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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易碎的都将永垂不朽

时间:2023-07-04 10:45:03 来源:网友投稿

我爸给远在北京的我打电话,我能想象他此刻坐在那套红木沙发上,茶几上有副待客用的茶具,还有一串他自己种的香蕉,这一切都让他得意扬扬。

我的声音从电话里响起,让他有些不习惯,因为我的第一句话不是客家话,而是普通话。只有明白过来是我爸给我打电话后,我才会说起好久没说的客家话。不过,我需要在客家话中掺普通话才能说清意思,而我可怜的爸却只能明白他儿子一半的意思。但这就够了,之后他会用自己的理解补充这通电话内容,他会跟每一个上门做客的人说起此事。他先给来人倒上一杯茶,掰下一根香蕉,然后就开始了以“我儿子在北京”开头的谈话。几乎所有人听完的反应都能让我爸满意,唯有我的发小李泉源例外。

他很爱上我家玩,如果我从北京回了家,不管他说什么,我都有把握对付,怕就怕他专拣我不在的时候来,到时我的形象将会在人前大打折扣。今年我临时有事,没能回去,为免李泉源上我家白话我,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他发微信,借故打听他当下在哪里,在做什么。他不是给我发来钓鱼照,就是给我发来打牌照,我一看就放心了。最怕的是夜晚,他若打牌赢了倒没什么,就怕他输了,只要一输,他就会在那条马路上逮谁跟谁聊天。一般很少有人会搭理他,他倒也知趣,知道这些坐在马路牙子上食饭的人不是他的目标群体,便直冲我家而来,尽管我家并不在马路边。

在马路尽头右拐,穿过一条上升的羊肠小道,躲过几户盛情相邀的人家,就能来到我家。我家在一排老屋上面,开门还能看到老墙上那条时代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他从屋檐下走过我家的卫生间和我奶的房间后,就会站到大门前铺了水泥的院子里,冲着我家客厅最亮的灯喊我。有时我会在二楼自己的房间探出头来,看看是谁找我,看到李泉源在楼下扯着嗓子喊个没完,便让他闭嘴。有时我会在一楼客厅被他的声音吓一跳,推开防鸡进厅的矮门,让他进来喝杯茶,歇歇脚。

我不在的日子里,我爸也会喊他进去喝茶,给他倒上杯酽茶,分他根香蕉,然后就开始说他在北京的儿子。我若在家,我爸就会说得谦虚一点,只要我不在家,他的话就夸张了,其他人听听倒也无妨,就怕李泉源听到。他会当场打断我爸的话,分析我在北京的工资到底有没有那么高,哪怕不得不承认了,也会环顾一眼我家的环境,说:“你儿子那么高工资,咋不打点钱回来装修?”前几年,我爸还不知道怎么回答这种问题,但现在他能回答了。他会什么话都不说,径直从红木沙发上起身,打开柜中抽屉。柜子上面挂了一个大“福”字,一副对联分挂左右,上联是福如东海长流水,下联是寿比南山不老松。他从柜子里拿出一支手电筒,走五步,到后门,一手开门,一手拧亮手电筒。在李泉源的印象中,后门是一条约莫半层楼高的小路,是供上山砍柴的人走的,手电筒的光直照过去,将会被拦腰斩断。可这回,他却看到光亮畅通无阻,直接照到了十米开外的那片乱葬岗。

李泉源吃惊地张大了嘴巴,他起身时撞倒了茶几上的茶杯,滚烫的茶水烫到了他的膝盖,不过他没感觉到疼,匆忙之余又将滚到地上的茶杯踢到了后门处,先他一步赶了过去。等他稍后赶过去时,我爸已经关上了门。他忘了关手电筒,只见手电筒的光亮在四十平方米左右的客厅乱晃,好像刀劈斧砍一般。所劈砍之处,皆是未装修的毛坯墙,已经用竹竿包布清理过一遍,但上面还是有许多蜘蛛网。即便如此,我爸还是没有关手电筒。也许刚才的举动让他忘乎所以,他将没关的手电筒放回了抽屉。光亮在窄处黯然回鞘,隐约可见抽屉的缝隙里有光泄漏。

见我屋后的路不见了,李泉源开门再次验证。他也有自己的光,那部最新的苹果手机,他打开手机里的手电筒。这种光较之真正的手电筒光发散,能扩大视野。后门还未开启,发散的光便照得满屋更加亮堂,几乎让客厅那盏蒙尘的白炽灯羞怯。他粗暴地推开后门,将手机对准面前的两眼一抹黑,赫然变得眼明心亮。他用手机一寸一寸地检查,发现那条小路确实不见了,他的面前一片开阔,甚至小路对面的那丘田也消失了,没了路与田野遮挡。他手上的光长驱直入,甚至照清了乱葬岗里的墓碑。他没有收回光线,视线随着轻如纸张的光来到空旷的夜空。

夏夜从头顶划过的流星让他戳在当场,风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穿过这扇洞开的后门,旋即吹起了屋内轻盈的尘埃。此外,放在圆桌旋转玻璃上的饭碗也在移动,墙上挂的日历也被风一次性翻到了半年后,转眼一年便所剩无几。风越来越大,尘埃越来越密,饭碗业已掉到地上碎成无数块,弹指之间,日历上的年份也已过完。躲藏在日历后的曱甴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但它们的两根触须和六条腿仍像躲在暗处般一动不动。只有当我爸的人字拖拍打其上时,幸存的曱甴才会从墙上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分别逃窜。很快,地下便多了许多曱甴尸体,整个客厅散发出一股烂菜叶的味道。

在我爸去拿扫帚清扫的当儿,墙上密密麻麻的曱甴早已不见踪影,天花板看似严丝合缝,但这些曱甴会用见缝插针的方式告诉我们实则漏洞百出。他把曱甴扫进厨房,丢进灶火里,这样就再也不怕这些小强打不死了。我爸返回客厅的时候,脚不小心被碎碗割伤了,看着血流成河,我爸皱着眉头喊我妈下来。我妈在二楼看电视,这会儿电视还开着,人却睡着了。她模模糊糊间听到有人在喊她,眼睛睁开一道缝,看到窗外还是天黑黑,又睡過去了。最后是我弟回应了我爸的呼喊,他匆忙下楼来,看到他爸腿上在流血,立即从抽屉里拿出云南白药给他敷上,然后给他缠上纱布,又下厨房舀了瓢水,把地冲洗干净。

此时李泉源还站在后门,目视着辽阔晶莹的夜空,我弟啪的一声关上门,李泉源差点被门撞掉鼻子。他悠远的视野被一扇门所扼杀,讪讪地回到沙发上落座,看到我爸腿上包着纱布像坐月子的女人,问道:“伯父你怎么了?”我爸没有搭腔,反而问他有没有看到我家屋后的变化。李泉源说他看到了,他看到屋后变成了一个篮球场。我爸纠正他说,不是篮球场,而是两座房子。他准备在那里盖两座宅子,一座是他大儿子的,一座是他小儿子的,到时他选择跟我住,让我妈跟我弟弟住。如果住烦了,他们夫妻可以换过来。

这可比装修花钱多了,李泉源听罢不再说话。每个人听到我爸这番话都不再说话,既然这个后辈的反应跟其他人一样了,我爸就觉得没必要跟他废话了,他准备送客。李泉源非常清楚我屋后那块平地的价值,我们生活在一块像蜗牛壳一样的地方,经常为了争一小块平地大动干戈,马路左右的平地早已被人抢先盖了房,要想盖房只能打山与田的主意,像我家这种情况可太少见了。因此,他不得不承认我混得好了。

不过他还是有些疑问,他拨打电话让我帮他解答这些疑问。我这才知道他刚从我家出来,并在与我爸的交手中不幸落败。我的声音从北京传到他耳朵:“我爸说的都是真的。我家的确要盖房了。”他的声音从故乡传到北京:“你家的房子不是有很多间吗?”我让他风物长宜放眼量,现在我家的房子是够住了,哪怕我们兄弟俩都结了婚也够住,但我们的孩子出生后就不够住了,况且现在放开了二孩政策。李泉源在电话那头问道:“这么说,你要回来发展?”我没想到他会有此一问,正不知如何回答,他反倒替我作答了:“也对,北京不好混,回来也好,这样我们又能一起玩了。”我明知他说得有几分道理,但还是不想服软:“那是你,来了一个礼拜就灰溜溜滚回去了,我来了可快有八年了。”

“那又如何?买得起房吗?有购房资格吗?能拿到北京户口吗?”李泉源又给远在北京的我抛了无数问题,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得不转移话题:“你还记得八年前吗?”

“我当然记得,那时我们还是抛硬币去的北京。”说起从前,他不再咄咄逼人。我们的友谊始于八年前,我们虽是同一个地方的人,但小时候对彼此都没有什么印象,因为我们上学没同过班。还是大学毕业后我们才走在了一起,那时我们正为毕业后找工作的事烦恼,听说他也在家到处投简历,便去他家找他。他刚好推着摩托车出门,以为我来找别人,就没在意,直到我开口喊他:“李泉源,你去哪儿?”他脱下刚戴上的头盔,说:“林为攀,我去县里。”

“能载我一起去吗?”我的脚已经跨上去了。他戴好头盔,让我坐好。在路边店铺门口打牌的人看到我们后,都忘了抓牌,十几双眼睛同时盯在我们身上,我显得有些不自在,但他却很享受别人的眼光,甚至还放缓了速度,与他认识的三姑六婆挨个打招呼。

我们在县里的一家饭店夯实了友谊。在当年的九月一日,我们同时离开家乡,先后来到县汽车站。等各自送我们进城的家人回去后,我们才敢在候车厅接头。我们的行李虽少,仅有一个背包,可我们却觉得我们的前程远大,几乎整个中国都尽在掌握。然而,我们却连去哪儿都还没取得一致,我倾向北上,上海可以,北京亦可以,他则倾向本省的厦门或邻省的深圳。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抛硬币决定,我们摸遍全身都没有摸到硬币,只能去候车厅的小卖部兑换硬币。小卖部老板不同意没买东西兑硬币,我用五块钱买了两瓶水,让对方找一块钱硬币,然后我把硬币塞到李泉源手里,并分给他一瓶水,但他只喝了一口就把瓶子给丢了。

当时我们身上都怀揣巨款,我带了八千元,他带了七千元,我们两人的钱加起来虽然不能在大城市买一间厕所,但那个架势俨然已经住进了大房子。所以我们对钱都看得很轻,觉得总有办法在花完之前赚上更多。

“如果菊花朝上就去北方,上海或北京我说了算,假如字朝上就到南方,厦门还是深圳你说了算。”李泉源听完我的话,便把硬币捂在手心,使劲地摇晃,然后往空中一抛,没想到掉到地上不见了。我们找了很久,终于在大巴出发前找到了那枚菊花朝上的硬币,我们坐上那辆开往厦门的大巴,穿过数不清的山洞,转过无数道的弯,抵达厦门后,我们的胃里翻江倒海,无暇游览鼓浪屿风光,找了家价格中等的旅店休息再说。

我们决定在厦门玩上三天。三天的时间折算起来,也只有几处旅游景点,几顿美食,转眼三天便过完了。我们收拾好行李准备坐火车去上海,临行前,他却犹豫了。厦门的一切让他流连忘返,我告诉他我们此次出来是找工作,不是游玩的,工作能赚钱,游玩却会花钱。他让我将决定我们命运的那枚硬币掏出来,我说:“难不成你想赖账不成?”他说他只是想检查这枚硬币。我问他是不是怀疑我作弊,他说不是,他觉得这枚硬币不是之前那枚,因为看上去比较旧,很有可能我们找到的硬币是别人丢的,而我们的硬币却掉在了无人知晓的角落。这就有点强词夺理了,我说要是这枚硬币的字朝上,你就不会有这么多话说了吧。

“行,那我们就再抛一次。”我把硬币拿出来交到他手里,现在是在旅店,再怎么抛都能找到。他把硬币捏在手里,正反两面瞧了瞧,表示这回要反过来,菊花朝上到南方,字朝上就去北方。见我没有反对,他又把硬币捂在手里摇晃,我以为他还会往上抛,没想到他直接把硬币丢到床上,我上前一看,笑得倒在床上打滚,这回是字朝上,看来北方真是我们的应许之地。他脸色很难看,让我抓紧收拾背包,赶今晚的火车去上海。

我们坐上K198次列车,于当天22:14出发,次日22:04抵达上海南站,将近二十四小时。我们从厦门的夜晚到达上海的夜晚,好像时间没有任何变化,在同一个夜晚便从南来到了北。但感觉却完全不同,我们面对厦门的景点与美食时尚且还能放松,在面对上海斑斓的霓虹灯时却紧张得大气不敢出。我们分明来到了一个我们所无法掌控的地方。我们不敢在市中心下榻,只好来到城郊的一幢别墅前。我们来之前就与房东说好租住这里,每个月只需两千元,看來实物与价格出现了巨大的落差,我们看着黑暗中的别墅,以为自己赚大发了,两千块就能住得起一栋别墅。

出来接我们的是女房东。她将我们领进别墅,李泉源刚想上楼去,便被她叫住了,她指了指下面,说:“你们在最中间那一间。”我们下行一个楼梯,看到面前出现了三扇门,我推开中间那扇门,倒吸一口凉气,里面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没有空间过人,睡觉需要在门口脱鞋直接躺到床上。我让她退押金,她很嚣张,让我爱住不住,还说找遍整个上海滩都找不到比她家更便宜的屋子。我们那时毕竟年轻,真被她唬住了,加上快到半夜了,我们在上海人生地不熟,怕出去迷了路,便暂时住了进去。

李泉源问她厕所在哪儿,她说在一楼。我们放好背包,不敢同时去厕所洗漱,怕包被人顺走。我让他先去,我躺床上眯一会儿回回神。我睡着了,睡梦中感觉有人在推我,翌日醒来时,我看到李泉源坐在床头抽烟,房门敞开着。我问他现在几点了,他看了看手机,说十二点了。我说怎么才过去这么会儿,我再睡一会儿。没想到他一把掀开被子,说:“还睡个屁,现在是白天十二点,昨晚睡得像头死猪似的,害我都没地儿睡。”

“你不能怪我啊,这张床就这么大。”我起来上厕所刷牙,他喊住我,让我别去,现在楼上正排着队,他已经等了快一小时还没轮到。“你排在我后面。”他让我老老实实待在床上,我让他散支烟给我,与他坐在一起吞云吐雾,我们在缭绕的云雾中看到有一对男女下楼来,白了我们一眼就钻进了左边那个房间。我们抽完一根烟后,有个刚洗完头的女孩也下来了,走进右边那个房间。

房间不隔音,我们晚上睡觉不堪其扰,左边那对情侣整夜闹腾,右边那个女孩每夜抽泣,我们望着天花板睁眼到天明。我们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必须马上搬走,但搬走之前先要找到工作。李泉源事先在上海地图上做的攻略对我们找工作于事无补,我们只得去网吧登录那些招聘网站。我们那时没有任何职业规划,觉得可以胜任任何工作,在每一个招聘网站上都海投简历,最后都石沉大海毫无消息。

房租到期后,我们站在上海街头,离火车站箭步之遥,决定咬牙继续北上去首都。我们在火车车窗里看到外面的平原,舍不得挪开眼,我们两个住在蜗牛壳上的人冷不丁看到平原似竹席,真想尽量撐开四肢躺到上面。我们在十小时后到达北京西站,坐上那时不管多少站一律两元的地铁,来到四惠一处五层民居旁,打电话通知事先约好的房东。这回接我们的是一个男房东,看上去比我们大几岁,他将我们领到地下室,走过潮湿阴暗的走廊,打开最里面那扇嘎吱作响的门,空间比上海那间房大了一些,竟能在里面转身。

地下室白天也须开灯,我们的钱所剩不多,必须尽快找到工作。我们两人一个在三天后找到一份图书编辑的工作,一个在五天后找到一份平面设计的工作。我们都有三个月实习期,实习工资都是每个月三千元。我们计算每个月能存下多少钱,李泉源的数学比我好,他起码算出了这一年之内我们都无法存到钱,更不用说搬出这个鬼地方。

我们在来北京的第七天,难得奢侈一回,找了一家稍微干净的馆子,一瓶冰镇啤酒下肚,李泉源就开始坦露心迹。我听出了他想走的意思,那时他刚通过面试,下周一正式入职,我让他至少拿到工资再走也不迟,再说我们现在就算要走,也没车费了。看他态度坚决,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北京的确没我们想象中那么好,我们只要走出地下室,就能时刻感觉到我们与北京的差异,我们的自尊在这种差异面前荡然无存。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厦门?”他给我倒满啤酒,散了一根烟给我,我深吸一口,看到烟在酒四周弥漫,我透过烟雾看不清他的脸。他喝酒不会脸红,我半杯酒下肚浑身燥热,脸色通红,我决定挽留他:“要走我们也一个月后再走。”他掐灭烟蒂,直接拿起酒瓶一饮而尽:“你为什么非要一个月后再走,那鬼地方我一天也待不了了。”他卷起袖子,让我看他手臂上的疙瘩。我们睡的地下室常年不见太阳,几乎全世界不能见光的艺术家都流亡到了此处,每到夜晚,弹吉他的弹吉他,唱歌的唱歌。只有我们那间房里没有声音,我们躺在床上等待他们消停下来。我们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再这么下去我们即便找到了工作也很快会被开除。话说到这里,一切都不言而喻,我也不再挽留,决定送他去火车站。

从那以后,我们一南一北遥遥相对,每年过年才会在老家相聚几天,一直保持到如今。此刻李泉源的思绪还停留在过去,我几乎能听到他在手机那端的呜咽。我们共同的记忆尽管囊括上海与北京,但就像我们在这两座城市走马观花一样,共同的记忆其实并无多少。我们说起往事总会挑选一些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我们起初在这两座城市里的漂泊感让他如今想起仍然不寒而栗。我们面对过去恐惧难安,是因为我们对以后同样没有把握,昨天与明天正如我们当年抛掷的那枚硬币,是好是坏完全不由我们做主,而是全凭运气。

我们每年在故乡见面时,都会聊起这段过去,在此之前,因为我们面对面坐在一起,其间还有插科打诨,因此并未觉得那段岁月有多么可怕。但现在我们在手机里说起时,通过信号传播的记忆,可能跨越了天南地北,便让过去时而沟壑纵横,时而如履平地,以至于让我们的反应也五味杂陈。我们那时还非常年轻,即便走错几步路也能及时回头,我们现在都到了而立之年,冒险的青春期早已随风而去,所以我们看似在回首往事,其实是在悼念我们逝去的勇气。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奋不顾身,更不能像那时冲动鲁莽,我们已然经不起摔打,经不起试错,我们业已对命运随遇而安。我们已经变得非常懂事,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不告而别,我们现在凡事都喜欢跟家人商量,即便家人一知半解。我们觉得这样即便做错了,也能得到他们的体谅。我们年纪越长,越喜欢找别人分担,好像如此便能预防生命中所有的不可控。

我们挂掉电话后已经是半夜了。李泉源走在故乡收割过后的田野里,我在北京的斗室内来回踱步。他的头上是夏天罕见又奇异的流星,我的头顶是逼仄的天花板,住在楼上的那对夫妻又开始了夜复一夜的争吵。我看着屋内的一切,即便来北京八年了,还是没有留下多少东西,最多的还是那些支撑我度过慌乱不安的书籍。我每次都会在这间屋子里接听我爸来自南方的电话,我把精神上的富足等同物质上的优渥,让他觉得他儿子在北京一切皆好。我跟李泉源挂断电话后,我爸又给我打电话了。他从没在这么晚的时候给我打过电话,我以为有什么事情发生,接听后发现我爸只是想听听我的声音而已。他说起了刚才发生在客厅里的一切,比李泉源告诉我的完整不少。我把他们两人的信息互相合并,还原出了事实的真相,然后我就见到了那支锁在抽屉里还没摁灭的手电筒。它的光无处施展,屋外广阔、盛大的夜空让它顷刻变得如萤火之光,微不足道。

“你的脚没大碍吧?”我爸惊奇我知道他的脚受伤。不过他很快猜到李泉源跟我打过电话,他照旧问了问北京的天气,问了问我今天吃的什么,我说今天的北京阳光普照,我晚饭点的外卖。他听后沉默不语,过后再次提醒我外卖不卫生,最好自己做饭。我没有回答,等着他把电话挂断。我们父子不知何时已生疏至此,也许我们之间的距离让我们不再贴心。犹记得当年他骑摩托车载我去县汽车站时,我们有说有笑,那时我欺骗他我找好了工作,这次出去可以直接入职,丝毫不知道他儿子当时在外面如无头苍蝇一样乱飞乱撞。当我工作稳定下来后,我才告知自己所在的方位,他也没怪我跑那么远,而是每晚七点半准时坐在电视机前看全国天气预报,然后打电话告诉我添衣注意保暖。一开始,他的话很多,对北京天安门、长城、圆明园和颐和园兴致高涨,有时还会跟我聊聊他看过的野史,但这些地方我很少去,无法完全回应他的热情,此后他的电话便越来越短,最后甚至只有寥寥几句。我知道他一直想来北京看看,他要借着看北京名胜古迹的机会顺便看看他儿子,不过我一直没有正面回答他,也没给他拍过任何一张关于北京的照片。

他在我身上得到的反馈有多少,他反馈给别人的就有多少。他会给每一个来我家的人说起北京,他对北京的了解都不是通过他儿子,而是通过电视。他尽量说得像是我告诉给他的一样。幸喜他没遇到过什么像样的质疑,否则一定会让他脸上无光。我曾委婉告诉他别这么做,他也再三说好,但转头就全忘了。此后我就随他去了,我不能扼杀他对于北京的想象,就如无法消除我在北京的足迹一样。每个人活着都需要一些幻想,我的幻想是将来能在北京真正立足,他的幻想是在距离北京一千九百公里的南方幻想紫禁城的雄伟壮观。我弟每到这时就会给我致电让我把父亲接到北京玩个十天半月,好让他嘴里的北京能稍微真实立体一点。他的确好几次做好了举家来京的计划。他来到我那个年逾九旬的奶奶面前,冲着耳聋的她说:“我们要去北京啦。”然后来到搓衣服的我妈面前:“你收拾收拾,我们过几天出发。”最后他叫醒还在赖床的我弟:“问问你哥买好机票没。”

“我哥说最近不方便,等他忙过这段時间再说。”我弟的话让他垂头丧气,我奶奶穿着每次出门都会穿的新衣服问他:“什么时候出发啊?”我妈晾完衣服了,过来问我爸:“我们要带多少件衣服?”我爸躺在那张红木沙发上,腿高高架起,墙上挂的日历让他气不打一处来:“还去个屁,现在农闲都去不了,等过几天要割稻子就更去不了了。”我们从不在一个点上的忙碌让他此后不再心生向往。

我爸种了许多香蕉。我们家在丘陵上有四亩地,每亩地都不在一处,有的在半山腰,有的在山脚下,他在每亩地的空隙都栽上香蕉树。这些香蕉比市面上卖的短小,用刀砍下来时还是一串青,要放在阴暗的角落一个礼拜才能变黄。我爸等着香蕉变黄,有时还会猴急地剥开青皮,尝尝里面的蕉肉还涩不涩。我妈让他有点耐心,要想吃到香甜的香蕉,必须守满七天。一周后,我爸突然瞥见墙角一片黄,一个箭步上前,拎起那串香蕉来回翻看,果真发现每根香蕉都成熟了。他掰开一根,剥掉皮,吃下蕉肉,味道让他喜出望外。他提着香蕉来到客厅,用刀子切下一串,放到茶几上待客用。

每一个上我家的人都吃过我爸种的香蕉。他们的一致好评让我爸笑逐颜开,有些人甚至建议他把香蕉贩到县里卖。但我爸看不上这点钱,种香蕉对他来说就像闲情逸致的城里人养花种草。他还让每个吃过都说好的人自己去砍,想吃多少砍多少。丘陵上的香蕉树被很多贪心的人砍得面目全非,流出的树胶凝结在树上,摸上去就像黏稠的蜂蜜。我爸甜蜜的喜悦总会在这种时刻化为乌有。香蕉树上宝塔般的青蕉早被人运到县里售卖一空。我爸心生倦意,刚好我又长年不在家,便用柴刀把每棵香蕉树砍倒,重新在上面种上地里生长的花生。不过他还是留了几串备用,以防我临时回去吃不到。我之前并不喜欢吃这种香蕉,不仅卖相不佳,味道也一般,后来吃多了就习惯了,甚至嘴淡之时还会下意识地朝我爸索要。我爸最自豪、最光荣的就是这一刻,他会迅速钻进房间,打开电灯,从角落拎起一串香蕉。我甚至能想象他穿过屋檐时的得意,他来到院子里,看到邻居从窗户里探出脑袋,热情地喊他过来吃香蕉。

他还会在我每次回北京时,把香蕉塞满我的行李箱。如有可能,他甚至会把家里所有的好东西让我打包带走,可惜活禽无法带上飞机,宰杀后又不能保存那么久。其实从故乡飞北京的飞机只要三小时,这种速度是能留存鸡鸭的鲜度的,但我每次都以同样的理由拒绝:“飞机上规定不能带。”实则只要不是违禁品,飞机上可以带任何东西,我是嫌麻烦,家人的盛情有时就是人世间最大的麻烦。再一个就是我每次都不会直接飞北京,总要在厦门停留几天。

我以一个游人之姿玩在厦门,吃在厦门,住在厦门,感受自比多年前不同。重要的是我还能与长居厦门的李泉源重拾我们的友谊。因没了对生活的恐惧,我们脸上都喜气洋洋,甚至还有闲心了解鼓浪屿的历史。石塑郑成功像总会在我们嘴中再三提起,还有思明区这个名字的来源:“思念明朝”。我们对厦门共同的记忆只有短短三天,但此后数年不知被我们提过多少回。我每次都会在厦门接到我爸的电话,他问我到北京没,我总会回答到了有几天了。我们隔着电话,他无法准确知晓我到底身在何方,但我却能知道他尚在家乡。我甚至能从他的声音中听到丘陵上的风,闻到稻谷成熟的味道,他身上的汗流浃背也能一目了然。而我在这端所吃的土笋冻,所走过的中山路,所入住的民宿,他却全然不知,还以为我已在北京的房里准备在电脑上打字开工了。

每年我都会与李泉源见两次面。不过,今年我们还一次面都没有见上,我们刚才打的那通电话并不过瘾,通过语言保持的联系,终究比不上表情带来的温度。也是奇怪,我在北京差不多淡忘的客家话,每当跟他见面时总会脱口而出,而跟我爸的电话里,却吞吞吐吐,词不达意。我跟他不仅能用客家话交流,还能辅以普通话,甚至有时候夹杂客家话才能让普通话的意思更为准确,而跟我爸的电话里却刚好相反。

我们都到了对过去坦然面对的年纪。我们终究会随身携带易碎的往昔,让它在我们新一段人生旅途中历久弥新。我们背负着岁月所赠的石碑,终其一生才能在上面刻上适当的字眼。我们出发前成群结队,中途会有很多人离开,也会加入许多人,但最后都毫无例外只能独自前行。我们会忘记我们经历的大多数事,忘记我们所遇到的大多数人,但一些起初不经意的片段总会留存在脑海深处,只待在某一个恰当的时机,亲手掰开层层包裹的时光之茧,亲口品尝里面尚有甜味的过往。

我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他们,我的家人所住的两层楼房,每天早晨都会同时打开三扇房门,一扇房门走出我的父母,他们要起床做早饭,一扇房门走出我的弟弟,他要下楼上厕所,一扇房门走出我那个活了近一个世纪的奶奶,她要出来看看哪个死去的故人在敲打她的门窗。只有我的房门始终紧闭。我在北京也会打开一扇门,去楼下散散步,跟遇到的每一个疑似的熟人亲切地打招呼。我说:“爸妈,奶奶,弟弟,以后不用等我一起吃饭,你们先吃就行。”我来到马路上,看到一辆摩托车迎面而来,骑车者脱下笨重的头盔,冲我大喊一声:“走,林为攀,我载你去县城玩。”

责任编辑 杜小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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