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岚
中国现代文学里写到的控制欲极强的母亲形象，莫过于张爱玲《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这篇小说的末尾，当七巧听闻女儿长安不仅没有按自己说的，跟男朋友童世舫断绝关系，相反两人走得更近，于是吩咐儿子长白正式下帖子请童世舫到家里来吃便饭：
世舫猜着姜家许是要警告他一声，不许他和他们家小姐藕断丝连，可是他同长白在那阴森高敞的餐室里吃了两盅酒，说了一会话，天气，时局，风土人情，并没有一个字沾到长安身上。冷盘撤了下去，长白突然手按着桌子站了起来。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着一件青灰团龙宫织锦缎袍，双手捧着一个大红热水袋，身边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一个疯子——无缘无故的，他只是毛骨悚然，长白介绍道：“这就是家母。”
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
毛骨悚然的何止世舫，普通读者比如我，初次读到时的惊骇至今难忘。那个没有光的所在究竟是哪里？子宫？死亡？张爱玲在这里形象地突出了母亲七巧的威仪，巧舌如簧，一句看似随意却用心很深的话断送了女儿的恋情。当母亲大人突然降临，当儿子无助到“突然手按着桌子站了起来”，惶惶然，好像囚犯等待判决。曹七巧因为年轻时被压迫，心灵扭曲，对媳妇和儿女的控制欲到了施虐的地步。
《金锁记》里遗老世家年青一代的长安抽鸦片，长白娶姨奶奶，原型几乎都来自张爱玲的父辈。但她跟母亲黄逸梵关系非常复杂。父母离婚以后父亲再娶，张爱玲正是少女时期，向父亲提出留学被暴打，跑到母亲那里求收留。母亲支持女儿读书，给女儿高价请私教补习英文。但随着民国后期经济形势的恶化，通货膨胀，母亲在用度上捉襟见肘，对女儿开始心生怨隙，时常嫌弃女儿拖累了她的生活质量。“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流言·私语》）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在上海写作成名，曾将稿费换成两根金条给了母亲，等于偿还了过去读书的投资。1956年母亲入籍英国时，母女已经多年不来往。母亲查出癌症。这时正值张爱玲的丈夫赖雅中风瘫痪在床，她是家里唯一一个挣钱工作的。所以最后张爱玲给母亲电汇过去一笔钱，并寄了报刊上对她作品的评论，并没有前往伦敦去见母亲的最后一面。
在女作家里，因为缺钱和家庭义务牵制没有去见母亲最后一面的，还有爱丽丝·门罗，她把这段经历写进了自传体小说《亲爱的生活》。女性独立后长年陷入贫穷，或者因为儿女年幼被家庭拖累，都会成为母女关系恶化的外因。
《金锁记》发表于1943年的上海。40年后，1983年奥地利作家耶利内克发表了《钢琴教师》。又过了20年，2001年法国导演歇尔·哈内克根据这篇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
晚上迟回家的中年女儿进门，回到狭小的公寓里，老母亲厉声质问她下班以后到哪里去了？然后一把夺过女儿的提包，从里面翻出罪证——一条她认为样式出格的连衣裙。中年女儿抢夺连衣裙，两边各不相让，结果连衣裙撕裂。女儿气头上举手狠打老妈的头，说我真希望你（死掉）！这句话说到一半停下，但母亲立刻意会，很伤心。这么一哭，两人平静下来，过了一会儿，一起喝咖啡，破涕而笑，晚上同床共枕而眠。过了两天，这对母女穿戴整齐，挽着手同去私人演奏会。女儿演奏后，老母立刻从包里掏出精致的毛衣，为女儿披上。
《钢琴教师》中有房主电话催促女儿购买公寓的桥段，可见这对母女也是处于经济窘困中。区别在于《金锁记》中的女儿长安安静地忍受母亲的桎梏；
身为出色的钢琴教师的女儿对母亲的反抗，表现在极重口味的受虐和施虐的性爱好，对方下手越重她才越能感受到身心上的愉悦和解放。极低的自我存在感让她需要在痛和辱里打破麻木，找到存在的兴奋点。电影结尾，施虐游戏在男友被激怒以后突然升级，假戏真做，变成一场真正的强奸。
母女关系，被心理学家称为注定要失败的关系。其一是因为荷尔蒙，母女之间比母子之间更具竞争性；
其二，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二等地位，她所受的憋屈、失语、经济上的边缘化等种种不利因素都会在下一代尤其是同性身上形成情绪叠加，让关系恶化。
美国文学界的两对出名的母女，让我们可窥见母女关系的复杂。
在美国文坛上，以英文寫作的华裔作家谭恩美是非常成功的。她的代表作《喜福会》无论是原书还是电影都一直受大众欢迎。凭《喜福会》成名后，她一直保持高产，作品不断。其中两本儿童文学绘本还被拍成动画连续剧，在PBS儿童电台常年播出，可谓功成名就。
2017年，谭恩美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过去的起点》。随后根据回忆录推出同名纪录片，把书中提到的历史人物和老照片都搬上银幕。回忆录中多章都谈到她的母亲。谭恩美和母亲之间的战争，集中在她的少女时代。最激烈的一次，是母亲带着姐弟在瑞士蒙特勒，母亲拿菜刀逼她——
在卧室里，母亲先锁了门，拿着一把中式菜刀冲过来，谭恩美步步后退，一直退到墙边无路可退。
母亲说：“你如果再和那个不成器的男朋友鬼混，我现在就一刀把你杀了。然后把约翰（注：约翰是小儿子，即谭恩美的小弟弟）一起杀了，然后我自杀。我们一起到天堂加入爸爸和彼得的行列。”她的眼睛很奇怪，与平时不同，闪亮，睁得很大，但好像她又看不见我。那一刻我知道她是真疯了。她离我的脸是那么近，嘴里的热气还有唾沫星子喷到我脸上。“我不能看着你跟那个男的在一起把自己毁掉。不等了，现在我们就跟爸爸和彼得相会，我把你杀了，再杀约翰，然后自杀，我们一起去天堂。”
“她提到去世的父亲和哥哥彼得的名字。过去她多次威胁要自杀跟他们一起走。这次却威胁要杀我，她受不了了，我也受不了。我暴怒，说你杀吧，现在就动手吧。我想这次真的完了，她会动手杀我，她的眼睛凶光毕露，喘着气，胸脯起伏着。”
这是谭恩美16岁时发生的事。之前一年，父亲和大哥突患恶性脑瘤相继去世。在遭遇双重厄运以后，谭母相信家里风水不好。最后她决定卖了房产，带着一对儿女——谭恩美和小弟，搬家到欧洲，四处为家。最后他们在蒙特勒落脚，姐弟俩开始读国际学校。舞着菜刀要杀女儿的导火索，是谭恩美结识一个在当地流浪的德籍嬉皮士，这个人为逃兵役在瑞士盘桓，以出售大麻为生。他成为她的初恋。男友教会了谭恩美吸大麻，还被瑞士警察抓到。谭母用刀逼女儿时说的“跟这个人在一起，你自毁前程”并非夸大其词。用刀逼迫，是她管教女儿的方式，禁止女儿跟不良青年交往。在家庭内部以死威胁是谭母独有的管教法。
谭恩美6岁的时候，拒绝弹钢琴。“你这么不听话，也许明天我就死了呢。”这是妈妈的话，可以想象对一个6岁的孩子打击有多大。谭家的其他成员——父亲以及三个儿女，从来没有把谭母的自杀威胁当作纯粹摆姿态，他们认真地痛苦地为母亲的话自责，都是母亲情绪的囚徒——她的毁灭性的情绪，在家人面前可能随时爆发——某段时间里的每一天，或者每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两次。在高速公路上一语不合，她会突然打开车门宣布要跳车自杀；
父亲子女从外面购物回来，发现家里一片狼藉，凳子、椅子、咖啡桌都被掀倒，烘焙好的生日蛋糕整个儿丢进垃圾桶里；
在朋友聚会上，或许一句什么话冒犯了她，会突然不理睬在场所有人。一直到晚年，“不想活了”的梗都一玩再玩，在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以后不久，有一次母女一家在旧金山吃饭。谭母突然暴怒：“你们都不相信我的话，我现在就死给你们看。”说完起身就往餐馆门外跑，等女婿追上，她已经走下人行道朝贯穿旧金山南北的范耐思大道奔去，准备投入滚滚车流，一了残生。女婿一把抱住她把她扛在肩上往回走，她使劲地用手挠着他的背。这是谭恩美记忆中最后一次母亲的自杀威胁。
谭母的母亲，也就是谭恩美的外祖母也有自杀倾向，曾经两次试图自杀。最后一次，在女儿9岁时吞鸦片自杀死去。这是一种中国前现代的女性代代相传的抗争方式。谭母移民到美国以后，一直有朝九晚五正常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亲朋好友的社交圈。上海出来的移民朋友聚会，在回忆录里时常提到谭家一直有着相当正常且旺盛的家庭社交生活。谭母的自杀威胁，基本发生在家里，至亲面前。一旦出了家门，比如朋友聚会，她的情绪剧烈变化，也只限于不说话生闷气、不搭理人这类文闹，而不是动刀、跳车、掀桌子这类武闹。以死相逼，情绪上的海啸，一直到儿女中年的时候，谭母都有“我死给你们看”这种情绪崩溃。谭母的自杀威胁，跟心理疾病上的自杀倾向是有本质区别的。
谭家的母女关系跟《钢琴教师》完全不是一个性质。钢琴教师的母亲可以当着女儿的面直接搜她的提包，可以进女儿的橱柜没收她的（样式出格的）衣服，这种桎梏近似修道院的年长嬷嬷对年轻修女的压抑。谭家母女可以各自在家吸烟而不相扰，谭母可以大大方方地跟女儿谈性，“估计你跟那个逃兵已经睡过，不是处女了”。像绝大部分务实的华人移民家长，她最在乎的并不是女儿具备女德贞操，而是勤奋努力，在新大陆出人头地。她频繁闹自杀主要是情绪上的发泄，并不影响母女感情，不仅不影响，她们多年来关系密切，且有着漫长的对话。谭的代表作《喜福会》《灶神之妻》，其中绝大部分素材来自母亲移民前的经历。母亲的口头叙述让不懂华语的女儿走进民国时期上海的家族历史，是她得以回到故土的唯一的记忆之门。“我经常觉得是我在代母亲甚至外祖母的鬼魂前来写作，我是她们的声音的灵媒。”
谭恩美的写作道路，处处受到母亲的影响。她小说的行文风格，尽量不用中规中矩的官样英文来写作，而用简洁明快的英文语句，保证母亲可以轻松读懂。这种独特的英文属于谭恩美，它模仿第一代华人移民说英文时的节奏感和用词。
谭家火山爆发式的家庭关系，给谭恩美没有留下太多的心理阴影。中年以后谭家母女曾多次回到国内故地重游，接济母亲留在国内的四个子女，并请其中两个到美国来探亲。谭恩美做事和照顾家人的方式，跟我们这些第一代华人几乎无差别。她跟心理医生谈到母亲，医生说你很幸运，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创伤。另一方面，跟许多孤军奋战的女性作者不同，谭恩美的父亲离世以后，家庭经济状况没有陷入困境，全家一直过着平稳的中产阶级生活，并无跌落底层的难堪。生活无忧是一个重要的条件。谭恩美无疑是幸运的，她的写作有着几代华人女性的加持。
另有一对母女，她们的面容和声音极其相像，吃苦耐劳的精神气质也像。母亲对女儿呵护有加，女儿却对母亲尽量疏离，至死都不肯回到母亲身边。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派西尔维亚·普拉斯，奥瑞利娅·普拉斯是她的母亲。在普拉斯自杀前的几个月，她独自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搬到伦敦，母亲苦苦哀求她回到美国的家，甚至给她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准备好了公寓和生活費，但普拉斯更愿意独立居住。
1963年2月在伦敦的公寓里，普拉斯把头伸进煤气烤箱自杀，去世时还不到31岁。那天她的两个年幼的儿女在隔壁的卧室安睡。丈夫特德·休斯在伦敦另一处公寓跟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普拉斯为了防止致命的煤气弥漫开来，细心地用胶带把厨房通向卧室的门缝封死。在儿女的小窗边放了牛奶和面包。
普拉斯离世时除了留下一部小说和几部诗歌作品，还留下大量的书信、日记。普拉斯过早离世，家人都还健在，她的文学遗产中书信和日记是否出版，若出版是选集还是全集等关键性的操作问题，并无遗嘱交代。于是这些文字统统变成可以任由母亲和尚未正式离异的丈夫休斯任意操纵支配的东西。普拉斯作为女性写作的文化话题，在她离世的那一刻开始，到现在也没能结束。自1963年开始，过去几十年中，她的并不算庞大的文学遗产，作者缺席，其余人物——母亲，丈夫，插足婚姻的第三者、第四者，奖学金资助人，众多的前男友，暗恋者，文学前辈……这一群人物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均安然在世并有积极的话语权，他们对普拉斯文本的复述、剪辑、审查、干涉、重新解读，让仅活了31岁的女作家在文本上不断复活，形成庞大的不断生长的话语群落和文字汇集，这是当代英美文学里的普拉斯现象。在美国，再小的公共图书馆，查普拉斯词条，都会找到至少五本跟她有关的书和传记，稍大的图书馆，普拉斯相关的书籍起码有十多本。最近的一部传记，出版于2015年。她唯一的长篇小说《钟形罩瓶》在全球卖出超过40万本，一部以普拉斯生平为蓝本的好莱坞电影诞生了……可以说，普拉斯在过去几十年从来没有退出过历史舞台。
普拉斯的书信由母亲编辑，以《家书》为题于1975年出版。《家书》收入1950年到1962年期间部分普拉斯和亲朋好友间的通信，主体是母女通信。《家书》被休斯和普母删节得支离破碎，但读者仍然可以看到这个早逝的普拉斯多年来丰富的私人生活和内心世界。《家书》引起的争议远超普拉斯的诗集和小说本身，它不期然成为理解普拉斯最激烈的诗集《爱丽儿》的背景作品。
普拉斯出生于1932年，比1952年出生的谭恩美年长整整20岁。这20年正好是美国从大萧条走出，经历“二戰”，战后经济起飞走向全球称霸的转折时期。普拉斯出生时的美国还在20世纪20年代大萧条的阴影中，她是大萧条的贫寒中长大起来的一代人，穷困的童年影响了她一生。父亲在她8岁时去世。母亲靠做秘书以及在社区大学兼职抚养两个孩子——普拉斯是长女，她还有一个弟弟。说含辛茹苦绝对不为过。而谭家虽然也是父亲长兄早逝，同是遭遇家庭变故，但母子女三人却可以任性地漫游欧洲一年，虽然节俭但在钱上并不是捉襟见肘。普拉斯家是“每一个铜板都要计较”——普拉斯上大学的四年奖学金全部来自赞助人。普拉斯每隔一段时间要给这个恩人写信汇报思想和学业进步；
大二夏天，普拉斯精神崩溃，试图自杀，被救回后送到医院，治疗费用以及其后几年的心理治疗费用，也来自这个赞助人。多年来跟这个赞助人保持联系，让普拉斯习得一套外交辞令，善于身段柔软地跟这些支持自己的长辈打交道，即便有再多的腹诽，表面都保持有礼有节。这套辞令之术，在《家书》中比比皆是。
普拉斯的文艺天才是母亲一手栽培的，用如今的话说，她是成功的“鸡娃”范例——从幼年时代起，奥瑞利娅就在女儿房间放满文学经典。女儿8岁时初次发表诗歌作品，是母亲指点她去投稿给当地的报纸。母女间保持连续多年通信记录，最多的时候一天写两封甚至三封，上一封信还没有寄出去，新的信又写出来了。这种事无巨细，随时随地禀报“母后”的习惯，被后世研究者称为“母亲的内化”。
《家书》中的信包罗万象，包括上大学第一天，在史密斯学院入住，认识室友，选课，在校园打工，衣服的选择，周末舞会被男生追，作为学校的文学名人接受校刊采访；
到剑桥大学以后对各种约会的感受，对男生的比较，第一次见到特德·休斯时的惊为天人，倾倒；
结婚以后夫妻二人稿费收入的详细流水，日常生活支出开销，看电影，去纽约社交的观感，在伦敦出席文学名人酒会，跟文学评论家交往……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就是女儿对单亲多年，含辛茹苦的母亲的赞美、感恩……在普拉斯结婚以后，这种赞美的对象由母亲变成丈夫特德。
普拉斯在信中对家人的赞美到了肉麻地步，可以说正能量满满。这也是为什么收信另一方——母亲或者丈夫，都乐意把这些信公布于世。文化评论家把她的这些满口甜言蜜语归咎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整体的社会精神气氛——虚伪，当面活泼可爱，内心纠结怨怼。在那个时代，“双面人”的社会言谈举止属于个人修养美德，而吐槽和没心没肺的大实话必须保留在社交层面之外，属于不应该示人的内心独白。对照普拉斯的信和日记，不难发现这种“社交礼貌”和内心实话的差距。
比如她给母亲的信中写到初次与特德·休斯见面，信是这样的：
1956年4月19日，剑桥
亲爱的母亲：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最美好的雷电般惊人的消息，希望你帮我想想也分享给家中亲人，我找到了我的热爱，这个男人，这个诗人，叫特德·休斯的男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一生中第一次，一切笑声，力量，知识，写作能力，一切的一切都用到极端，你应该看看他，听到他！……
他身形巨大，身强力壮……他写诗，越写越多，源源不断。他知道许多动物的习惯，带我去看奶牛和黑鸭子，我诗兴大发，写出的诗比以前有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
现在我随时随地有诗的灵感，快乐得如舌灿莲花，比以前更多生长的力量。我不仅仅崇拜他，我可以一眼看到他的本质。
而在普拉斯公开的日记里，即便在热恋以及蜜月期，休斯也是一个“抓耳挠腮，抠鼻子，不洗头也不梳头，脾气不好”的人，“这人会把自己的下一本书献给自己的肚脐眼和鸡巴”。
《家书》中呈现的普拉斯自始至终是一个听话的女儿，尽职的母亲，持家有方的妻子，但在日记和诗里，她是阴郁、刻薄、尖锐、心思游移不定、神经质的女诗人。
在日记里提到母亲，却是“我恨她恨她恨她恨她，我恨她是因为父亲没有得到她的爱。都是她的错，我恨她的眼睛”。普拉斯的情绪在爱恨之间来回横跳，在极度的兴奋和自恨的失落之间摇摆。
据她最喜欢的剑桥女导师多罗西亚·库鲁克回忆：“初到英国时，普拉斯总是穿着小可爱气质的女孩衣服，干净整洁，明眸皓齿，头发梳得光溜整齐，总是戴着发带”，像出演香皂和去腋臭用品广告的女明星。评论家艾尔·艾佛瑞兹最初见到普拉斯是在1960年，对她的印象是“电视上的厨房电器广告里走出来的年轻貌美的主妇”，艾佛瑞兹是《观察报》的诗歌评论家，跟休斯谈诗谈了一下午，自始至终都没有注意到休斯太太，直到他离开前才意识到美丽的女主人“也是诗人”，注意这个意味深长的“也是”。
“希望能把更多的桂冠铺放在你（母亲）的脚边”，是普拉斯在信里多次提到的。母亲的无私的自我牺牲，母亲以及奖学金赞助人对她的期待，给她巨大的压力。伴随着望子成龙期待的，是一种强烈的控制感。无论是上了大学，还是远在英伦，无论是做大学生，还是成家立业有了孩子，普拉斯事无巨细都需要向母亲汇报。每一封信都像长长的绳索中的一节，拴住成年的女儿和家乡的母亲，虽然她们之间隔着一片大西洋，一个长年在欧洲，一个在马萨诸塞州。《家书》中满纸的爱的表达，密集到歇斯底里的地步。聪明如普拉斯，她不可能没意识到这种亲密关系的病态，问题是她情不自禁。母亲内化在她的人格中，嵌进大脑和心灵。
特德·休斯在普拉斯日记出版的前言里，提到她文字中的“真我”和“假我”的分裂。真我者，real self，是普拉斯日记和她自杀前完成的诗集《爱丽儿》里呈现的那个；
假我，false self，是普拉斯的早期诗歌和书信呈现的那个。在他看来，文本中假我的声音，是普拉斯内心成长中不完美的副产品，伴随副产品生产出的文字属于文青级别，可有可无。真正的诗歌是普拉斯自杀前最后六个月写的，收于《爱丽儿》中的那些，“真我”打败“假我”终于胜出，是诗人最炫目的一刻。
真我与假我之分，普拉斯母亲则不这么看。在普母看来，《钟形罩瓶》（以及后来的凌厉阴郁的诗集《爱丽儿》）代表的是普拉斯的假我，一個病态的不知感恩的假我。1971年《钟形罩瓶》在美国出版之前，普母百般阻挠。“《钟形罩瓶》里每一个人物原型都来自普拉斯的生活，而且他们是1953年夏天她精神崩溃时毫不犹豫伸出援助之手的亲朋好友，但《钟形罩瓶》用漫画手法把这些人写成市侩之徒和势利鬼。若是单看《钟形罩瓶》，作者人品太次了。”这是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前，普母给出版社编辑的信，可见她对这本自传体小说的评价并不高。为了证明女儿不是白眼狼，普母主动找到休斯，请他同意出版普拉斯的书信选，以正视听。从《家书》出版目的来看，普母对文学一窍不通，她从未想过普拉斯打动读者的，恰恰是她那些阴郁尖刻的诗，赤裸的满带伤痕的文字，而不是炫耀幸福，晒颜值晒聪明的乖乖女家信。
《家书》从出版的第一天起，读者和评论家即从字里行间读到“假”，读到母女关系的病态化的互相依赖。它成为读者解读《钟形罩瓶》和《爱丽儿》的背景资料。《家信》的假和甜，满篇客套话，累赘重复，报喜不报忧……这些文青水准的文字，偏偏让读者看清普拉斯心里的伤病是怎么来的。
这对母女之间的矛盾，远甚于谭家母女。谭母的热暴力是夏天的倾盆大雨，发泄情绪。普拉斯母亲对女儿的控制，是绕指柔，恒久绵长，贯穿一生。《爱丽儿》诗集中写父母的诗，其一是《爹爹》，给早逝的父亲；
其二是《美杜莎》，写给她的母亲。为什么确定是写给母亲的呢？这要从希腊神话中的美杜莎说起。最早关于美杜莎的诗篇，来自古罗马时代的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美杜莎是希腊神话中戈尔贡三姐妹之一，以美艳著名，尤其是她的眼睛和一头美发，被诸神追捧。海神追求并在女神雅典娜的神庙里占有了美杜莎，惹怒了好妒的雅典娜。作为惩罚，雅典娜把美杜莎的头发变成纠结的毒蛇，并且施与诅咒：任何直视她双眼的人都会变成石像。美杜莎从此变成了一个面目丑陋，令人惧怕的妖怪。美杜莎在西方经典中是美丽和邪恶的双面体。
1752年瑞典科学家卡尔·冯·林奈创立动植物分类系统时，因水母身上众多柔软带毒刺的触须，像希腊神话中美杜莎化成毒蛇的一头美发，给水母取了“美杜莎”的别名。水母中的一种，跟普拉斯母亲同名——奥瑞利娅。在《美杜莎》这首诗里，普拉斯把子宫比作“令人毛骨悚然的梵蒂冈”，把母亲的头比作“令人胆怯的上帝之球”，把母亲比作“纠葛如藤壶的老脐带，大西洋电缆”，以及看到“眼镜蛇的光”就会“身亡，一文不名”。而这些意象都来自女妖美杜莎头上的毒蛇。最后的结尾，“我跟你之间，一无所有”，决绝彻骨。
《爱丽儿》不是纯情温顺的诗，它是反叛的，凶狠的，打破女性常规的，没有一丝一毫的谄媚和屈服，正是这一点让她成为女性主义写作的先锋。这就是休斯说的真我之显露，是真正诗人的声音。他以一个职业诗人的敏锐最早看到。但他低估了《钟形罩瓶》，它是《爱丽儿》的小说版。
普拉斯母女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心理学上是经典的“纠缠性关系”，Enmashment Relation，Enmash的原意是陷入，缠住，无孔不入的母爱犹如藤须触手一样缠绕在孩子身上。这类亲密无间的关系的主要问题是家庭成员之间界限消失，彼此过分关注和投入对方的生活，从而抑制独立的个体化发展。在父亲和母亲中，母亲和子女之间特别容易生成纠缠性关系，常见的表达比如“你是我生的，我还不能管你吗？”再比如，女儿的每一个决定都需要母亲同意。当母亲不在身边或者女儿无法及时禀报母亲商量生活里的决定时，女儿会感到恐慌。女儿成人以后，感觉也跟母亲连成一体，就像连体人。这种强烈的心理亲密关系往往要到一方离世才结束。
《家书》的出版纯粹是普母做出的决定。作为职业作家且在文学史上雄心勃勃的女儿，是否愿意把这些母女之间甜腻通信出版？对于文学界的评论者和读者，普拉斯到底是想以何种面目示人？是如《钟形罩瓶》和《爱丽儿》显示的一个反叛的、决绝的女性先锋，还是温顺乖巧的孝顺母亲，照顾家庭的美女作家，人生赢家？普拉斯母亲以自己的意愿，毫不犹豫地为去世的女儿选择了后者，她相信《家书》里的爱娇肉麻文字能证明普拉斯是后者。
1957年母亲去世，张爱玲接连写出《易经》和《雷峰塔》两个英文长篇，反省母女两人的人生。20世纪70年代完成的《小团圆》全面清算香港时期的母亲。“我们大多等到父母的形象濒于瓦解才真正了解他们。时间帮着我们斗，斗赢了，便觉得自己更适合生存。”（《易经》）张爱玲对母亲的苛刻决绝，多少来自过渡时代的黑暗？多少是因为家庭亲情缺失？
谭恩美跟母亲和解，是在她成年以后，有时间坐下来听母亲聊移民到美国来之前的过去。她第一次意识到其实从来没有人认真倾听母亲的故事，听她讲年轻时代经历的黑暗，讲上几代人的人生的来路。母亲需要有人跟她一起共同经历一遍过去，才能抚慰心灵，把那些噩梦般的创伤从记忆里排遣出去。这些谈话，成为第二部小说《灶神之妻》的主要素材来源。小说写作成为母女两人共同的疗救之路。谭恩美甚至记不清母亲拿菜刀追逼她的事，有一次问母亲有没有这回事，母亲说当然有啦。
谭家代表华裔移民一代成功的人生。普拉斯没有这个命，她太早离场，她跟家人的关系，成为多年来无数文学史家和读者想解开的谜。有人写论文说普拉斯患有两极情感障碍症，有说她情绪大起大落是因为患有女性荷尔蒙不调，不一而足。但这些诊断都解释不了读者对她的迷恋。如尼采说的，凝视深渊，因为深渊也在凝视你。
责任编辑 杜小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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