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坟场之书》的禁忌书写

摘  要：將关于“性”的内容列为书写禁忌是许多儿童文学创作者的共识，但是尼尔·盖曼的《坟场之书》却或隐或显地含有与“性”相关的叙述。这些叙述是该书的显著特质，其意义表现为：在文本层面对建构小说的成长主题及人物关系结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理论层面体现了儿童文学的文体特征；
在现实层面通过对儿童文学文本成人化倾向的暗示，反映了当下语境中儿童观的发展；
在传播层面则有助于文本的接受者通过隐含儿童读者认知自我，完成以复杂、多元为核心要素的主体性建构。

关键词：坟场之书；
尼尔·盖曼；
禁忌；
性

尼尔·盖曼（Neil Gaiman，1960-）是当代欧美文坛颇具影响力的幻想小说家，其创作涵盖了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领域，荣获过众多国际文学大奖。从构思到出版长达23年的《坟场之书》（The Graveyard Book，2008）可谓尼尔·盖曼创作生涯中的扛鼎之作。该书揽获的众多奖项包括儿童文学界的两项重要大奖——纽伯瑞金奖（Newbery Medal）和卡内基奖（Carnegie Medal），此书亦是相关奖项创设以来唯一同时获取这两项殊荣的作品，其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地位可见一斑。是什么原因令《坟场之书》在众声喧哗的童书市场脱颖而出，使其在横空出世时斩获批评界的无数美誉，问世十余年来，不断掀起世界范围内的阅读热潮？对禁忌话题的书写或许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一、禁忌书写的文本表现

《坟场之书》讲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成长故事。男孩诺伯蒂（Nobody，简称伯蒂Bod）尚在襁褓中便遭遇全部亲人死于非命的厄运，机缘巧合下，他得到坟场居民的庇佑——在坟场生活，由鬼魂抚养，跟随吸血鬼、女巫等生灵学习各种奇门异术。若干年后，诺伯蒂凭借智慧、技艺、毅力战胜再次上门行凶的恶徒，彻底结束隐居在坟场的避难生涯，带着勇气和爱走向世界、走向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若从儿童读者的视角观照《坟场之书》，不难发现此书与一般意义上的儿童文学文本的显著差异在于其对禁忌题材的触碰。此处的禁忌书写，专指与“性”相关的书写。大多数童书作者的书写共识在于：令儿童“在书中找寻永恒的真理，以及能给予他们心灵愉快温暖的答案”[1]，并通过“天真无邪的故事”[2]85“给予儿童不是感伤，而是丰富的感性”[2]90。这一认知决定了儿童文学必然会在描写世界和人的万千气象时有所冲淡与保留，恐怖场景、暴力事件、性心理与性行为等均属禁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心理学家哈夫洛克·霭理士曾指出：“在人类文明中还没有哪种禁忌比讳言两性问题更加根深蒂固……（成人）渴望让这些事情避开孩子们。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跟孩子们，自己的孩子们，解说那些他们自己本能地觉得肮脏、令人恶心的事情。”[3]虽然当下的文学书写在描写“性”方面早已不同程度地突破了传统禁忌，但是从成人视角观照，“性”显然与以“天真、单纯”为核心要义的儿童观相违背，它甚至成为对儿童文学进行道德评价的潜在标签。例如，有理论家指出：“避免儿童文学中出现色情、污言秽语和凄惨结局”是童书写作中“不成文的道德准则”[4]。因而，佩里·诺德曼在对“儿童文学”这一概念进行界定时，将“性”列为重要参照，指出成人作者会“省略掉一些东西——他们告诉儿童的东西比他们自己知道的少，尤其是关于性。”[5]254可以说，“性”被视为儿童文学中最重要的书写禁忌。而《坟场之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小说不仅未曾刻意回避与“性”相关的情节与细节，似乎在叙述中有意识地引入“性”这一禁忌话题。

与“性”相关的书写主要集中在《女巫的墓碑》一章中。此章的基本情节是伯蒂在坟场结识一千年前被村民处死的女巫丽萨·赫姆斯托克（Lisa Hempstock），为了帮助她实现拥有一块墓碑的愿望，伯蒂首次离开坟场前往古董店出售他从古墓中拿到的祭品。贪婪的古董商人阿巴纳泽·博尔杰（Abanazer Bolger）为了将交易品据为己有囚禁了伯蒂，在丽萨的帮助下，伯蒂顺利逃脱。但是多年前的杀手杰克之一[6]（The man Jack）因此感知到了伯蒂的存在，生存危机即将开启。

本章虽然没有直接描写性爱，但是叙述中有若干细节明确具有与性相关的指向性，这种指向性首先体现在场景叙述中。小说这样描述八岁的伯蒂攒钱的方式：“恋人们会在坟场的草地上搂抱、亲吻、翻来滚去。等他们离开后，伯蒂总会在他们待过的地方找到一些金属硬币”[7]114。这段叙述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涉及恋人之间的肢体触碰。文学中纯爱书写与性爱书写的根本差异往往在于是否存在“身体”介入。一般而言，童书虽并不完全回避爱情题材，但是其中的爱情书写总是从儿童的无知单纯出发——一见钟情、两情相悦、终成眷属等都采用大而化之的纯洁笔触，不涉及细腻的心理活动和显著的行为表现。例如，安徒生的童话《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这样描述恋人的相爱与结合：“他们现在既然处在这样的地位上，他们就订婚了”“因此这一对瓷人就成为眷属了。他们祝福老祖父的那根钉子；
他们相亲相爱，直到他们碎裂为止”[8]。叙述中仅有对人物关系的陈述、缺乏达成关系的过程，不涉及任何与身体接触相关的词语，也就不会唤起暧昧的联想。而《坟场之书》的上述段落篇幅虽短，却简洁地勾勒出恋人们在热情驱使下的肢体接触，四个连用的动词（cuddle and snuggle and kiss and roll about）不仅描述了恋人的亲昵行为，更将亲密度的不断攀升，赋予读者清晰的身体想象，包含明显的性暗示意味。第二，凸显了身体亲密接触的后果。纯洁的爱情书写往往包含了理性的在场，即恋人间的浪漫关系并不阻碍他们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与理解。所以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在结为眷属时能够理智地祝福老祖父脖子里那根使他们的婚约得以缔结的钉子。但是在坟场草地约会的恋人们却遗失财物而不自知，有被盲目的爱冲昏头脑之嫌。这里强调了身体的亲密接触对理性与感知力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无疑来自性欲的冲动。所以，此处虽远非露骨的性爱场景，却通过“身体”这一元素的引入，为文字增添了几分不可言说的隐晦意味。

與“性”相关的书写还体现在对两性关系的描述中。丽萨告诉伯蒂，她之所以被村民残忍处死是因为杰米玛小姐“控诉所罗门·波利特对她不理不睬，却像只围着蜂蜜罐的蜜蜂一样整天绕着洗衣房打转。她说所罗门变成那副样子都是因为我的魔法令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中了咒”[7]110“说得好像让所罗门·波利特围着我的屋子转要用到魔法似的”[7]112。这番话语看似概述了一个爱的悲剧——所罗门爱慕丽萨，杰米玛小姐对所罗门爱而不得遂，就唆使村民以女巫的罪名烧死丽萨。细加品味，我们会发现话语本身并不具备纯爱故事中常见的纯洁、浪漫或哀伤的指向性。这一事件中的人物关系也不能用“恋人”加以界定。丽萨并未指出所罗门和杰米玛小姐之间是否两情相悦，也未强调她与所罗门之间是否相互恋慕，她的话语并不涉及男女之间双向的情感互动，突出的却是在这一爱的错位事件中的两点事实：一、杰米玛小姐对所罗门怀有强烈的占有欲，因此不惜毁灭他人以实现自我欲望的满足；
二、丽萨对所罗门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从而给自己招来麻烦。不论是占有欲还是吸引力，都在强调性的力量。

此章情节中的关键性意象也与“性”存在隐秘关联。伯蒂与丽萨的结识源于他为了摘取一个“熟透的红苹果” [7]107从树上摔下来，而他企图用来交换碑石的古董，是一枚盘绕着蛇雕的宝石胸针。苹果与蛇的意象可以追溯到《圣经·旧约·创世记》中亚当与夏娃偷食禁果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不论是诱惑人类始祖的蛇，还是作为禁忌之果的苹果，作用都在于令人类将“性”视为羞耻与隐秘之事，不敢轻易宣之于口。所以，文学中苹果和蛇的意象总会使读者隐约地产生与性和禁忌相关的联想。此章中这两种关键性意象的同时出现，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身份之设定，都可令有经验的读者在头脑中强化这种联想。伯蒂摘取苹果使他与丽萨的结识，他拿取蛇雕胸针是为丽萨购买墓碑。可见，关键性意象与丽萨有紧密的关联，而丽萨的身份是女巫。从后文的对话中我们得知，她生活在征服者威廉时代，也就是说她是一位中世纪女巫。在***会统治一切的中世纪，女巫被认为是春药的制造者，她们“大胆调配药草，不仅用于治疗，同时也用于挑逗人性的欲望”[9]，而此处所说的欲望主要指性的需求。所以，不难理解，围绕女巫展开的对苹果和蛇意象的描写很容易令读者产生与性相关的联想。

总之，《坟场之书》虽不涉及直接的性爱描写，但是“性”这一对儿童而言的禁忌话题仍在叙述中得到了或隐或显的呈现。

二、禁忌书写的文本蕴含

既然“性”是儿童文学的书写禁忌，《坟场之书》为何仍然大胆涉猎，而非采用更安全的方式或直接对其避而不谈？例如，关于恋人们的场景叙述对情节主线并无多大影响，完全可以删除，叙述者也不必为丽萨设置女巫这一敏感身份，为其构思一个非正常死因也并非难事。但是，叙述者为何一再触碰这一禁忌话题？要解答这一问题，首先要思考禁忌书写更深层的文本蕴含。

与“性”话题相关的书写，多出现在《女巫的墓碑》一章中，本章结构和全书中的其他章节有类似之处，既是整个故事中的一环，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内容围绕伯蒂几经波折为丽萨寻找墓碑展开，以“相识—了解愿望—走出坟场—被困古董店—得到援助—携镇纸（用于做墓碑）逃回坟场”为线索，其自身形成了一个封闭结构。此章在内容上与小说的其他部分看似没有明显交集，却对全书情节和人物关系的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禁忌书写有助于凸显《坟场之书》故事发展的重要节点。本章的重要情节点有二：第一，伯蒂首次走出安全的坟场，进入危机重重的外部世界；
第二，杰克之一多年搜寻未果后，首次感知到伯蒂的气息，开始谋划新一轮的追杀。纵观全书，伯蒂成长最充分的体现便在于他勇敢走出坟场这一舒适区，不再寻求他者的庇佑，靠自身的力量完成对世界的认知。因此首次离开坟场在他长大成人的旅途中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隐居坟场令伯蒂获得暂时的安全，可杰克之一的存在意味着危险仍然潜伏于他的生命中。在安全与危险之间，二者虽达到暂时的平衡，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时时存在，也难以彻底解除危险。伯蒂离开坟场令杰克之一感知到他的藏身之处，这一轻率的举动虽使其暴露于危险中，却也打破了安全与危险之间的胶着状态，使危机的彻底解除成为可能。因此，互为因果的这两起事件在《坟场之书》中具有深化主题、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意义。而这两个事件的根本起因便在于伯蒂和女巫丽萨的结识。《坟场之书》的其他各章也书写了伯蒂成长过程中的各色遭遇。这些遭逢各自独立，各有其曲折性，且都能促进伯蒂对他人、自我、世界的某一方面的认知。也正是每一次陷入危机、又解决危机的经验叠加，不动声色地推动着主人公长大成人的进程。不过，倘若这一过程缺乏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契机，成长本身便会因为过程的同义反复而缺乏说服力，寻找墓碑事件则体现了这一契机。既然走出坟场、面对仇敌是伯蒂必将面对的宿命，那么包含首次离开坟场和引起杀手感应等情节的《女巫的墓碑》一章便既是故事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主人公从天真懵懂的童年走向有担当、有勇气、有智慧的成年之重要一环。既然此章是伯蒂前行路途中极其重要的环节，那么如何凸显其重要性？从探访盘踞着“杀戮者”（Sleer）的古墓，到误入食尸鬼的巢穴险些被吃掉，再到遭遇莫林·奎林（Maureen Quilling）和尼克·法思因（Nick Farthing）的霸凌，直至被倾巢而出的杰克们追杀，伯蒂的每段经历都可谓险象环生。寻找墓碑事件和其他相比，惊险程度并未胜出一筹，它之所以独树一帜乃是因为其中暗含的禁忌书写令事件本身具有了更复杂的意味。如果说其他事件只是单纯地令伯蒂体验惊险，那么，墓碑事件除惊险外，更令他体察人心、感知童年与成年的边界、思索世界的复杂。若剔除与“性”话题相关的禁忌书写，寻找墓碑便会和其他事件一样，作用只是在于通过惊险数量的累积反复磨练伯蒂的勇气、智慧、技艺，难以凸显其心智成熟过程中质的飞越。所以，不论是对恋人约会场景的勾勒，还是丽萨自述其陷入的情感纠葛，都隐晦地暗示：只有敢于直面成年人的世界、理解成年人之间更隐秘和紧密的纷纭关系，成长才可真正完成。

其次，禁忌书写有助于建构围绕主人公展开的人物关系模式。倘若我们结合道德立场与年龄特征对《坟场之书》的主要人物进行梳理，不难发现与伯蒂属于同一类型的正面儿童形象仅有两个：斯卡莉特·安贝尔·帕金斯（Scarlett Amber Perkins）和女巫丽萨。丽萨生前虽然卷入了情感纠纷，但是小说对其年龄的界定是年纪比伯蒂大，“但还没有成年”[7]109，所以不应划入成年指导者——如塞拉斯（Silas）、欧文斯（Owens）夫妇之列。由于丽萨和斯卡莉特人鬼殊途，不能直接沟通，二者在小说中也没有事实联系，而她们都与伯蒂关系亲近，因此这三个形象便形成了一个以伯蒂为核心和中介的关系结构。从生理属性观照，可以发现伯蒂正介于活人斯卡莉特和鬼魂丽萨之间。他虽是活人，却不能正常地与人类共同生活；
他住在坟场、拥有鬼魂才有的隐身、夜视、穿墙、入梦等能力，却又必须靠人类的食物才能存活。此外，从感情关系层面观照，伯蒂也与两个女孩关联密切。斯卡莉特是伯蒂认识的第一个活人，儿时的相识以及少年时的重逢令他们结成深厚的友谊，尽管两段交往都以斯卡莉特的被动遗忘告终，但是显然，经历了生死存亡的事件之后，她会在伯蒂未来的人生里始终占据重要的位置。伯蒂初识丽萨那天，便决定帮她完成千年的夙愿，此后每每遭遇危險，丽萨都会出手救援，丽萨一再窥探伯蒂的行踪、最终离别时她温柔的亲吻，都说明伯蒂于丽萨而言，正如斯卡莉特于伯蒂那般重要。两个不同类型的女孩既与伯蒂在生活中存在紧密的关联，又与其在性情上高度相似。生活在阳光之下的斯卡莉特像伯蒂一样，勇敢、善良、坦率，拥有对万事万物的好奇心与共情能力。在坟场守望千年的丽萨像伯蒂一样嫉恶如仇、睚眦必报，能在危急时刻当机立断、孤注一掷。从人物结构关系的角度来看，与伯蒂关系亲密、性格有相似之处的两个女孩既反映了他心灵中不同的侧面，同时也暗示了他更深层的情感指向。由于伯蒂身份的特殊性，斯卡莉特不能保留关于他的所有记忆，但是她的出现却唤起了伯蒂对坟场以外的真正属于自己生活的向往。可以说，可望而不可即的斯卡莉特代表着伯蒂关于自我和世界的理想以及对理想的追寻。丽萨时时窥视伯蒂的行踪，但她总是藏身于暗影中，几乎不在伯蒂面前显形，即使最终离别时亦如此。她的“神龙见首不见尾”似乎暗示了伯蒂内心中那些隐秘的、不能轻易说出口的感情与欲望。例如，摆脱坟场的束缚、拥有正常人的生活、追寻凶手为家人报仇、与真正的异性建立友情等。这些愿望，显然都难以在坟场的语境里实现。伯蒂在理智上清楚这些愿望的不合时宜，因而并未寻求其实现。可是在情感上，作为一个与坟场居民截然不同的活人，作为一个背负家族仇恨的孩子，他又情不自禁地想要寻求实现的可能。当现实条件不允许时，他只能把这些愿望深埋心底。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丽萨正是伯蒂内心隐秘欲望的象征，而她具有禁忌色彩的女巫身份正是对其隐秘属性的加持。

综上所述，《坟场之书》中的禁忌书写一方面强化了小说成长主题的表达，另一方面暗示了主人公隐秘的内心世界，使文本呈现出更加复杂微妙的意味，具有重要的文本意义。

三、从禁忌书写到主体性建构

《坟场之书》中有关性的书写，在文本中并不占据显要位置，不易被儿童觉察，即使儿童读者有所留意，也不容易把握涉及性的叙述对主题建构及形象塑造发挥的作用。既然如此，叙述中为何还要掺入对儿童来说既不适合也不易把握的内容？

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坟场之书》的若干特质都与通常意义上儿童文学的基本形态相悖，表现出“反儿童文学”之特性。首先，就整体风格而言，许多论者认为，童书本质上表达了成人叙述者对天真、简单的过往时光的追忆与想象，童年在其中被等同于“神话般的金色过去——天堂花园、田园牧歌等”[5]47，因而，童书文本往往具有乌托邦色彩。反观《坟场之书》，一再被描述和渲染的暴力情节以及各类阴森恐怖的场景都与田园牧歌相去甚远。其次，就情节结构来看，有论者认为，童书的基本结构总是围绕“家”这一空间意象展开，“强调家与离家，不仅是童书文本的特色，更形塑了其中的故事——从离家到回家——及童书最典型的意义”[10]。而《坟场之书》却以伯蒂离开坟场之家、走向广袤世界结尾，这一开放式的结局意味着无家可归的终局，正与“离家—回家”这一传统的封闭结构背道而驰。再次，就人物形象而言，书中儿童的特征具有成人化倾向。儿童文学中传统儿童的形象往往以快乐至上为行事原则，充满游戏精神，具有天真单纯、感情用事、自理和自保能力差等特点。《坟场之书》中的儿童却独立、理性、主动性强、能够自主解决麻烦、卷入恋爱事件、无法融入学校生活、危急时刻能始终保持冷静，最关键的一点是从不做游戏（儿童专属活动）。他们只是在年龄上属于儿童，在心理、兴趣和生活经验上，被称为缩小的成人似乎更为恰当。所以，可以认为，《坟场之书》的诸多方面都表现出向成人文学靠拢的倾向，其中的禁忌书写也是这种倾向的体现。文本中与性相关的内容虽以儿童的见闻为底色，展示的却是成人的隐秘世界的一角。在全书风格、结构、形象均向成人文学靠拢的语境中，与“性”相关的内容实际上正与叙述的整体倾向吻合。禁忌书写一方面因所涉对象的非儿童性而与全书的反儿童文学特性呼应，另一方面也因所述题材暧昧微妙的意味与全书神秘奇幻的特征相合，为构建文本各个组成部分的和谐统一发挥了一定作用。

那么，为何以儿童为主要读者群的《坟场之书》存在明显的成人化倾向？首先，儿童文学自身的文体特征可为《坟场之书》中的性内容做出解释。佩里·诺德曼指出，虽然性的不在场是儿童文学的传统缺乏，似乎其隐含读者是没有任何性意识的生命存在，但是“儿童文学文本经常让成年读者（……还有一些诚实的儿童读者）感觉到它们隐含着未明确说出的性内容”，认为“文本自身那么明显地没把性包括在内才显得含有性方面的东西”[5]209。性内容存在形式的悖谬之处或与其禁忌属性有关。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触犯禁忌的欲望保存在人类的无意识领域；
而那些遵从塔布（禁忌）的人在对待塔布所禁忌的行为上却持有一种矛盾态度[11]。”童书的叙述者一方面认可“性”是儿童文学中的书写禁忌，但作为有性意识的生命个体，难免在潜意识中怀有打破禁忌的企图，这种矛盾性会导致性意味隐约呈现于文本的内在蕴含中。《坟场之书》中具有性暗示色彩的苹果和蛇意象及丽萨女巫身份的设定都属于此种情形，它们在叙述中没有被明确说出的含义建构了文本的复杂性。其次，书中那些略为明显的性内容（如恋人们的亲昵行为、丽萨陷入的感情纠葛等）或可用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提出的观点加以解释。传统观念认为，文学文本之所以不对儿童谈论性是因为他们在智性上不能理解、在情感上有悖于其纯真心性的话题。但是，波兹曼指出，20世纪中期之后，随着电影电视等新媒介的普及，“‘成人化的儿童正在兴起”[12]181。与之相应的，儿童文学表现出成人化倾向便也顺理成章。传统的儿童文学文本与成人文学文本存在显著差异，这是因为中世纪以来，在成年人眼中，儿童是与其截然不同的特殊群体，需加以特殊对待，也应以特殊策略为其书写。但是，成人对儿童的理解，会随着文化语境的发展不断更新，“童年的定义，即便是在一个狭小的、明显同质化严重的文化体系里也会发生变化，正如历史上对于童年的理解也会不断变化”[13]，这些变化会导致儿童文学书写策略的发展。既然儿童逐渐被认为“在对社会的理解方面，在语言和兴趣上与成人是别无二致的”[12]164，那么，在以其为主要对象的书写中掺入与性相关的内容便并非不能接受。传统儿童文学简单、欢乐、纯真的刻板印象被包含了复杂、哀戚、隐晦等成人文学特征的文本所取代，这是儿童文学发展极可能出现的情形。《坟场之书》是这种可能性的结果之一，通过对禁忌题材的某些较为明确的书写，它表现出的明显成人化倾向，正暗合了当下语境中儿童自身呈现出的、与成人更为接近的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传统儿童文学文本的天真单纯，还是当下包含或隐或显的性内容的儿童文学文本，都不能完全等同于儿童在现实世界里的真实样貌。儿童文学由成人创作，便也隐藏着成人对儿童的理解，这些理解，归根结底是以其自身而非儿童的思想意识为出发点的。与其说传统儿童文学的天真单纯呈现了儿童的真实生存状态，不如说表达了成人希望或鼓励儿童成为的样子。相应的，当下儿童文学的成人化倾向，固然与不断发展的文化语境中儿童群体的精神状态存在关联，但更多的还是创作者主体意识的产物，连结着其对儿童的想象、限制与界定。如果说传统的文本通过天真的形象和欢乐的情节将儿童形塑为理想的样貌，在想象的世界中实现成人关于乌托邦的向往，那么以《坟场之書》为代表的新兴文本则通过性、恐怖、暴力等成人化的书写表达了成人对儿童更复杂的定义。小说中的儿童从始至终都生活在世界的灰暗和未知当中，他们身处危机时不再向保护者求助，经历过的无助、苦闷、辛酸、灾难铸就了强韧的血肉，即使对世界产生困惑和怨愤也能内化为强劲的行动力。更具阅历的儿童形象、萦绕着恐怖氛围的情节、与性相关的叙述，都说明文本并非叙述者田园牧歌的理想。他用这个不那么明朗的、充满危机、世故、甚至隐晦意味的成人化的文本世界，督促畅游其中的隐含儿童读者尽快学会直面人生的坎坷，在披荆斩棘的过程中走向成熟。与性相关的书写其实也隐含了成人叙述者对儿童摆脱无知懵懂、完善自我认知、真正走向成熟的期待。这些期待，尽管仍来自成人对儿童的想象与界定，但就儿童读者而言，仍然有助于其通过认同于书中的儿童形象认知自我，从而完成主体性建构。与传统儿童文学文本不同的是，《坟场之书》的儿童读者所建构的自我更具复杂和多元的特质，有利于其在现实世界中以玲珑之心（而非单纯的苍白）直面纷纭和挫折，在成长的进程中达成自我保护和完善。这种现实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小说成人化的叙述倾向，与性相关的书写为达成这一效果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与儿童文学文本中普遍存在的性的缺乏不同，《坟场之书》的叙述或隐或显地含有与性相关的内容。这一独特之处看似是对童书书写禁忌的触碰，但对建构小说的成长主题及人物关系结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不容忽视的文本意义。此外，性内容的存在体现了儿童文学的文体特征，它所暗示的儿童文学文本的成人化倾向亦是当下语境中儿童观发展的产物。同时，与性相关的禁忌书写有助于文本的接受者通过隐含儿童读者认知自我、完成以复杂、多元为核心特质的主体性建构。因此，禁忌书写是《坟场之书》不容忽视的特质，有助于成就其在世界儿童文坛的强大影响力。

参考文献：

[1]史密斯.欢欣岁月[M].梅思繁，译.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8.

[2]亚哲尔.书·儿童·成人[M].傅林统，译.台北：富春文化事业公司，1999.

[3]霭理士.禁忌的作用——霭理士随笔[M].王青松，译，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9：194-207.

[4]格伦比，雷诺兹.儿童文学研究必备手册[M].孙张静，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8.

[5]诺德曼.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M].徐文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6]盖曼.坟场之书[M].李雅欣，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5.

[7]Neil Gaiman.The Graveyard Book[M].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8.

[8]安徒生.安徒生童话全集之五·母亲的故事[M].叶君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16-25.

[9]米榭勒.女巫[M].张颖绮，译.新北：立旭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1：121.

[10]诺德曼，莱莫.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M].刘凤芯，吴宜洁，译.台北：天卫文化图书有限公司，2020：232.

[11]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M].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7.

[12]波兹曼.童年的消逝[M].吴燕蕤，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13]亨特.批评、理论与儿童文学[M].韩雨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76.

作者简介：彭应翃，博士，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儿童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推荐访问:坟场 禁忌 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