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周游列国路线到底走了多远

刘勃

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人，说春秋时代是个礼崩乐坏的乱世，当然是对的。但春秋（取通行说法，前770～前476）大约三百年的时间跨度，具体到孔子生活的这一段，却又有点不大对。

这时周王朝早已衰落，天子只占据着洛阳周围的一小块地盘和天下共主的虚名。天下诸侯争霸，当时有四大强国——东方的齐国、南方的楚国、西方的秦国、北方的晋国。这当中又以晋国和楚国最为强大。

晋楚争霸，可以说构成了春秋历史的主轴。

晋国和齐国是同盟，他们都以华夏国家自居。齐国有时会跳出来和晋国抢华夏第一强国的位子，所以彼此间矛盾也不少。楚国号称蛮夷，秦国则被人骂是戎狄，秦楚两国的关系更亲密，春秋时代很少闹矛盾。

四大国之间，还夹着很多中小型国家。这些国家实力不如四大强国，但算西周分封的老资格，很可能比四大国地位高、头衔尊贵。他们军事上被揍得再惨，文化方面却往往自视甚高。

孔子的家乡鲁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孔子成长于和平时代

孔子六岁那年，也就是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年），晋楚带领各自的盟国，在宋国会盟。这次盟会的主题是友好相处，尤其是提出一个概念，叫“晋楚之从交相见”。原来认一个大国做盟主的，现在要尊另一个大国也是盟主。

之后，晋楚就真的不打了。

毕竟，长达百年的比拼消耗之后，晋楚都实在打不动了。

所以和很多人的印象不同，孔子生活的时代，尤其是北方中原，是相对和平的年景。

孔子五十知天命，其实是五十岁出来做官。干了三年，开始比较顺利，策划了著名的“隳三都”，也就是孔子想把鲁国三家最有权势的大夫即所谓“三桓”家的墙给拆了，结果失败了。在鲁国待不下去，就想出国去碰碰运气。

孔子离开鲁国的时间，《左传》和《论语》都没提，《史记》提供了两种说法，《孔子世家》说是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年），《鲁世家》《十二诸侯年表》都说是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年）。

《孔子世家》是司马迁根据各种零散资料、社会传闻整合编写的；
《鲁世家》《十二诸侯年表》则是根据各国官方的编年史整理出来的。涉及年代问题时，可信度当然后者高。

孔子怎样周游列国，是《孔子世家》的重点，几乎占了全篇的一半。

但这部分内容也是问题最多的。孔子并没有一部旅行日记留下来，他走了很多地方，遭遇了很多事，在他死后不久，孔子周游的故事就已经成了天下人热爱的话题。

司马迁曾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

这个说法明显太夸张了，春秋末期国家数量已经不太多，太弱小的国家孔子也不会去，也没那么多国家可以讓孔子去吃闭门羹。但这是汉朝的主流说法。

为孔子立传还是要严谨一些，我们需要对海量的素材进行筛选和排列，对照着时间线和地图，组合出一张合理的孔子行程表。这个过程有点像拼图游戏，难度更大的地方则是，你不知道手里这块拼图是真的还是假的。

历代学者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多研究，大致是达到这样一种境界：第一，所有人公认司马迁提供的行程表不可信；
第二，大家各自新拟定的行程表，不能说没有共识，但很多细节谁也说服不了谁。

先到卫国是因为他们也“反晋”

人们大致认为，孔子离开鲁国，想到卫国去碰碰运气。

之所以选择卫国，是因为卫国和鲁国是邻居，又都是姬姓国，也就是说，不论地缘还是血缘都很亲近。而且，当时卫灵公在和晋国闹别扭，而孔子在鲁国时，促成了鲁国和齐国结盟，而齐国和晋国是竞争关系，所以孔子也和晋国是对立的。

大家有共同的敌人，卫灵公对孔子的确很热情。

不过孔子在卫国的遭遇，被司马迁写得很奇怪。孔子是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不知道几月份到的卫国，到鲁哀公二年（前493年）夏四月卫灵公去世。短短四年时间，若相信《孔子世家》的说法，孔子四次离开卫国。

第一次是刚到卫国不久，孔子没待多久，就有人对卫灵公说孔子坏话，卫灵公就派人监视孔子。孔子害怕被治罪，十个月后，第一次离开卫国。

孔子这次离开没走远，转了一圈又回到卫国。接下来是孔子生平唯一一次绯闻事件——“子见南子”，这之后卫灵公倒是礼遇孔子了，但是在卫国住了一个多月，卫灵公出门与夫人南子同坐一辆车子，让一个叫雍渠的宦官做车右，又让孔子坐在第二辆车子上跟从，“招摇巿过之”，显然这会引起无数人指指点点。

这个场面让孔子很难堪。孔子说，像喜欢美色一样喜欢道德的人，我是没碰上！于是就又走了。这是第二次离开卫国。

这次孔子几经波折去了陈国，但碰上陈国动乱，只好又回到卫国。

卫灵公听说孔子回来了，非常高兴，为孔子举行了“郊迎”仪式，国君亲自到郊外迎接，这是极其隆重的礼遇。但是卫灵公年纪大了，也没什么追求，孔子在他身上看不到希望，叹了口气说：“如果有能任用我的人，一年初步见效，三年出成果。”于是又上路了。这是第三次离开卫国。

孔子兜兜转转，还回了一趟陬邑老家，在哪里都没有机会，只好又到了卫国。有一天，卫灵公向孔子问起军队列阵作战的事，孔子回答说：“祭祀的事我倒有个耳闻，排兵布阵的事，我还不曾学过。”

根据孔子之前“隳三都”的表现，还有后面孔子的学生在战争中的表现，孔子虽然算不上什么大军事家，打仗还是懂一点的，在当时东方诸夏的水准线以上。这里说不懂，显然是托词，就是我不愿意和你谈打仗的事。你先推行了我的道，然后才有资格听我谈兵，不然，免谈。

卫灵公看孔子这么不配合的样子，自然也就不打算跟他谈了。第二天，卫灵公又和孔子聊天，看见头顶大雁飞过，就目送归鸿，不关心孔子了。

孔子第四次离开了卫国，又到陈国去了。这年夏天，卫灵公去世了。

在卫国的四进四出，有什么蹊跷？

照《史记》这个写法，卫灵公挺不容易的。

孔子一言不合就走人，倒是卫灵公心胸非常宽广，你走我不留，你回来，我还好吃好喝好款待。

不知道卫灵公有没感慨：“那个孔丘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我的夫人南子，这是我的女子；
弥子瑕，分桃子给我吃的小瑕瑕，是我的小人。女子与小人都挺好养，难养的，一个是我儿子蒯聩，叛逃到晋国去了，还有就是这个孔丘，神出鬼没跟一只回旋镖一样……要我说呀，是唯儿子与圣人难养也。”

当然，更实在的质疑是：《左传》里对这些年发生了哪些国际大事有很清楚的记录，孔子四次离开如果全部为真，离开后经历的那些事，许多是与《左传》提供的时间线无法吻合的。

所以可能的情况是：孔子为什么离开卫国的故事，在孔子去世后产生了大量传说。司马迁看到了很多材料，感觉都挺动人，哪个也舍不得放弃，于是孔子就只好离开了好多次。

最简单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一种理解是，当时卫国分裂成两派势力：卫灵公本人，主张卫国独善其身；
卫灵公的儿子蒯聩，倾向与晋国合作。

卫灵公活着时，蒯聩斗不过爸爸，卫灵公去世后，他的孙子、蒯聩的儿子辄继位，卫国自主派势力大减，晋国则支持蒯聩回国当国君，卫国的局势变得非常紧张。

孔子一直是从卫灵公那里拿高薪，这时候应该怎么办，也让弟子们惊疑不定。《论语》里有这样一条记录：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翻译过来情景大概是这样的：

冉有问：“我们老师会坚定支持卫君吗？”

子贡说：“我去问问吧。”

这种事不太好直接问，因为敏感时期，孔子说什么，都可能被放大而引起麻烦。

子贡聪明，问的是：“伯夷、叔齐是什么人？”——传说，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以互相推让国君之位著称。

孔子说：“是古代的贤人。”

子贡又问：“怨乎？”伯夷叔齐放弃了君位，最终结果是在首阳山饿死，他们内心有怨念吗？

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追求仁，又得到了仁，有什么可怨恨的呢？

子贡出去后，就对同学们说：“夫子不为也。”老师不会坚定站在卫君一边的。按照子贡嘴快的脾性，很可能还会说，同学们赶紧收拾行装吧，老师要离开卫国了。

这段话，有一种理解就是：

现在蒯聩的处境类似伯夷，按照父死子继的原则，应该他即位，但是爸爸没传位给他；
卫出公的处境类似叔齐，按照国内的即位程序，是他即位，但他是做儿子的和爸爸竞争，就像叔齐是做弟弟的，如果和哥哥競争，总有点不大对。

就是说，对卫国当前的困境，孔子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蒯聩应该逃脱晋国的控制，辄应该抛弃国君之位，父子一起出逃，到天涯海角，然后父慈子孝。这才是高尚的选择，现在两个人在那里争夺国君，显得两个人都很没有品格。

所以，孔子的态度是一个也不支持。

孔子还有一句更有名的话：“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既然发现卫国要乱，他当然就走了。

离开卫国后孔子的路线是怎样的，又有两种理解。

在宋国被威胁，在郑国被嘲笑

一种是复杂化的路线：孔子没有目的地，想到处碰碰运气。按照《史记》的说法，孔子在三个地方的经历比较重要：

第一是“子畏于匡”，在一个叫匡的地方，孔子被误认作阳虎，因此和当地人发生了冲突，差点出危险。

第二是“微服过宋”，孔子到了宋国，“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司马是管军事的，当年孔子的老祖宗孔父嘉，在宋国也是干这个的。

桓魋这个人很阴柔、很精致、很脆弱、很物质。按《左传》的描述，他和宋景公似乎是同性的恋人关系。他被人欺负了，宋景公为他眼睛都哭肿了。两个人在一起，是那种儿女共沾巾的感觉。

孔子得罪桓魋的原因可能是，桓魋活着奢侈，更想死后厚葬。贵族死后，都是棺材一层套一层的，桓魋用石头做套在外面的大棺材，好多年都没做成，弄到劳民伤财的地步。孔子到了宋国后，看不惯，说了句：“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奢侈到这个地步，死了还不如快点烂掉好的。

桓魋那玻璃心，哪里受得了这个？就要杀孔子了。

桓魋表示自己杀心的方式也挺阴柔的。孔子带着弟子在一个大树下讲课，桓魋就派人“拔其树”，这大概相当于砸了教室。

于是孔子离开宋国。弟子们催促快点走，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上天赋予我伟大的德行，桓魋能把我怎么样？这件事，双方的表现大概都算是挺嚣张，但不凶狠。桓魋真要杀孔子，直接过来杀就是，不用把树弄倒给孔子警告。可能是孔子也算有点影响的人，他只是想把孔子吓走算了。

孔子虽然说了句大话，据孟子说，最后还是“微服而过宋”，换了和身份不相称的衣服，假扮成不相干的人，也还是知道怕的。但桓魋拔树这个细节不见于早期儒家典籍，最早是《庄子》里讲的。有人怀疑不可靠。

第三是在郑国的“丧家狗”事件。孔子在郑国和弟子们走散了，被一个郑国看城门的人看见，评价说长得像“丧家狗”。

在郑国也没机会，孔子就又到了陈国，住了下来。

但有学者注意到，宋国和陈国是很近的，宋国都城在今天的商丘市睢阳区，陈国的国都在今淮阳。孔子离开卫国后如果目的地是陈国，那么到了宋国就不该再到郑国去。

所以也可以归纳出一条简单化的路线：孔子离开卫国后，南下经过宋国就到了陈国。

孔子到底去了哪个“蔡国”？

《孔子世家》说，孔子在陈国住到鲁哀公四年，之后去了蔡国，过了一年，孔子又到楚国的叶（今河南叶县），见到楚国名臣叶公沈诸梁，对，就是那个“叶公好龙”的叶公。

这个说法是否符合史实，掰扯起来又有点复杂。

一个小国是会举国搬迁的，搬迁之后，仍然使用原来的国名。于是地图上，就会出现好几个相同的地名。

蔡国刚好是一个搬迁了多次的国家。它本来在今天的河南上蔡，鲁昭公十一年（前531年）孔子二十一岁时，楚灵王灭蔡，三年后，楚平王让蔡国复国，迁到了新蔡（今河南新蔡县）。

鲁定公四年（前506年），蔡国做了吴师入郢的帮凶。从此，蔡国和楚国就结下了深仇大恨。现在十几年过去，在楚昭王治理下，楚国恢复了一点元气，当然要找蔡国算账，我打不了吴国我还打不了你吗？

蔡国当然只有找吴国求救，吴国说我可以救你，但你家太远了，我救不方便，你搬到我身边来，我保护你。于是鲁哀公二年（前493年），蔡昭侯迁都于州来（今安徽凤台县），称为下蔡。

远离故土，实际上蔡国人并不乐意。蔡国贵族里有一大批人觉得楚国再差也比吴国人好，因此这时蔡国的内部矛盾也极其尖锐。所以，孔子若是这段时间离开相对安定的陈国到蔡国去，根本是找不自在。而且，从陈国所在的河南淮阳跑到安徽凤台去，这个距离相当远。何况下一年孔子又要见叶公，还要再折回到河南叶县，实在太折腾了。

对照《左传》会发现，其实鲁哀公四年，叶公正在蔡国故地。

此时，楚国在东部打不过吴国，就意图往北扩张。楚国大军往北推进，灭掉了几个小国，还完成了对当年蔡国的土地上人民的控制，叶公“致蔡于负函”，蔡国国君和主要大贵族走了，还有许多蔡国人留在原地，叶公把这些人搬迁到了负函，也就是今天河南信阳。

所以有一种把问题简单化的猜想，孔子并没有到州来的蔡国去，他只是去了当年的蔡国故地，因此会见了叶公。

叶公的这次接收蔡国故地人口行动动静很大，陈国就在旁边，必然高度关注，而且楚军行动之前放了谣言，说吴国人要打过来了。得罪过吴国的陈国肯定高度紧张。陈国肯定要派使者去拜会一下叶公，打听下情况。也许是孔子感兴趣，就跟着去了。

叶公和孔子聊得挺好，但最终还是没用孔子。为了这事，后来的儒生很嫌弃叶公，觉得他空有求贤的名声，大圣人出现在面前，却不知道重用，因此编了“叶公好龙”的段子讽刺他。

“厄于陈蔡之间”的真相

《孔子世家》說，孔子在蔡国住了三年，遇到吴国讨伐陈国，楚国来救援陈国，驻扎在城父。楚昭王听说孔子在陈蔡之间，就派人来聘请孔子，孔子也打算去拜见楚昭王。

陈蔡两国的大夫们谋划说：“孔子是贤能的人，批判各国的问题都特别精准。他在我们这里已经滞留了很久，我们所推行的政策也不符合他的意愿。楚国可是一个大国，一旦把孔子聘走，孔子在楚国掌权，我们这些陈国、蔡国的当权派可就危险了。”

于是他们就发动人马、把孔子包围在旷野中无法离开。孔子一行断粮了，追随者身体虚弱病倒了，站都站不起来。这就是著名的“厄于陈蔡之间”。

但这段叙述当然是故事。“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这是当时一件大事，发生在鲁哀公六年。

早在鲁哀公二年，蔡国已经被迁到了州来，距离陈国很远，自然也远离这次的战场，陈国、蔡国的大夫凑到一起合谋陷害孔子，根本没有可能。

《论语·卫灵公》有这样一条：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只说陈没说蔡，这可以印证前面的猜想：孔子根本没有去过搬到州来的蔡国，只是到过陈国附近的蔡国故地，作为地理概念倒也可以叫“陈蔡之间”。

孔子在陈国挨饿了，也未必是有人陷害。只是吴国人要打过来的时候，兵荒马乱人心惶惶，没人顾得上管饭而已。

大概是后人根据《论语》的简单记录创作故事，却忘了蔡国已经被迁走，于是才编出来陈、蔡大夫合谋的情节。司马迁又收进了《孔子世家》里。

这之后，孔子北上返回卫国。《孔子世家》说：“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

周游列国啥也没做成？

回卫国的原因自然是南方动乱，因为晋国忙别的事去了，这段时间对支持蒯聩回国不那么积极，所以卫国的矛盾变得相对不是那么尖锐了。怎样挑一个安全的国家住着，孔子的眼光一向很准。

孔子这时从政建立美好社会的心，大概已经冷了很多。孟子说：

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也。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
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
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

在季桓子手下当鲁国大司寇，那时是真有实践政治理想的可能的，叫“见行可之仕”；
在卫灵公的朝廷里当官，是希望能有实践政治理想的机会，叫“际可之仕”；
至于在卫孝公（即卫出公）那里当官，不过是领一笔收入罢了，这叫“公养之仕”。

孔子这时最期待的，是回到鲁国。

恰好这时候，当年和孔子有矛盾的季桓子早已去世，即位的是季康子。而孔子的学生冉有担任季氏家宰，表现好得不得了，已经是季康子离不开的左右手。

于是在冉有的运作下，季康子同意孔子回国了。

读《左传》会发现，季康子愿意让孔子回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

这里出现了一个新概念——“田赋”。《左传》和其他史籍中关于鲁国赋税的信息都很少，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初税亩”，成公元年（前590年）“作丘甲”，都是寥寥数语而已。

学者们的相关研究倒是很多，大致推测是：“税”用于各种行政开支，以土地为单位征收；
“丘甲”用于军事开支，以居民点为单位征收（所谓“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而田赋则是一个以土地为单位征收的、用于军事开支的新税种。

总而言之，季康子想要加税这件事会激起很大的民愤，所以他需要孔子回来为他的行为“正名”。

季康子让冉有来问孔子，孔子回答说：“丘不识也。”照例，孔子说不懂，就是不赞成。

冉有追问好几次，终于忍不住直说了：您现在是全国最受尊崇的元老，就等您一句话，政策就可以推下去了，您怎么就不开这个口呢？孔子还是不说话，后来才在私下场合对冉有说：君子推行政策，要考虑是否合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福利尽量丰厚，办事讲究适度，税负不妨减轻，这样的话，只收“丘甲”也就足够了。如果不按礼行事、贪得无厌的话，即使收了“田赋”，将来还是会不够的。季孙如果施政想要合于法度，那么周公留下的典章还在；
如果想怎样就怎样，又何必来问我呢？

季康子这时候要加税，其实也很无奈，因为当时吴国成了快速崛起的新强权，鲁国尊吴王夫差做了霸主，就要交给吴国沉重的贡币，不加税他根本拿不出。但孔子说的也不错，几年后，吴王夫差被越国从背后捅了刀子，鲁国外部压力减轻，但已经加了的税成了制度，再也不会免掉了。

所以，季康子不会听孔子的，田赋该推行还是要推行，而且，他也不会再任用孔子了。

孔子晚年最大的事业，只能是编书和教书。对孔子的仕途来说，这是不幸，对中国文化来说，却是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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