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玄论战”：百年再反思

冯超 王骏

对科学自身的不断反思，是“科玄论战”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财富。反思科学，就要重新审视科学，进而以一种理性平和的方式理解科学，消除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极端对立，让科学复归本位。这不仅是这样一个觉醒年代对科学自身应有的反思，也是百年后再回顾这场论战时，带给我们的重要思想启示。

1923年，中国思想文化界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又称“科玄论战”），回眸百年岁月，中国社会虽历经深刻的社会转型和文化重构，但论战所牵涉的诸多议题，对于今日中国，仍有启蒙意义。

科学与中西文明

近代科学诞生以来，它不仅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方式，更推动了技术的进步，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深刻变革，也使得古老的东方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发生了碰撞。

一战后，被中国社会奉为圭臬的近代科学，在西方世界却成了备受争议的对象。中国知识分子们在“科学与人生观”“科学与中西文明”等问题上已经流露出不同的立场倾向，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万能”论：“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急剧变迁，内部生活随而动摇……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1]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题为《人生观》的演讲，认为“盖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返求之于己……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2]4月，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指责“玄学的鬼”，已经附在张君劢身上，[3]他指出，“我们所谓科学方法，不外将世界上的事实分起类来，求他们的秩序。”[4]此后，随着双方论辩的扩大，张君劢为首的“玄学派”阵营与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阵营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玄学派”认为科学无法运用到人生观之中去，科学受因果律支配，而人生观则是意志自由的；
而“科学派”则宣扬科学方法的普遍性与万能，主张科学能够解决人生观问题，并努力以科学取代玄学。

显然，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旗下，在反传统的批判思潮下，在倡导科学理性、塑造现代国民性的启蒙意识下，“科学派”更能唤起中国社会的共鸣与期盼。如胡适言：“反动哲学家平素饱享了科学的滋味，就像富贵人家吃厌了鱼肉，常想尝尝咸菜、豆腐的风味。光熖万丈的科学决不是几个玄学鬼摇撼得动的。”[5]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科学主义的思潮也开始在中国社会流行。

启蒙语境与中国的科学主义

欧洲启蒙运动中，“理性”与“科学”成为批判旧世界的有力武器，但其潜在的后果是，只将科学作为批判武器，却未能在更深的层次上思考何为科学。康德看到了此问题的迫切性，因而提出有必要对人类理性进行批判，为科学自身的正当性问题重新辩护。在康德看来，现象世界中，科学的规律支配着个体的行为；
本体世界中，人的行为则受制于自由法则。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的截然二分似乎可以解释“科玄论战”的核心议题：一方面，在现象世界中，科学占据主导地位，形而上学问题不在范围之内；
另一方面，在本体世界中，科学又无法僭越形而上（玄学）的世界。

就中国情境而言，进入20世纪后，科学启蒙成为中国社会“救亡图存”努力的基本逻辑，深刻影响着新思潮的兴起与社会变革。正是受到特定的历史因素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对科学的推崇自然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最大共识，科学主义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贯穿于20世纪以来的整个中国社会之中，并且使得中国社会对科学的态度显然比西方世界更温和。正如郭颖颐所言：“就科学的全面应用来说，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种种条件是令人沮丧的，但却激发了思想界对科学的赞赏。”[6]由此，科学主义构成了中国社会艰难地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底色，这看似是一种便捷之路，起码在思想领域迅速走完了西方世界形塑现代性的历程，实现了一种形式上的启蒙。但，对于科学本身的反思，仍然是缺乏的，因而，中国的科学启蒙之旅，并未完成。

走向统一的科学与人文

二战后，科学实现了由“小科学”向“大科学”的转变，由此，布朗克提倡的“纯科学”成为泡影，波兰尼推崇的“科学自治”也变成乌托邦。“纯粹的”科学已不复存在，而是科学与技术、社会政策、创新管理等紧密结合。这已经充分显明了科学的价值负载，科学之目标，不仅与科学家满足好奇心、突破认知边界有关，还关系人类社会的福祉和利益。

伴随着20世纪以来科学的迅猛发展，科学的社会文化形象也在急剧变化和重新被形塑。与其说，这是一场科学的“文化危机”，不如说，是对于何为科学所进行的深刻反思，还远远不够。回到中国情境，“科玄论战”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了，但，我们的思考甚至问题意识本身，都还没有超越前人。百年前，中国思想者们在面对什么，思考什么，困惑什么，今天，我们似乎仍然在面对同样的问题，仍然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如：何为科学，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启蒙与中国的国民性改造、学术建设与现实关怀，等等。所以说，这场论战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再评价百年前的这场论战时，对科学本身的理解，也正实现由“异化”到“异化的复归”的深刻转变，科学和人文也会从断裂中走向沟通，进而在沟通中实现互补。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在反思科学的基础上，深入思考“科学”与“人文”缓和对立甚至实现互补的可能性条件。这是我们在启蒙之路上未竟的使命。当然这并不是说，科学与人生观等价，或是说，二者的差异性已被彻底消解，而是指论战之后的百年时间里，启蒙语境下的时代背影已经逐渐散去，我们可以将“重返理性”作为思考尺度，来理解科学与人文之对话。如当年张东荪所期盼“科学与人文之互补论”，主张科学和形而上学各有其独特的功能，科学求知，形而上学锤炼人格，二者虽不能相互抵消，却可以实现互补。[7]

众所周知，科学精神的重要表征是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求真、求证和理智，而人文精神则强调求善、是对人的价值以及本质的思考。人作为主体，在现实的境遇与实践活动中，会受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这两股力量的影响，个体的内在生命世界就是由这两种精神力量塑造而成的。就具体的科学研究活动而言，科学家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整理，以理性化的方式进行归纳概括总结，进而以逻辑化的方式创生出科学理论，这是科学理论的创生过程，其间科学家会受情感因素、心理活动、个人信念等影响。因此，科学家内在生命体验与内心文化世界的塑造，也同样需要注入人文精神，沒有人文精神的平衡，科学就很容易走向“异化”。但若只谈人文精神，对科学精神避之不谈，亦不可取。如果脱离科学精神来谈人文精神的弘扬，又会势必走向非理性主义。因此，真正的科学精神，是高度充满人文关怀的；
而真正的人文精神，是崇尚理性、去魅归真的。

我们期盼求真的科学精神与求善的人文精神能够在必要的张力与碰撞中消解对立、激发共鸣，最终统一于个体的内在生命体验和外在实践中。对科学自身的不断反思，是“科玄论战”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财富。反思科学，就要重新审视科学，进而以一种理性平和的方式理解科学，消除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极端对立，让科学复归本位。这不仅是这样一个觉醒年代对科学自身应有的反思，也是百年后再回顾这场论战时，带给我们的重要思想启示。我们无法超越前人的苦苦思考和孜孜探索。无论怎样，人类的那些必修课，谁也无法越过，该补修则补修，该重修则重修。

再反思之后，我们是，从当下再出发，还是，再回首，回到原点，重新出发？从哪里出发？向着哪里出发？如何出发？ 我们是否需要重新思考、寻找人类科学文明的历史，而不仅仅是西方文明的历史？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回到自己的出发点，立足世界看中国，而不仅仅是立足中国看世界？

毕竟，启蒙尚未完成，吾等仍需努力！

注释：

[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8页。

[2]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黄山书社，1997年，第31、36页。

[3]同[2]，第39页。

[4]同[2]，第40页。

[5]胡适：《胡适文存》卷三，外文出版社，2013年，第73、138页。

[6]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页。

[7]张东荪：《思想与社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0页、233页。

（冯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王骏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马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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