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何为音韵美
音韵美是汉语诗歌写作的精髓,是一种由细节到整体的节奏美,而且最终体现在诗歌写作的押韵上。诗歌的“音韵美”实际上来源于音乐的美,李清照曾在《词论》中写道:“盖诗文分平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中国新诗从1916年发轫开始,迄今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史。中国新诗并非脱胎于古典诗词,而是一种随白话文诞生之后,焕然一新的一种诗歌。以今天的艺术眼光来看,早期的中国新诗,尽管非常稚嫩,艺术性也并不太高,但在讲求诗歌的音韵美上,却始终是有其执着追求的。
2.现代诗歌创作中的音韵美
谢冕先生在《中国新诗史略》中写道:“新诗究竟为我们带来了什么?答案是,它为我们带来了千年诗坛的新气象,首先是它的自由精神。挣脱了语言上文言的枷锁,挣脱了形式上格律的镣铐,新生的诗歌好比是千回百转的一道激流,终于冲破夹岸的重峦叠嶂,来到了一马平川的广阔原野。获得大解放的诗歌开始用稚嫩的嗓音,用没有任何束缚的方式传出它最初的声音。胡适在综述新诗最初的成果时认为,不仅是抒情诗,即使是写景的诗,‘也须有解放了的诗体,方才可以写实的描画;新诗的优长之处在于它的词汇量大,而‘稍微细密一点,旧诗就不够用了。”
在早期的诗歌中,追求诗歌表现方式的自由,恰恰正是诗人们追求人性的解放和自由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当时新诗还处在试验阶段,一些诗人在写作新诗时,也逐渐开始尝试着不押韵。比如胡适的《小诗》:“开的花还不多;且把这一树嫩黄的新叶/当作花看吧。”有学者说,胡适的这首《小诗》,或许是受到了冰心那些小诗的影响,而冰心的许多小诗,恰恰就是不讲究韵律的。比如:“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春水》)“躲开相思/披上裘儿,/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小径里明月相窥,/枯枝——在雪地上/又纵横的写遍了相思。”(《相思》)或许,新诗才刚刚诞生,谁也不知道未来的新诗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即便是胡适,在写新诗,进行大胆的尝试时,也未能彻底放开,而更像是一个小脚女人一样,在新诗写作的道路上步履蹒跚地艰难前行。比如他的《老鸦》,在语言上的确是自由的,但为了押韵,照顾到读者“好读”和“好懂”,胡适将诗歌写得就像放开了小脚的“大脚”,依然留下了被旧体诗折磨过的伤痕:“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们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在这场新诗运动中,鲁迅先生坦诚地说:“我不喜欢做新诗的”“只因为那是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成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鲁迅先生“敲边鼓”,写下了好几首新诗,但这些新诗的艺术性,也并非是那么高。比如以下这首《梦》: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后梦墨一般黑;
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
颜色许好,暗里不知;
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
你来你来!明白是梦。
1920年9月4日,继鲁迅先生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梦》之后,刘半农在伦敦写下了著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威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爱恋着海洋,
海洋爱恋着月光。
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
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
西天還有些儿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刘半农的这首诗歌,在形式和音韵上都堪称完美,诗人采用了歌谣体的形式,一唱三叹地歌咏着心中的“恋人”,远方那个日夜思念的“她”。而这里的“她”,却采用的是一种寄寓和象征似的表现手法,即远在东方的祖国。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的新诗中,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祖国的思恋和热爱的诗人,并非仅仅是刘半农一个人。郭沫若在其《炉中煤》中写道:“啊,我年轻的女郎!/我不辜负你的殷勤,/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这里的“女郎”和刘半农诗歌里的“她”,都是另有所指,即诗人心中日夜眷恋着的祖国。
或许是感到新诗难写,鲁迅先生最终干脆就此搁笔。鲁迅先生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新诗虽然无法达到唐代诗人的高峰,但在通向诗歌艺术高峰的道路上,无数的新诗人都在竭尽全力地孜孜以求,奋力攀登,努力探寻着新诗的艺术美,并力争进入可能达到的高度。就中国新诗的创作实绩来看,经过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李金发、何其芳、卞之琳等无数诗人的不断努力,新诗无论在艺术性和表现形式上,都进行了非常可贵的探索,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并且确实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坦率地说,早期的新诗,大都仅仅停留在语言的“新”上,的确缺乏令人信服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在对新诗写作的艺术探索中,闻一多先生注重语言的“绚丽精炼,对仗工整”,在开创新诗的民族特色和新格律上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并以自己的写作实践,创作出了诸多优秀的经典之作,如《口供》《也许》《死水》《洗衣歌》等。闻一多提出的新诗写作的“三美”原则,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主张,在中国诗坛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而李金发的象征主义诗歌,如《弃妇》《温柔》等,虽然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性,但因其象征手法的应用,显得晦涩难懂,曲高和寡,除了一部分诗人和专业的诗歌研究者之外,如今已不为一般读者所知。
中国新诗的发展,筚路蓝缕,在现代诗人中,最广为人知的,或许要算徐志摩和戴望舒。尤其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戴望舒的《雨巷》,曾风靡一个时代,几乎人人皆知,令人耳熟能详。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以其音乐般的旋律和音韵之美,征服了无数的读者:“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戴望舒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寞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无论是在意象、意境、声韵、画面,人物情感的切入上,都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徐志摩和戴望舒的诗中,音乐与诗可说是水乳交融,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经久传诵,影响了无数的诗人和千千万万的读者。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美轮美奂的音乐性和艺术上的完美性,他们的诗歌,即便是在多年后的今天,也一直在读者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口口相传。
3.新诗音韵美的误区与出路
自北岛、舒婷、顾城的朦胧诗之后,第三代诗人的异军突起,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新诗写作的版图。尤其是口语诗歌的写作,虽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口语诗已逐渐蜕变成为了“口水诗”。所有的诗歌写作,几乎都只有诗,而没有歌,音乐性与诗歌,从此一刀两断。或许,口语诗人们的写作,正是为了要消解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寻求新的诗歌革命,为诗歌寻求新的突破寻找契机。遗憾的是,这样的“革命”和探索,实在是极大地降低了诗歌写作的门槛,诗歌这个文学中的皇冠,再也没有了写作的难度,没有了艺术美,而诗人想要表现的那些自己的所谓思想,也仅仅是一些苍白无力的自说自话和味同嚼蜡的文字组合。
在诗歌写作无人关注,更无人喝彩的情况下,一部分诗人仍在苦心孤诣地潜心坚守,而另一些诗人却别出心裁地玩起了花里胡哨的技巧,甚至向外国诗歌寻求救助,并以此试图突围。唯其如此,我们在阅读当下许多诗人所写的诗歌时,往往觉得就像是在读一些疙疙瘩瘩,翻译蹩脚的外国诗。在这样一种内心焦虑,极不正常的诗歌生态之下,诗歌写作尽管仍很热闹,但遭到读者前所未有的冷遇,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就连一度大力推动新诗的诗人流沙河先生,都痛心疾首地说:“除了徐志摩、戴望舒、海子少数几个人写的,新诗有多少可以反复读,可以进入典籍的?很少。现在很多诗都是口语、大白话,甚至口水话。” 在流沙河看来,新诗是一场失败的实验。
新诗的写作需要继续,众多的诗人却似乎还在一场装睡的梦中,他们明明知道如今这样的写作,的确是有问题,但却视而不见,始终讳疾忌医,依然在乐此不疲地写作那些回车键一样,既无美感,又无艺术性的分行文字。诗歌的写作,既然是一种诗意的表现和诗性的写作,其被当下诗坛早已丢失的音韵之美,就应该被重新捡拾回来。为此,我非常认同谢冕先生对中国诗歌写作的思索和判断:“由于诗体的解放,新诞生的诗歌一时陶醉在无障碍也不受拘束的写作狂欢之中。他们没有发现究竟失去了什么,他们只有一种获得自由的满足。但这种舍弃毕竟造成了永远的伤痛。有些中国人引为骄傲的美丽从此消失了,而且辉煌似乎是永远不再!其实,即使是被新詩奉为范式的外国诗,它们在各种的语言中也是非常讲究音乐之美的。押韵、音步、句和节,都有极大的声音上的安排和考究。外国诗中,如马雅可夫斯基强调押韵的必要性:‘没有韵脚…诗就会分散。韵脚使你回到上一行,回想起前一行,使叙述一个思想的所有诗行共同行动”谢冕先生强调指出:“‘新月诗人的目的更为明确,那就是要为失去了格律的新诗‘创格,要把自由得有点散漫的新诗再度格律化。他们重新谈论因为革命而被遗忘、被搁置的诸如韵脚、平仄、音节、节奏、格调、‘调和的声音等‘陈旧的话题。其实他们是在召唤诗的音乐之魂。”
4.结语
诗歌写作的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当下诗歌的弊病,虽未必要像新月诗人那样,以矫枉过正的方式,用力过猛地改革和医治,但无论怎么说,新诗写作确乎已经遭遇到了瓶颈,失去了音韵之美的诗歌,也失去了众多的读者。而不管当下的诗人们如何视而不见,这都是不可掩盖的严峻现实。因此,在诗歌创作中如何做到意境美、文字美与音韵美兼备,仍然是当代写作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蒋传红;作品应具音韵美——读沈祥源《文艺音韵学》;《写作》,1999年第02期;
[2]邹欣;《探究古诗的音韵美》;《中学语文教学》,2014年08期
朱雪丹,深圳市宝安区新桥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会长。2018年10月,荣获深圳市宝安区文艺志愿服务百佳感动人物。2021年7月,荣获深圳市宝安区文艺志愿服务首届“星级文艺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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