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唯物史观，培养文化自信

王磊

摘 要：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广大青年树立文化自信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要求。历史教学中可以立足唯物史观培养文化自信。以《六朝文化》专题教学为例，可以在“纵横联系”中构建文化认同，在“质量互变”中彰显文化力量，在“对立统一”中传递文化精神，在“群众主体”中推动文化传承。

关键词：高中历史；
文化自信；
唯物史观；
专题教学

*

本文系江苏省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课题“秦淮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行动研究”（编号：L/2020/06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化自信是指一定的文化主体对于自身文化价值作出肯定和积极的认知，并对自身的文化充满礼敬、自豪和坚守，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领域广阔，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其实也是广大青年树立文化自信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要求。历史教学中，可以立足唯物史观培养文化自信。以围绕统编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3第一单元《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专题教学《六朝文化》为例，做些说明。

一、 在“纵横联系”中构建文化认同

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所以，文化传承有着深刻的历史根基和社会背景。构建文化认同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前提，也是树立文化自信的基础。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活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是指各地区由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密切联系，最终发展成为整体历史的客观过程。用唯物史观中“纵横联系”的基本原理解释文化认同，不仅能帮助学生全面认识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还能为学生准确定位中华文化的基本属性指明正确的方向。

教学中，分析六朝文化的时代背景时，教师首先出示了胡阿祥《六朝文化研究刍议》一文中的一段材料：

六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是公元三世纪至六世纪以六朝都城建康为中心而形成的地域文化。六朝文化在传承汉魏以前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成为隋唐礼乐政刑典章制度的重要渊源。

学生分析发现，正如“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2］一样，六朝文化的形成也是诸多要素纵横发展的结果。

从纵向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就产生了辉煌的吴越文化。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吴越文化得到丰富和发展。东汉衰亡之后，孙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先后统治这一区域，由于这些政权都将建康（今南京）作为都城，所以从公元3世纪至6世纪，形成了以南京为中心的六朝文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也是两汉帝国瓦解到隋唐帝国建立的过渡时期，六朝文化因此担负着承上启下、继汉开唐的历史重任。

从横向看，六朝时期，中原汉晋大族与大量流民迁徙，他们往往定居于建康及附近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不仅给南方增加了劳动力，而且也带来了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这对于促进南方地区的经济开发，改善南方地区的文化面貌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随着建康城政治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本土的南北朝文化、南亚传来的佛教文化，东亚、中亚、西亚等外来文化在这里聚集、交汇和碰撞，为六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兼收并蓄创造了有利条件。

通过以上分析，学生能够认识到六朝文化既是吴越文化在跨越历史长河中的必然结果，也是南北朝文化在国家分裂状态下交融的时代产物，更是中华文明在与异域文明对话中的自我更新。学生在认知六朝文化的基本属性的同时，也掌握了六朝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感受到六朝文化的博采众长，从而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形成了更加全面的理解，这其实就是构建文化认同的集中体现。

二、 在“质量互变”中彰显文化力量

文化是一只看不见的巨手，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创造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增强吸引力、形成凝聚力，转化为强大的力量。［3］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世界都是按照其本身固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须首先从量变开始，没有一定程度的量的积累，就不可能有事物性质的变化，不可能实现事物的飞跃和发展。

事物运动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过程，同样适用于文化力量推动人类文明演进的理解，这种演进过程往往体现了事物发展的渐进性和飞跃性的结合。其中，文化力量既是克服前进路上艰难险阻的动力，也是激发发展创新的活力。

教学中，教师从六朝诗歌入手，首先展示了這样一段材料：

在对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等人诗歌的考察中发现，他们每个人基于个性对诗歌探索所作出的贡献都得到了准确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评价。在六朝之前，中国诗歌与政治的关系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显得过于紧密，诗歌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脱离了自身发展的合理轨迹。而六朝时期，诗歌与政治的分离，道德标准的打破，都表明这是一种解放：诗歌在否定自身的行动中，发现了丰富的新主题，在几百年后，出人意料地催生了中国文学中最为夺目的唐诗。

结合对六朝诗歌的具体赏析，学生发现，无论是六朝的五言诗还是七言诗，都深刻地影响了唐诗的发展方向。“庾信的五言新体在声律上已暗合唐代的五言律诗和五言绝句，加上他的诗对仗工整，用典繁而精妙，因而对唐人的影响最为直接。”［4］刘宋诗人鲍照是发展七言诗的关键性人物，“他以丰富的内容充实了这种形式，以革新的精神发展了这种形式，变逐句用韵为隔句用韵，并且可以自由换韵。这就为七言诗的进一步发展树立了榜样，开拓了宽广的道路”［5］。除此以外，陆机对诗作形式的创新、沈约对理论主张的优化、陶渊明对审美情境的突破，也都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有学者认为，“性情和声色的统一，是盛唐诗歌超出于前代而又使后代不可企及的关键所在。”［6］如果说六朝时期作家和作品的急剧增多是量变的表现，那么题材内容、形式技巧、审美风格上的开拓发展就是质变的蓄力。

唐代诗人正是以南朝的声色为基础，将乐观昂扬的基调和理想主义的风貌熔于一炉，构筑了意蕴丰富的精神世界，实现了中国古代诗歌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跨越。学生在对这一原理的挖掘中，逐渐感受到了六朝文化的力量。

三、 在“对立统一”中传递文化精神

文化精神引领民族发展，它不仅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根基，也是文化自信的价值归宿。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的民族基因、思想灵魂及传统美德建构起了具有传承性、发展性、开创性与包容性的中国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在不同社会阶段又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也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特征。这一规律指出，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其内部都有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

教学中，教师首先出示了南京地区的南朝大墓中发现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如图1所示）。它不仅是六朝文化的历史见证，更是我们解读士人精神的重要抓手。在砖画中，竹林七贤席地而坐，姿态各不相同：嵇康弹琴的从容，阮籍长啸的丰姿，山涛饮酒的陶醉，王戎的懒散悠闲，向秀的闭目沉思，刘伶的嗜酒如命……这种特立独行，通脱潇洒的形象，被后人称之为“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六朝文化的缩影。为何会产生这一现象？教师又出示了房玄龄《晋书》中的一段史料：

（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时事，遂酣饮魏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不得言而止。钟会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豁免。籍时率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苦而返。

结合对阮籍内心和行为的分析，学生发现，生活在魏晋之际的阮籍原本胸怀大志，后来却寄情于饮酒。究其原因，一方面，这一时期政治黑暗，混战不断，王朝更迭频繁，许多名士遭受迫害，甚至死于非命。司马氏逼其入朝为官，为免遭杀身之祸，阮籍只好终日饮酒、不问世事。材料中“痛苦而返”正是其内心矛盾、饱受煎熬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当时旧的道德准则已经动摇，佛教又尚未兴盛，人们无法用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说来解除痛苦。这种文化重建的历史境遇，触发了时人对生命的强烈留恋。由此可见，“对世事的无法把握、文化的重新选择、政治的重压是形成魏晋时期士人精神矛盾的重要因素”［7］。

“狂放的外表之下是极端分裂、极端痛苦的内心，这种内心的痛苦又通过他们张狂的行为发泄出来。因此，外表的狂放、洒脱与内心实际的痛苦相结合、相冲突便形成了他们复杂矛盾的性格”［8］，这种矛盾的对立统一正是“魏晋风度”的精神实质。

六朝时期，继承与独立、理性与情欲、达观与悲观等多元化矛盾的对立与统一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精神的真实写照，士人们经常处于精神的极度痛苦之中，痛苦到了极点又呈现为一种表面上的快乐。这种生命状态正是矛盾的对立统一，體现了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学生深刻领悟了六朝文化的精神实质。

四、 在“群众主体”中推动文化传承

中华文化拥有丰富的精神财富和珍贵的历史遗存。这就要求教师在课程资源开发、课堂教学实践和课后教学评价等方面引导学生从中汲取营养，丰富涵养，努力推动文化传承，达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目的。

群众史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书写者。用这一观点审视中华文化，启示我们既要尊重不同历史时期的能工巧匠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努力，也要“加强唯物史观解读的时代向度，在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解决中，促使学生将外在认识内化为主体价值，提升学生的自觉意识和能力，培育学生的素养”［9］。

南京作为六朝京畿之地，保留了大量类型丰富、形式多样的六朝遗存。散落分布于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便是标志性遗迹。“这些石刻形体硕大，气势恢宏，雕琢精致洗练，造型夸张，变形适度，自然而生动，富有丰富的想象力，摆脱了婉约、细腻、秀美风格的约束，代表了六朝石刻艺术的最高成就”［10］。

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认识六朝石刻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教师做了如下尝试：

首先，组织学生查找和阅读相关文献，了解石刻的分布范围，选择研究项目，设计研究路线，制定研究方案。之后，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共同参与，请他们从专业的角度讲解石刻的历史内涵。例如，从石刻的种类、题材、布局、设计和雕刻方法等方面，剖析石刻的美学特质和艺术价值。以上举措帮助学生认识到，石刻虽然体现了六朝统治者的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但也是当时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更是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

进而，师生共同考察六朝石刻保存现状堪忧的原因。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酸雨侵蚀石刻的程度不断加剧。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散落在露天的南朝石刻还面临着许多潜在威胁。

最后，师生制定保护石刻的可行性方案，如在石刻周围设定保护地带，禁止新建任何建筑物；
用风格和谐的亭子遮蔽石刻，不仅美观，还能有效减少风化对石刻的损伤；
建议文物管理部门与当地村民签订石刻保护协议，给予他们一定的资金支持，增强他们的文物保护意识，减少人为因素对石刻的破坏。

这些活动扩大了历史课程的实施空间，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学习实践，能够真正推动学生践行文化传承的职责。

以上只是借助唯物史观培养文化自信的个性探索。教师可以结合本区域的文化特色，进一步挖掘中华文化中蕴含的课程资源，帮助学生树立中华文化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在培养学生文化自信的同时，达成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参考文献：

［1］ 杨彦京，宋丹.唯物史观视阈下的文化自信探析［J］.广西社会科学，2018（4）：188191.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9.

［3］ 李裴.文化的力量［N］.光明日报，20171027（11）.

［4］ 徐中玉，金启华.中国文学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00.

［5］ 许辉，李天石.六朝文化概论［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3：236.

［6］ 袁行霈.百年徘徊—初唐诗歌的创作趋势［J］.北京大学学报，1994（6）：7483.

［7］ 武锋.魏晋风度之下士人的精神矛盾［J］.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4950+96.

［8］ 雷珊.魏晋风度：矛盾冲突中诞生的奇葩［J］.邵阳学院学报，2005（4）：7980.

［9］ 沈克学，沈为慧.高中历史唯物史观素养水平3—4解读与教学建议［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19（2）：3944.

［10］ 罗涛.南朝陵墓石刻的美学特质及其保护理念［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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