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楚桥
第一次见到葛生时，这条街还没有名字。那时候葛生还不像现在那样窘迫，虽然无以为家，但衣着还算干净。他从街那边一路走过来，左看看右看看，似乎是感觉这条街少了点什么。路两边栽了两排香樟树，还没成长起来，有点像葛生瘦长瘦长的样子。太阳挂在西边的树梢上，阳光把他落在地上的影子拉得更长了。
我开始并没有怎么留意他。我的楚桥汤粉店今天开张大吉。送走最后一批前来祝贺的亲戚朋友，我终于有时间休息一阵了。我坐下来，叼起一根烟才吸两口，葛生就已经走到了我的店门前。他仰着头，盯着我的招牌看了一会，说：“好，好，好，字不错。”又转头看了看我。我也微笑着看着他，看样子那时候他就五十出头的样子，只是他奇怪的装束让我一下子难以摸清他什么来头。大熱天的，他上身穿一件皱巴巴的西装，下身却配条牛仔裤，更让我不解的是，他西装里头不是衬衫，而是一件白色的背心，没错，就是在电影里六七十年代男人们夏天里最常见的那种白背心，没扣纽扣的西装把他瘦骨嶙峋的胸暴露无遗。
我以为他要进来吃米粉，正准备招呼进来坐，不料他却掉头就走了，一边走一边还喃喃自语。他走起路来有点快，但脚步有点虚浮，因为瘦，那件西装就显得松松垮垮的，远远望去，与其说他在走，不如说是西装带着他在路上飘更准确些。
我正在心里盘算此君是何方神圣，忽闻厨房传来妻子的叫嚷声。我知道肯定又是我某些无关要紧的失误导致妻子发脾气了，要么是没有及时关掉厨房的抽风机，又或者是没有把剩下来的肉放到冰箱急冻室，诸如此类吧。但我明白，她多数是借题发挥罢了。
在此之前，我们的汤粉店在风流底第四工业区开了许多年。近几年，风流底要发展高端科技产业，把很多来料加工厂迁到了其他城市。我们离市区远，第四工业区本来不在规划之内，但我一直担心做不长久，更主要的原因是现在制造业日益凋零，每年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整个工业区就开始冷清起来。都说树挪死，人挪活，我便寻思着搬到别的地方，可妻子不同意。她觉得目前生意还可以做下去，又说搬一次伤筋动骨，熟客全没了不算，还要从头做起，不知何时才能积聚人气。我根本就不听她的啰唆，男人嘛，未雨绸缪这点意识还是要有，何况现在店里的生意大不如前了，等我找到现在的店址就先斩后奏下了定金，然后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就搬了过来。在这种大事上，我一向有决定权。女人头发长，多数都是见识短的货，若让她来拿主意，岂不反了天。妻子肚子里那把火无处发泄，我猜她此刻正等着我送上门去。
我站起来慢吞吞地朝厨房里走，一边走一边在心里跟自己说，今天开张大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原则上，那些无伤大雅的小事她说了算，我也乐意听她的。不料我刚走到厨房门口，却见正在厨房洗碗的妻子冲着手机乐开了花，见我进来，还冲我挤眉弄眼起来。妻子本来就大的脸，瞬间放大成为一个标准的洗脸盆。
“你睇，你睇睇，真系天开眼喽。”
妻子一边说一边把手机放到我鼻子底下，她似乎忘记我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么近的距离，我根本就看不清手机上的内容，闻一闻还差不多。她肥厚的手掌沾满了洗洁精的泡沫，一阵夹杂着洗洁精和泔水的气味直冲我的鼻孔。我闻惯这种气味，早就习以为常了。只是今天因为她反常的状态我一阵反胃。我本能地后退一步，保持眼睛与手机一定的距离，匆匆扫了一眼妻子的手机屏幕，原来妻子竟然收到一笔整整一万元的贺礼！我仔细再看，居然是我大姐转过来的。我大姐多年没和我联系了，这些年，她在广州，据说捞得风生水起。但我从来没有过问她的事，我发誓，是从来没有！不是我没有亲情观念，事实上，这事真不能怪我。说起来，有一匹布那么长。
我老家在广东化州，早些年遍布广州大街小巷的糖水店有百分之九十都是化州人开的。2008年，我和前妻在广州天河区的龙洞村开了一间老乔糖水店。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我的糖水店才开了三个月不到，四川大地震。也是那个时候认识现在的“大脸盆”。那时候妻子没那么胖，脸是圆脸，但是小圆脸，小圆脸笑起来很有点迷人的意思。她每周必来喝一碗红枣银耳糖水，一边喝糖水，一边看电视，看到电视上那惨烈的地震场面，一下子就趴在油腻腻的饭桌上哭得一塌糊涂。我前妻还嘲笑她眼窝子太浅了。
当时店里人手不够，我便从老家请我大姐来帮忙。半年不到，我大姐便在离我不远的另一条街上自己开了一间糖水店，店名居然叫小乔糖水店。此后，我的生意便一落千丈。前妻因此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到我的身上来。我们三天一小吵，七天一大吵，顿顿吃隔夜饭，不到半年，亏得差不多后，她选择跟我离婚了。
我一个人操持糖水店就更加难以为继。在关门大吉前的一天中午，小圆脸来到我店里，她照例要来一碗红枣银耳糖水。我正在整理店里的杂物，我连头都没抬就说了句：“没有。”小圆脸似乎没听清楚，还是坚持要一碗红枣银耳糖水。我心情糟糕透顶，差点就叫她滚了，抬头，见是她，总算忍住了。我告诉她，一切都完蛋了，江湖从此没有小乔。她忽然笑起来说：“我今日来只想饮一碗糖水，我不管老乔小乔的事。”其实小圆脸也知道我大姐另起炉灶的事，在众多的熟客中，唯有她一直坚持到我店里来喝糖水。
“你今日一定要饮糖水吗？”我盯着她的脸说。
她发亮的眼睛也盯着我，一眼不眨地盯着我，小圆脸红扑扑的，然后点点头说：“唔急，我有时间等。”
为了小圆脸这一碗糖水，我整整煮了三个小时，这个过程让我体会了什么叫人间冷暖。后来的事，就变得简单并顺理成章。那一年岁末，在我和小圆脸同居了一个月之后，我带小圆脸去了风流底，我还发誓，从此不再开糖水店了。然后，小圆脸在不知不觉间就变成了大脸盆。
现在突然收到大姐发来的贺礼，难怪妻子要大惊小怪。但我心头的结还在，只是冷冷地说：“人家既然是发给你的，你自己处理呗，跟我没关系。”我回到前台坐下来抽烟，只觉得满嘴都是苦的，一根烟还没有抽一半就随手往外扔，一下子竟砸到路人的身上。我连忙起来，准备给人家道歉，不料来人两步就踏进店来，破嗓门连声道贺：“老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呀！”
来人竟然是刚才路过的葛生，现在他手里拿着一个花篮，明显是专门给那些新店开张定做的，只是那些花有些蔫了。我猜这二手花篮已经放了不止三天，但我并不介意，过门都是客。我接过他手里的花篮，拿到店门外，和其他朋友送来的花篮摆在一起，招呼他坐下来，又很客气地请他抽烟。葛生大大咧咧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来，左右摸摸口袋说：“呵呵，三无人员呀，三无人员呀。”我笑了笑，及时给他递上火机，顺便问了他一句：“先生贵姓？”
“小姓葛，叫我葛生得了。”葛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说。
再一问，这个自称为葛生的老男人竟然还是我的同乡，相隔就一个镇的距离。虽然是第一次认识，但言谈之间，葛生颇有见地，对一些时政和国际大形势，他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侃侃而谈，而我，半句也插不上嘴，我心里大為称奇，自然不敢怠慢，亲自下厨，炒了四个小菜，开了一瓶一斤装的九江双蒸酒，和葛生就不管不顾地喝开了。
一瓶酒去了一半多，妻子煮了两碗米粉，给我一碗，另一碗端给葛生，她晚上要减肥，基本上不怎么吃主食。我看到葛生那碗里明显加了料，按楚桥米粉店过去的标准，肉和蛋一样不少，而我碗里只有几根青菜。我借着几分酒意，指指葛生的碗又指指我的碗，长叹一声说：“葛生啊，人比人气死人呀，你睇，你的待遇就好多了。”
妻子啜了半杯酒，胆子也跟着肥了，骂一句：“死佬，你得出栏啦，仲敢食肉？人家葛生是贵客！”（出栏，意为猪长肥了，可以卖掉）葛生抬头咧嘴一笑，没有搭话，又埋下头吃他的米粉，虽然吃得快，但吃相并不难看，一大碗米粉，顷刻间就给他吃完了，连汤也不剩下一口。
“好，好，真是良心米粉呀。”
葛生大赞米粉好吃，随手撩起背心擦额上的汗水。肚子有了油水，葛生这才有空整理了一下他的西装，然后朝我伸出他竹枝一样的两根手指来说：
“老板，来根烟吧。”
我忙把整盒好日子香烟递给他。
葛生点了一根烟，长吸了一口，徐徐喷出来，忽然像是想起什么来，一脸歉意地问：“真系唔好意思，光顾着食，老板，怎么称呼你呢？”
我笑了笑，觉得这个食客还挺有意思，祝贺的花篮都送来了，还不知道主人怎么称呼。我说招牌上有我的名字。葛生哦了一声，拱了拱手说：“噢，楚桥兄，失敬失敬，招牌是李瑄写的吧？”
在文学界，李瑄这个名字如日中天，认识的人当然不少。但他那一手漂亮的隶书，估计就少人知道了。我求了不少人，还花了不少钱，李瑄才肯帮我写这块招牌。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葛生，居然一眼认出是谁写的，这份眼力亦非一般人了。我问葛生是否认识李瑄。不料葛生却摇摇头说：“李瑄的隶书虽有清人邓石如的余韵，但还是欠缺些火候，你看过史惟则的隶书千字文吗？”
我惭愧地低下头来，我就一个初中生，高中只读了一年就外出谋生，哪知道谁是邓石如、谁是史惟则啊，在风流底，我就知道李瑄。因为他上过电视，我在电视上见过他，一头长发飘飘，一眼就知道是文化人。
一瓶九江双蒸终于干到底了，天色也暗了下来，不久路灯也亮了，但葛生似乎意犹未尽。我觉得差不多了，也有结束的意思。虽然葛生是我同乡，但毕竟是第一次认识，不失礼数即可。不料妻子却抱出一坛老黄酒来，热情地招呼葛生继续喝。我横了妻子一眼，她回敬我一个白眼，转身又到厨房炒了两碟她的拿手小菜来，一定要请葛生尝尝她的手艺。葛生倒是来者不拒，一坛三斤的老黄酒，居然又给他干掉了一半，才算彻底趴到桌子上呼呼大睡过去。
我本来想数落妻子两句，想想，今天开张大吉，便忍了下来。我望着葛生，朝妻子摊摊手。怎么处置他真的是个麻烦。妻子倒是有分数，上阁楼拿下她平时午憩的小床来，招呼我一起把葛生弄到小床上睡，店里晚上蚊子多，妻子还很细心地帮葛生燃上一卷蚊香。我也醉意朦胧，坐等妻子收拾好里里外外，我们才拉上卷闸门离开。
第二天一大早，等我们来到店里时，葛生不知何时已经离开了。望着空空的小床，妻子颇为意外，念叨了一句：“葛生真是个怪人。”我说：“怪是怪了点，但肚子里有墨水。”
两个多月后再次见到葛生，还是在这条街，也是傍晚时分，我骑着电动摩托车进货回来的路上，在路口见到一个男人站在路边，那身影感觉跟葛生有几分相似，因为开得有点快，天色又有些暗，昏黄的路灯下，一件西装松松垮垮的。我刹住车子，掉头慢慢开回去，果然是葛生！
葛生还是两个多月前那身装扮。他站在马路边，仰着头看着路边一棵香樟树。我叫了一声葛生，他见是我，连忙朝我拱拱手说：“楚桥兄好！”我问他在看什么，葛生一脸自得地指了指树上挂着的一块路牌说：“睇下，怎样？”
路牌做得有点儿粗糙，用料是一块长方形的旧铁皮，那绿色油漆像是人工油过的，看上去有点厚薄不均，隶体的“葛宇路”三个大字，明显是人工写上去的，不过字写得确实好看，远看像模像样的。
“噢，呢条街原来叫葛宇路呀？”
在此之前，我一直不知道这条街叫什么名字，或者它一直没有名字，在风流底的城中村它并不起眼。我只知道这地方叫三十一区。
“这字有意思吗？”
我听他这么问，不由得仔细又看一眼。
这隶书有没有邓石如的流风余韵，以我这水平根本就看不出来。对我来说，知道是隶书就够了。我装模作样地说了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嗯。这隶书好呀，有意思。”
“你也觉得有意思哩，好，好，喝酒去！”葛生扯着他特有的破嗓门豪气十足地说了句，就挤上我的摩托后座来，他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我也不好拒绝，只好载着他回到店里来。
我估计这一顿酒又是难免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葛生一坐下来，就从他的西装口袋里翻找出一张面值五十元人民币，这张人民币表面有点皱巴巴的，葛生把它摊平到桌上，然后又朝我拱拱手说：“楚桥兄，今晚的酒钱哈。”
我也没有跟葛生客气，收下他的五十元，就到厨房让妻子按五十元的标准给他炒两个小菜，怕他吃不饱，特意又回头交代妻子再给他弄一碗汤米粉，知道他好酒，我还额外给他开了四瓶雪花啤酒。葛生热情地招呼我坐下一起喝，我以店里人多为由推辞了。葛生不再勉强，便自斟自酌起来。
四瓶啤酒对葛生来说就是润润喉咙罢了。转眼间桌子上就只剩下四个空酒瓶了。我装作不知道的样子一会去厨房瞧瞧，一会收拾一下碗筷，说实在的，我是担心他没钱给，再给他上酒，岂不亏大了。葛生呢，眼巴巴地望着我在店里忙进忙出，他大概也知道，他桌上的酒菜早就已经超出了他那五十块的范围，我猜测他身上是真没钱了，怕是不好意思再叫我上酒了吧。
此时，店里的客人稀落起来，饭市高峰期已经过了，但葛生还在吃，他慢条斯理地吃着他的米粉，一筷子下去挑上几根粉条，慢慢吸进嘴里。如果是个女孩，这姿态无疑是很优美，问题是，现在是葛生呀，他不修边幅，长年累月都是穿着那件旧西装，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显得十分别扭。桌上两个小菜，还剩下一半不止。妻子从厨房里出来，见葛生这个吃法便问他是不是菜不合胃口。葛生摇摇头，又点点头，跟着赶紧又猛摇几下头。葛生放下筷子，拿过桌上一个空酒瓶，把玩一会便轻轻放倒在桌上，右手掌按着酒瓶在桌子上回来滚动，一边滚动一边说：“合胃口，很合胃口，合着呢……”
见此情景，我心里暗叫一声不妙。果然，妻子脑瓜子十分灵醒，再也不用葛生怎么提点，她转身进厨房，捧出上次喝剩的半坛黄酒朝葛生走过来。葛生混浊的双眼顿时像是两盏电灯霍地一下就被点亮了，他放光的双眼一直盯着妻子手上的黄酒，直到妻子把黄酒放到桌子上说：“来，我请你饮黄酒。”
“黄酒啊，好嘢，好嘢呀。”葛生双手捧着酒坛子，低下头鼻子贴到坛身上长吸一口气说，“今晚有口福了，多谢老板娘，多谢，多谢晒。”葛生顺手把西装脱下搭到椅子上，上身只穿着那件已经泛黄的白背心，照例招呼我一声，见我摇手，又开始自斟自酌起来。
不消说，剩下那半坛老黄酒又全进了葛生的肚，两碟小菜居然还没吃光。葛生额頭冒出豆大的汗珠，他习惯性地又撩起背心胡乱擦了擦，坛子早就空了，但他还想从里面倒出酒来，一边倒一边摇了摇，结果只滴出几滴酒，还洒到桌子上了。葛生用手指迅速把酒抹到手指上，然后直接把手指放进嘴里咂巴几下。看得出他还想喝，但他已经有了七分醉意，打着饱嗝，说话舌头都有些打结了。
“楚……呃……楚桥兄，今日干了一件爽事，真系爽呀，楚桥兄。”
我问他干了什么爽事，葛生哈哈笑了起来。葛生笑的时候，脸上表情丰富，骄傲之情溢于言表。他没有回答我，而是站起来拿上他的西装便往外走。我和妻子跟着他来到门外，葛生指着马路回过头来对我说：“楚桥兄，呃，你记住喽，呢条街从今日起，呃，它有名字喽，它叫葛宇路！是葛宇路哦，记住喽，呃，哈哈哈！”
葛生穿上他的西装，大笑着摇头晃脑而去，昏黄的路灯光里，只见西装裹着他一路飘远。
“葛生今日肯定拾到钱了。”妻子笑了笑说。我不置可否，女人的话尽量少搭理。不过妻子的话还是有几分道理，葛生今天兴致之高，出乎我的意料，还有一点就是，我结结实实地记住了这条街的名字。至于这条街为什么叫葛宇路，我从来没想过，也没想过这条街跟葛生有什么关系。
此后，葛生便是我店里的常客。每次到店里来，葛生都要上一杯二两装的九江双蒸酒，再加上一碗汤米粉。米粉填饱肚子，二两九江双蒸酒既便宜还能解酒瘾，米粉加双蒸自然是最佳搭配。虽然葛生隔三岔五地来，和我们也相熟，但我从来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也不知道他操何种营生。妻子倒是很敬重葛生，认为他是个文化人。有个别食客大概见过葛生多次，便冷笑一声说：“什么鸟文化人，一条流浪汉罢了。”
“有文化的流浪汉。”这是妻子给葛生下的结论。
妻子曾问过葛生有没结婚，他回答得很巧妙，他反问：“你觉得楚桥兄在围城里幸福吗？”妻子一时摸不着头脑，愣了半天说：“围城？围谁的城？”葛生笑了笑说：“当然是围你的城喽。”
我虽然也和妻子一样没读过多少书，但好歹知道围城意味着什么，便帮她解围：“我命苦也。”惹得店里的食客们一阵大笑。
其实葛生真的是条流浪汉，有好几次，我在别的地方见到他，背着一个大纤维袋，看样子像个拾荒者。在这种情况下，我避免跟他照面，也不跟他打招呼。但葛生到店里来从来不赊账。实在没有什么钱，就只要一杯九江双蒸酒，不吃汤米粉。这时候妻子就给他来一碗免费的骨头汤，熬过汤的骨头没人吃，妻子就给他满满地来一碗，即便不吃汤米粉，也能保证葛生有点肉入肚。
不过如果碰到有兴趣的活，葛生偶尔也会打打零工，赚点快钱。我表弟是风流底动物园的领班。有一次动物园一头老虎生病要送去就医，表弟自告奋勇穿上假虎皮扮老虎供闲人参观。一天下来，表弟就喊受不了，到我店里来诉苦。刚好葛生也在，葛生一听扮老虎，兴致就来了。他当场就和表弟谈好价钱，一天二百元，葛生去动物园的老虎笼睡了差不多一个礼拜，赚到一千多元。整整一个月，葛生顿顿来我店里饮酒吃汤米粉。
不过这样的活可遇不可求，妻子希望葛生能有个稳定的工作，这样一日三餐就不用愁了。她求我表弟想办法让葛生到动物园做保安，还拿了一瓶我藏了十年的赖茅酒让我表弟去送礼。好在园长对葛生有印象，也同意他去，一切都谈好了，不料葛生却不愿意去，急得妻子直跺脚，问他为什么。葛生却慢悠悠地说：
“保安吗？就是看门的吧，我自由散漫惯了，做不来。”
妻子一时竟无话可说。我偏在这时候给她补一刀：“皇帝不急，太监急哈。”妻子气得两眼冒烟，却无处发泄，只有朝我干瞪眼的份。葛生似乎有些过意不去，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整理一下他的西装，对我妻子长鞠一躬才转身离去。
“有礼貌的流浪汉。”妻子望着葛生离去的背影，自我解嘲地自言自语。
此事过后不久，一个礼拜日的下午，这个时间点是店里最清闲的时候。天气十分闷热，店里没有客人，妻子坐在柜台的小风扇底下昏昏欲睡。我从冰箱里拿了瓶可乐，寻思着到外面吹吹风，刚走到门口，便看到马路上几个城管模样的人扭着葛生的双手一路走过来。葛生并没有挣扎反抗，见到我像见到救星一般大叫：“楚桥兄！楚桥兄！你来得正好，你来评评理，我又没犯法，他们凭什么抓我！”这几个城管执法人员平时也常来帮衬我的生意，我差不多都认识。我连忙问个究竟。
令我想不到的是，此前马路边香樟树上挂的那个路牌竟是假的，是葛生私自挂上去的。城管执法人员以葛生扰乱市政设施，私设路牌且屡教不改为由，要把葛生扭送派出所。葛生冷笑一声说：“这就奇怪了，我只是挂了个广告牌罢了，哪来什么路牌，不信你们仔细看一下。你们放开我，我又不跑，我来指给你们看。”
不看不知道，一看之下，那隶体的葛宇路底还有一行小字，字的颜色跟底色差不多，不仔细看还真的看不出来，下面写着：“是一个标准的画家。”葛生连着上面几个字一起读出来便是：“葛宇路是一个标准的画家。”我惊讶于葛生的普通话，他念得字正腔圆，简直比我标准一百倍。
“我只是给葛宇路打个广告而已，楚桥兄，你说，这谈得上扰乱市政设施吗？”
谁都没想到葛生竟留了这一手。我本来想说，谈不上扰乱市政设施，但望一眼几个执法人员，见他们一时哑口无言，于是也闭上嘴。不过这还是难不倒执法人员，他们仍然以葛生未经批准擅自设置户外广告为由将他扭送去派出所。葛生知道反抗也是徒劳，只是笑了笑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好啊，今天又有免费的晚餐喽！”
不知道葛生给派出所到底关了多久，反正葛生这一去差不多有半年没来过了。此期间，每隔一个礼拜，妻子就叨念着葛生：“好久没见葛生了。”有食客说在风流底的西区曾见过葛生，好长一段时间晚上都是睡天桥底，完全就是一个标准的流浪汉。
这一年的仲冬，葛生终于出现了。他一身装束还是没有变，不过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毛线圆帽，整个人变得相当憔悴，完全没有了往日的精气神，他脚步沉重地挪进店里来，挑一个没人的角落坐下，拿过桌上的一次性水杯，自己斟了一杯热茶，一口喝了下去，接着又斟上一杯。妻子眼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呼一声：“葛生来啦！”她熱情地迎过去问长问短，葛生一时间根本就接不上话。等妻子终于问完了，葛生这才缓缓地说：“来一碗汤米粉吧，斋的。”妻子似乎不相信地问了一句：“只要一碗斋米粉？不要酒吗？”葛生点点头说：“是的，斋粉。”但妻子还是给他做了一碗有肉有蛋的汤米粉，葛生望着碗里的肉和蛋，一时不敢动筷，妻子说：“食吧，和斋粉一样价钱。”葛生站起来朝妻子又鞠了一躬说：“多谢老板娘。”
吃完米粉，葛生坐了一会，似乎在想些什么，只见他慢慢地把手伸进西装口袋，掏出一张面值十元的纸币，挪到柜台前，把纸币缓缓递给我。我接过一看便知道这是一张假币，不过是一张很特别的假币，所有的图案线条全是人工画上去的。我正想说这钱是假的，妻子却一把抢过去直接放到抽屉里说：“多谢惠顾，欢迎葛生常来哈。”葛生怔怔地望着妻子，一脸不相信的表情，不过很快他又显得自信起来，朝我们鞠了一躬，说句多谢晒便挪到店外，一步一步地远去。
葛生离开后，我正准备好好教训一下妻子，妻子却把食指竖在我嘴唇上嘘了一声，从抽屉里拿出那张十元的假币放到我鼻子底下说：“你睇，漂亮吧，你要是能画成这样也是个人才！”不能不说，葛生画的这张假币图案和线条真的很像，但所用的纸就不敢恭维了，只要一摸就知道是假币无疑了。我说：“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你睇住来吧。”
果然如我所料，没隔多久，葛生来吃过米粉后，又故技重演。妻子仍然照例收下他的假币，还欢迎他下次再来。我对妻子的做法颇有微词，愤愤不平地说：“我们这里不是慈善机构！”妻子一眼不眨地盯着我一字一顿地问：“你想怎样？一碗汤米粉而已，你想赶他走吗？”妻子转身走向厨房，去到厨房门口又掉过头来说：“葛生绝对是个画家！”我不甘示弱地回她一句：“画家又怎样？画家能顶饭食？你睇住来吧，今日画十元的，他明日就会画一百元喽！”
事实上，葛生并没有如我所说那样画一百元的纸币，他一如既往地只画十元的纸币，一次只给一张，而且并不是每次来都给假币，只有偶尔手头拮据得厉害，他才画一张假币来。妻子呢，从来没有拒绝过他的假币，她像一个假币收藏家一样，把葛生所画的假币收集起来，存到一个饭盒里。十年下来，她存下了三个饭盒的假币，到底有多少张，我没有数过，我问她，她也不说。我曾经笑她收藏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她一本正经地说：“我从小就有一个画家梦，可以吗？”
2019年岁末，新冠疫情暴发，导致百业萧条，像我们这种小营生，一样生存困难。至于葛生，生活自然是日益潦倒，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来店里饮过酒了。到了2021年底，风流底的疫情仍然反复不断，加上年关将近，人心思归，生意寥寥，我也准备过几天就关门回老家过年。这一天中午时分，外面下着毛毛细雨，天气阴冷，店里生意清淡，有限的几个客人赖在店里相互聊着什么时候回家。这时门口忽然探出个头来，一闪又不见了，我一度以为自己眼花，没怎么留意，但紧接着门外一声咳嗽清晰地传到店里来。我来到门口一看，见葛生站在门外一边咳着一边用力跺着脚，试图把鞋子上的泥给跺掉。他那发黄的西装已沾了不少雨水，那顶旧毛线帽还戴在头上，他冻得直打哆嗦。我赶紧请他进来。葛生自觉地找了个远离客人的位置坐下，仍然只是要一碗斋粉。我要请他喝酒，毕竟马上就要过年了，我也想放松一下，难得葛生是个有文化的酒友。不料葛生却拒绝了，他搓着手掌望向厨房的方向说：“戒了，仲系斋粉吧。”我以为自己听错了，葛生居然戒酒了？
“你真系唔饮酒了？”
葛生点点头说：“斋粉就好。”
看得出葛生今天情绪低落，几乎不怎么说话，已经喝了三杯热茶，还是咳嗽不止，不过他咳嗽时用纸币捂着嘴，避免唾沫乱飞。
除了斋米粉，妻子照例给葛生端来满满一碗熬过汤的肉骨头。葛生也不客气，风卷残云般把骨头啃得干干净净。我以为这一次葛生又会奉上他的假币，不料，这一次，从未赊过账的葛生突然说：“楚桥兄，今日没钱，记账吧。”我愣了一下，还没反应过来，妻子马上说：“没事，马上过年了，今日楚桥老板请客，你随便食。”葛生望着我们，想说什么，又低下头去，长吸一口气，终于抬起头来，但什么也没说，站起身鞠上一躬就离去了。
“葛生的西装下摆破了两个洞呢。”妻子倚在门口，望着远去的葛生说。我调侃她说：“葛生下次来，你这个皇帝帮他补一补？”妻子似乎一时没转过弯来，叹一声说：“唉，生活艰难呀。”
离过年还有五天，我们便关了店门准备返乡，妻子在家收拾行李，我习惯性地开我的二手现代朗动去做常规保养，毕竟要跑高速，检查一下胎压之类是必要的。一切都安排妥当，临出发前，忽然收到我大姐发来的信息，我瞄了一眼，是询问我是否回家过年。我懒得回她，把所有行李和吃喝的东西扔进后备厢就出发回家。
在路过长途汽车站时，远远便见一堆人在马路上推推搡搡，还伴着声嘶力竭的叫喊：“我要回家！”车子走近了赫然发现被人推搡的竟是葛生。我迟疑着要不要停车去问一下，坐在副驾位的妻子已经在发号施令了：“停！停！停！”
真没想到，葛生这一次竟画了面值一百元的假币。也许是觉得他的假币能以假乱真了，又或者急着要回家，葛生便拿他画的假币去买车票。结果可想而知。当我费劲地向民警解释时，妻子只说了一句就轻描淡写地将问题解决了。妻子把民警拉过一边，悄声说：“他是个画家，最近神经有点问题，你们抓他还得给他管饭，还是放了吧。”
此时围观的人已经散去，阴阴沉沉的天空又开始下起毛毛细雨来。葛生抱头蹲在路边，嘴里不停地说要回家。我本来不想多事了，但见妻子望着我，意思很明显，她是想顺带捎上葛生，我想反正葛生所在的镇离我家也就几公里路程，便点了点头。这样葛生便得以坐到车里来，见葛生冻得瑟瑟发抖，妻子又到后备厢翻出一件我平时很少穿的毛衣，让葛生穿上。
穿暖了的葛生，在后座上睡了几个小时，直到下了高速，才醒过来。车子在县道上穿行时，葛生突然向妻子借手机打电话。电话接通后，我听到葛生简单地说了几句：“我系葛宇路，系，系，我系葛宇路……哦，哦，哦，知道了。”他挂了电话，他把手机还给妻子。沉默了一会，葛生便要求下车。但我知道离他家还有几十公里，我表示可以送他到家。葛生坚持就在路边下。我只好把车停好，妻子下车到后备厢挑了两盒饼干和一些零食硬塞到葛生手里。葛生忽然放下饼干和零食，从他的西装口袋里掏出两张面值一百元的假币递给妻子说：“权作车费吧。”妻子连声说好，双手接过来便上了车。我刚起步，突然一阵号啕大哭传过来，我从外后视镜里看到葛生蹲在路边，哭得一塌糊涂。我轻点了一下刹车想停下来去问问怎么回事，妻子却哽咽着说：“走吧。”我于是加速前进，一路沉默，在拐上乡道前，妻子突然说：“你大姐微信里问我你回家了没有，她现在住在县城的隔离酒店，你要不要去看看她？”
我猛地刹住车，望了一眼妻子，妻子嘆了一口气说：“都是一家人呢。”此时，天开始暗了下来，我掉转车头，打开车灯，向县城的方向驶去。
责编：周三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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