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林
那几天，我总是会无缘无故就想到老会长崔乃夫，和这位老领导相识、相交的个个温馨场景总时不时会在眼前突然闪现。我想自己应该再去北京他的家看望，或先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可又有点犹豫，怕打扰到他老人家，因为我知道……
正纠结着，忽然就听到了老会长崔乃夫逝世的噩耗。
我就一个人坐在一个似乎没有声音的地方，看着眼前看不见的风景，一个个与老会长交往的细节不禁呈现在眼前：
…………
那是我第二次与崔乃夫会长见面，大约是1995年春天。第一次是那之前半年，我随天津市慈善协会会长陆焕生到北京办事，与这位大领导有过匆匆的一面之交。
崔乃夫走向会议室的时候，在楼道里看见我和陆焕生的司机，马上停下脚步，微笑着向我们打招呼说：“你们来了，道上好走吧？”一边说，一边和我俩一一握手。
第一次见面时，就是他这一脸真诚平等的微笑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没了相互沟通的障碍。那时，崔乃夫刚刚从国家民政部部长的位置退下来被推选为中华慈善总会会长，依旧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我还是第一次与这么级别高的领导人相识、相交。按说，这只是小事一桩。都是人嘛！相互尊重理所应当。可现实生活中，大家所接触的领导，就是比起崔乃夫这样领导级别地位要差很多的领导，意识里与普通工作人员、普通百姓有着平等观念的好像并不多。所以多年之后这件不起眼的小事还是不时会在我眼前闪现。
那之后，我因为编辑《慈善》杂志和崔乃夫会长有了较多较深入也是特别愉快特别有收获的交往，就是他不再担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职务的二十多年里，我们之间还一直保持着忘年交的友情，我依旧不时在他那里汲取知识的营养和感受理念的启迪，依旧常常被他高尚的人格感染。
中华慈善总会的第二任会长阎明复和我谈到崔乃夫部长时，脱口而出用了“良师益友”这个词。我清楚地记得阎会长说这句话时让人感动的表情，相信这是阎会长的肺腑之言，早就刻在心底了。2023年4月11日，老会长崔乃夫逝世后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崔乃夫生前同事、好友送了花圈。我注意到有一位曾经和崔乃夫部长工作过知名度很高的领导送的花圈挽联上，对崔乃夫部长的称呼是“恩师”。可见，崔乃夫在许多人们心中的位置。
我不会忘记，我认识慈善、理解慈善，能为慈善文化事业做一点事情与老会长崔乃夫的教诲、影响和支持分不开。
1995年，中华慈善总会刚成立那会儿，在他办公室里的小圆桌旁，我第一次听崔乃夫会长讲慈善时，心里的那种震撼、那种耳目一新，眼前仿佛突现高山流水的强烈感觉至今依旧还清晰地存在。
我有着十分深刻的切身体会，《慈善》杂志的创办和发展一直得到崔乃夫会长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就是他老人家不再担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的二十多年里，老会长崔乃夫还一直关注着《慈善》杂志，每一期的《慈善》杂志，崔会长和他的老伴儿李老师都会仔细阅读，每次我到寓所看望他老人家时，他们常常会和与我谈起《慈善》杂志发表的文章。
和许多同事、朋友一样，我们都特别爱听崔乃夫老会长讲话，特别愿意与他交流，崔乃夫讲起话来连贯自如、层次分明、逻辑严谨，常常是慢慢的柔柔的，语调抑扬顿挫，又总能使人从心底上感到一种力量，一种颇具震撼力的启示。和他老人家交流，常常会有一种不知不觉上课学习的感觉，他博古通今，胸中的知识像小溪的流水一样总是自然地流淌，滋润着你的心田。记得《慈善》杂志创办后不久，崔乃夫会长来天津看望大家，下晚我们一起到食品街的一家餐厅吃饭。看到墙壁上挂有“福禄寿喜”的装饰图案，崔乃夫一眼看去，不但发现了其中的一个错字，而且很自然地讲起了这四个字的深刻寓意和文化内涵，讲这四字如何表达百姓对生命的关注，对美满生活的向往，对自身社会价值的追求。还讲到民间有福星、禄星、寿星，合称三星的说法。还特别讲了“福禄寿喜”与百姓头脑中慈善意识的关联，绘声绘色、津津有味，当时的气氛顿时便温馨愉快和谐了许多。
和崔乃夫老会长相识、相交这几十年里，他高尚的人格和廉洁自律的品格也一直感染与影响着我。中华慈善总会刚创立不久，崔乃夫会长一次外出乘飞机没有坐头等舱，卫生部一位副部长在飞机上看到崔乃夫吃惊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崔乃夫微笑著轻松地说：“我现在是慈善会的会长，不是部长了。”
还有一年，那是崔乃夫不担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很多年了。我看望另一位也已经退下了的老会长时，老会长送给我一盒价值很高的“冬虫夏草”。我觉得自己还年轻不该享受这么好的补品，就想到借花献佛给崔乃夫老会长送去。老领导关心、支持我这么多年，我还从来没送给他老人家任何贵重的礼物。当我把这盒“冬虫夏草”提到老会长家里时，崔乃夫会长看了一眼，很严肃地对我说：“这个一会儿你还拿回去，我是从来不吃任何补品的。”
那一年，老会长崔乃夫已经年近九旬了，每天上午还和老伴儿一起步行到菜市场买菜。我相信老人家从不吃补品是真的，也相信他从来不接受别人送来的贵重礼品。他不但身体健康，思想品格更是健康无比。
有一次在老会长北京的家里，我和老会长谈起社会上腐败的现象、问题。老人家很坦然又不乏诙谐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屁股，说：“我的屁股是干净的，这样才能在人生的路上走得轻松、自在、长久。”
我们交谈时，老会长不但常常会和我谈起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也会讲到世界上的一些应该学习和借鉴的文化理念。
我清晰地记得《慈善》创刊时，崔乃夫会长在创刊号上亲自撰写了题为“重视道德建设”的发刊词。文中崔乃夫会长深刻论述了道德建设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希望《慈善》杂志能在培养人们的慈善意识，加强道德建设方面起到良好的建设性作用。那时，尽管我非常感激崔会长对《慈善》杂志的支持，觉得这篇文章对广大读者、对慈善文化的宣传推广大有益处，但并没有真正认识这篇文章的重要价值。后来，从事慈善工作较为漫长的日子里，随着我对社会慈善事业发展的了解、认识和体会，我越发觉得崔乃夫会长在这篇文章中阐述的观点今天看来，依旧十分深刻，依旧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十多年后我又一次在《慈善》杂志上介绍了老会长崔乃夫的这篇文章。
在编辑《慈善》杂志的过程中，随着我对“慈善”不断加深的了解和理解，也逐渐对老会长崔乃夫有了更深更全面的认识。
我曾在记述崔乃夫会长的文章中写道：“慈善，这个曾经被回避、曲解，甚至被鞭笞的名词在新中国被正名被重新提起；
慈善事业在新中国重新酝酿、萌芽、创建、发展；
慈善的旗帜在华夏大地重又举起并越来越高地飘扬，这曲折却令人振奋和欣慰的中华慈善史都与崔乃夫这个厚重又响亮的名字紧密而生动地联系着。”
这是我在采访了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大量事实后得出的结论。我曾与崔乃夫会长有过多次深入而愉快的交谈，向他请教了许多我不了解或只是懵懂的问题，我采访了许多和崔乃夫会长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查阅了许多有关历史资料，越发感到崔乃夫对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贡献有多么巨大。
1985年，崔乃夫顶住社会上质疑的声音和压力提出并在民政系统实施了民间捐赠旧棉衣被给贫困乡村的举措，收到了很好的反响和效果，得到了党中央最高领导的肯定和鼓励。这件事不但在较广的范围解决了一些贫困乡村的实际困难，也使慈善意识和慈善行为在民间得到了创新性的普及。
1987年，在崔乃夫的提议和努力下，新中国第一批“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劵”公开发行。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在中国发行福利彩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创举。这个创举，是中国传统的慈善性募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无疑也为七年后新中国慈善组织的重新出现，中国慈善事业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1991年，历史罕见的华东大水灾发生后，身为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不仅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进行了国家的救援，而且圆满地组织发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规模巨大的民间的慈善捐赠与救援，从中还开启了国际社会的援助。对于发生灾难后的国际救援，从1976年的拒绝接受到1980年的被动接受，再到1987年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的主动请求，直到1991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地直接呼吁国际社会加以救助。崔乃夫从中创新性的贡献见证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1992年，崔乃夫热情支持了新中国第一个地方慈善组织吉林省慈善会的创立。
1994年，从民政部部长岗位上退下来的崔乃夫出任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会长。5年里，崔乃夫会长对中华慈善总会的组织建设、理论建设、项目建设等诸方面和全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都作出了卓越的创新性的贡献。
…………
2013年，我曾写了一篇记述崔乃夫为慈善事业发展所作贡献的文章。我请老会长对文章进行审定。老会长仔细看过，对其中个别地方做了修改。而后很认真地对我说：“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个人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我觉得自己就好比是河水中的一个浪花，只是翻卷一下，就融在河水中了。”還说：“你说的那些事情，有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有的就完全忘记了……”
当时，我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位不老的老人，一时不知说些什么，只觉得心中的浪花一浪高过一浪地翻腾。
现在，老会长崔乃夫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我却觉得那朵浪花依然在眼前、心里翻卷。我相信，在许多人心里，特别是民政人、慈善人的心里一定会长久地看到那个在历史长河中翻卷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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