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令香，祁赛，任开迪
摘 要：二十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17号藏经洞出土了六朝时期抄本郭璞《尔雅注》残卷，编号分别为P.2661和P.3735号。由于诸种因素，两者当时就被拆散，致使它们相隔上千个编号。目前，关于《尔雅注》敦煌写卷的抄写时代、文献价值研究成果较多，但对《尔雅注》在法编目、回译、缀合、影印出版等的研究还比较少。从敦煌写卷《尔雅注》最初由不知名的字书、类书到被识认、被公布于世的过程，再现了敦煌文献回传中国的艰辛历程。通过对这一学术史个案的探讨，不仅有利于雅学史研究，也有利于百年敦煌學的全面研究。
关键词：《尔雅注》；
敦煌写卷；
法藏；
回传中国
二十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出土了南北朝至宋初文献5万多卷，其中，儒家经典写卷9种300多件，在这些儒家经典写卷中就有《尔雅》，包括《尔雅》郭注1部、白文《尔雅》2部，均为残卷，分别入藏法国国家图书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所藏均为伯希和劫掠品，主要有2种：一是P.3719号白文《尔雅》，存《释诂》90条，《释言》全部，《释训》83条，三篇连接不断，只是《释诂》前、《释训》后均残缺，为同一部抄本①；
一是郭璞《尔雅注》，大致有P.2661和P.3735两个编号，后来缀合为一部，自《释天》第8.4条“秋为收成”始，包括《释地》《释丘》《释山》《释水》共五篇。英国藏斯坦因劫掠品S.12073白文《尔雅》，仅残存一片，起《释言》“懈怠也”条，至“间俔也”条，约9条。值得注意的是，P.3719和S.12073白文《尔雅》由于抄写时代明确，书法水平不高，或是残损严重，因此，研究者较少。而P.2661和P.3735《尔雅注》大约抄于六朝时期，书法俊秀，唐时又经过多人递藏，同时，经注校勘辑佚价值较大，因此，学界颇为关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关于敦煌写卷《尔雅注》出土后的收藏、目录著录、编目缀合、转写翻译、影印出版等问题研究较少。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不仅可以丰富《尔雅注》写卷的文本研究，同时也能够为敦煌学学术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
一、敦煌写卷《尔雅注》的编目及回译
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不仅是精通多国语言的语言学家，也是学识渊博的汉学家。他凭着深厚的汉学功底和丰富的考古知识，把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所有的遗书通检一遍，因此，他所劫掠的写卷的学术性、艺术性价值颇高。1907至1908年，伯希和在**、甘肃等地盗掘西北文献时，就已经开始了文献编目工作，大约在1913年前已经有个简目；
后来日本学者、中国学者抄写翻译的，及伯希和本人带在身边的，都应该是这个简目。
（一）伯希和所编《巴黎国家图书馆敦煌书目》著录2661号
1908年，伯希和把6000余件敦煌写卷运到法国，收藏于巴黎图书馆东方部。据杨剑宇《伯希和档案整理讨论》一文记载，“伯希和在中亚和敦煌收集文物过程中，‘都是拿起一个卷子就编一个号，后人在编目时，按此原始编号编目”，“1908年伯希和从敦煌回国后，就开始对汉文写本编目，直到1920年才出版此简目”[1]（P80-81）。日本学者狩野直喜曾于1913年抄写该简目，可见，伯希和于1913年之前大概已经完成简目初稿。实际上，1920年该简目并未正式出版，1935年王重民曾应巴黎图书馆之请而予以补苴。又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载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分部部长郭恩序称，1910年4月，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挑选的6000余份敦煌遗书入藏法国国家图书写本部，“伯希和把前二〇〇〇号留作藏文手稿的编号，然后亲自进行自二〇〇一号开始的汉文文献编号……其他文字如粟特文、于阗文或回鹘文书写的文献数量不多，很早就编在三五〇九号以后，伯希和好像认为有一千五百个编号足够汉文文献使用了”，“伯希和开列的原始清单非常简短，他没有时间全部完成，更说不上去为文献编目了”[2]（序，P2）。通过上述信息可知，伯希和编目的前2000号是藏文编号；
2001号以后是汉文编号，大约有1500个，即2000号至3500号为汉文写本编号。同时，该目录最初只有编号、书名等简单信息，是账目式的“原始清单”。郭璞《尔雅注》的两个编号中的P.2661应该是在这一时期编定的，而P.3735号则极有可能是后人续编的。据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载，伯氏的简目原名应该为《巴黎国家图书馆敦煌书目》，最初并未出版，为写本，中、日学者均曾抄录过，并最早由罗福苌、陆翔翻译给国内学界。
（二）罗福苌所译为“伯希和原始清单的摘录”
罗福苌（1895—1921）为罗振玉第三子，“年未冠，既博通远西诸国文字，于法朗西、日耳曼语，所造尤深”[3]（卷23，P702）。1923年，《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刊载了罗福苌遗作《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伯希和氏敦煌将来目录（上）》，这是伯氏简目的第一个中译本。罗福苌的翻译颇费周折，据罗振玉《亡儿福苌遗著三种序》称：“英法两京所藏敦煌石室《书录》各
一卷、《写经后题录》一卷，亡儿福苌所辑录也。英
京《书录》乃得之法儒沙畹博士写寄，及临时陈列之目录见之杂志中者，会最成之；
法京《目录》则就日本狩野博士直喜游欧时录本、与得之伯希和博士者，参考移录。”[4]（P160）由此可知，罗福苌曾翻译英、法两国所藏敦煌文献目录，其中，法藏伯希和简目分别是由日本学者狩野直喜与伯希和本人所提供的，在此基础上“参考移录”而成，实际上，罗福苌的翻译工作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在1919年以前完成了初译本。1911至1919年间，罗氏父子曾寓居日本，与狩野直喜过从甚密，初译时的资料就是由狩野直喜提供的。狩野直喜（1868—1947）是日本著名汉学家，1910年曾来中国调查甘肃运抵北京的敦煌写卷，与罗振玉、王国维、董康等相识交好。1912年9月至1913年间，狩野直喜曾奉东京帝国大学之命，赴欧洲考察中国学和东方学。1912年10月至法国，当时一些敦煌文献资料尚在整理之中，一般不对外公开，在伯希和的关照下，被特许入巴黎国家图书馆查阅敦煌遗书。他的工作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翻阅敦煌古书，二是抄录伯希和所作的目录。1913年1月，他在给桑原骘藏、内藤湖南的信中报告了在巴黎的工作情况，并介绍了伯希和编撰的敦煌文献目录。他说：“这份目录并未出版，是伯希和先生自己整理书写的。假如是汉字目录还好一些，遗憾的是，他是根据汉语发音用罗马字拼写的，题目下面加入一些法语的解题注解，加上伯希和先生的字迹不好辨认（对我来说），所以进展不是很顺利。……十二月底好不容易全部完成，权且作为带回日本的礼物……全部藏书共有一千五百多份，到底无法都一一看遍。”[5]（P79）可见，狩野直喜见到的是伯希和简目的手稿，它是根据汉语发音用罗马字拼写的，题目下有“法语的解题注解”，同时，这个简目确实是著录了1500余号。由于识读、抄写比较复杂，狩野直喜应是颇费了一番转写功夫的。1913年，狩野直喜回国后把自己所抄的敦煌资料提供给时在京都的罗振玉、王国维研究，罗福苌不但协助狩野直喜整理出所抄英国藏本《沙州文录补》，而且得到了狩野直喜所转抄的敦煌文献目录，并着手翻译，在1919年回国前应当是完成了译本初稿。
第二个阶段，得到伯希和本人亲自赠送的简目，最后完成翻译定稿。1919年春末，罗振玉全家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忽与伯希和博士邂逅，乱后重逢，相得益欢……福苌手录其所订敦煌古籍目录。乡人（罗振玉）略依四部类次，记之于凝清室日札中（壬戌七月稿，未刊）”[6]（P76）。伯希和于1916至1919年调任法国驻华使馆陆军武官次官，1919年离任之前与罗氏父子在上海相遇。这次重逢，伯希和把汉文写本目录（P.2001—3511号）出示给罗福苌，罗福苌对校了在日本时的译稿，至此全部简目翻译完成。
1923年，罗福苌遗作《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伯希和氏敦煌将来目录（上）》在《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发表，收敦煌汉文写本自2001号至2700号，共700号，其中即有2661号，但伯氏简目只题为“残类书二篇”，译作“一岁名，月名，风雨。一释地，十薮，八陵，九府，五方，野”[4]（P747），并未指明它为《尔雅》，信息也比较简略。1932年，罗福苌所译伯希和氏书目续篇在《国学季刊》第三卷第四号发表[7]（P733-772），收入2701—3511号，两期共翻译了1511个编号。罗福苌所译的《伯希和氏敦煌将来目录》，最早向国内公布了法国藏敦煌汉文文献的总体情况，推动了国内敦煌学的研究。
罗福苌所译《伯希和氏敦煌将来目录》应该是伯希和简目的简译本，只有编号、书名、卷数，部分编号曾用括号形式加以简单地说明。狩野直喜所说“题目下面加入一些法语的解题注解”，这部分罗福苌并未翻译，与陆翔译本相比，罗译本删节较大，这也使其所译目录的价值大打折扣。罗福苌才华横溢，精通法文、日文，罗马字对于他来说亦非難事，大概节删原则在翻译之初就已确定，或许是他长期抱病在身、精力不济的缘故吧。因此，伯希和简目比较完整的译作是由陆翔完成的。
（三）陆翔所译伯氏书目可见P2661号全貌
陆翔（1883—？），字云伯，江苏吴江人，著作有《敦煌学著述考》，译作有《敦煌石室访书记》《中国西域探险报告书》等。陆翔翻译的底稿是他震旦大学时的同学张凤提供的。张凤（1887—1966），字天方，浙江嘉善人，1922至1924年曾留学法国，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期间曾经协助马伯乐整理斯坦因所劫掠西域简牍，1931年出版了《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张凤在巴黎求学时，曾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抄录伯希和敦煌文献目录一部。1930年于沪上与陆翔重逢，并把所抄目录赠予陆翔。陆翔精通法语，当时仅见到罗福苌翻译的《伯希和氏敦煌将来目录（上）》的前700号，而“罗译于伯氏按语，颇多漏略”，于是决定重译伯氏目录，在翻译时，“伯氏按语，悉遵原文，不敢删节，以存其真”[8]（P12）。1931年冬翻译完成，1933年发表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七卷第六号[9]。在陆氏所译还未及刊发时，由罗福苌翻译的《伯希和氏敦煌将来目录（下）》于1932年发表。两个译作条目大致相同，但繁简差别较大。从陆译本来看，不但补出了伯希和的注解文字，而且纠正、增补了一些内容，同时还添加了按语，如订正书名、补充了残损程度的描写，其学术价值、应用价值更大。二人所译的P.2661号如下：
罗译：二六六一 残类书二篇（一岁名，月名，风雨。一释地，十薮，八陵，九府，五方，野。）[4]（P747）
陆译：二六六一 华文。两节极残损，而字却佳，最迟当为八世纪所书。中为类书二篇。今存岁名、月名、风雨（第八篇）及第九篇《释地》之一分：十薮，八陵，九府，五市【方】，野。搜集之书颇为详备，（修补后可摄影）背为星占书。”[9]（P66）
由此可见，伯希和编目时仅把2661号定名为“类书”，罗译比较简单，而陆译的内容则更为丰富。我们从陆译中可以获知以下信息：第一，P.2661包括《释天》“岁名，月名，风雨”，《释地》“十薮，八陵，九府，五方，野”，并且“两节极残损”。第二，伯希和断此残片“最迟当为八世纪所书”，最早提出其抄写时代问题，也就是其下线为唐中期前。第三，伯希和还交代了P.2661号残片背面是“星占书”，它“修补后可摄影”，或许已经列入伯氏摄影计划中。
总之，罗福苌、陆翔所译目录虽然简单，尤其是《尔雅注》尚未识别定名，却为中国学人提供了域外搜求敦煌文献的线索，功不可没。
二、敦煌写卷《尔雅注》收藏信息的发布与缀合
如前所述，罗福苌、陆翔所译均为伯氏简目，即2001号—3511号目录，因此，并未包括P.3735号；
同时，P.2661号也尚未识别定名。那么，是哪位学者首先将P.2661号判定为郭璞《尔雅注》的？P.3735号最早又是由谁整理公布，并与P.2661号缀合的？下面，我们就对这些问题一一解答。
（一）董康最早发布了敦煌出土文献《尔雅注》的信息
1907年、1908年，敦煌卷子分别被斯坦因、伯希和捆载至伦敦、巴黎。自1909年始，中外学者就开始了访求、拍摄、出版、研究工作。其中，中国学者董康就是较早奔赴巴黎、伦敦访求敦煌遗书的学者之一。
董康（1867—1947），字授经，江苏武进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藏书室名“诵芬室”，自号诵芬主人，是中国近代著名藏书家、刻书家、法学家。董康曾说自己“一生以影印异书为唯一之职志”[10]（P2），
著有《诵芬室丛刊》等。1909年，罗振玉辑录的《敦煌石室遗书》即为诵芬室刊行。1922年，董康赴欧洲考察，曾在欧洲调查敦煌遗书，撰成《敦煌莫高窟藏书录》，记录了在欧洲所见汉籍173种，并拍摄了60多张影片。不过，董康此行并未见到《尔雅》①。董康的《东游日记》（又称《书舶庸谭》），记载董康1926至1936年间四次东游日本访书的经历，其中记录了他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交往，以及在内藤湖南处观看敦煌遗书影片的经过，并最早发布了敦煌遗书中有关《尔雅》的信息。
1924—1925年，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携董康《敦煌莫高窟藏书录》赴巴黎、伦敦访求敦煌遗书，手录释文，并拍摄了1000多张影片，收获颇丰。1926—
1927年，董康避难日本期间，曾参观内藤湖南所搜集的敦煌遗书资料，见到了《尔雅》影片。据《东游日记》记载，1927年1月2日，董康拜訪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倒履相迎，“复出敦煌遗书影片，约二百余种。中有余未寓目者，恳以每日借携回寓校录，得其首肯”[10]（P3）。1月9日日记载：
阅敦煌影片，内六朝本《尔雅》一卷，存《释天》八、《释地》九。首尾残缺，取与阮刻本互校，除别体字及注语尾增加助词从略外，可以是正刻本者约三十四条。如“十月为阳”下注云“纯阴用事，嫌于无阳，故以名之”，今本作“纯阳”，则与下句抵触，此讹谬之显然者也。又古本形似之字，每多通用，如唐人写本“循”“备”“脩”三字互书，阅者绎其文义，当可明晰。此本“戴”“载”二字虽近似，然“戴”则注之于首，“载”有载重之义，本卷各“戴”字，皆含注于首之义，刻本作“载”，非是，是以知《礼记》之“载鸿载鸣鸢”，亦宜从“戴”也。[10]（P12）
董康并未言明内藤湖南拍摄影片之编号，但它显然与罗福苌、陆翔所译的伯希和编目之P.2661号相合。其研究成果很快就刊登于《国学（上海）》1927年第一卷第四号上[11]（P12），题为《六朝本尔雅》，内容与《东游日记》相同。此文虽然仅200余字，但具有多项开创意义。首先，它最早向国内学界发布了敦煌出土文献中有关《尔雅》的信息；
其次，关于抄写时代，伯希和的下线是“最迟当为八世纪所书”，而董康则定为“六朝本”，王重民亦持此观点，但该文比王先生的论文（1935年）刊发要早；
第三，它最早对《尔雅》残片作了校勘，肯定了其版本、学术价值。
（二）王重民首次缀合了P.2661号和P.3735号
第一个把P.2661号与P.3735号《尔雅注》缀合的是中国学者王重民。王重民（1903—1975），河北高阳人，目录学家、敦煌学家。1934年，北平图书馆选派王重民、向达二人分别赴巴黎、伦敦查阅、抄录和拍摄敦煌文献。王重民在巴黎研读了2000多份敦煌卷子，为一些卷子撰写了《叙录》，拍摄了近3000张缩微胶片，并为伯希和简目作了“注记”，其成果就是著名的《伯希和劫经录》。
《伯希和劫经录》是1934至1939年王重民在巴黎期间，为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汉文文献2001号至5579号编目所作“注记目录”的副产品。王先生校对、订正、补充伯希和原有“账簿式”的编目，即在伯希和简目的基础上校正原卷之题名，为未定名的无题目卷子定名，并加上若干注释性质的记录。在《伯希和劫经录》中②，王先生对2661号的注记为：“《尔雅残卷》（郭璞注），存释天至释地。背为方技书，名《诸杂略得要抄子》。”[12]（P269）对3735号的注记为：“《尔雅卷中残卷》（郭璞注），存释地至释水，与2661号为同卷。背为方技书，名《诸杂略得要抄子》。”[12]（P294）王先生首次明确提出两个编号均为郭璞《尔雅注》，并标明为同一部书的残卷。
1935至1940年，王重民在《北平图书馆馆刊》《图书季刊》《金陵学报》等刊物上陆续发表敦煌写卷提要80余篇，并编成《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第一辑、第二辑，向国内及时发布自己的研究成果，嘉惠国内广大学者。其中，《尔雅郭注残卷叙录》于1935年发表在《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二号，该文称：
《尔雅》郭璞注残卷，存《释天》至《释水》第十二。自《释地》“岠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句，断为两截。今《巴黎国家图书馆敦煌书目》上截著录在二六六一号，下截著录在三七三五号，验其断痕与笔迹，实为一卷。唐讳不缺笔，盖为六朝写本。卷末有天宝八载题记，大历九年书主尹朝宗记，乾元二年张真记，并是阅者所题，不得据以定为唐写本也。持与今本《尔雅》相较，经文之异者……昔有唐本《说文》本部，流出人间，咸同学者，诧为稀世之珍，况此《尔雅》五篇更为六朝写本乎？复活节日记。[13]（P75-76）
“复活节”为此文的撰写时间，即1935年4月21日。从此文来看，王先生主要作了以下工作：第一，明确了2661号、3735号为郭璞《尔雅注》，并断定两个编号出自一书；
第二，从避讳、卷后题记、与今本对校等，判定《尔雅注》为六朝写本；
第三，对《尔雅注》经、注与今本作了对校，并对“丘背有丘”“厓内为隈，外为?”等6条经、注作了疏证，充分肯定了古本《尔雅》的价值。
王重民当时也拍摄了2661号、3735号影片，现藏国家图书馆。这些影片由于拍照年代较早，与上世纪50—70年代法国国家图书馆拍摄的缩微胶卷相比，也更为完整。许建平《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群经类尔雅之属》“《尔雅》（释天—释水）校记”，多以王先生照片为对勘，引证十余例。如《释地》郭注“医无闾山名”，许校记云：“‘医字缩微胶卷左边小半残泐，此据国家图书馆藏王重民所摄照片。”[14]（P2058）至此，关于敦煌写卷《尔雅》郭注的著录逐渐完善。
1935年，姜亮夫曾自费去法国留学，在巴黎调查敦煌遗书时，遇到王重民，于是主动放弃攻读博士的机会，加入到研究敦煌文献的行列。在此期间，他也目验了2661号和3735号《尔雅》郭注；
在其后撰写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一书中，姜亮夫提出了与王先生不同的看法[15]（P132-133）。相关内容可参见《从敦煌写本〈尔雅〉郭注用字看其抄写时代》一文[16]，此不赘述。
三、敦煌写卷《尔雅注》的影印出版
很多敦煌写本原件被禁锢在欧洲的巴黎、伦敦，对于绝大多数研究者来说，亲赴英、法访求是很不现实的。因此，敦煌文献图片资料的结集、影印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内藤湖南、王重民等在巴黎拍摄的上千张影片均未出版，最早刊印敦煌资料影片的是日本汉学家神田喜一郎。
神田喜一郎（1897—1984）受业于内藤湖南，是日本著名的汉籍目录学家。1935年，赴欧洲调查敦煌遗书，拍摄了1000余张影片；
归国后，于1938年由日本京都小林写真制版所出版了《敦煌秘籍留真》。神田喜一郎《敦煌秘籍留真·自序》云：“三十年来，东方学者先后访之，著录亦美备矣。顾其有景本者，除罗氏雪堂所印行数十种外，寥寥无几。至若蒋氏《沙州文录》、罗氏《石室碎金》、刘氏《敦煌掇琐》诸书，皆唯迻录文字，不具写照，即其文字，未必无违失，读者犹有憾焉。乙亥春，余奉官命游学巴黎，滞留逾年，日课阅书于馆，每观奇帙善本，辄自摄影，次第枚举，殆以千记。乃不忍终秘，欲付景印，以广流传……
而事繁费巨，苦其难举。兹择其尤精者，辑为书景，先饷诸世，曰《敦煌秘籍留真》。”[17]（P153-154）其中，第一辑共出版63种书籍的书影，分为上、下两卷。需要指出的是，《敦煌秘籍留真》只是选取每种书中的一二页影印，如《尔雅注》仅影印了2661号与3735号《释山》《释水》相邻的一页，以及卷后尹朝宗、张真题记的一页[17]（P178-179），读者无法获睹全貌，令人遗憾。正如周一良所指出的：“每种影印一二叶，有题记者兼存其题记。惜只鳞片羽，复不注明原存行数。足供谈书法源流者之考镜，而裨益于学术研究者无多。唯其所收残卷之题记颇有值得注意者，在王有三先生所照巴黎之写本未印行发表前，此书要亦为治敦煌之学者所不废也。”[18]（P150）
陆志鸿指出：“（《敦煌秘籍留真》）各为单篇零叶，尝鼎一脔，未尽餍人望；
于是出其全部，复择尤景印，计得二十三种，名曰《敦煌秘籍留真新编》，虽种类较寡，而每种叶数，则大有增多，蔚为巨帙。”[17]（序一，P245）
为了弥补《敦煌秘籍留真》的遗憾，神田喜一郎又选择了23种书籍予以影印，名为《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共两卷），于1947年出版。《尔雅注》2661号和3735号也得以入选，在卷下，共12页，这是两个残卷首次缀合影印。此次缀合虽然12张残片的顺序没有问题，但残片上下、左右的对接还比较松散，同时也略有残缺，如《释天》“为皋六月为且”至“娄也大梁昴也”20行阙如[17]（P521-532）。因此，这次缀合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敦煌秘籍留真新编》的影片是黑白色，经文文字比较清晰，注文要稍差一些，但同王重民拍摄的影片一样，因其时代较早，与后来法国国家图书馆所拍摄的缩微胶卷相比，残卷的页边文字要相对完整一些。如《释地》“歫齐州”中的“齐”字，法国国家图书馆拍摄的底片仅存左侧残画，“州”字右上角残泐，而这两个字在《敦煌秘籍留真新编》中均保存完好。因此，《敦煌秘籍留真新编》至今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1981年，黄永武编纂出版了《敦煌宝藏》，其中，第123册第167—172页始收入完全缀合的2661号、3735号《尔雅注》影片，题为《尔雅卷中》。其影片以巴黎国家图书馆所摄缩微胶卷为底卷，较为清晰。1986年，黄永武又编纂出版了《敦煌古籍叙录新编》，此书为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之文配上影片资料，首次影印了3719号白文《尔雅》，在第四册第296—303页，而2661号和3735号郭璞《尔雅注》在第四册第304—337页。至此，法藏敦煌出土的《尔雅》叙录、影片全部收齐。
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其影片为法国国家图书馆所拍摄的高清晰度的微缩胶卷，2661号和3735号《尔雅注》位于第17册第125—129页，3719号白文《尔雅》位于第27册第110—111页，两种《尔雅》的图片资料均比此前出版的图片资料更加清晰。
2018年，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发布了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赠的5300余号文献、共3.1万余张影片，皆为敦煌遗书高清数字资源，其中也包括了法藏的《尔雅》2种8张，图片清晰，可放大观看，毫厘毕现，相对于纸质文献来说，使用也更加便利。虽然如此，研究写本《尔雅注》文字，仍需把王重民、神田喜一郎、黄永武所摄所印影片与国图高清影片进行比较，只有这样，才能使研究成果更为科学、准确。
综上所述，经过中外学者的持续努力，敦煌写本郭璞《尔雅注》残卷终于回传故土，成为《尔雅》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与此同时，我们也为敦煌写本《尔雅注》的残损而深感遗憾。当年敦煌写本发现时是成捆地堆放于藏经洞中的，此时《尔雅注》应该是保存完好的，由于伯希和等的盗掘而使这些文献人为地分离。伯希和虽然是汉学家，从他编目时将此书定为类书和2661号与3735号相隔上千个号码来看，他对《尔雅》并不熟悉。伯希和之所以会选择《尔雅注》，大概主要是看重了该写卷的书法价值及其有别于佛经的特征。罗福苌、陆翔翻译敦煌文献目录，使国内学者得以了解法藏敦煌文献的大致情况，具有重要意义。董康、王重民等学者亲赴巴黎探访敦煌遗书，为《尔雅注》残卷的面世、缀合作出了杰出贡献。神田喜一郎、黄永武等中外学者编撰、刊行敦煌文献，则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敦煌写卷郭璞《尔雅注》的编目、回译、缀合、影印出版，实际上也是敦煌文化研究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是当时中外学者多方搜求、精心考释、辛勤付出的真实写照。在国力昌盛、文化繁荣的新时代，我们要继承前辈学者的奉献精神，秉持家国情怀，坚持人民立场，进一步推动《尔雅》学研究和敦煌学研究，向国际社会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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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Guo Pus Erya Zhu（《尔雅注》） of the French Collection Dunhuang Manuscript Spread back to China
Zeng Lingxiang，Qi Sai，Ren Kaid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fragments of Guo Pus Erya Zhu（《尔雅注》） from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manuscript were unearthed in the No.17 Zangjing Cave of Dunhuang， numbered P.2661 and P.3735 respectively. Due to the discoverers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Erya（《爾雅》）， it was dismantled at that time， resulting in them being separated by thousands of numbers.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the era of transcription and the value of literature in Erya Zhu（《尔雅注》）. The process of Erya Zhu（《尔雅注》） from an unknown word book and classification book to being recognized in the world reappears the path and difficult process of the return of Dunhuang literature， which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Ya Xue， but also conducive to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Dunhuang Studies for a hundred years.
Key words：Erya Zhu（《尔雅注》）；
Dunhuang manuscript；
French collection；
spread back to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