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性·混融·抒情

香港五方杂处、华洋交汇的城市空间，决定了它的故事总是常说常新，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民生的、历史的、现实的乃至科幻的故事无所不有。在周蕾看来，我们以往对两类香港故事耳熟能详。一类故事述说香港人的抗暴反殖历史，努力彰显民族主义或国族论述的正义，无论地理或政治体制上如何区隔，都不足以割断与内地的血脉联系；
另一类故事则聚焦香港经济的蓬勃发展，讲述小渔村变成大都会的传奇，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殖民的本质。这两类故事各有侧重，前者讲政治，后者说经济，其实都承接了国家主义训导下的表述逻辑，力图将香港故事收编到更大的话语体系之中。对于从香港走出、又长期执教于美国的周蕾来说，她感到遗憾的是香港人自己的故事往往是被遮蔽的，诸多故事中没有多少是本土香港人讲述的香港故事。香港处在夹缝之间，不断地被不同的主体所掏空或赋形。因此，香港或香港文学应当学会从小处入手，从边缘发力，比如关锦鹏的电影或梁秉钧的诗歌①。当然，还有钟晓阳、西西、黄碧云、董启章等人的小说，大概也可以放到周蕾的论述脉络中加以考察。

在本土香港人讲述的故事之外，其实还有一些长居香港的非本土香港人讲述的故事。这些非本土香港人是否也有可能从小处入手、从边缘发力开辟新的空间，说出香港更为幽微细腻的面向？这些“半路出家”的新香港人，是不是可以讲出另一个“真实”的香港故事？葛亮的长篇新作《燕食记》或许作出了有效的回应。葛亮出身于南京世家，大学毕业后赴港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尔后又执教于香港浸会大学，一晃二十余年，葛亮已经成为地道的新香港人。这种既深入又疏离的“外省人”身份，使他的创作另辟蹊径，别有怀抱。他的故事从香港的日常生活出发，既有别于走马观花、流连繁华胜景的游客，也区别于浸淫其间对生活日常见怪不怪的本地人。他从五光十色的万丈高楼中观察万家烟火，也从简单重复的日常故事里体验历史传奇，从而形成了自己观察香港、书写香港的独特视角。《燕食记》观察和书写的入口是饮食和口腹之欲。民以食为天，国人对“吃”的用心由来已久，尤其是粤港地区各种美食点心食不厌精，饮茶文化几成日常。葛亮在此耳濡目染，从“匠传系列”一路走来，终于走到庖厨，几乎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小说中“忽而走出一个少年，以肉身与精神的成长为经，技艺与见识的丰盛为续。生命通经断纬，编制南粤大地的锦绣，为铺陈一席盛宴”②。显然，对于一个要融入在地的“外省人”，似乎没有什么比理解衣食住行的变动，更容易把握历史的根脉细节，写出一个“真实”的香港故事了。在这里，“吃”已经不只是日常生活的简单需求，更包含了广大的文化、历史和政治的投射。

一、“食”的物性

中国现代作家对“吃”一直情有独钟，从周作人、梁实秋到林语堂，无数的作家借着制造饮食的“差异空间”，抒发怀乡念旧的情绪，也点明了世事的移易所造成的人情或人间秩序的破坏。当代作家汪曾祺、陆文夫、莫言、王安忆等，更是赋予“吃”以更为丰富的意涵，通过“吃”写出了人心人性与历史文化。“一把刀，千个字”，“食”背后的文章，真是千言万语，诉说不尽③。对于葛亮来说，其生也晚，生活的经历未必有如前辈那般波折跌宕，但是，葛亮悉心投身案头与田野的空间，从中汲取灵感来建造自己的饮食世界。他的小说考证想象，出虚入实，看似轻松的“食”故事，却俨然有了“大河小说”的品质。故事从清末的叶凤池一路写到当下，中间贯穿起荣贻生、陈五举两位厨神的曲折身世。这百余年的跨度，恰好是中国社会经历巨变，从启蒙、革命到改革、复兴的一段历史。种种历史的动荡和变革在小说中清晰可辨，从戊戌变法到共和肇造，以至抗日军兴、香港回归。食物的主线配合历史的副线，一明一暗，互为依附，葛亮的用心跃然纸上。诚如葛亮自己所说，“《燕食记》是一部以‘食为题的小说，其意便在这穿透：以一对厨人师徒的经历，穿透岭南漫袤的近现代史；
也以一间老字号由粤至港的发展历程，穿透地缘、人心世相的变迁”④。

从“吃”的享受和回味，转到“吃”所关联的美食制作过程，是葛亮和前辈作家有所不同的地方。葛亮花费许多笔墨在食物本身的制作上，对食材准备和制作过程的深描，使得小说中的一些段落几乎成为美食制作的指引，很容易让人想起袁枚《随园食单》这样的作品。小说每一章起首所引用的《十二石山斋丛录》《廣东新语》《薄薄酒》《南方草木状》《食宪鸿秘》等文献，更让我们清楚地看出葛亮对食物的关切，除了它悠远的历史指涉，更有关于“物本体”及其文化语境的思考。葛亮花费很大的工夫，搜罗饮食文献，使小说不仅成为一种思想的方式，更是生活的方式。比起前辈作者，葛亮当然多出一份盈澈，不再面对严峻的现实作出直接感时忧国的反馈。他以舒缓抒情的方式，娓娓讲述食物的来龙去脉，以及小说人物的生活遭际与情感故事，一方面解构了“吃”的道德负重或政治抱负，回归它的日常性和凡俗性，另一方面也借此叩问从具体的日常微物中反思物我关系的可能性。

体物缘情、托物言志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抒情方式。借由物的中介，抽象的人情和品性得以外化。“意象”者无他，情志和思想的形象而已。对于王国维来讲，种种意象不外乎“以我观物”或“以物观物”，主观或客观的确立，依据的是观察者位置或视点的变化。但是，王国维唯独没有阐发“以物观我”的可能。这些原本客观静止的事物，如何成为一种观察的机制，甚至发动一种所谓的“物力”（thing power）来改造主体，是当下“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论述的重心。以比尔·布朗（Bill Brown）为代表的新物质主义者认为，世间万物皆由“物”的形式构成，人我与物我本来应该是平等的。可是，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自我中心的心态日益膨胀，一般的事物都沦为客体，长此以往，使我们对“物”或“物性”熟视无睹，予取予求。可历史的微妙处就在于，一旦这些事物从日常的轨道上脱离，不再为我们工作，诸如汽车抛锚、门窗破裂、食物腐败，我们又突然获得机会认识事物的本性，即物性（thingness）。当这些事物摆脱了它们的工具属性，与社会建构拉开距离时，“石头开始成为石头”。特别重要的是，“布朗‘物性批评的任务不再是去探讨威廉姆斯笔下的红色手推车的象征或隐喻，而是利用‘物性这一概念来建构新的物人关系，阐释‘物性如何影响自我身份的形成和参与主体身份建构”⑤。对于食物而言，所谓不食周粟，惧怕的恰是物对自我身份的建构和更易。

借着新物质主义的视角，我们可以说《燕食记》的意义正在于彰显“食”的物性，重新开放了一种物我关系，而不是在隐喻或象征的层次接续前辈作家的努力。《燕食记》中最为重要的珍馐是莲蓉月饼，它串联起了三代厨人的生命历程，既有纵的历史传承，也有横的社会勾连。莲蓉月饼的制作技艺秘而不宣，只有三位当事人知晓，而且唯其绝密，成就了三位食神，也带来生死的历险。中秋未至，在荒废的太史第里重开“盛宴”。仍不得其法的陈五举奉上新打的莲蓉月饼，特务河川守智因此意外获得线索，在得月楼和太史第之间找到关联。也正是因为此“物”，河川守智最后一命呜呼。同样是莲蓉月饼，在师徒之间，它是传承和温情，是重重的试验和坚守；
在敌我之间，它是投枪和暗器，是生命的存续或灭亡；
在亲友之间，它是联结过去未来、衰败和繁荣的关键，是情感的纽带。作为一种“物力”，它塑造着不同的人际关系，成就了各自的主体身份。有趣的是，成就莲蓉月饼制作的关键食材，不是其他，只是微不足道的食盐。我们无须历数过去种种文献来讨论“盐”在日常饮食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仅从《盐铁论》这样的著述即可知晓，对盐业的管理，从来都关乎大局，是一种“食物的政治学”。但对一部分人来说，无疑就像《燕食记》里的盐，它的物性同样不容忽视，它可能是提味的关键，也可能是重塑物我的因素。所谓的饮食政治学，某种意义上正建立在对“食”的物性的尊重和对物我关系的重塑上。

二、“食”的混融

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鲁川粤苏闽浙湘徽等菜系各擅专场。这些菜系的产生与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换句话说，某种菜系之所以成为菜系，在于它区别于其他菜系的地域特色。如此说来，“食”的传统在一定意义上是独特的，有它的传承性和连续性。但是，葛亮在《燕食记》中其实是要反写饮食传统的画地为牢，讲述饮食花果飘零、灵根自植的故事。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同样讲了一个饮食流散的故事，但她写的是饮食的风流云散和风光不再。相比较而言，葛亮却想述说流散之下的“食”依然有着坚强的韧性。故乡的人、故乡的菜，漂流到异地仍然可以营造出一个“异托邦”。当然，在小说的中部，我们注意到对美食的执着，也有可能带来生命的惨剧，毕竟改天换地，今不如昔。邵公八十寿诞，非要凤行带孕掌勺，结果混乱之中，菜刀割伤手指，一周之后凤行竟然败血而亡。邵公桃源世界的搭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当它臻于完美产生韶光重回的错觉时，竟突然以如此决绝的方式土崩瓦解。对美食极致的再现，也因此产生了戏剧性的反讽。表面上，这当然带有王安忆式的“灰心”，过去的滋味无论如何用心仿造，总是风华不再，甚至功亏一篑。但是，凤行去世之后，五举和露露还是一心一意地接续工作，在废墟之上再宴宾朋。显然，这“食”的离散，总也不会有时而尽，烟消云散，这才是真正的“食”的传统。

“食”的离散营造了所谓的“异托邦”（heterotopia）。异托邦之不同于乌托邦，它不在别处，而是与我们同在。那些看似完美、和谐、浪漫的愿景不必投射或假定在别处，而是融入了日常，变成生活的一部分。福柯（Michel Foucault）发明这个词汇，当然别有用心。在他看来，出于管理和规训的需要，我们的执政者总是想尽办法把社会秩序所不能容纳和容忍的异类，安置在一个特别的空间里来治理，并最终使得它们和我们一样。比如监狱、医院，就是为治疗行为或身心上有别于我们的另类者而准备的。我们总是试图通过异托邦的矫正和教养体系，使自己得以和他人一样。因此，异托邦的内外，其实彼此相互依赖。换言之，在我们看似自然、正常的规矩空间里，总是存在种种不可思议的、不规矩的空间。它们相互作用，提醒我们历史或现实的幽暗面目⑥。《燕食记》里的得月楼、同钦楼、十八行等，其实都不妨视作这样的异托邦。它们的存在，是为了复现一个不可复现的世界。出入这个世界的食客，通过把自己变成一个“古代人”，而不是“现代人”，进行自我的规训和疗伤。异托邦的作用，本在于使异类回归日常，但是，对这些食客而言，所谓的“日常”并不是眼前所见，而是历史失而不得的部分。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通过将自己变成一个异类，质疑了异常与正常的划界。换句话说，美食异托邦的形成，并不是来自福柯所说的统治者的管控，而是来自这些美食传统迷戀者的主动选择。借由维持一个不变的世界，一个清洁的空间，他们奋力抵抗历史的流变、人事的兴衰。

这样的美食异托邦往往会坚持和彰显传统菜系的纯正性，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并以此确立自己的位置，但是，《燕食记》的故事却一再显示了“食”的变与不变的辩证。陈五举从跑堂升到大案，得到荣贻生的真传，后来入赘戴家，发誓不用师傅所传的一招一式，重新学习上海本帮菜的做法，后来还将手艺传给了来自南洋的路仙芝。路仙芝以椰奶入菜，改良或者破坏了上海菜的传统。此举虽激起陈五举的怒气，但是世易时移，这样的改良或破坏，竟也自成体系，大受欢迎。“露露”更是将上海、香港、南洋做了一个饮食上的串联。这些华洋杂处之地，或者说离散者的所在，菜系的成功或许就在于它们能不能海纳百川，杂收博取。我们也由此了悟葛亮的用心：饮食的常与变，其实也是时代或地区常与变的直接投影。

改天换地的时代和华洋杂处的地方，稳定的饮食习性和结构固然折射了对传统的坚持和迷恋，但是，如何顺势而为也必然是饮食传统如何继承发展的关键所在。《燕食记》的高潮是荣贻生和陈五举师徒的和解。他们联袂奉上的莲蓉月饼，阴阳和谐，彼此融贯，不必再固守泾渭分明的粤菜或上海菜的分界。换句话说，饮食的创新，其实面对的不仅是食客当时当下的口味或时代潮流，更是历史中种种不可说或不可见的经验的对话和融合。荣贻生之所以强调师承的不可外传，在于他经历了社会动荡和时代洗礼，深深了解饮食的紧张性。这种紧张性不仅触及人事的代谢、时代的起落，更在于此中有人的情感，有对于家庭和亲情的执着。相对于荣贻生，陈五举的经历，则更多地代表时代经济的变动以及由此引发的情感诉求。这种情感由原先家族式的错综复杂，导向家庭式的简单明了。相比起荣贻生和太史第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关联，陈五举的故事更多地与小家庭的喜乐相关。对他来说，所谓的饮食创新，其实面对的是剧烈的社会家庭结构的转变。所以，“食”的混杂表明了在五方杂处的香港，各种菜系之间有了彼此借鉴甚至融合的可能，人和人的关系也在这样的过程中重新得到体认。

这段师徒和解的高潮，葛亮的处理可谓用心，还特别安排了一个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桥段。当初陈五举“背叛”师门，是因为一场电视直播，如今师徒的和解也是得益于电视节目为媒介。如此，“食”的混杂，其实还是一个综合行为。离散者传承传统的法门，不只是对传统的不离不弃，更有因地制宜地调动各种意想不到的资源的选择。师徒的和解表面上是两种菜系的兼容，但是，我们知道陈五举的上海菜其实已经经过路仙芝南洋菜系的改造。种种相关或不相关的因素，让“食”的问题更加复杂化。“食”的混杂，也逐渐生成了当下香港饮食文化的传统，以及饮食文化所寄寓的文化政治想象。

三、“食”的抒情

和葛亮的其他作品一样，《燕食记》的写作同样充满古典的情调。叙述文字的典雅当然是最直观的表现，各种方言的结合运用，在在见证葛亮写史的用心。整个小说的叙述如行云流水，而小说的故事却起伏跌荡，大起大落的故事与优美舒展的文字，似乎形成一种张力，要彼此冲撞，却又如日常生活不紧不慢地徐徐展开。缓缓的叙事描绘出悠远的人事和深广的历史，这种风格不能不让人想到“抒情”二字。

就《燕食记》而言，其抒情至少包含了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作为叙事的抒情。一般而言，我们总是把“抒情”视为诗词的当然属性，陈世骧、高友工纵论抒情传统或美典的问题，都主要集中于诗歌的抒情问题⑦。但是，明清以来，抒情在其他的文类中开拓出更多的可能性，《红楼梦》就是小说文类中杰出的抒情之作。《燕食记》言辞清雅，以短句胜出，颇具诗意，这当然与抒情诗的“诗意”有相通之处。但葛亮显然并没有止步于此，他的写作不断地探索当代小说的语言如何继续保持古雅的可能，着力要突出的是抒情的连通性。换句话说，我们总是觉得作为现代文类的小说，同传统的写作，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写作存在断裂，但葛亮的写作似乎试图表明，抒情在当代小说接续古典诗歌传统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抒情”既是情感的抒发，也兼有叙事的功能。诚如王德威指出的，抒情不全然是个体七情六欲式的吐露，更是触物兴咏的结果，代表主体面对不同的环境、“事情”时所启动的一套情动机制。“情”有主观的感情，更有客观的事情⑧。换句话说，“抒情”本身就是一个叙事结构或者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燕食记》似乎可以视为“抒情”叙事的一次具体实践。

二是作为共性的抒情。以往对抒情的关注更多地集中于高雅文学或精英文学，相比之下，所谓“通俗文学”有没有抒情性以及其抒情性如何展现等问题，较少受到关注。有鉴于此，陈国球提出“抒情香港”一说。他特别阐述了像《帝女花》《客途秋恨》这样的南音在抒情传统中的位置，尤其是在香港人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对他而言，这些通俗文学的抒情性的价值并不止于消闲赏析，更在于精神上的联结甚至是信仰的确立⑨。换句话说，如果明清鼎革见证了抒情传统在不同文类间的贯穿，那么香港则见证了抒情从精英到市井的下放。抒情不仅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不仅是精英的，也是民间的。它当然也有别于左翼抒情那种史诗化的风格，寻求的不是大我和小我的融洽无间，而是一种集体生活的组织。这种抒情不妨成为一种共性，一种集体的无意识，一种想象的共同體。《燕食记》聚焦市井社会，尤其关心普通百姓的饮食起居，有效地传达了无处不在的抒情性。这种作为共性的抒情，贯注于日常生活之中，体现于点滴饮食之间，让我们安心而释怀。

无论是作为叙事的抒情，还是作为共性的抒情，都在在表明《燕食记》中抒情的“风韵”，不仅展示了一种情感的氛围，更有一种主客之间的往返互动。从情感氛围的角度看，《燕食记》的“食物”故事，总是和园林、戏曲、瓷器等古典的意象或人事联系在一起，形成的是一种“意象组合”，而不是单一的“食”的形象。这种组合形态，既说明“食”的政治或“食”的混杂，也说明“食”其实只是故事的入口。以饮食为中心，串联起的是一种古雅的中国文化或生活形态。所以，《燕食记》不见得只是岭南文化或粤港美食的反映，而是折射了中国文化变迁在特定地方的历史形态。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现代性的一个缩影。我们追逐的是有用和价值，但疏离的是生活本身。灵韵或者故事，代表的是对身边日常生活的缅怀。从主客关系来看，饮食也是一种生态关系。能吃或不能吃，只是最表面的卫生问题，至于何时吃、怎么吃、和谁吃，都会不断触及社会生态的问题。因地制宜的食材选取，代表的是人如何利用自然，顺应自然的选择。而食材的制作之法、食用之法则进一步传递我们理解社会、处理人我的方式。莲蓉月饼作为小说中的关键“道具”，当然也就别有所指。三代厨神炒制莲蓉时，总是吟唱乐府《杨叛儿》：“欢欲见莲时，移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眠卧抱莲子。”词曲描绘的景象恰是以自然为屋舍，天人合一的场景。莲蓉的制作，更讲求推与划的节奏，是人力和物力彼此交互的结果。莲蓉的软糯香甜，似乎取决于这种物我对话的生态。更进一步说，莲蓉月饼是中秋的必备美食，月的阴晴，人间的圆缺，彼此照应，点出的又是社会和历史的生态。太史第里的中秋，何尝不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晴雨表？

如果再放大来看，《燕食记》中“食”的风韵或抒情的“风韵”，也提示了作者和香港的抒情关系。本雅明曾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用漫游来描摹那些浪迹于街巷，又同城市保持距离的漫游者形象。他们冷眼旁观世事，看人来人往，又见人所不见⑩。正如开头所指出的，葛亮和香港的关系既近又远，既有对香港的切身体验，也有借文字或影像构筑起来的想象的香港。这样的位置，某种意义上也让他变成一个历史的或城市的漫游者。漫游既是他的姿态，也是他的批评。张英进建议我们将“漫游者”升华为“漫游性”，并总结出三种形态，即基于人物创作的“文本漫游性”、基于作家经历的“创作漫游性”以及基于学者研究的“批评漫游性”。《燕食记》的故事正好兼具了三种形态，既讲述了一段城市的生活史，也传达了个人在港生活的所见与所得，还象征性地投射了自己对何谓香港的认知和阐释。葛亮和香港的抒情关系，不仅是一种观察和探索，也是一种漫游性批评。它不是无条件地投入全盘接受，而是有距离的温暖对话。正如张英进总结的：“在都市文化这个语境中，无论反思昔日的英雄姿态或探索今日的日常生活，漫游性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批评方法。”11

也许，葛亮在《燕食记》里用挽歌的方式对昔日的传奇作了一次回顾和缅怀，他游走在历史和现实、想象和虚构、美食和文字之间，对脚下的土地做了一种新的漫游式的定义——那是一个凡人的世界，也是食物的空间，是日常的世俗，也是厚重的历史。食物的故事，也让香港故事的讲述获得了一个新的维度。在“燕食”这个切片里，“藏着时间与空间的契约，藏着一些人，与一些事。他们有的栖息在这切片里，凝神溯流；
有的一面笙歌，一面舔舐历史锋刃斫戳的伤口；
还有一些人，蠢蠢欲动，这切片中时空的经纬，便不再可困住他们”12。在“燕食”的丰盈切片之外，岭南的故事还有哪些切片可以讲述呢，这会不会是葛亮未来创作的走向呢？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2022年10月31日

【注释】

①周蕾：《写在家国以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②12葛亮：《燕食记·后记》，载《燕食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第526、527页。

③有关现代中国饮食政治的系统讨论，可参考Gang Yue. The Mouth that Begs：Hunger，Cannibalism，and the Politics of Eating in Modern China.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

④葛亮：《歷史的味蕾》，见凤凰网（2022年9月24日），https：//news.ifeng.com/c/8JZkbhAkTvq.

⑤韩启群：《布朗新物质主义批评话语研究》，《外国文学》2019年第6期。

⑥更细致的讨论见王德威：《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第282页。

⑦参阅陈国球《抒情传统论与中国文学史》（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21），尤其是导论和第1-4章。

⑧有关抒情传统的系统梳理，参阅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⑨陈国球：《香港的抒情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

⑩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11张英进：《批评的漫游性：上海现代派的空间实践与视觉追求》，《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1期。

（季进，苏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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