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在社区治理中何以发挥效能

魏瑶

摘要：在现代社会的社区治理中，女性在其中的参与越来越多，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力量。本文对女性在社区治理中能发挥效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对进一步提升女性在社区治理中的效能提出了建议措施。

关键词：社区治理；
柔性因素；
女性特质

社区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相当一部分人聚居在一起形成的社会共同体，它作为该区域范围内人们密切交往的地方，自然而然成为各种矛盾的聚集地。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承担着落实各项政策的重要责任。值得关注的是，女性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度高并且持续在场。本文将从性别视角研究女性为什么能够在社区治理中发挥效能以及如何更好地摆脱困境。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一）文献综述

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提升治理韧性[1]广受关注，逐渐成为实务界和理论界共同研究的话题。在社区治理这一领域，现阶段大致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概括。

1.理论研究角度

基于国家对基层社区治理的战略，如今学术界关于城市社区治理领域的研究以及学术成果越来越多，社区治理问题从一个较少人研究的课题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聚焦于何种社区治理的范式更符合治理实际，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关于社区治理模式和结构、机制和方式、困境和对策等方面的研究。在各地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环境、治理基础等异质性因素前提下，部分学者借用相关理论或创新运用某种概念来解释当地治理，提供了差异化视角。但是，在文献阅读中，可以发现一个现象：由于受到中国古代传统父权制的影响，在治理问题中研究更多地偏向为体制机制、模式、理念、要素的一种探索研究，“温度” 层面的研究少之又少。

2.实践过程角度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中提到，到2020年，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达30 %以上，村民委员会主任中女性比例达10 %以上，居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保持在50 %左右，[2]这是就全国而言的数据。截止2021年5月，据《中国妇女报》报道，山东省日照市共有1614个行政村，113个城市社区。其中，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达到32.68 %，城市社区居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达到67.38 %，村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达到10.78 %，城市社区居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59.29 %。[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2021年新的社区党组织中，女性委员89人，占委员总数135人的65.9 ％，女性党总支书记20人，占总数27人的74.1 ％。这一个个鲜明的数据也在向我们传递一个重要的信號：女性在社区治理中的优势明显，女性能顶半边天的形象也塑造起来。

3.文献述评

学术界关于社区治理领域的研究通过文献搜集和大量的文献阅读，可以发现绝大多数是关于硬治理的，研究的也多为“如何更好地实现社区治理”“如何提高社区治理效能” 等。然而，理论界的研究却与实务界的真实状况存在差距，在一个个鲜明的数据面前，明显可以看到在社区治理中女性社工的占比，学术界从性别视角探讨社区治理问题存在空缺。

（二）问题提出

如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女性的思维越来越活跃，她们从烦琐的家务劳动中脱离出来，生育观念的变化也为女性勇敢地追求自己的事业提供条件。但是“男主外女主内” 的固性思维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有所淡化但依然存在，家庭外的公共场域在人们心中仍然是男性的主战场。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以及全国各地妇联的推动下，越来越多有专业知识素养的年轻女性选择社区工作，越来越多的女书记出现在公众视野，但还有部分女性基于家庭以及自身顾虑，仍然无法投入到社区工作中。

基于以上，需要思考在社区管理体制优化的同时，为什么女性能够持续在场？面对社会观念变化、体制机制更迭等问题的出现，女性又该如何突破重重困境，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呢？这些问题需要去研究回答。

二、女性参与社区治理原因分析

（一）政府引导与推动

1.社区治理创新与改革的拉动力

“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充分调动社会各主体主动参与积极性，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4]一方面，在治理重心下移的大背景下，需要在全社会建设一个人人参与的社会形态。为此，政府积极推动基层社区治理，逐渐实现一个人人参与、社区自治能力稳步提升的国家治理目标。这样的一个目标体系，为女性充分参与到基层社区治理提供了重要契机。另一方面，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在国家政策变动的时代大背景下，我们的政府也开始从之前的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过渡转变。面对基层复杂多变的情况和层出不穷的矛盾冲突，政府更加重视基层内部的裁决能力，这也为多主体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提供了很大的空间，需要在这方面有专长的人才投入其中。

2.社区减负背景下的内部推力

社区由于自身性质特征，承接了大量上级政府的行政性事务，这也就意味着社区工作人员在忙于这些行政性事务的时候，可能会疏于与社区居民群众的沟通交流，那么可能造成的一个恶性后果就是双方的不亲近最终形成不信任、不认可的局面。[5]缺乏认同感和参与感，无法形成人人参与、人人负责的局面，这给基层社区治理的顺利开展增加了非常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催生了一批基层社区志愿团体，其中大部分是退休的妇女，她们通过社团组织广泛参与到基层社区治理工作中来，为基层工作发光发热，并且很大程度上帮助减轻了社区的工作负担，成为社区治理重要的人力资源。

（二）女性特质优势

美国心理学家贝姆于 1974 年以男性和女性作为两个独立的维度，建立了“贝姆性别角色量表” 来描述男性和女性的性格特征。后来的学者在“贝姆性别角色量表” 基础上不断推进发展，其中赫尔登赫伊斯等人研究了“贝姆性别角色量表” 得分的心理计量学特性，对显著的女性化特征进行了因子分析，突出地强调了其中最能代表女性特质的10个关键词，分别为理解、富有同情心、渴望抚慰受伤的情感、对他人需求敏感、共情、爱孩子、深情、说话温和、温暖、温柔。

可以看出，女性说话温和、温暖、温柔，这些特质更易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实现一种有效良好沟通。富有同情心、渴望抚慰受伤的感情、对他人需求敏感，可以帮助女性在处理社区中邻里关系纠纷、投诉社区服务等工作中站在群众的立场上，产生共情，从第一视角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方案；
理解、共情、深情，使得女性在社区治理的方针政策制定中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利益和符合国家利益，站在行政伦理的角度，女性的特质会使她们更有可能做出符合功利论的政策选择，同时又不会违背美德论。综上，贝姆的性别角色量表与女性特质统计都可以表明，女性无论是在处理社区细节纠纷还是重大政策抉择中，凭借其优势，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女性特质使女性拥有独特的分析判断能力、建立关系能力、服务群众能力，[6]这些能力也使得她们能够在各类场域中迅速发现问题，根据需求及时解决问题。因此，女性更适合在公共领域从事服务他人的工作，在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演进中，社区治理共同体更强调共同性和公共性，需要把居民调动起来，实现“以邻为伴”。在这个黏合过程中，女性参与的力量凸显出来，女性以其得天独厚的特质，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相耦合，更好地促进了社区治理难题的柔性解决。

三、女性参与社区治理相关建议

（一）充分发挥柔性因素

社区治理的效果与许多因素有关，女性所具备的这些特质作为柔性因素有助于适配模糊性的社区治理环境，在与社区群众的情感互动中，收到良好效果。

1.共情：投情于人，彼此理解

共情是一种能力，又可以称之为同理心、投情，指的是一种能设身处地体验他人处境，从而达到感受和理解他人情感的能力。通常而言，女性在共情方面具备了很大的优势，相较于男性，她们会有更强的代入感和换位思考的能力。曾经发生在政治学界的“西沃之争” 中的一个争论点便是，在公共行政领域应该保持理性还是应该加入价值情感的因素。尽管西蒙与沃尔多的这场争论没有确切的结果，但此后二人却也表示了对对方观点的赞同，这从学术理论的角度说明了这种情感因素在公共行政领域的重要性。具体到社区治理，情感的共鸣、主动倾听、换位思考等是关键一环。

2.细心：温暖服务，细腻周全

细心指的就是心思细密、考虑周详的一种特性。社区繁杂的工作需要一颗细致的心，去发现社区中的潜在问题，体会到居民的敏感反应，关注到社区的角角落落、方方面面。女性的这种细心情感在为居民提供精准化、温暖服务上得到展现，有助于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3.耐心：耐心沟通，态度谦和

社区烦琐的工作要求工作人员具有耐心。邻里纠纷、对社区居住环境的投诉等问题，有时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沟通交流就可以解决的。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所表现出来的耐心、不厌其烦在很大程度上是影响着居民对社区工作成效的满意度的。这些有耐心、态度谦和、管理好自己情绪的同时又可以照顾到他人情绪的女性社工在面对这些工作时显然更游刃有余一些。

4.热心：热情付出，赢得尊重

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社区中日复一日的、烦琐且重复的工作在逐渐消磨掉社区工作者原本的热情和积极性；
另一方面，虽然工作报酬较低，女性社工在工作中投入了巨大热情，其展示出来的工作热情不仅仅对社区工作带来提升，同时也使居民对社区工作的好感度增加，吸引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工作。

（二）建构柔性机制

1.信任机制

柔性机制中的信任机制，可以将任务阻滞转化为稳步推进，心理从不信任到积极配合。社区的工作人员是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联系纽带，而女性所具备的共情、耐心等柔性因素会大大增加居民对社区的信任度。如此一来，在信任机制下，居民在遇到问题时会第一时间反馈给社区，而不是去其他渠道进行宣泄，社区由于自身的责任感又会倾听理解、尽力帮助，双方的这种信任互动关系便发挥出作用。这个由女性的柔性因素而得以建立的机制也为女性社工未来的工作提供更多的机会。

2.感化机制

感化机制的建立可以让邻里纠纷转化成宽容忍让，从之前的各抒己见转化成理解包容。女性社工在社区中一大突出亮点就是“柔”。当社区中出现居民利益冲突或矛盾纠纷时，女性社工在沟通上就可以运用“柔”，更好地让矛盾双方冷静下来接受调解，通过女性社工循序渐进的劝说、感化，最终达到在利益分歧等矛盾点上的相互妥协让步。如此，建立在柔性因素基础上的感化机制给予女性社工在社区中充分发挥其强大的调节能力以实现感化他人的目标的空间。

3.带动机制

带动机制建立起来的一大优势就是将社区中居民的冷漠自顾转化成为共商共治，从无人参与到大家出人出智，使得整个社区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居民，參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高涨。女性柔性因素中的热心在其中是发挥巨大作用的，她们的热心能够感染带动更多人的加入，这样循环下去，可以实现社区的良性发展，女性社工的这种热心感染会持续发力。

四、结束语

在现代社会中，虽然存在各具特色的社区，但是其内在的地域范围、彼此间的互动、存在的利益关系与矛盾等都是一些硬性的不变的特征。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重心，它的建设不单单需要体制、机制、法制等硬治理，还需要将情理嵌入其中。它们的关系就好像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一样，法治等硬治理是底线，是用来兜底的，情理等柔性因素是用来提升人们的生活体验和幸福感的。在社区这种模糊性强的场域下，其中的矛盾冲突、突破口等一切都是模糊的。那么，如何在这种模糊性强的场域下完成相对具体的硬性指标或治理目标，女性在这中间所发挥出来的柔性因素和建构的柔性机制充当了“润滑剂”“黏合剂”，它们同模糊性契合在一起，提升着社区的满意度、归属感、凝聚力和参与度。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要将柔性因素发挥得恰到好处。

参考文献：

[1] 袁彦鹏，方晴.城市社区治理演进与女性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视角[J].学术交流，2021（11）：133-144.

[2] 张丽珠.社会治理视野下女性参与社区治理的驱动机制研究：以杭州市X街道为例[D].杭州：浙江工业大学，2021.

[3] 俞祖成.开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新篇章[N].中国妇女报，2021-11-23（01）.

[4] 姜耀辉.新时代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机遇、功能优势和能力提升[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20（01）：62-68.

[5] 同[2].

[6] 侯秋宇，唐有财.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基于上海市徐汇区社区社会组织“绿主妇”的个案研究[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7，29（04）：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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