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Z世代的媒介形象建构及其反思

蔡骐 刘嘉佳

［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Z世代作为拥有特定生命历程的青年群体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作为概念，Z世代是借助差异性与同一性指代符号而生成的，大众媒介将其形象建构为顺势而生的“数字原住民”、寻求认同的“文化盗猎者”以及彰显风格的“个性消费者”。在“技术+文化”与“技术+消费”的叠加框架中，Z世代媒介形象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然而积极话语与消极话语之冲突也造成了Z世代媒介形象的内在矛盾。作为一种媒介建构，Z世代的媒介形象虽然再现了社会现实，但也遮蔽了阶层差异、地区差异等现实问题。

［关键词］ Z世代；
媒介形象；
话语；
框架；
表征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8-1763（2023）03-0142-07

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Generation Z is widely concerned by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s a group of youth with a specific life history representation. As a concept， it is generated by the help of difference and identity to refer to symbols， and the mass media constructs its image as digital natives born with the trend， cultural poachers seeking recognition， and individual consumers who highlight their styles. In the superposition framework of technology + culture and technology + consumption， the media image of Generation Z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ty. However， the conflict between positive discourse and negative discourse also causes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 of the media image. As a kind of media construction， although the media image of Generation Z reproduces the social reality， it also covers the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class difference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Key words：
Generation Z; media image; discourse; frame; representation

一 引 言

近年来，Z世代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互联网上更是出现了大量有关Z世代的研究报告，包括阿里、腾讯、芒果、第一财经、艾瑞咨询、青山资本等在内的多个平台或机构相继推出了关于Z世代的各种报告。这些报告聚焦于Z世代的定义、价值观与消费特征等各个方面，向我们宣告由Z世代所主导的时代正在缓缓开启。“Z世代”来源于英文“Generation Z”，指代出生于1996年至2010年之间的青年群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Z世代人数约为2.6亿。［1］随着青年群体的不断成长，Z世代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也正在逐步凸显。Z世代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不足为奇，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媒介所建构的中国Z世代图景中，其媒介形象往往是纷繁复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基于此，我们不禁要问：媒介究竟为我们建构了哪些中国Z世代形象？这些形象是如何呈现出来的？这种媒介实践又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

二 中国Z世代的概念生成与主要媒介形象

随着媒介技术的日益发展，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媒体所建构的信息环境中，媒体在告知我们外界最新信息的同时，也形塑了我们对外部的认知。与之相应，媒体对于Z世代群体的报道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我们对该群體的看法。想要审视Z世代，我们首先需要对Z世代的概念生成以及新闻报道中的中国Z世代媒介形象进行具体分析。

（一）概念生成：作为差异性与同一性指代符号的Z世代

在大众媒介的诸多报道中，“Z世代”已逐渐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作为一种年龄区分的象征性符号，Z世代承载着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双重内涵，前者侧重代际划分，后者则强调群体内部的相似性。因而，若想明晰Z世代的复杂意涵，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概念进行溯源。

就字义层面而言，“Z世代”这个概念直接指代“X世代”之后的第二代，它延续了“XYZ”的字母顺序。“X世代”最早出现在1952年12月的美国旅游杂志《假日》（Holiday）中，作为一个简短专栏的标题而存在。［2］随后，道格拉斯·库普兰在1991年出版的小说《X世代：加速文化的故事》（Generation X：
Tales for an Accelerated Culture）中，使用“X世代”指代1965年至1980年之间出生的人，他们是介于美国婴儿潮一代和千禧一代之间的一代。［3］Y世代则是X世代的延续，专指1980年至1995年出生的人，Y世代当时正赶上美国二战之后的第二波婴儿潮，又被称为千禧一代。Y世代之后便是Z世代，这一人群出生于1996年至2010年间，他们也是当下的青年一代。

通过概念溯源，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世代划分方式与年龄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曼海姆所言，社会与文化变迁速度越快，每一延续的世代之间就越可能产生明显的“经验上的分层”，其结果是形成了独特的世代风格。［4］比如，当大众媒介在建构Z世代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媒介形象时，会自动地将Z世代与其他世代区隔开来，并不断宣称这种特征是Z世代所独有的。因此，从差异性的角度来看，世代概念也承担着代际划分的功能，不同的世代往往拥有不同的风格与特征。

如果说作为代际概念的“Z世代”强调的是这一世代与此前世代的差异性，那么，当“Z世代”作为一个群体概念时，它强调的就是该群体成员的共同特征。正如在大众媒介的报道中，似乎所有出生于1996年至2010年之间的青年从小生长在被各种新兴技术所包围的环境中，他们都有着自己热爱的亚文化，存在着与之前世代迥异的消费理念与行为。可见，媒介会默认处于相同年龄阶段的群体具备某些相同特征，并且伴随着媒体对此的不断重复与强调，这些特征会逐渐内化为Z世代的显在身份符号，此时的“Z世代”是作为同一性指代符号而使用的。

总之，Z世代作为一种符号，同时包含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双重所指。差异性与同一性是Z世代概念的一体两面，媒介借助这一象征性符号来强调代际差异的同时，亦强化了同一世代的内部共同特征。换句话说，Z世代的媒介形象正是在这种强调代际差异与代内共性的逻辑下建构起来的。

（二）主要媒介形象：数字原住民、文化盗猎者与个性消费者

“在客观存在的事物和人的认知结果之间，媒介形象是一个重要的路径”［5］，针对中国Z世代，当前大众媒介主要建构了三种与之相关的媒介形象，分别为顺势而生的数字原住民，寻求认同的文化盗猎者以及彰显风格的个性消费者。

有学者曾指出：“某一社会群体的媒体形象，可能是浮动的、变动的、联动的。”［6］中国Z世代的媒体形象同样如此，但是在媒体建构的众多Z世代媒介形象中，数字原住民一直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形象，与之类似的称呼还有“电子土著”“互联网原住民”等。

数字原住民之所以能够成为Z世代最为典型的形象，原因在于Z世代群体的出生与成长时期恰好高度契合我国互联网技术的关键发展时期。可以说，Z世代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一出生面对的就是数字时代。因此，在大众媒介的报道当中，相较于其父辈与祖辈而言，他们更加谙熟各类前沿科技产品的使用规则，通过技术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更为多元，在技术领域體现出强烈的“土著”色彩。从数据层面来看，Z世代一般是娱乐类App的主要使用群体。“根据《2020年抖音创作者生态报告》，抖音月度活跃用户规模超过8.5亿，日活跃用户数达到6亿，18～23岁创作者增速达到63%。”［7］从技术运用层面来看，《中国社会科学报》曾提到，“‘Z世代既是网红内容的‘产消者，也是网红经济的参与者，他们擅于借助海内外社交媒体，产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质量内容”［8］。毫无疑问，此类文本共同建构了Z世代群体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媒介形象。

除了数字原住民这一最为基本的形象之外，近年来，在大众媒介的报道中，Z世代也开始越来越多地以文化盗猎者的身份出现。“德塞都将积极的阅读形容为‘盗猎”［9］ ，Z世代的文本盗猎者形象则主要体现在他们善于通过对文本意义的创造性挪用获得文化层面的自主生产权，进而形成相应的亚文化群体。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COSPLAY”“二次元”“耽美”和“电竞”等青年亚文化纷纷在网络空间中涌现，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青年亚文化景观。在这种背景下，大众媒介作为社会的“瞭望塔”，时刻关注青年群体的发展动向，并会对Z世代群体这种文化盗猎者的媒介形象加以建构与传播。以古风文化为例，《文汇报》就曾指出：“借助B站、抖音等以短视频UP主为特色的社交平台，汉服、古筝、田园生活等古风文化成为Z世代最喜爱的‘民族风。古风并非Z世代初创，远有五四时期的武侠电影，近有金庸、古龙、梁羽生……它们与Z世代古风文化共享着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看似相近，但在媒介特性和文化逻辑上却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最突出的表现就是Z世代古风文化的视觉性特征。”［10］比如，清华大学毕业设计动画短片《万华镜》之所以能够助力古风文化的破圈，主要原因便在于它兼顾了视觉上美观性与丰富性。可见，在大众媒介的报道中，Z世代会以文化盗猎者的身份出现，他们善于生成具有自身风格特征的文本，创造自我表达的机会，进而形成具有一定圈层性的亚文化群体。

除了前两种形象之外，在大众媒介的报道中，Z世代也是一个拥有巨大消费潜力的群体，他们有着与众不同的消费取向，在消费行为中彰显其独特个性。正如《光明日报》所指出的：“调查数据显示，82.08%的Z世代乐于尝试带来新玩法的商品。前卫的时尚感、精致的仪式感是Z世代情有独钟的设计风格，‘能显著提升消费乐趣的仪式感以40.67%的比例位居Z世代喜好的产品要素排行首位。”［11］可见，在大众媒介的报道中，与追求使用价值的父辈不同，消费对于Z世代来说更像是一种品味展演，抑或说是一种彰显自我的手段，他们在消费的过程中完成自身的审美与情感追求。相较于产品的使用功能，Z世代往往更在意产品所带来的情感价值，他们也更倾向于购买能够体现自身个性的消费产品。

简言之，在媒介建构的中国Z世代各种形象中，数字原住民、文化盗猎者与个性消费者三种最为典型，它们分别对应着技术、文化以及消费三个不同层面。这三种媒介形象在相应的领域内形塑了中国Z世代的不同特征并共同生成了这一群体的整体画像。

三 中国Z世代媒介形象建构的框架与话语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就Z世代的概念生成与大众媒介所建构的主要Z世代媒介形象进行了讨论，事实上也正是借助大众媒介的各类报道，我们才得以窥见一个深谙新技术、热衷亚文化且拥有独特消费理念的中国Z世代群体。而这三种媒介形象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显然离不开新闻报道过程中的框架设置与话语建构。因此，在下文中，笔者将从框架与话语的维度来进一步分析中国Z世代媒介形象建构的特色与隐含的冲突。

（一）框架叠加：中国Z世代媒介形象的多元化

框架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955年，由贝特森在论文《一个关于游戏与幻想的理论》中提出。［12］随后，戈夫曼对框架概念进行了细化与深化，认为框架作为一种基础的认知结构能引导人们感知和重现现实。［13］在新闻报道中，“框架建构也就是媒体对事实进行选择和重组的过程”［14］。事实上，前文所述的三种中国Z世代媒介形象便是基于相应的报道框架而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Z世代的相关报道框架从来都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经常以叠加的方式出现。具体而言，大众媒介一般会以技术框架作为基本框架，然后在技术框架的基础上分别向亚文化与消费主义两个方向发展，形成“技术+文化”框架与“技术+消费”框架。

其中，Z世代作为文化盗猎者的媒介形象是基于“技术+文化”的框架建构而成的。当Z世代以文化盗猎者的形象出现时，大众媒介往往会在技术的基础上强调其文化的圈层性特点。具体而言，在这一叠加框架之下，Z世代能够通过熟练地运用技术在网络空间中进行自由的表达，找寻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群体，构建属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在这种社会互动中形成属于自身的独特风格与文化认同。《文汇报》对Z世代与国潮的报道就体现出了技术与文化框架相结合的特点。该报道指出：“眼下，越来越多来自Z世代的创意与活力，助力古老民乐在不断更新中燃放文化自信。去年卡塔尔世界杯举行期间，活跃在上海的民乐团体自得琴社创制的世界杯主题曲视频，在海内外视频平台获得了数十万网友的点赞。”［15］可见，Z世代亚文化的形成离不开技术这一底层逻辑，在技术的基础上叠加文化，进而生成相应的身份类别。以汉服文化、二次元文化、粉丝文化等为代表的亚文化报道大多也是基于“技术+文化”的框架而形成的。

与之类似，在Z世代作为消费者的媒介形象建构中，技术仍然是框架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成分，只不过上述“技术+文化”框架中的“文化”在这里被置换为“消费”，进而形成“技术+消费”的叠加框架。在这一框架中，Z世代往往借助技术的便利性来展开消费，他们摇身一变，转而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新生力量而存在。《中国质量报》在报道Z世代的消费方式时，便明显体现了“技术+消费”的叠加框架。文中提到，“以95后、00后为代表的年轻群体，他们从小生活在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中，消费观念更加追求个性主张，他们以‘热爱之名，热衷‘种草再‘拔草、测评分享、潮玩手办、崇尚国货、颜值经济……”［16］在大众媒介的报道中，Z世代這一经济新生力量借助网络技术催生了一系列经济新业态，在Z世代的各种个性消费需求之下，一批以创新生产为特征的新兴产业得以迅速崛起，并在Z世代的持续推动下蓬勃发展。

总之，在大众媒介的报道中，各种框架以及其中的元素并非割裂的，而是以交互叠加的方式存在。除了上述两种常见的叠加框架以外，有时还会出现其他元素叠加的情况。可以说，正是在这些不同框架的叠加之下，大众媒介报道才得以建构出多元化的Z世代媒介形象。

（二）话语冲突：中国Z世代媒介形象的内在矛盾

如果说大众媒介通过框架叠加的方式为我们限定了中国Z世代媒介形象的主要内容与边界，那么话语则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媒介对Z世代的价值评判与情感认同。在大众媒介的报道中，Z世代可能是有着坚定理想信念、勇于追求自我的“后浪”，是在疫情中不畏艰险、敢于冲锋在前的蓬勃青春力量，也可能是校园中不服从管教的“叛逆者”，是缺乏勇气、喜欢逃避的“社恐”与“佛系青年”等。在纷繁复杂的有关中国Z世代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按照报道的价值与情感，将其分为积极话语与消极话语两种类型，前者建构了中国Z世代积极向上的青年形象，后者则呈现了中国Z世代相对消极的负面形象。

在积极话语之下，Z世代是道德素质高、个人技能强、拥有远大理想抱负的先进力量。在报道中，大众媒介经常采用“接合”典型人物或热点话题的方式来提高此类话语的可信度与传播度。在霍尔看来，“接合”是在一定条件下使两个不同的元素形成一个统一体的连接形式。［17］比如，当Z世代与“冬奥”这一热门话题相连接时，便生成了“为冬奥贡献青春力量的‘小雪花”［18］形象，这些“小雪花”是宣讲团中踊跃分享冬奥梦的大学志愿者，是为场馆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的“马尾女孩”。再比如，当Z世代被接合进“疫情”相关的讨论时，他们则有了“积极参与‘全民战疫的‘长大形象”［19］。《新华每日电讯》便推出过此类报道：“疫情期间，上海数十万青年志愿者挺身而出，提供全方位爱心服务。特别是在社区一线，不乏出生于1995年以后的‘Z世代志愿者。”［20］此类媒介话语都指向一个中心，即Z世代是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具有道德理想，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群体。

与积极话语关注Z世代的优点不同，消极话语则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Z世代的缺点。在这一话语相关的报道中，Z世代转而成为难以管教、能力不足、脱离主流的“问题少年”。“氪金追星”“精致穷”“网瘾少年”“丧文化”等是负面报道中常见的话语类型。这些负面新闻同样会采用接合典型人物的方式赋予Z世代“自我”“极端”“逃避”等的性格特征。比如，《中国青年报》曾就Z世代的教育问题展开报道，文中这样描述：“前一段时间在校园里看到其他班的一位同学正在抽烟，陈海忍不住上前制止。结果，学生一脸不屑地说道：‘关你什么事？陈海正要跟这位学生继续理论，却被这位学生打断，‘再多管闲事，小心拿刀捅你。”［21］这种以特殊代替普遍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会给Z世代带来污名化的后果。“当这些新闻出现时，人们批评的声音也随之到来，社会大众认为‘90后比‘80后更是‘垮掉的一代，是没有社会担当、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代。”［22］

总之，我们在积极话语中认识到的Z世代，是“长大”的一代，是拥有崇高道德理想与个体能动性的一代。而我们在消极话语中看到的Z世代却是“另类”的一代，是过度追求自我，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一代，这显然与积极话语中所描述的Z世代呈现出极大的反差。而这两种话语的同时存在及相互冲突直接导致Z世代媒介形象的内在矛盾。

四 对中国Z世代媒介形象建构的批判性反思

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建构论认为，新闻只不过是纷繁复杂社会现实的冰山一角，是对来自社会现实的事实经过选择、过滤和提纯之后的事实表述。［23］以此观之，中国Z世代的媒介形象固然是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再现，不过大众媒介的选择与立场也决定了这种媒介形象并非是对现实的镜像式呈现。因此，从建构论的角度出发，我们有必要将这一话语放置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思考在大众媒介的报道中，与中国Z世代相关的各类话语究竟在如何建构社会现实。

（一）理想模型与社会现实的遮蔽

Z世代以时间为界限来划分群体，人为地建构了一种描述青年的理想模型，但这种理想模型却始终难以覆盖现实的全部。理想模型的概念由社会学家韦伯提出，在他看来，“‘理想的并不是指这个类型所指是人们希望的、最好的，它只表示某种现象是接近于典型的，犹如‘理想真空‘经济人一样，实际上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以纯粹形态存在于现实之中”［24］。诚然如是，当Z世代作为一种代表年龄群体的概念时，它确实能够在现实社会中找到相应的对照物。但当它被赋予类型特征并作为一种区分群体的概念而存在时，便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现实世界中Z世代的多样性，从而使理想与现实发生脱节。

首先，从时间的维度来看，Z世代的理想模型所体现的时间边界过硬。我们知道，世代以年龄为准入门槛，符合1996年至2010年之间出生这一个条件便可以被划入Z世代，不属于这一年龄阶段的则会被归为其他世代。这种强硬的时间边界不仅忽视了群体内部存在的年龄差异，也夸大了边界内外的年龄差别。就边界内部而言，“Z世代最大的已经27岁，最小的才13岁。有人已经走过了青春期，即将面对婚恋问题人生大事；
有人正在敲响青春期的大门，走进最骄阳似火的人生阶段”。［25］可见，即便同属Z世代，不同年龄的人也会处于不同的社会位置，拥有不同的社会心态，但世代作为一种人为建构的理想模型却遮蔽了这种代内成员的年龄差异。与此同时，这一理想模型也在无形之中夸大了边界内外的年龄差别。1996年和1995年出生的个体显然并没有太大的本质差别，他们的经历相较于一些代内成员或许更具有一致性，也更容易实现情感共鸣，但世代的年龄边界却将其划分为完全不同的两类群体，并由此生成了迥异的身份标签。

如果说，从时间的维度出发，Z世代的理想模型机械建构了现实社会中的年龄分界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代际差异性的夸大以及代内一致性的误读；
那么，从空间的维度来看，这一理想模型则通过强调代内成员共有的经历或兴趣，遮蔽了现实社会中的阶层差异。在大众媒介的报道中，相同的经历与兴趣是Z世代连接在一起的关键。由此，群体内部的相似性被放大，成员之间的阶层差异则在共同的兴趣爱好中被淡化乃至放逐，教育背景、城乡差异、家庭财富等以往用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界线变得十分模糊。仿佛在这种理想模型之中，所有属于Z世代的个体都拥有同等的消费能力与同样的社会文化权利。但对于真实的Z世代群体而言，即便我们把他们划归同一文化圈层，阶层鸿沟始终是其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比如，同样是追星，有的粉丝可以为博得偶像关注大量“氪金”，有的却连线下与偶像见面也只能是奢望。

总之，Z世代作为一种理论建构的理想模型有其自身无法规避的不足，被过度强调的时间边界与被刻意模糊的阶层差异不仅遮蔽了复杂的社会现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这一群体的认知。

（二）认知标签与群体形象的固化

大众媒介在为我们打开了解Z世代窗口的同时，也限制了我们认识Z世代的方式。这是因为大众媒介在报道中往往会对青年形象进行简单的标签化处理。“新闻報道一旦给事件、人物贴上标签，也就排除了考虑这一事件的其他方式。”［26］在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之下，认知标签会不断强化，久而久之便会导致Z世代群体形象的固化。

具体而言，“标签化是指将某一个事件或者某个人物自发地归为一类事件或一类人物。”［27］对于Z世代而言，标签就是他们群体身份的表征与外化，标签式呈现是建构Z世代群体的重要方式。然而，在媒介用标签不断定义Z世代的同时，Z世代现实中的多元性也正在被不断消解。不可否认，媒介为中国Z世代建构的标签远远不止一个，它们在公共场域中纵横交织，共同构建了中国Z世代的整体图景。但这些标签所生成的身份类别却远远无法覆盖现实社会中更为复杂的中国Z世代群体。换句话说，总有一些属于Z世代的个体，在当前媒介铺陈的Z世代图景中处于缺席的状态。事实上，多姿多彩的中国Z世代显然不局限于媒介标签下的那几种类型，而人们对于Z世代的印象却会被这些标签束缚，陷入一种固定的套路之中。

如果说从标签的种类来看，大众媒体的标签化呈现明显遮蔽了中国Z世代的多元性；
那么，从标签的时效来看，这种标签化呈现也同样遮蔽了中国Z世代群体的动态性。现实中的中国Z世代并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成长的过程中，他们的行为举措、性格特点等会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标签总是相对静态的，标签一旦生成，往往会造成一种刻板印象，即便后来的Z世代不再符合这一标签所提示的典型特征，人们的印象也不会改变。

总之，“现代社会，由于人们依赖大众传媒，他们对外界人群或事物的‘形象建构过程，往往与大众传媒密切关联。”［28］大众媒介为中国Z世代贴上的种种标签，事实上也构成了我们认识这一群体的枷锁。我们自然可以将标签视为了解中国Z世代的一个窗口，但同时也应意识到这些标签是相对化、碎片化与静止化的，它们始终无法完全等同于现实社会中那些更为鲜活也更为复杂的Z世代。

（三）逻辑谬误与想象的特殊一代

曼海姆在《论世代问题》一文中区分了两种取向不同的世代理论观点，一种是实证主义的世代理论，另一种是浪漫－历史主义的世代理论。前者将相同年龄的人群划归为同一世代，哪怕他们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上并不相同。而后者则认为世代的划界依据是内在时间，共同的精神和社会的决定性影响塑造了世代的内在一致性。［29］显然，Z世代在媒介使用中更偏向实证主义的观点。大众媒介把世代理解为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只要处于同一年龄阶段的主体就是同一世代，年龄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事实上，这种以年龄为核心的划分方式在生成Z世代媒介形象的同时不仅陷入了自身的逻辑谬误，更是在无形之中用各个世代的特殊性遮蔽了代际更替的普遍性。

就逻辑谬误而言，世代理论单纯采用以出生时间为基础的代际划分标准，很难成构建一个合理的因果链条。如果仅仅依赖出生年龄，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中出生的青年就是这样，而在另一个时间段中出生的青年则与之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我们通常认为某一青年群体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世代并与其他世代具有差异，主要取决于它们各自拥有独特的生命历程。生命历程就是指，在人的一生中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受到文化和社会变迁影响的年龄级角色和生命事件序列。［30］Z世代能够成为特定的群体，不仅在于他们在相似的时间段出生，更在于这些青年在同一年龄阶段共同经历了一些重大社会事件，在于他们在某些历史节点中会做出相同的个体选择，而这些正是生命历程理论关注的对象。如果说世代理论将年龄视为群体形象建构的前提，那么生命历程理论则将其视为话语展开的底色，生命历程理论对结构与主体的双重关注显然要比单纯的时间划分更具说服力。

正如前文所述，世代概念是差异性与同一性的集合，它在用年龄强调某一群体内部之相似性的同时，也在不断强化着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性，这导致我们无形之中会更加关注想象中的一代人的特殊性，进而忽视了代际更替的普遍性。青年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未来与希望，无论时空如何流转，青年一代总是居于历史舞台的中央，接受大众媒体从远方投来的聚光灯。批判也好，赞美也罢，这些话语形塑了性格迥异的不同世代。在这种拟态环境的影响之下，每一代青年人在他们生存的那个时代总会觉得自己是特殊的一代，但这种特殊性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媒介的建构。如果我们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代际差异与代际更替都不过是一种正常的演化现象。总之，虽然历史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生成了具有不同特征的各个世代，而当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某一世代的特殊性终会随着下一世代的出现而逐渐淡去，最终成为特定时期社会发展的注脚，与此同时，世代交替却会成为不变的社会发展基调。

综上所述，中国Z世代媒介形象的建构与传播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在大众媒介的报道中，这些Z世代经常以“数字原住民”“文化盗猎者”以及“个性消费者”的形象出现。而在这些表层的媒介形象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大众媒介报道时的框架叠加与话语冲突，前者使中国Z世代的群体形象更加丰富多元，后者则表征了中国Z世代媒介形象的内在矛盾。诚然，大众媒介借助世代这一理想模型，为我们了解青年群体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路径，但针对Z世代的报道却无法客观全面地反映社会现实。当“Z世代”变成一种被大众媒介普遍征用的话语时，或许我们更应该重新审视Z世代的内涵与建构路径，赋予Z世代更多自我表达的空间。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呈现出更加真实的Z世代，进而找回这一青年群体的自我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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