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身都是聪明”，语言天才周恩来

田亮

“斗争艺术很高超”

在革命生涯里，周恩来面对过很多敌人，日本人、国民党，甚至是党内的分裂者。每一次短兵相接，都包藏着极大的风险。

1928年5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化装成一对商人夫妇，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几名驻扎在大连的日本水警上来盘问。

“你是做什么的？”警察问。

“做古玩生意的。”周恩来答道。实际上，他和邓颖超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

“做生意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

“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

“你们要到哪里去？”

“去吉林。”

“到东北干什么？”

“去看舅舅。”

这几个人还是不太放心，把周恩来带到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周恩来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周恩来镇定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

经过这么一番盘查，日本警察仍没有消除怀疑，在他们乘火车到长春途中，派便衣跟踪，就坐在他们对面。周邓二人跟他们聊了几句，就识破了他们的身份。

在长春站下车时，一个日本便衣递名片给周恩来。周恩来应当立即回名片。可他没有。他假装找名片。“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说着便要去取。对方见他如此从容，只好说：“不必，不必了。”甩掉盯梢，周邓二人终于平安越过国境，到达莫斯科，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党的六大。

1943年7月初，驻扎西安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胡宗南接到蒋介石密令：闪击延安。此时周恩来和邓颖超从重庆回延安，路过西安。胡宗南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提出宴请老师周恩来，背地却又下令：对周以师礼相待，多敬酒，最好把他灌醉，再做图谋。

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把消息传递给了周恩来，让他提防。

宴会开始后，时任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的王超凡致欢迎词：“请在座的黄埔同学敬周先生三杯酒。”并说：“这第一杯，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周恩来笑道：“我作为共产党员，愿意为领导抗战的蒋委员长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员吧？也请各位为毛泽东**的健康干杯！”

胡宗南、王超凡等人愣住了。周恩来见状接着说：“看来各位有难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酒还是免了罢。”这样，他和胡宗南谈起话来。

胡宗南又示意王超凡安排国民党将领的夫人们敬酒，其中一人领头道：“周先生，我们虽然未进过黄埔军校，但都知道周先生在军校当政治部主任时曾倡导过黄埔精神。今天，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敬周先生一杯！”

周恩来打趣道：“各位夫人都很漂亮，这位夫人的话说得更漂亮。我想问问大家的是，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说得最好，我就同她干杯。”

夫人们也愣住了。胡宗南只好打圆场：“今天我们只叙旧谊，不谈政治。”说着说着，国民党一众将领又以黄埔学生名义挨个敬酒，周恩来立即拿胡宗南的“不谈政治”顶了回去，还和他们一一握手，询问他们的姓名、职务、黄埔几期的。他们回座时，一个个竟还挺高兴。

多年后，熊向暉回忆道，如果抛开不同的政治见解，当天的所有人，包括胡宗南都被周恩来的言行举止所折服。一场图谋，被周恩来消弭于无形。

“中国总理是雄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政务院（1954年改名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外交舞台上，周恩来灵活机动的本领更加高超。

1960年4月19日，周恩来离开缅甸首都仰光，到达印度新德里，开启访问印度之行。此行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讨论边界问题。行前，缅甸总理吴努对他说，你去印度，“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周恩来答道：“为了国事，任何地方也可以去。”

这次访问火药味十足。印度方面提出一个挑衅性的问题：“西藏是什么时候成为中国领土的？”周恩来答道：“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讲，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印方人员说：“时间太短了。”周恩来巧妙地回击道，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了，如果这都短的话，那么美国建国到现在还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就不成为一个国家了？这显然是荒谬的。印方被驳得哑口无言，会谈席上的一名印度官员沮丧地说：“中国总理是雄辩的。”

离开印度之后，周恩来接着访问了尼泊尔。在与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会谈时，周恩来也谈到了边界问题，特别是珠穆朗玛峰的归属问题。柯伊拉腊主张：“北边的山坡属于中国，南边的山坡属于尼泊尔，边界线划在山顶上。就我来说，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解决问题的，但是，我需要时间来教育人民。”周恩来同意对方提出的解决办法，说既然需要时间，那么可以等一等。

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记者问道：“关于珠穆朗玛峰的问题，在这次会谈中是否已作出了决定？您刚才的话，是否意味着由中尼两国平分这座山峰，尼泊尔是否同意？”周恩来答道：“无所谓平分。我们还要进行友好协商。这座山峰把我们两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不是你们所说的把我们两国分开！”一词之差，含义迥异。

“会议的明星”

1955年4月，廖承志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陪同周恩来一起参加了万隆会议，再次见证了周恩来的过人才智。中国侨联顾问、原副**唐闻生曾担任周恩来的翻译，她向记者谈起周恩来的风采时，也着重提到了老同志讲到的万隆会议。

唐闻生说，4月19日会议开幕后，有多个国家的代表对共产主义及中国进行了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代表团本来被排在第二天上午第一个发言，周恩来果断放弃了这个机会，他想再观察一下对手怎么出招。果然，20日上午的会议快结束时，又有人不点名地猛烈攻击共产主义。

“周总理原来准备了发言稿，他随机应变，决定把发言稿以书面形式散发给与会代表，利用中午休会的时间，根据会议期间写的约2000字的提纲，临时口授了一篇补充发言稿。总理口授，时任总理助手兼英语翻译的浦寿昌同志笔录。总理出口成章，没有多长时间，新的发言稿就出来了。浦寿昌写完一张纸就撕给翻译一张，让翻译抓紧时间译。搞完后赶紧吃了午饭，下午的会议就快开始了。”唐闻生说。

下午的会议上，轮到周恩来发言了。全场都在屏息等待他的声音。周恩来从容走上讲台，说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解释了这句话后，他又说了一句：“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进一步解释道：“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

这两句话非常重要，说到了很多与会者的心坎里，会议的氛围顿时为之一变。

会议现场的美国记者鲍大可听完了这18分钟的发言，也听到了随之响起的潮水般的、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他不得不感叹：“周恩来善于等待时机的外交才能简直是登峰造极。他在长期静观之后，在辩论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候脱颖而出，成为会议的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从这一刻开始，究竟哪一个人的品格才能左右大局就再也没有疑问了，那就是周恩来。他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坚持**立场的领导人的态度，但是他改变了会议的航向。”

多年后，浦寿昌回忆道，“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好的发言，既有原则性又有说理性，摆事实讲道理，对于所有的攻击都一一答复，可是没有谩骂，指导思想就是最后很有名的一句话：求同存异”。

（摘自《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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