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对艺术史研究的价值探析

张虹　杨美媛

摘 要：田野调查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在艺术史学研究的多个领域发挥着不小的作用。对于艺术史来说，文化历史的考证是以文献典籍、出土文物进行佐证的，然而田野调查法的出现为进一步研究艺术史提供了一种可行性方法。以北魏平城时期的司马金龙墓葬所出土的石棺床文物图像为例，该石棺床为进一步研究北魏平城历史与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证据。文章主要对司马金龙墓石棺床进行调查分析，探析文物背后的历史成因，并分析在图像学视角下石棺床的文化价值，进一步佐证田野调查对艺术史研究的有利影响。

关键词：田野调查；
图像学；
司马金龙墓石棺床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3.08.031

0 引言

北魏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经由丝绸之路传播进中原的文化、各民族的艺术交融和宗教文化的传播，都使这一时期的艺术文化交流达到高峰。艺术交融现象不仅反映在北魏时期的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也体现在墓葬的陪葬品中。北魏时期，人们的丧葬观念是“事死如事生”，在墓主人死后按照其生前的生活状态照搬过来，让其死后亦能享受生前生活。所以，在一些墓葬中陪葬品相当丰厚，陪葬规模也相当宏大。

在司马金龙墓中，有俑类陪葬物、生活器具、石雕柱础和木板漆画等陪葬品，这些陪葬品凸显了司马金龙生前的高贵身份，并希望死后依然能享有同等尊贵。在分析北魏这一时期的艺术文化时，除了史书所记载的文字资料外，也可以用图像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艺术史的方法除了我们之前常用的文献查阅法外，图像学方法也被引入我国，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史学的研究方法，它的出现为我国艺术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我国将图像学方法作为重点研究方向，旨在冲出国门走向世界。本文运用图像学的方法分析北魏司马金龙墓葬中陪葬的石棺床，分析其社会背景、时代意义以及所带来的影响和存在的价值。我们不仅要欣赏陪葬品的外观、构图、样式，还应窥探每一件陪葬品背后所承载的史学脉络和历史文化，为研究北魏文化打开新的思路。

1 平城时期的丝绸之路

建元三年（前138），汉武帝遣使西域，将中原与西域的道路打通，走出一条丝绸之路，为西域带去中原的金银、丝绸等，也为中原带来西域诸国的异域珍宝。尔后西域诸国以朝贡之名行贸易之实，双方进行长期的商贸交流，建立起庞大的国际贸易路线。至西晋的八王之乱后，少数民族内迁反晋，西晋政权迅速土崩瓦解。永嘉五年（311），匈奴首领刘曜攻打洛阳，致使中原北方陷入混乱状态，丝绸之路重镇也遭到不小的打击，胡商因此遭受严重损失，最终只得选择相对平稳的河西姑臧作为其贸易中心，展开丝绸之路两端的经济往来。而占据姑臧的前凉、后凉、北凉诸政权，以给粟特等商胡提供保护和支持为条件，从粟特等商胡控制网络中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利益，使边陲小城姑臧迅速成为当时中国北方最为富庶的城市之一①。北魏建立后，迁都平城，由于当时政局的大环境相对稳定，加上汉化政策的需要，统治阶层对丝绸之路不重视，且也无力掌控西域，所以忽略丝绸之路的重要性。《魏书·西域传》记载：“太祖初，經营中原，未暇及于四表。既而西戎之贡不至。”②也正因北魏统治者忽略了掌控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当有大臣谏言可像前朝一样控制西域，进行商贸往来，获取西域珍宝，借此“振威德于荒外，又可致奇货于天府”时，太祖只看到了如果开通丝绸之路，只会“使海内虚耗”，无利可图，且会“前弊复加百姓矣”，故驳回了大臣的奏请。所以丝绸之路“历太宗世，竟不招纳”。

直到北魏太武帝时期，统治阶级才认识到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开始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各国展开政治、经济往来。太延中，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③。西域各国来北魏朝觐，太武帝也派遣使臣许纲、王恩生回访西域诸国，然因受到柔然的阻挠，派遣无果。随后，“又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赍锦帛，出鄯善，招抚九国，厚赐之”④。

经由丝绸之路所连接的两端即北魏与西域畅通后，柔然对丧失丝绸之路的管控权仍不甘心，多次出兵欲夺回丝绸之路的掌控权，致使北魏与柔然的政治关系极度紧张，故北魏派兵攻打柔然。太平真君九年（448），以韩拔为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坐镇鄯善。悦般国愿与北魏夹击柔然，北魏派大将万度归西征，攻克焉耆和龟兹，命唐和镇守焉耆⑤。太平真君十年（449），太武帝拓跋焘御驾亲征，柔然兵败远遁，部落归降。在征讨柔然时，太武帝率部不仅俘获大量金银珠宝，甚至还有西域的奇珍异宝，这也使北魏统治者意识到西域经济和丝绸之路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北魏对掌控丝绸之路要塞可谓势在必行。

北魏王朝以平城为政治中心，以雷霆之势对西域展开军事行动，将西域诸国的势力纳入北魏统治的版图，以此保证北魏对丝绸之路的绝对话语权。而在平城时期丝绸之路的开拓，可以说是继张骞出使西域后的另一高潮，自此开启了北魏后期和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开端。

2 司马金龙墓葬所处时代

魏晋南北朝作为历史上一个十分动荡的时期，其朝代的更迭和文化的交融，致使这一个时期既在政治上兵戈扰攘又在文化上兼容并蓄。而司马金龙所处的北魏时期，鲜卑族入主中原，为稳固统治，统治者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影响最大的是在绘画方面充分发挥了汉代绘画“成教化，助人伦”的政治教化功能。北魏时期所进行的汉化改革，成为那个时代民族大融合的契机，也使北魏成为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朝代，同时也促进了魏晋南北朝艺术的发展。

司马金龙，祖籍河南温县，他的祖先原为晋室后裔⑥，其父司马楚之原为东晋贵族，刘裕称帝后，为免其迫害，终降于北魏，司马楚之为北魏南征北战，受到太武帝拓跋焘的另眼相待，遂封其为琅琊贞王。司马金龙为司马楚之次子，子承父位，长期在云中镇守，后官拜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出为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至吏部尚书，其妻子钦文姬辰是太尉陇西王源贺之女。司马金龙一生共经历了北魏四朝，卒于太和八年（484），葬于平城。

司马金龙墓为司马金龙与其妻钦文姬辰的合葬墓，此墓葬于平城，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1965年到1966年，由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联合大同市博物馆共同挖掘司马金龙的墓葬，墓葬的位置距大同城区7千米，位于大同市南郊区石家寨村，出土了以陶俑、棺床、彩画漆屏风为代表的陪葬品。其中，陶俑分为步卒俑和骑兵俑两种，陶俑皆身着战甲，骑兵俑的战马也着护甲，还有马队和骆驼队驮着物资。除此之外，在墓室内有用石头雕琢的床，用来放置棺椁。石棺床的四只床足分别雕刻着呈现托举样式的力士（图1），足间雕刻壶门，壶门上装饰忍冬纹纹样，除此之外还雕琢伎乐、龙虎形象、凤凰样式、金翅鸟等图案。除石棺床以外，墓室中还摆放着一扇彩画漆屏风（图2），屏面上所绘制的题材均取自《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帝舜故事，所绘制的画面中还有“娥皇、女英”“周太姜、周太任、周太姒”“班婕妤”等人的故事，这些人物故事出自西汉刘向所创作的《列女传》。屏风上所展现的题刻文字，字体隽秀遒劲，笔法和字体已逐渐向楷书靠近，该字体可看作晋隶向唐楷过渡的典型，称得上是为数不多精美的北魏书法真迹。

司马金龙墓葬中出土的屏风目前仅残存部分屏板，包括四个美轮美奂的石屏趺。有的石趺底座四角雕着伎乐童子，童子的造型活灵活现，神态栩栩如生。该漆屏风可以说是出土的北魏时期文物中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

对于司马金龙所处的时代，通过其墓葬出土文物可窥探一二。由于司马金龙本人身份特殊，再加上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定都平城，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进行征讨，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对稳定，促进了平城经济的发展。在大环境相对稳定的状况下，平城与西域诸国可以进行文化交流，推动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除此之外，司马金龙墓葬中出土的石棺床上雕刻着伎乐形象，由此可以证明当时的北魏社会制度逐渐完备。另外，也能从侧面证明当时社会的繁荣昌盛，一片祥和。更可以看出北魏统治者对多民族文化的兼收并蓄，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3 用图像学方法分析司马金龙墓石棺床

司马金龙墓中的石棺床床前立板长约214厘米，高约51厘米，厚度达10厘米，整体重约2000千克。立板造型可以看作是一个倒立的“山”字形，而下方三个支腿的雕刻技法采取高浮雕样式，分别雕刻4个呈托举状的力士，而三个支腿彼此通过水波纹壸门进行连接。上部以盘绕的忍冬纹作为长方形边框，中间以浅浮雕的手法雕13位伎乐（图3），其中舞者居中，其他伎乐手中持不同乐器；
龙、虎、凤凰、金翅鸟、人头鸟等形象与伎乐相伴相随⑦。在石棺床上多出现忍冬纹。忍冬纹伴随中亚地区的佛教和祆教經丝绸之路向东传播到中原地区。忍冬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传播，在佛教中忍冬纹被大量应用，因忍冬纹有越冬天不死之意，故佛教便将其比作人的灵魂永在，喻指轮回永生。再往后，忍冬纹不仅作为南北朝时期人们佩戴的一种“胡饰”，也被看作是佛国净土的象征。尔后被广泛应用于绘画纹样和雕刻装饰上。而司马金龙石棺床上出现的忍冬纹，或与佛教中涅槃重生的思想有关。

石棺床上雕刻着4名力士（图4），4名力士体态健壮，形态各异，赤裸上身，均佩戴臂钏、腕钏和足钏，下身均着犊鼻裤。石棺床上雕刻着13位伎乐童子，童子同样形态各异，赤裸上身，下着犊鼻裤，佩戴臂钏、腕钏和足钏。13位伎乐童子中间有一位翩翩起舞的舞者，该名舞者处在这个演奏队伍的显著位置。其舞姿奔放飘逸，身体舒展，展现了非常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整个演奏队伍的灵魂人物。该舞者两边对称排列着伎乐童子，他们所演奏的乐器有琵琶、曲颈琵琶、排箫、横笛、钹、鼓等类别。最后一名伎乐童子则担任着类似于音乐指挥的职责，他处于画面的最左侧，身体呈现半跪姿态，右手拢于嘴边作喊叫状，似乎正通过这样的姿势来发出指令，协调整个乐舞表演的节奏，起到了指挥演奏的作用。

石棺床上还雕刻着凤凰与金翅鸟的图样。在我国古代神话中，凤凰代表的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利。在我国古代，凤凰也被当作一种祥瑞，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象征。而金翅鸟是印度神话里的一种巨型的神鸟，象征着普度众生事业的胜利。石棺床上的凤凰与金翅鸟图样穿插在伎乐童子与力士形象之间，并与忍冬纹样交相呼应。整个构图样式饱满，画面上的图样错落有序，增加了整个画面的节奏感和律动感。

司马金龙墓葬中的石棺床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造型艺术、雕刻艺术、纹样装饰方面。

首先，在造型艺术方面，整个石棺床的图形纹样设计生动别样。在人物的设计处理上非常的逼真，伎乐童子形态各异，力士形象身形矫健，既生动再现了胡人的表演形象，又将力士的崇高与伎乐的优美结合。在动物的设计处理上，凤凰与金翅鸟的造型，体现了祥瑞吉祥的寓意，为整个石棺床增添了神秘气息，又使整个画面更加丰富。忍冬纹作为石棺床上的装饰纹样，其规则有序地排列成连续纹样，与兽首搭配和谐美观。作品整体呈现出了和谐与生动的画面，是力与美的完美交融。石棺床为后世研究北魏的造型雕刻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和文化内容，也为后世研究北魏历史提供了历史佐证。

其次，在雕刻方面，整个雕刻采用浅浮雕的样式，浅浮雕附着于石棺床的表层，表面打磨极为平整，为后世的雕刻艺术发展提供了范本。

最后，在纹样装饰方面，石棺床上的忍冬纹规则有序排列。忍冬纹是一种植物花卉，将忍冬纹雕刻在石棺床上象征着墓主人希望涅槃重生的思想。同时，忍冬纹作为一种从西域传播到中原地区的装饰纹样，为后世的绘画、雕刻造型和审美起到了非常好的铺垫作用。

4 结语

田野调查法作为研究艺术史的一种手段，可以使学者在第一时间掌握第一手资料。笔者通过走访大同考古研究所和大同博物馆，实地考察了北魏时期司马金龙墓中出土的石棺床，借助古籍资料了解北魏历史背景，并结合出土文物，运用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对石棺床进行分析考证。以小见大，通过分析石棺床图案，从侧面反映在北魏时期北魏统治者以军事打击为主，收纳西域诸国势力，打通丝绸之路，并通过丝绸之路的双向输入，使西域诸国的文化涌入平城，加快了平城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平城文化的繁荣，佛教的盛行及西域乐舞的传播，都为平城文化增光添彩。所以，司马金龙墓可以看成是当时北魏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一个浓缩，反映民族融合的成果和丝绸之路的发展。总而言之，田野调查不仅可以丰富文化典籍资料，更可以直观地去触碰历史，为艺术史的研究工作添砖加瓦。

注释

①张爽.从平城到洛阳：北魏丝绸贸易与佛教兴盛关系略论[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4（3）：143-148.

②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

③李延寿.北史（第一版）[M].北京：中华书局，1974：3205-3206.

④李延寿.北史（第一版）[M].北京：中华书局，1974：3206.

⑤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⑥魏收.魏书：卷37：司马楚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854.

⑦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J].文物，1972（3）：20-33，64，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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