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振亚
2022年11月30日的《波士顿评论》网站上，刊载了阿卜杜马里克·西蒙的文章，题为《即兴发挥的城市未来》。
随着多年来去殖民斗争、第三世界团结运动以及对社会现象更为全球性的分析，一种“南方转向”正在城市研究领域发生：一方面，关于“全球南方”之本体论或地缘独特性的问题依然重要；
另一方面，城市研究中一些遭到忽视的面向也正在引起人们的注意。
如果“北方”城市的特征是系统性调节、治理机器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设计，那么“南方”城市的特点则在于，当缺乏“北方”城市的上述特点时，它们是如何借助别样的城市关系显露出活力的。
“南方”的城市生活研究追问的，是怎样能使大家活下去。那里的城市生活，经常要暴露在各种各样的街头抢劫之中，或是沦为半吊子政策的实验品，且被剥夺了明智地治理日益增长之民众的物质和机构性资源，因此，那里的生活也经常取决于各种大相径庭的观看和体验方式的鱼龙混杂——街道可以成为商业的、节庆的、掠食的空间；
市场可以成为非正式的大学，或者表演的排练场；
家内空间可以成为路过者的小站、集体厨房和提供特定服务或信息的专长中心；
无人看管的书报摊也可以成为社会交换的神经中枢、督促孩子完成家庭作业的岗哨、小商贩的聚集点，或者帮人捎口信的所在；
教堂或清真寺则可以聚集三教九流，然后借助工会、妇女小组、储蓄俱乐部或娱乐中心将其连接起来。那里的每一个地方，都代表一个十字路口，在那里，你可以遇到背景不同、从属各异的各色人等。
西蒙以他多年来对“全球南方”城市的观察为基礎，指出，纵观全球世界，大多数城市的经济价值都以对社会经验的消费为中心：城市将其命运寄托在它们能够给出的身份认同、事件和潮流的种类中。而诸多“南方”城市的民众经济则试图借助临时市场、社群纽带和集聚而构筑关联，以为信息交换、规划和连接服务。不仅如此，它还要促进互助：家人可能会让亲戚朋友到家里住；
邻居或大家庭可能会一起做饭，或者分享资源、收入、物资；
临时的商业协会或贸易小组可能会集中使用资源和影响力，以获取补给、开拓市场；
宗教机构、地方权威、小商小贩、保健中心或居委会可能会密切合作、互通有无。
西蒙认为，“南方”城市这种将城市视为“实验性聚集之场所”的尝试，尤其敦促我们从“南方”的视角去重新理解城市知识和城市生活——尽管居住环境复杂、生活艰辛，但那里仍然提供了使得人们互相敞开（而非只顾自己）以寻求新的理念和团结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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