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域下的十六国公牍文考索

摘要：以往对十六国公牍文的考察偏重于史料文献的研究，若立足于多维视域，十六国公牍文不仅有朴实当行的文体特征，还包含丰富内涵，广涉政治、军事、宗教等诸端，承载崇儒立礼、振兴文教与融合夷夏等民族政策，更带有深厚的文化浸润与文学魅力。从文化的维度看，十六国章奏符檄展现了尚质渊源、风俗书写与善牍传承等异域文化图景，同时流露出祖先崇敬、南北冲突、勇武开拓等民族文化心理。从文学的维度看，十六国时期纯文学创作寥落，而疏牍则反映出隽炼、耿介、刚柔相济等潜在文学风貌，为相对枯槁的少数民族文坛注入了活力，成为北朝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十六国；
公牍文；
文化；
文学

中图分类号：G27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3）08-0143-06

两晋时期，以“五胡十六国”（主要包括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北方少数民族，以及西南巴氐族与汉族等16个政权）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政权逐步建立，并产生了大量章奏书檄，它们是记载其时割据政权重要信息的文献档案，广泛涉及政治、军事、宗教等诸端。以往对它的考察偏重于史料文献的研究，若立足于多维视域，十六国公牍文不仅有朴实当行的文体特征，承载着崇儒立礼、振兴文教与融合夷夏等民族政策，而且其深厚的文化浸润与文学魅力值得进一步考索，尤其是十六国公牍因其生机勃勃的地域民族性以及散发的独特文学气息，为少数民族政坛树立了前行旗帜与榜样，为相对枯槁的少数民族文坛注入了丝丝清流与活力，富有文献、文化及文学等多重价值。

一、异域文化图景：尚质、从俗与善牍

据笔者统计，不包括石刻文献，仅严可均《全晋文》辑录十六国公牍文就有191篇，相关作者94位，包含公牍文类分别有诏、令（下令）、敕、表、奏、议、疏（上疏）、笺、启、书（下书）、檄、盟、誓、谕、封事、上言、榜文等17种，这些公牍展现了尚质当行渊源、地域风俗书写与北族善牍传承等独特的异域文化图景，分述如次。

其一，十六国文化地域环境与公牍尚质因缘。十六国北地异域地区所处环境雄奇，亦多苦寒之境，这些成为北牍尚质的地域因缘，如长年居于西北苦寒之所的羌族，史载当地人“堪耐寒苦，同之禽兽。”［1］2869“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1］2869“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1］2869北牍有大量对此类苦寒硗瘠天时物候的质朴书写，撰者或如实反映其地天寒少雨及作物生长困难等物候特点，并描述这些给当地军民生活、征战带来不利的现实情况，如前燕慕容暐《下书祈雨》：“朕以寡德，莅政多违，亢阳三时，光阴错绪，农植之辰，而零雨莫降。其令有司彻乐，大官以菜食常供祭奠。”［2］2320或刻画异域国城的独特景观，再现北方雄壮奇异之美，如后凉吕光《平西域还上疏》：“惟龟兹据三十六国之中，制彼侯王之命，入其国城，天骥龙麟，腰褒丹髦，万计盈废，虽伯乐更生，卫赐复出，不能辨也。”［2］2353同时，文化环境与北牍尚质关联紧密，北域文化发展长期落后于南方，史载两汉匈奴人尚处于有语无字的状态，只有单于周遭少数人识字：“（汉人中行）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识其人众畜牧。”［3］直到魏晋，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取得一定突破，各割据政权首领不同程度对汉族士大夫保有优容任用态度，文化落后情况稍有改善。然五胡民族汉化程度不一，加之两晋之际的频繁战事使得文化领域整体尚处落后状态：“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4］277重政教之用的特征笼罩十六国思想领域，与南方传统汉文学文化间存在明显差异，尚质成其包括公牍在内的各类撰作本色当行之反映。

其二，十六国文化风俗环境与公牍从俗书写。十六国公牍是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的产物，包含贴近异域境况的独特书写内容，表现出某些带有地域荒蛮传统的旧习风俗，如后趙石勒《下书国人》：“国人不听报嫂，及在丧婚娶，其烧葬令如本俗。”［2］2313《下书赐陈武妻》：“昔周之兴也，四乳八子。今武妻一乳四子，可为庆过姬祥，美比曩日，二仪谐畅，和气所致。其赐乳婢一口，谷一百石，杂彩四十匹，庶以肃迎嘉祥。”［2］2313下书中所谓“报嫂”为羯人的传统婚俗之一，即弟娶寡嫂。五胡民族大多有此习，如鲜卑族“其俗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故夫。”［1］2979其实早在汉代，王昭君出塞和番，成为匈奴呼韩邪单于之妻，复又为新单于阏氏，此即“报嫂”。时至魏晋，华夏汉族已无此习俗，而北方少数民族却长期保留下来。据石氏禁令，羯人在服丧期间仍不废婚嫁，且实行“烧葬”，即火葬。石勒下书中“如本俗”“赐乳婢一口”等反映出北方特定的信仰习俗、礼仪制度。北域旧俗势力顽固，北牍多可佐证，如对旧风的保留传承：“寒食既并州之旧风，朕生其俗，不能异也。前者外议以子推诸侯之臣，王者不应为忌，故从其议，傥或由之而致斯灾乎。子推虽朕乡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乱也。尚书其促检旧典，定议以闻。”［2］2314牍中石勒所言“子推虽朕乡之神”，“子推”即春秋时晋人介子推，功成而隐居，今山西太原还有介子推祠，石勒称其为“朕乡之神”，明显是将本乡先人神化，反映出北人神鬼崇拜传统信仰。各少数民族疏奏还反映出损益古礼的文化倾向，如前燕申胤《上言定冠冕制》谓：“又朝服虽是古礼……大燕受命，侔踪虞夏，诸所施行，宜损益定之，以为皇代永制。”［2］2324北牍祭祀篇章还提及“族外祭”，即身为“五胡”而祠汉帝，表现出汉化迹象，如每年举行的“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单于既内附，兼祠汉帝。”［1］2944匈奴族一直保留着这一传统，石勒下书逐步汉化，曰：“自今有疑难大事，八座及委丞、郎赍诣东堂，诠详平决。其有军国要务须启，有令、仆、尚书随局入陈，勿避寒暑昏夜也。”［2］2314此篇《下书八座》正是在模仿晋廷之制，使其地始有八座行使宰相职权。

其三，十六国社会文化环境与北族善牍传承。北方文坛抒情性文学创作相对寂寥，曹道衡先生曾指出十六国中真正能称得上文学家的人物凤毛麟角［5］327，其中人数在前五是前秦（14位）、后赵（12位）、后秦（10位）、前燕（9位）、前凉（7位），此外均三人及以下［5］385。十六国文学人才匮乏现象既有士人大量南迁、战争等的影响，也是南北地域文化本身差异的写照，北域自上而下整体文化环境更适宜公牍撰作，并代有传承。一些北方民族以“刀笔”或“才笔”①著称，史载：“（高）闾以才笔时侮（游）明根。”［6］1215“（裴延俊）涉猎坟史，颇有才笔。”［6］1528“（傅）永乃发愤读书，涉猎经史，兼有才笔。”［6］1551“（元）顺遂抗声叱之曰：‘尔刀笔小人，正堪为几案之吏，宁应忝兹执戟，亏我彝伦’。”［6］483“甄琛以学尚刀笔，早树声名，受遇三朝，终至崇重。”［6］1523北人在汉化过程中受到儒家经世致用和文质观念的影响，长于笔而短于文，迄今留存多“词义典正”之笔，有“永嘉之遗烈”称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关、陇，当时之士……先后之间，声实俱茂，词义典正，有永嘉之遗烈焉。及太和在运，锐情文学，固以颉颃汉彻，跨蹑曹丕，气韵高远，艳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7］北地善笔者代不乏人，大多是各政权的君臣，他们文学修养高于一般文士，前赵开国皇帝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8］2645后赵明帝石勒（羯族）“雅好文学，虽在军旅之中，常令儒生读《春秋》《史》《汉》诸传而听之。”［8］2741北君多下诏命公牍，上有所好，必然带动整体撰牍热情的高扬。今查严可均《全晋文》所辑十六国文章部分，实用性散文占据主体，约有330余篇，而其中章奏符檄类公牍档案就有近200篇，北族善牍情势氛围可见一斑。

十六国公牍乃是珍贵的民族文献史料，承载着崇儒立礼、振兴文教与融合夷夏等民族政策，从中更可勾勒出尚质、从俗、善牍等民族文化图景，反映了十六国独特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质，民族性的底色也为其散发文化、文学魅力提供了核心动力。

二、民族文化心理：崇敬、冲突与开拓

与此同时，以北域各割据政权为代表的十六国集团成员所创作的章表奏檄虽各受其胡族政权、汉化程度、乡里士人［9］等影响，然普遍立足于本民族实际，主要围绕祖先崇敬、南北冲突、勇武开拓等展开，反映出一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特质。

首先，祖先崇敬。中原文化具有强大向心力，十六国文化血脉中天然带有儒家文化基因。从司马迁开始，历代史家有着融合南北各族共同祖先的努力，十六国公牍中亦透露出对民族共同远祖近宗的追忆赞颂之心。公元304年，匈奴建立前赵政权，刘渊称汉王，颁令曰：

“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期，廓开大业。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过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扬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于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贼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物，俾三光晦而复明……”［2］2309

刘渊大肆称颂祖先功业，遣词晓畅得体，继而还列举历史上他认为的“贼臣”行迹，如黄巾、群阉、董卓，甚至曹操父子，自矜其应天受命、承继汉统的正当性。无独有偶，后赵政权的石勒每每从汉代史事获得鞭策，称颂大汉雄风，甚至以汉室作比，称家乡武乡郡乃“吾之丰沛”［8］2739，言“万岁之后，魂灵当归之”［8］2739。同时，十六国公牍多流露对尧、舜、禹等神化先人的人神崇拜信仰，如《上疏谏营作》谓：“且臣闻尧葬谷林，市不改肆，颛顼葬广阳，下不及泉。”［2］2312《下书讥复肉刑》：“且虞舜大圣，犹命咎繇作士。”［2］2327《谏苻坚》：“臣闻尧舜茅茨，周卑宫室，故致和平，庆隆八百。”［2］2340《下令境中》：“昔鲧殛而禹兴，芮诛而缺进，唐帝所以殄洪灾，晋侯所以成五霸。”［2］2351前述“尧葬谷林”“颛顼葬广阳”“鲧殛而禹兴”“唐帝”“晋侯”等故事，表现出撰者追慕先圣以隆其事，继而祈求庇护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对共同民族先祖的赞颂、仰慕心理。

其次，南北冲突。从后世辑录的十六国公牍题名看，有一类“下书”数量众多，其本质是一类下诏，传统史家名之曰“下书”，体现出史家对古代分裂割据背景下华夷正统的褒贬宣扬倾向，以该名区别于所谓华夏正统君主之诏书。在战乱频仍的十六国时期，敌对氛围、褒贬态度更是广泛存在于南北间，激荡于五胡中，反映在章奏符檄里，如彼此间经常性使用非礼称谓，这类蔑称、贬词作为礼的对立面，目的是通过轻蔑无礼的称谓或言辞来刺激对手、激怒敌对阵营，宣泄己方情绪，勠力同心以取得胜利，故较常出现在教檄等带有鼓动人心的公牍类型中，如南有东晋庾翼《北征教》谓：“况此胡羯，本非人类，踅因否剥，豕纵中原，穷凶极虐，古今未有。”［10］仅从其“本非人类”“穷凶极虐”等行文中，便可感受到作者营造出的双方剑拔弩张之冲突对立态势，这些用词突显宿敌分明之爱憎，又如后赵韦謏启谏：“胡羯皆我之仇敌，今来归附，苟存性命耳。万一为变，悔之何及，请诛屏降胡，去单于之号，以防微杜渐。”［2］2316-2317前燕封抽疏请：“昔猃狁之强，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逆之暴，跨蹑华夷，盗称尊号者也……今羯寇滔天，怙其丑類，树基赵魏。”［2］2321-2322夏赫连勃勃盟述：“自金晋数终，祸缠九服，赵魏为长蛇之墟，秦陇为豺狼之穴，二都神京，鞠为茂草，蠢尔群生，罔知凭赖。”［2］2362北牍中无论“仇敌”“祸害”“丑类”“奸图”等遣词，还是“群凶僭逆”“长蛇之墟”“豺狼之穴”等用语，皆充满着或戏谑或贬蔑的口吻。同时，十六国君主间公牍的嫌隙仇视用语并不鲜见，作为一种修辞策略与心理攻略，折射出撰牍者的书写智慧与动乱频繁的时代特征。如后燕建立者慕容垂与前秦国主苻坚，在未称帝前慕容垂曾依附前秦苻坚，但因苻丕禁止慕容垂到邺城拜谒祖庙等原因，互相产生矛盾，慕容垂急于摆脱前秦控制反备受钳制，其《上苻坚表》反映出当时各国间复杂的矛盾与多变的时局。苻坚与慕容垂相继为国主，互相仇视，苻坚曾作《报慕容垂》，怒斥慕容垂“老而为贼，生为叛臣，死为逆鬼。”［2］2333可说是分毫不让。汉赵政权则是第一支攻破洛阳的胡族势力，起兵之初便对晋室怀有极大的敌对情绪，刘渊全盘否定西晋政权，《即汉王位下令》痛陈董、曹所酿汉室之辱，并称之为“大耻未雪”［2］2309。这类从本民族的立场出发来或断语或衡量或评说他族的话语体系，带有鲜明的外交策略性，被普遍运用于公牍创作中，折射南北冲突的深层文化心理。

第三，勇武开拓。北地民风彪悍，武勇为尚，北主骁勇有谋，兵士骑术精良，带有冀望拓土争胜的自信勇武之心。史载羯人石勒“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8］2707氐人苻生“力举千钧，雄勇好杀，手格猛兽，走及奔马，击刺骑射，冠绝一时。”［8］2872少数民族君主晓习兵法、精通骑射，武力征伐始终是北主首要治国方略，他们重用勇武之人，如苻坚征召人马，令“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艺骁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2］2332五胡军事机构及制度基本沿袭魏晋，甚至各别政权胡汉分治，设有两种不同军事体制。羌族征战较多为维护民族利益，劳师远伐较少，鲜卑族为东胡后裔，重视战争带来的经济利益，而如匈奴、羯族、氐族等多数北地游牧民族“以政为战”，进行军事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统治中原，至今留存大量相关军翰书檄，后赵石虎就曾上疏石勒劝进，先举古事，立下劝进正义的基调，继而盛赞石勒才略威望，分析其成就当朝皇业“十分而九”［2］2314的形势，反映出为主上霸业筹谋割据一方的强烈心态；
前秦苻坚即位后，推行经济、文化等改革，重用如王猛等汉族士人，决意灭晋称雄，下书号称有“百万之师”［2］2332，尽显壮大气势；
后赵石勒《下令论功》筹谋霸业，知人善任，治军才能出众，部众一心。此外，十六国臣僚公牍条陈厉害，极力劝谏，表达出民族进取心，如前燕慕容暐年少即位，耽于享乐，慕容德曾上书请伐前秦，细审形势：“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机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谓弱矣。时来运集，天赞我也。天与不取，反受其殃。吴越之鉴，我之师也。宜应天人之会，建牧野之旗。”［2］2327作者主张抓住时机主动进攻，弯弓驰马，颇有争胜雄心。十六国政权的行政设置多仿魏晋模式，言谏官多由散骑常侍和给事黄门侍郎担任，如鲜卑西秦的务和、段晖、沮渠兴国等先后担任谏官，北燕冯跋汉族政权的申秀、高策、刘滋、伊臣等担任黄散之官，现存十六国公牍中多有这些谏官协助主上筹谋割据的上疏陈谏之牍，而在位者选贤任能及完善相应体制也成为北牍承载的开拓进取精神之一，如石勒《下书招贤》、石虎《下书清定选制》等，既有对现有选举体制的完善之举，又有深入制定选举规则的拓展之策，皆在继承魏晋“旧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发展。

十六国公牍文基于祖先崇敬、南北冲突、勇武开拓等方面折射出显著的民族文化心理，这里面既有对中原文化不同程度的认同、接受，又有对本族文化传统的自尊自豪，还展露出真实质朴的情绪体验，与前述异域文化图景，构成了十六国撰牍者精神栖息之所、重要灵感源泉，也形成了公牍创作的表现对象和特定话语，从根本层面塑造着公牍的文化精神特质。

三、潜在文学风貌：隽炼、耿介与刚柔

历史上，东晋十六国割据政权“宪章礼乐，寂灭无闻”［4］277，以往仅能从《晋书》《北史》《周书》等史书中找到其时的零星片段，现存辑佚的《十六国春秋》简略，该时期呈现出文化史上苍白羸弱的一角，在纯文学研究视野下，十六国文学也几为荒漠状态，吟咏情性之诗赋极少，仅有苏蕙、王嘉、苻朗等留下的诗文较为人所称道，十六国公牍文为相对枯槁的少数民族文坛注入了活力，成为北朝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地善牍之士留下若干可观篇章，为北朝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契机。现试以十六国疏文为例，考察其涌动的隽炼、耿介与刚柔相济等潜在文学风貌。

从南凉宗敞《理王尚疏》看隽炼气象。宗敞为姑臧人，仕秦姚兴，官凉州别驾，后归秃发辱檀，职太府主簿，录记室事。史载：“（弘始八年夏六月）……（王）尚既至长安，坐匿吕氏宫人，擅杀逃人薄禾等，禁止南台。凉州别驾宗敞、治中张穆、主簿边宪、胡威等上疏理尚……”［8］2987宗敞上疏为原凉州刺史王尚求情，事理结合，恳切真挚，疏曰：

“臣州荒裔，邻带寇譬，居泰无垂拱之安，运否离倾覆之难。自张氏颓基，德风绝而莫扇，吕数将终，枭鹗以之翻翔。群生婴罔极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祸。幸皇鉴降眷，纯风远被……则群逆冰摧，不俟朱阳之曜；
若秋风陨箨，岂待劲风之威。何定远之足高，营平之独美！经始甫尔，会朝算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终于必成，易失之机，践之而莫展。当其时而明其事者，谁不慨然。既远役遐方，劬劳于外，虽未效酬恩，而在公无阙。自至京师，二旬于今，出车之命莫逮，萋斐之责惟深……禾等私逃，罪应宪墨，以杀止杀，安边之义也。”［2］2354-2355

宗氏上疏规整中带有变化，朴素灵动，善将所历所感，通过对比、对偶等形式传达，如“枭鹗”“萋斐”“宪墨”等，选词精炼，涵蕴深厚，颇具文学气息，乃十六国公牍中的隽炼之作。宗敞文才在当时就受到普遍关注，后秦姚兴赞誉其“文义甚佳。”［8］2988姚文祖称叹为“西方之英隽。”［8］2988吕超评论：“敞在西土，时论甚美，方敞魏之陈（琳）徐（干），晋之潘（岳）陆（机）。”［8］2988将宗敞与曹魏建安诸子、西晋文坛翘楚相比拟，评价甚高，今以宗敞疏文观之，确有雋炼气象。

从前凉张骏《上疏请讨石虎李期》看耿介气概。东晋咸康元年（335），前凉张骏请讨敌寇，据载：

“（张）骏有兼秦、雍之志，遣参军鞠护上疏，以为：‘勒、雄既死，虎、期继逆，兆庶离主，渐冉经世；
先老消落，后生不识，慕恋之心，日远日忘。乞救司空鉴、征西亮等泛舟江、涌，首尾齐举。”［11］

张骏抓住战机，上书晋廷，乞合力讨伐石虎、李期，疏曰：

“东西隔塞，逾历年载，夙承圣德，心系本朝……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构晋室，遭家不造，播幸吴楚，宗庙有《黍离》之哀，园陵有殄废之痛，普天咨嗟，含气悲伤。臣专命一方，职在斧钺，遐域僻陋，势极秦陇。勒雄既死，人怀反正，谓石虎、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篡继凶逆，鸱目有年。东西辽旷，声援不接……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观祸败，怀目前之安，替四祖之业，驰檄布告，徒设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长路者也。”［2］2351

作者历数“声援不接”“坐观祸败”“徒设空文”等战略失误，强烈指责晋朝贪图偏安、贻误战机之失，以理服人。同时，疏中“宵吟荒漠，痛心长路”等句，表达自身痛心疾首的真切态度，以情感人。文末带有对未来形势的分析：“且兆庶离主，渐冉经世，先老消落，后生靡识，忠良受枭悬之罚，群凶贪纵横之利，怀君恋故，日月告流……”［2］2351行文饱含收复失地的信心与决心，忠介慷慨。张骏上疏讲究辞藻，耿介气盛，刘勰赞为“文致耿介”“陈事之美表”［12］，可谓的评。

从前赵刘娥《手疏启救陈元达》看刚柔气质。十六国时期，刘聪僭位建赵，史称前赵，刘娥先为右贵嫔，终拜为后，今存刘后《手疏启救陈元达》，实乃北方女性公牍典范之作。这篇手疏析论精辟，刚柔相济，颇显豪迈，疏曰：

“伏闻将为妾营殿，今昭德足居，仪非急。四海未一，祸难犹繁，动须人力资财，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国家大政。夫忠臣之谏，岂为身哉？帝王拒之，亦非顾身也。妾仰谓陛下上寻明君纳谏之昌，下忿暗主距谏之祸，宜赏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纳，而反欲诛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祸，由妾而招，人怨国疲，咎归于妾，距谏害忠，亦妾之由。自古败国丧家，未始不由妇人者也。妾每览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为之。后人之观妾，亦犹妾之视前人也，复何面目仰侍巾栉，请归死此堂，以塞陛下误惑之过。”［2］2310

在相对寂寥的北方文坛，女性公牍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刘娥手疏深具男子豪迈气度，以至柔之躯驰骋至坚之笔，自道“陛下此怒，由妾而起”云云，她虽为后妃宫人，却愿对忠良之辈施以援手，疏中“后人之观妾，亦犹妾之视前人也”等句仿若战国邹忌劝说君主纳谏之言说，刚柔相济，具有巾帼不让须眉的风范。刘聪阅后被其打动，当即称：“外辅如公，内辅如此后，朕无忧矣。”［8］2520因此，赦免陈元达上谏之过，遂成君臣相合的一段佳话。

整体而言，十六国纵横捭阖的疏文在艺术上不乏典丽之作，如申绍仕燕时，曾上疏慕容儁，其《上疏陈时务》提倡节俭，可补时弊之阙，全篇形式上则多四六骈句，且善于铺陈典故：

“故周公戒成王，以啬财为本，汉文以皂帏变俗，孝景宫人，弗过千余，魏武宠赐，不盈十万，薄葬不坟，俭以率下”“宜罢浮华非要之役，峻明婚姻丧葬之条，禁绝奢靡浮烦之事，出倾宫之女，均商农之赋”“陛下若不远追汉宗弋绨之模，近崇先帝补衣之美，臣恐颓风弊俗，亦革变靡途，中兴之歌，无以轸之弦咏”“又拓守兼并，不在一城之地；
控制戎夷者，怀之以德。”［2］2324

申绍的《上疏陈时务》兼具事义之信与艺术之美，有学者在评价十六国后燕政权文学时，指出：“文学风气属于建安文风的遗响，文学语言属于秦汉之际的风采，文章程式为战国纵横家的模范。”［13］而此评对于大多数十六国疏文而言，也都有相通之處。

十六国公牍文中的优秀篇章甚至比南牍多了一份爽亮刚直、耐人寻味的北地气息，表现出隽炼、耿介与刚柔相济等风格倾向，成为滋养后继北朝文学的一股潜流，有学者指出：“（十六国）一些应用文字，写得比较华美，与东晋一些人的文章相比，差别是不太大的。”［14］北牍包孕着文学觉醒时代的潜在能量，十六国特殊的地域及文化氛围带给文学发展以丰富想象与独特契机，“北方文学让文学走出‘体物缘情’的个人小圈子，走向更广阔的天地。”［15］与其一脉相承的北朝文学进一步继承了这种破立的际遇，在某种意义上，北域这类主要使用于古代知识分子阶层的“生命力较强”“连续性较好”的“雅词”［16］，由北入南开启了隋唐文学的大门。

结语

对于十六国公牍文的研究，历代学者多考虑撰牍者的政治斗争需求，侧重于史政钩沉，惯常持有政治应用属性的既定期待，而相对忽视了从文化、文学等多维视域的观照，本文抓住北牍文化特质，探析文学异彩，试图初步廓清作为北朝文史重要组成的十六国公牍的丰富内涵。从文化的维度看，十六国章奏符檄展现了尚质渊源、风俗书写与善牍传承等文化图景，同时流露出祖先崇敬、南北冲突、勇武开拓等文化心理。从文学的维度看，十六国时期纯文学创作寥落，而疏牍则反映出隽炼、耿介、刚柔相济等文学风貌，为相对枯槁的少数民族文坛注入了活力，成为北朝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合而观之，地域图景、文化心理等构成十六国公牍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质，并与其展露的隽炼、耿介、刚柔相济等潜在文学风貌，共同塑造着它的多重价值。注释：

①刀笔：旧时公牍称“刀笔”。原指写字的工具，后借指实用文章。才笔：指写作的才能，此指刀笔之才。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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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仲秋融（1985—），女，汉族，浙江杭州人，博士，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责任编辑：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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