
牛虽然很老了，当牛贩子以八千元准备购买跛脚的牛时，表面上是由于与他可接受的价格九千元相差一千元，所以无论如何他坚决不肯卖，于是牛贩子绝尘而去。“并不是一千不一千的问题”，而是人对牛的情感无法以“工具性价值”来衡量。一方面，牛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一贫如洗的天助家无恒产，完全靠拉牛车维持一家的生活；
另一方面，他与牛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老实说，天助那条牛，可真的不是好货色，瘦巴巴的一副干酸身子，一张老皱的皮面搭在骨架上，泛红的眼睛总是拖着两泡黄眼屎，看起来就有十分疲惫的味道。”13当“头家”要挖一个池塘，雇了牛车把挖起来的泥土运到河边去，天助与他的牛也一起参与其中。但是由于牛太老了，牛车轮子陷进土里越陷越深，牛全身发抖，最后轰然倒地，口吐白沫。当牛生病之时，天助每天去找草药熬汤给牛喝，但牛的病情仍不见好转，最终离开了。天助无限眷恋地守着牛尸，充满爱怜地抚摸着牛的头说：“赶快好起来，我不会带你去工作了，我们去玩，去喝两杯。”14这拟人化的口气，犹如父母亲表达对小孩的自责和忏悔，令人动容。而左邻右舍听闻这一死讯，也纷纷向他们表示哀悼：“仿佛所有的人都失神的停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宁静而无声”15，有如参加牛的葬礼般肃穆庄重。
洪醒夫这篇小说把天助与牛生死相依的情感写得特别感人，在某种层面上，它深刻反映了台湾农村对牛的感恩与敬意。牛，不仅是经济生产工具，也是家庭的命运共同体，它的生死已经关系到一家生计的维持。进一步来说，牛也凝结了乡村的人情与对土地的认同。如果从动物伦理的角度出发，这毋宁说是动物关怀的最高境界，将动物的生命与人视为一体，并发展出一种休戚与共的情感。这种对人畜作物的描写，可视为乡土文学中对动物/自然关怀的思考。
此外，王拓的《炸》（1972）讲述了渔民陈水盛因交不起小孩的学费，铤而走险去炸鱼，最后鱼没炸到，反而炸断了自己的手臂。从土地伦理的观点出发，“炸鱼”违反了冬季休渔的规定，破坏了海洋休养生息、恢复平衡的机能，最终遭到大自然无情的反扑。
纵观上述的例子，无论是黄春明、洪醒夫还是王拓，乡土文学的小说核心虽是在表现小人物（农渔民）的艰辛生活，但也充分体现了乡土作家扎根乡土产生的环境关怀，或通过观察自然累积丰富的耕作经验，或与牲畜/动物发展出休戚与共的情感，或违反海洋恢复平衡的自然机制而伤及自身的一种素朴的环境伦理思考。这些作家也许未必有生态理论的认知，但是现实问题倒逼他们树立了生态理念。台湾的自然生态文学尽管受到西方文学创作和生态思潮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而言是从台湾的现实环境中产生的。1960年代后期台湾“经济起飞”，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伴随着现代化产生的弊端，比如公害、环境污染。70年代的乡土文学思潮，其根本上就是对于“现代化”弊端的反思，自然书写也是在此一脉络下产生，是现代化反省运动的一部分。
二、土地之爱与地方感的凝聚
黄春明的《溺死一只老猫》（1967）讲述了79岁的阿盛伯为阻止“城仔人”在清泉村的龙目井旁修建游泳池而“殉难”的故事。在阿盛伯看来，清泉村之所以人杰地灵是因为龙目井的关系。如若在龙目井兴建游泳池会伤害地理景观，斩断村里的命脉。在过去某个台风天，曾发生有人将一捆稻草丢进井里，导致全村村民眼痛的神秘事件。“清泉的地理是一个龙头地，向街仔的那个出口，就是龙口，学校边的这口井就是龙目，所以叫龙目井，清泉的人从我们的祖公就受着这条龙的保护，我们才平平安安地生活下来。”16这些观念固然是源于中国传统地理风水的影响，但从另一角度也可视为环境保育意识的体现，是這一代老农（包括青番公）与自然相融为一体的结果，他们借助“风水”来达到古圣先哲所强调的“天人合一”的理念。于是，阿盛伯积极地展开反对行动，他在村民大会为阻止泳池兴建的真情发言获得了满堂彩，更增添了他的骄傲感和使命感。等泳池开始兴建时，他号召村里的年轻人共同来阻挡，却被警察局喝止、关押，于是年轻人无奈地退缩了。阿盛伯最后去寻求选举时和他握过手，口口声声拜托拜托，并声称若有困难帮他解决的陈县长的帮助，却碰了一鼻子灰。最后，万念俱灰的阿盛伯以倒瓶式的姿势脱光跳入泳池深水区，犹如一只“老猫”溺死了。当他出殡时，游泳池那边传来清泉孩童戏水的银铃般的笑声……
在这篇小说中，黄春明充分揭示了台湾乡村无可避免地卷入现代化开发的浪潮，现代资本借助“假民主”的村民大会与“政治机器”（警察、村委会人员的合谋），以强势之姿入侵弱势地区的无往不胜。阿盛伯以一己之力的抵抗当然是徒劳的，当村主委问阿盛伯：
“那么你为什么要这么激烈地反对呢？”
阿盛伯毫没有考虑地且骄傲地说：
“因为我爱这一块土地，和这上面的一切东西。”17
可以说这种“土地之爱”“乡土之爱”是以阿盛伯为代表的农村小人物的心声，这种土地之爱是根植于对本乡、本土的认同，即土地上的一切地志、地景的想象与认同。这也提醒我们，在乡土文学论战爆发之前作家已逐渐关注到文学与土地的关系。随着台湾经济的高速发展，现代化进程逐渐深入，人与土地关系逐渐疏离，科技/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宰制逐渐强化，也由此带来各种环境危机。
黄春明在《用脚读地理：我的小说札记与随想（一）》一文中，特别引用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之语谈论土地、乡土情怀与个人人格的关系：“一个人如果连他出生的家乡都不熟习，他就没有爱乡的情怀，一个人对土地没有情感的话，他成长之后人格会有毛病。”18可以说，黄春明的作品有一个共通的环境，即是小说到最后都和土地有很深的结合。《看海的日子》（1967）利用海洋与土地的二元对立观点，让白梅从海边渔村的娼寮回归从小生活的乡村/土地，虽然从小被卖作养女，但她一看到故乡的山路，即自然而然地想起那里有土地宫庙、梯田，小说中对乡村景观的描写与对土地的呼唤回应了70年代“回归现实”的浪潮，再现了土地生养的力量。
童庆瑜在对东港榕树河堤的研究中提及：“一条偶然形成的裂缝，让过去的历史给记录下来。于是，当地居民透过重新赋予一道水泥裂缝神圣的意义，并且连结上当地居民所信仰的大众爷庙保卫聚落的传说，不仅加强了当地丰富的地点感，同时也成为东港榕树河堤这个地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我们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溺死一只老猫》，可以发现龙目井对于阿盛伯的意义或许也是如此，其一、它是与乡村变迁紧密相关的重要地理景观；
其二、它承载着与此相关的乡野故事，具有丰富的历史感和“地点感”，凝结了地方认同；
其三、它与阿盛伯的情感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爷爷告诉他诸多与此相关的故事，可视为祖孙情感联结的纽带。
1978年洪醒夫的《吾土》获得第一届“中国时报小说奖”，这篇小说叙述了马水生为了给他的双亲治疗肺结核，无奈之下卖掉土地的故事。日据时期，那些土地在日本殖民当局的强制压迫下种植萞麻，以补充战争油料之不足。阿荣伯冒着生命危险在树林中心开垦土地，最后被“四脚仔”日本鬼发现，差点被打死，但是他忍辱负重，为了一家大小的生命和土地，向“四脚仔”下跪求饶，终于存活下来。战后，国民党政权实施“土地改革”，推行“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公地放领”等政策，他们一家经过辛苦开垦终于拥有十多甲的土地。当阿荣伯在媳妇间的争吵中听到儿子为了给他们两老治病，十多甲的土地都快卖完了，最后一甲地也即将脱手，他没有为儿子的孝行所感动，而是悲痛不已，用拐杖没命地、不分轻重地朝着水生打下去，边打边大声地哭，边骂：“不孝子，土地，你把土地，卖了了，十几甲，我，我们一锄头，一锄头，开垦的土地，卖了了……你阿爸为了土地，给四脚仔打到吐血，向四脚仔下跪，你，不孝……。”20最后，马水生的双亲在夜深人静之时，上吊自杀。死前他郑重其事、反复地告诫子孙：“土地是我们的，我们辛苦开垦的，那是我们的命，你们要勤恳，不管怎样，都要积钱再买回来。”21
1976年台湾文坛开始掀起乡土文学论战，虽然经过当局文艺大会的连续警告而退烧，在1979年美丽岛事件后正式落幕，但各种文学理念通过论战双方的阐释，乡土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在这里，土地的意义于焉确立。土地，不仅是一家人安身立命的所在，也承载着一代人辛苦开垦的共同情感记忆。阿荣伯将土地的价值视为超越个人生命的存在，确立了“土地”在乡土文学中的重要地位。这种对“土地”的认同，可以说是乡土文学对西化的、现代主义的无根与飘零的背离，它体现的是一种扎根乡土、憧憬未来的理想。
三、恶质的政治力与经济力对农村的侵蚀
在《甘庚伯的黄昏》（1971）中，甘庚伯的儿子阿兴由于去南洋参加战争受到刺激，光复回来发疯了，甘庚伯只得忍痛地将其禁锢在农地上，不让他逃跑。村民在傍晚经常可以听到他大声地喊着日本兵立正、稍息的声音，这篇小说控诉了战争给台湾人带来的挥之不去的梦魇。“疯癫，在乡土文学里常见的疾病用以隐喻某种畸零状态或对秩序的威胁，在此却暗示着日本人对台湾的殖民管束在这片土地上造成难以抹灭的伤害。”22即使是以“战争”为主题的反战小说，黄春明也蕴含着对土地生养力量的歌颂，对经济发展造成台湾乡村环境今昔变化的批判。
小说的开头，黄春明以白描的手法描写老庚伯在花生园辛苦除草的情形，虽然老农已经六十多岁，但整年都忙于除草、施肥、驱虫、翻土等各类农作，“也因为这些无法叫他停息的农事，使他不为其他事情伤感，并且在他那干枯了的脸上，也经常因收获、播种、发芽、开花、结实等等的一串生机的现象，逗得泛起笑纹来。”23土地是老庚伯的希望源泉，让他在劳作中得以忘却儿子的悲惨遭遇。甘庚伯的耕作也许无法延续，但大自然的厚生却给阿兴这样一个“脱序”的人一个休养生息的场所。当甘庚伯找到跑出去的阿兴，在牵着他走回家的路上，甘庚伯与孩童阿辉的对话清楚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导致乡村景觀改变及环境污染：
“阿辉，你在溪里捉过毛蟹吗？”
“没有！”小孩子停一下又说：“没见过。”
他们正在堤防间，干涸的溪埔上走。
“当然，这怎么会有？半滴水都没，哪来毛蟹影子！”老人家带几分慨叹说：“早前哪里是这样子！好几条溪水滚滚流。阿兴放学回来，经过这里，随便翻几个石头，回来就是一串大毛蟹。尤其是冬天，每一只毛蟹，壳一掀开，蟹黄满满的，每天吃得嘴箍黄黄，连屁股也漏出黄油来。真不了解，那么多的毛蟹都到哪里去了？”24
“那么多的毛蟹都到哪里去了？”（这个问题黄春明将在《放生》中作出解答）小说中清楚暗示时间是1971-1972年间，阿兴自光复后第二年（1946年）就这样，已经疯了二十五、六年，即这篇小说描写的是70年代的台湾乡村。70年代的台湾在此前的“美援”和随后的“跨国资本”的强势主导下，已逐渐从小农经济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型步入工商社会。当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对农村进行渗透，伴随而来的溪流污染导致毛蟹消失，孩童其乐融融地在溪里捉毛蟹，这种人与环境相融的和谐画面已成消逝的地景。
在1974年的《往事只能回味》里，黄春明提及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牵猪哥”相关的老人逐渐老去，相关的语汇、俗语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环境污染、核子战、能源危机等：“等我稍一定神，我才发现社会遽变的脚步，狠狠地把牵猪哥的老人踏到后头去了。那些跟牵猪哥有关的俗语、歇后语和谜语也离开了现在的生活。这些曾经让语言丰富，让语言生动的语汇，再过后也就没有人知道了。当然，今天自然会有今天的语汇产生，但是，目前除了制造许多怵目惊心的语汇，例如环境污染、核子战、能源危机等等之类的新名词之外，在我们生活的语言中，又为我们增加了几个生动的语汇？”25
如果说在前面所提及的黄春明小说中，土地伦理还仅仅是寄托在小说的人物和情节上，更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对农村的渗透使其逐渐走向凋敝，也蕴含了黄春明对乡土的浪漫乡愁。到了《放生》（1987），环境议题几乎可说是整部小说的主旨，也体现了黄春明创作更加鲜明的社会意识。
《放生》讲述大坑罟兴建化工厂和水泥厂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位于出海口的溪流下游被工业废水污染，导致渔获减少，鱼类出现毒素堆积，给当地人的生计和健康带来严重的冲击，很多人被迫离乡到外地谋生。金足与尾仔的儿子林文通为了反抗工厂带来的污染，与检测人员发生严重冲突，最后进入监狱。前行研究中对于《放生》的讨论通常将它置于黄春明的“老人系列”的创作中，小说确实体现了孤守乡村的老年夫妇热切祈盼儿子归家的心情，以及老夫妻之间微妙的情爱，但鲜明的环境意识更不容忽视：“工厂设立了。那开始让村人看来象征着他们步入现代化的烟囱，夜以继日地喷出浓浓黑烟，覆被五六公里方圆。几年以后，农民才发现农作的嫩芽和幼苗的枯萎，和烟尘有绝对的关系。同时发现身边的溪流，和饮用的井水都有一股难闻的怪味。村里的年轻人没几个到工厂上班不打紧，污染的时间一拖，问题越来越严重。过去不曾有过的，说不上病名的皮肤病在村子蔓延，有几个壮年不该死的时候死了。这么一来，有些根本和工厂无关的事情，也都记在工厂的账上去了。”26
“化工厂和水泥厂所冒出来的浓烟，遮去了头顶上的青天。该有的阳光落在防波堤外的沙滩，和太平洋的波浪间，在那里闪烁跳跃。”27严重的空污，使得“十多年来连帝君庙里的红关公都变成黑张飞了”28，工厂的到来使溪水变成毒水，泥鳅、田螺、三斑、水龟仔、蛤仔等水里的活物统统消失。原本居住在大坑罟的两百多户居民靠出海口一带的鱼苗维生，但工厂打破了乡村原本平静和谐的生活，鱼苗被工厂废水毒死，少数没被毒死的鱼苗中毒之后失去健康，在鱼苗市场也处于冷门甚或无人问津。至于农作，上游水泥厂的采土破坏了水土保持，导致大部分耕地在波蜜拉台风带来的洪水冲刷下流失惨重。工厂排放的黑水使当地居民身上的伤口溃烂。在这种情境下，一百多户人离开大坑罟，女孩远嫁他乡，男孩很难娶到外地的女孩，至于无法改行的都挤到新竹南寮的漁村，还是以捞鱼苗维生，但这造成南寮渔民收入下降，引发南寮人对大坑罟人的极力排斥，乃至于发生械斗，甚至有大坑罟的人因械斗而死。
以文通为代表的年轻人归结出导致大坑罟处于弱势处境的最主要原因是工厂带来的污染，应该去找化工厂据理力争，维护在地居民的正当权益。但是代表公权力的检测人员与工厂沆瀣一气，在接受工厂的招待后他们将毒水换成自来水，于是文通出于环境的正义以及被检测人员侮辱的义愤，将检测人员的眼睛打伤，因重伤害和妨碍公务等罪被判入狱。这种对农村环境的侵蚀是以恶质的政治力和经济力支持为后盾，黄春明将矛头指向资本（财团）与政治人物的合谋，以及背后政党的支持。当初，国民党候选人“姓杨的”在选举时是这样说的：
宜兰县为什么会穷？因为我们代代都是拿锄头种田的。在兰阳平原里又为什么我们最贫穷？因为我们农不农，山不山，渔不渔。所以本乡的年轻人都往外跑，到外地讨生活！……
罗东镇为什么比较有钱？因为他有四结中兴纸厂、肥料厂、被服厂、制材所各种各样大小的工厂很多。工厂使多少人有固定的收入，养多少人的家庭，使多少人的子弟有机会念书读大学。……29
这种论调将乡村发展归结为工厂林立带来的富裕，并塑造出对未来远景的美好想象，使“姓杨的”当选。但当“现代化的烟囱”给村民的生计和健康带来各种冲击之时，村民要求工厂迁走，村干事却以“戒严法戡乱时期条款”扰乱公共秩序等种种罪行为由恐吓大家。当“姓杨的”退休后竟然成为化学公司的高级主管，村民才终于明白这是一出事先谋划好的骗局。在小说中，黄春明将“国民党”称为“金光党”，讽刺国民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这种“经济至上主义”的思维对台湾底层百姓造成了直接伤害。
《放生》深刻地控诉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对乡村环境的剥削和宰制，除了关注环境污染，也指出诸多其他的环境问题，如未经合理评估引进的外来种会造成生态失衡、农药滥用会殃及无辜生命：“才撒了稻热丹毒杀金宝螺的水田，一只中了毒的黄鹭，被半跑来着的阿尾，惊吓得逃离田埂，摇摇晃晃地直往刚插好秧的田中央拍越奔跑。”30
金宝螺又称“夭寿螺”或“福寿螺”，属于水生杂食性螺类，原产于南美洲阿根廷。1979年，台人私自引进台湾养殖并作为料理食材，但因其肉质松软、风味欠佳，养殖业者求售无门，遂纷纷弃养。金宝螺繁殖力强，每年可产约4500个卵，在一般沟渠中缺乏天敌，且能适应台湾的农业生态环境，遂在全台各地溪流、沟渠及池塘等水系大肆蔓延。1982年二期稻作插秧期间，在高屏地区发现金宝螺对刚栽植水稻秧苗以及多种水生作物产生重大的危害，目前金宝螺已成为台湾水生经济栽培作物最主要的有害生物。31农田、金宝螺、田车仔、农夫是一个微小的生态体系，彼此息息相关。金宝螺的不当引进对台湾的农田生态造成重大冲击，由此引发农药滥用，也毒害了以农田为生的田车仔（黄鹭）。
田车仔在小说中不仅是父子二人的联结纽带，也是环境污染的表征。小时候文通有一次央求父亲尾仔给他抓田车仔，哭得很厉害，但恰逢家里的母猪难产，他的哭闹引起父亲的不悦，父亲失手把他的肩胛拉脱臼了，并对此一直深感愧疚，答应一定要抓一只田车仔给他，但遗憾的是那一阵子无论如何都抓不到。田车仔是整篇小说的一个精神内核，可以理解成父亲想弥补达成儿子的童年心愿。小说结尾，那只因农药中毒的田车仔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逐渐恢复元气，在文通归家之前，父亲将其放生，这“放生”情节的安排，不仅代表自然的重生、环境意识的觉醒，也隐含了人出狱后的再出发。
《放生》创作于1987年，在此前1986年11月6日，王永庆宣布准备在宜兰县投资四百亿元设立轻油裂解厂，引发强烈的民意反弹。时任县长陈定南也公开反“六轻”，并与台塑创办人王永庆展开激烈的电视辩论。宜兰县民间团体和县府经过历时5年两阶段与财团、执政当局的各种抗议、冲突和折冲，1991年6月“行政院”核定六轻设于云林离岛工业区，宜兰反六轻取得最终的胜利。笔者认为，这篇小说可以视为黄春明以小说为武器，为轰轰烈烈的“反六轻运动”声援，表达反“六轻”的坚决态度。小说的发生地也是在宜兰，化工厂的兴建没有带来所谓的富裕和更多的工作机会，却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对居民的健康和生计造成重大的威胁，使得在地居民被迫背井离乡、在地有为的理想青年锒铛入狱。
从这个层面来看，《放生》是一篇严肃的环境议题小说，它以强烈的社会意识介入现实。以林文通为代表的青年奋起抗争，与代表公权力的检测人员发生激烈的暴力冲突，并因此获刑，它反映了七八十年代台湾的“反公害自力救济运动”的局限，即80年代初期的环境运动，不是出于生态保育理念自觉地保护家园的主动行为，而是遭受严重的污染与公害后所采取的被动抗争。他们往往在投诉无门之时，群起自力救济，并常常出现集体陈情、挡路/围堵、破坏设备、组织自卫队等行动与财团或当局对抗。萧新煌对80年代的自力救济的研究指出，从1981年至1987年发生的108件自力救济事件中，使用围堵或其他集体暴力行为等抗争手段就有27件。32
在文通坐牢即将归来之时，邻人田婴来家里告诉阿尾一个所谓的好消息，即当局要将出水口沿岸到稻田这边，全部归入鸟类保护区：
“就是说到了冬天，水鸭金翅仔、天鹅那些鸟飞来的时候，我们不能捉。”“很少了。要抓都不容易。去年张了三张网，网到几只金翅仔也抵不过网子的钱。”
阿尾说：“自从工厂设到这里来，溪水变毒水之后，什么鸟都不来了，还提什么水鸭。”
“现在不会了。候鸟保护区设立以后，工厂就不能排放毒水。这不是好消息？”
田婴长叹了一下说：“在大坑罟这个地方，做一只鸟比做一个人有价值啊。”33
兰阳溪口由于优越的自然环境成为众多水鸟的栖居地。1980年代台湾赏鸟风潮逐渐兴起后，兰阳是众多赏鸟者聚集的地方。在民众保育意识的推动下，1996年“兰阳溪口水鸟保护区”正式成立。文通因为工厂放毒水去暴力抗争，才坐牢好几年，由于环境保育意识高涨，等他出狱之时，他所在乎的、愤愤不平的、以个人行动为家乡的环境维护所做的抗争，却抵不过“鸟的价值”。上述的对话已经充分揭示了公民环境意识的觉醒，使得当局不能再一意孤行地只重視开发，而忽视保育。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只有广大民众的环境意识觉醒给傲慢的行政当局压力，形成自下而上的改变，才有改变的可能。
整体观之，黄春明是具有鲜明环境意识的小说家，在早期的现代主义时期创作的《没有头的胡蜂》中，他从一只没有头的胡蜂勇斗蚂蚁的行为思考动物的权利和价值，并批评人类的自大：“我明白了，你们所谓的猩猩就是指只能吃吃香蕉的猩猩。其实啊，你们也吃香蕉，但是你们吃香蕉连那种你们所谓的吃香蕉的猩猩都吃不过它咧。人类的自傲，即是人类的悲哀。”34在行动上，黄春明也公开反对“雪山隧道”，在他看来雪山隧道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犹如埋下了一枚核子定时炸弹，见到龟山岛时的悸动，绝非通过隧道公路的快活经验所能比较，因而他坚持要九拐十八弯地回到宜兰。351986年，黄春明受邀访问琉球的文艺界，此时正值日本的航空公司争取在石垣岛填海铺设飞机跑道，NHK记者访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特地潜水下海，看到“美得令人词穷的珊瑚礁”而深受感动。他表示，他不是日本人，无权表达意见。但是以地球村的观念来看，他是一位地球公民，因此他用力地对着镜头说：不应该。36
诚如黄春明所言：“世界这个大环境，本来就是一个复合体；
生态的自然环境、人的本位主义的环境，或是人与万物共存的伦理环境也一样，本来就是生动而丰富的有机复合体，是多元的，有种种可能性的。”37黄春明作品充分表达了乡土作家对土地伦理的思考，这些环境伦理关怀可以说为80年代自然书写的兴起铺了前路，一方面反映了乡村在迈向都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走向消亡和凋敝；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人地关系的思考、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以及对古圣先哲所主张的“天人合一”的实践，在现今社会发展中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代末陈映真开始书写充满意识形态批判的“华盛顿大楼”系列，批判帝国主义以经济渗透的方式对台湾政经局势进行操弄和控制。与《放生》中的“田车仔”意象相对应的是陈映真创作的《云》（1980）中的“云”和“雨”。换言之，同时被视为乡土文学作家的黄春明、陈映真在80年代都关注到“环境主义”的议题，只不过一个关注的重心转向老人关怀，一个转向跨国经济。
《云》虽然是以工会抗争、争取工人的正当权益为主轴，陈映真有意透过一个现代化青年知识分子张维杰，探索帝国与第三世界的社会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一种初萌的环境主义是《云》展现的新关怀，但这个新鲜的视角却在之后的小说创作中消失。其实并没有消失，只是以报导文学的方式在《人间》杂志中呈现。陈映真自认为《云》打破了“族群”或是“性别”的“社会学模式”，最重要的是人与土地的劳动关系浮现出来，产生了一种鲜明对比：虚无倦怠的有产者相对于自强不息的劳动者。38
透过女性工友小文的笔，深刻体现了陈映真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思考：
我还想到屋后的一片竹林，在秋风的吹拂中，发出好像几百件衣裙相摩擦的声音。在夏天的清晨，叽叽喳喳的饶舌声把我叫醒的上百只麻雀，就是栖息在这丛竹林里。我的房间，开着一个窗口，流进来几乎带着绿色的晨光，也是太阳透过这丛竹子，照进来的。照着我的宽大的、因岁月而发亮的木榻。39
这段对田园乡村的美好礼赞，反映了1970年代台湾在工业化发展中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环境污染。当小文和她大嫂轮流抱着娃在五月初的天空下，漫步于“明亮、透明，照着两边的蔗田里随着风舞动着的蔗叶”40的乡间小路时，前行的狗对着圳沟，又跳又吠，原来是“圳沟里飘着几片银白色的鱼的尸体”，当她从大哥口中得知那是上游两边盖的工厂流出毒水毒死的，于是在日记中写下：
我仿佛看见几百，上千的死鱼，翻着苍白的肚皮，漂浮在水面上，忽然地想到，中坜那么多工厂，流出去的水，都到哪里了？
使得隐密地、友爱地、安静地生活在下嵌溪中的那么多的鱼，一下子窒息死去的人类，多么令人讨厌！41
在《云》这部小说中，“云”和“鱼”具有特殊的意涵，陈映真透过纯真的小文，透露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双重批判。诚如赵刚指出，云代表的是一种希望，鱼代表的则是大地正在遭受苦难的表征。从“云”，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人间体制（哪怕是工会运动成功之后），必须要找到一种超越此时此地的价值、希望与信念，借之衡量现状并鼓舞自身，这是要人们“往上看”或“回头看”。从“鱼”，我们应该对我们所驻足与生活其上的大地怀抱虔敬感，倾听它的欢声与悲鸣。42这两个意象一上一下的双重象征，既展现了陈映真对社会主义的追寻（云），也表达出对大地的爱敬、环境的关怀。
四、结语
詹明信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里指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处于与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的搏斗或者反抗，这些行为本身反映了第三世界受到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或一般所说的“现代化”的渗透，因此并不能被视为人类学上所说的独立的或自主的文化。此外，他又指出，第三世界的文学作品都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它们都是“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ies），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出有关第三世界的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种种问题。43
詹明信所说的“现代性断裂”恰好印证了乡土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种种问题，即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乡村被卷入都市化的浪潮，导致环境污染、城乡冲突以及乡土环境伦理观的断裂。“黄春明是以他百分之百的温情主义去克服乡土社会面对工业文明的冲击所产生的种种困难和痛苦。”44
自战后初期钟理和的《笠山农场》始，到1960年代以降被归类为乡土作家的黄春明、陈映真、洪醒夫、王拓等，他们的作品在在体现了素民的环境伦理关怀，透过乡间小人物的悲欢喜乐表达了乡村在现代化、工业化、资本主义冲击下的环境倾颓、今昔的环境变迁，乃至人与动物/自然命运共同体的情感。这些乡土自然伦理观是长期根植于土地自然而然形成的，他们或通过自然景观的变化表达政治批判，或通过人地关系的探索肯定小人物的“民间生态智慧”，反映了现代化对乡村的渗透。但如果把它放在环境运动的脉络来看，这种对人地关系的思考为自然生态文学/生态批评论述提供了另类的思想资源，一种可亲的、从土地和社会生发出来的素民思考。
必要指出的是，从钟理和到黄春明，乡土中的自然寓意有显著的不同。战后初期的钟理和通过地景的变化批评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的剥削和宰制，借由自然景观的改造来寻找压迫的原因45；
而六七十年代以黄春明为代表的市镇小知识分子，由于现代化的发展乡土日益消亡，借由乡村环境的今昔变化来拥抱即将逝去的乡土，批评资本主义经济对农村面貌的改造，以及工厂带来的各种环境污染，更多是出于一种寻根怀旧的心态。不同世代作家笔下的自然寓意有所差别，林瑞明在论及黄春明的观点可作为印证：“做为小说家的黄春明，带着他对故乡人的温情眷恋眼看着社会变迁过程步步进逼，必然有感。他选择做的，就是记录这种过程，而非描绘过程背后那巨大的机制和‘帝国主义主使者的阴谋。”46二者所区分出来的，正是作家面对自然变化的两种思考方式。
1970年代以降臺湾乡土文学对人与土地/自然关系的思考主要着眼于底层阶级（渔民、农民、劳工）为解决生计问题与大自然的惨烈斗争，80年代之后出现的自然书写更多是从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的反思出发。这种对于土地伦理思考的差异，主要归因于现代化发展的程度不同，当现代化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解决温饱成为底层人民的紧迫问题。到了80年代，台湾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严重的环境破坏，环境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公民力量迅速崛起，民众回过头来关心脚下的土地和环境，70年代这种扎根乡土所形成的环境伦理，为80年代自然书写和环境运动提供了一种另类的思想资源。
① 肖成：《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台北：人间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3页。
② 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高雄：文学界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
③ 吴明益：《环境倾圮与美的废弃——重诠宋泽莱〈打牛湳村〉到〈废墟台湾〉呈现的环境伦理观》，《以书写解放自然：自然之心——从自然书写到生态批评》BOOK3，新北：夏日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页。
④⑦⑧⑨ 黄春明：《黄春明作品集1·看海的日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第80页，第92页，第100页。
⑤ [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82页。
⑥ [奥地利]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4-123页。
⑩22 范铭如：《七○年代乡土小说的“土”生土长》，《文学地理：台湾小说的空间阅读》，台北：麦田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页，第163页。
11 陳建忠：《神秘经验的启示与乡土伦理的复归——论黄春明小说中的人间、神鬼与自然》，《台湾文学研究学报》2008年第7期。
12 陈玉峰：《从主体文化谈土地伦理》，《生态台湾》2004年第3期。
131415 洪醒夫：《黑面庆仔》，台北：尔雅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第89页，第90页。
1617 黄春明：《黄春明作品集3·莎哟娜啦·再见》，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页，第183页。
18 黄春明：《用脚读地理：我的小说札记与随想（一）》，《联合报·副刊》，1999年3月18日。
19 童庆瑜：《去榕仔脚荡袋子——一个关于宜兰东港榕树河堤的研究》，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96年，第24页。
2021 洪醒夫：《洪醒夫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第64页。
2324 黄春明：《黄春明作品集2·儿子的大玩偶》，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页，第190-191页。
25 黄春明：《黄春明作品集6·等待一朵花的名字》，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262728293033 黄春明：《黄春明作品集4·放生》，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02页，第79页，第80页，第99页，第85页，第120页。
31 邱安隆、廖君达：《稻田福寿螺整合性防治》，《农政与农情》2012年第241期。
32 萧新煌：《七○年代反污染自立救济等结构和过程分析》，台北：圆神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
34 黄春明：《黄春明作品集5·没有时刻的月台》，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
353637 黄春明：《黄春明作品集7·九拐十八弯》，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第44-45页，第136页。
38 陈映真：《试论陈映真：〈第一件差事〉、〈将军族〉自序》，《鞭子和提灯：陈映真作品集9》，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394041 陈映真：《陈映真全集4》，台北：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133-134页，第162页，第163页。
42 赵刚：《从仰望圣城到复归民众：陈映真小说〈云〉里的知识分子学习之路》，《台湾文学研究季刊》2011年第84期。
43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23-447页。
44 吕正惠：《黄春明的困境——乡下人到城市以后怎么办？》，《战后台湾文学经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84页。
45 赖清波：《地景、生态与宰制性社会——钟理和的〈笠山农场〉再考察》，《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
46 林瑞明：《目的与手段之别：试论黄春明与陈映真》，《成功大学历史学报》1999年第25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Abstract：
Since the 1960s， Chunming Huang， Chen Yingzhen， Hung Hsing-fu and Wang Tuoh， categorized as Taiwan nativist writers， in their work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land/nature， have focused their thoughts on how the lower social stratum of people （fishermen， peasants and labourers） struggle hard to resolve the issues of their livelihood and nature， expressing through the sadness or happiness of the small characters in the rural areas the ruins， environmental changes of the past and today， and the sentiments of people with the commonwealth of animals and nature that villages experienced under the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capitalism， reflecting the environmental and ethical concerns of the common people. If we place nativist literature in the veins of environmental movement， the thought on the people-land relationship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resource of thinking on natural ecological literature/ecological critical statement， a thinking that is endearing and that comes from the land and the society.
Keywords：
Taiwan nativist literature， environmental ethics， people-land relationship， ec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