藻绘呈瑞,化动八风——评长篇小说《美好生活》

□ 钱 镇

长篇小说《美好生活》封面

多年以来，鞠利笔耕不缀。他以宏大视野讲述**故事，描绘多彩的当代生活，相继推出了多部反映时代精神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其中，《在**长大》展现了**解放以后的生活，《序曲》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四十年间发生的故事，《同心兄弟》《援疆兄弟》和《驻村兄弟》分别以援疆和驻村为主题，《我和胡杨的约定》则以年轻人为主题。这些故事的主题、发生的时间虽有不同，但彼此呼应，相互补充，展现了**社会的发展变迁，也表现了作者鞠利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道路上做出的可贵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从人们看得见的社会日常生活，到看不见的心理世界，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这给文学工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素材与写作契机。我们置身于这样一个‘孕育文艺精品的伟大时代’，却缺少与这个伟大时代相称的文艺精品。”①鞠利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遇，义无反顾地深耕于**现实主义题材文学创作。

鞠利的新作《美好生活》是《驻村兄弟》的延续。故事梗概是：任乐水在第一次驻村工作中受到处分，回到城里后被降级调整到另外一个文化部门任职。在新单位，任乐水愉快地接受委派，与维吾尔族的阿解放、哈萨克族的柯蓝、汉族女青年吉庆融三位同事一道，到深度贫困的南疆百合提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任乐水再次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如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这部作品主要表现了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事功。小说讲述了贫困村的状况、贫困的原因、贫困者的心理困境以及脱贫的思路和办法，借助扶贫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展现了对做好脱贫工作的哲学思考。第二个主题是树人。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任乐水这个志向高远、心胸开阔的干部形象。他不计个人恩怨得失，在推进扶贫工作的同时，提升了境界，完善了自我。第三个主题是青年。年轻人的经历、思想和对爱的追求被作者巧妙地融入扶贫故事中，展示在日常生活里，使作品读起来更生动，也让读者感受到**民族团结的新气象。

消除贫困是人类面临的永恒难题，它事关人类的未来。消除贫困并不轻松，甚至出现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把消除贫困当作重要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实施了精准扶贫战略，中国于2021年提前10 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的减贫目标，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中国的减贫实践有自己独特的经验，比如，向贫困村派驻工作队。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累计有25.5 万个驻村工作队、300 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奋战在扶贫一线。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组织起如此庞大的扶贫队伍。扶贫者不辞辛苦，甚至数以千计的人为此付出了生命，他们值得作家们用文学作品给他们立下丰碑。

**的扶贫工作面临诸多非同寻常的挑战。贫困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南疆地区，那里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禀赋较差、产业基础薄弱，民族、宗教、稳定、贫困等问题交织，致贫因素复杂，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2014 年，**开启“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累计逾百万人次参加了驻村工作。驻村工作队不仅面临着语言不通、饮食不习惯、卫生条件差等工作生活方面的困难，其个人安全也会受到威胁，有的驻村工作人员甚至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广大驻村干部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改善民生、促进稳定。他们有太多的故事值得挖掘，有太多的事迹值得歌颂，有太多的经历值得思考，这些是文学创作的富矿。

小说《美好生活》选题好，立意高。它聚焦于南疆驻村工作队的扶贫工作，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②它以文学的方式，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作者并不局限于对英雄个人事迹进行歌颂，而是对扶贫中面临的诸多典型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升了小说的深度和意义。

文学作品有的以情节和结构见长，有的以哲理探讨启人思考而取胜，集哲学思辨和抽象思维于文学创作之中，以歌德为代表的德国文学最为典型。鞠利的文学创作属于哲理思考的类型。在这种文学作品中，“文学不过是表达思想观念、哲学主张的一种途径和方式而已，审美不是根本目的，审美只有在服务于思想观念表达的时候才有其价值”③。

在《美好生活》中，鞠利深入探讨了致贫的原因，对扶贫工作如何处理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民族团结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小说中还描述了扶贫过程中发展经济与固守传统的冲突，旧思想与新观念的转换，哀怨认命和奋力抗争的抉择，自立自强与海纳百川的信念，以及产业创新的意识。欧阳修所谓“道足”而“文浩乎沛然”者，于此书中可见一斑！

《美好生活》通过贫困户艾拉提一家的境遇，分析了其致贫原因：艾拉提上过大学，学过畜牧。父亲因病去世后，留下一大笔外债。艾拉提靠收购牛羊皮富裕起来，但一场车祸使艾拉提双腿残疾，治病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他变得暴躁、自卑，甚至开始酗酒、打骂老婆。

除了描写飞来横祸与宏观资源条件，小说更多地聚焦在人的观念上自身努力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帮扶艾拉提一家的吉庆融敏锐地发现：有的贫困户丧失了靠自我努力脱贫致富的意愿，存在“等靠要”的思想。“他们一点也不担心政府的帮扶措施会落空，他们一点儿也不担心自己没技能会被饿着。他们似乎都在等待，好像贫困是可以自己离开的。”由此点出扶贫大计的关键：不能只扶贫，还要扶志。

“等靠要”的懒惰思想广泛存在于村民中，不限于贫困户。百合提村有件怪事，村民普遍不存钱。吉庆融精准道破其中缘由：村民们对未来不抱希望，“认为已经得不到什么了，没有什么可失去了”，他们“不再考虑未来，有点现金就非常冲动，几乎丧失了自我控制的能力”。观念不改，脱了贫的家庭可能会再次返贫。

人具有社会性，落后的思想一旦成了气候，便会深度束缚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在百合提村，人们穷得心安理得，富者反而被人嫉妒。艾拉提一家富裕时和村民关系紧张。等他“昏头昏脑地重新回归到穷的行列”时，这种紧张也就随之消失了。书中评论道：“在封闭落后的地方，淳朴、厚道只是一种对农村的脸谱化的印象，却忽略了真正的人性挣扎。长期闭塞贫穷的环境下，人性像岩石里的根枝扭曲生长，那里的人有更强烈的‘苦’要一起受的扭曲心态，‘富人’不是榜样，是被挤兑、打击的对象”。需要变革观念的不是一家一户，扶贫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

与吉庆融只是抱怨村民观念落后不同，任乐水更多地是从如何让村民摆脱贫困的角度去思考。他意识到，生活中屡屡受挫，容易让村民变得消极，从而失去变革的信心。“他们长期受制于贫困的现状，每天在为吃饱奔波，在苦楚的生活里四处碰壁，渐渐失去了激情和才华，错过了发展的机会，最后只好随波逐流，甘于贫困，一直穷下去”。因为不顺，觉得无望，只好接受现实。在任乐水眼中，习惯不是一成不变的。创造条件，让村民看到努力就能改变命运，消极的观念就会被逆转。

任乐水试图用党的好政策引导人们改变观念。以打破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怪圈为例。他认为，贫困户超生是想创造更多机会，靠养儿防老，要改变这种传统意识，就要“聚焦特殊贫困群体，稳步推进社会保险扶贫工作，减轻贫困人员参保缴费负担和医疗费用负担”。

好的文学作品在描述问题上不会采用上帝视角，而是让不同经历的人对同一件事表达不同见解。企业家李木水对贫困的理解是：不能致富是人生目标选择的结果。在安全、舒适和富有这生活的三大目标中，贫困户最先选择的是安全。政府的扶贫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贫困户觉得舒适安逸了，也就“放弃了致富的斗志和勇气”。李木水主张，要把选择顺序改过来，改成：富有、舒适、安全，把富有当成第一选择。李木水对通过致富获得高水平的舒适和安全有亲身体验，他的话是有道理的，但也正因为这是他的个人体验，所以这种观念也是有局限的。

扶贫者本身也要不断更新观念。正如李木水对任乐水所说，扶贫干部“要有点儿企业家的精神”，“从我们企业家的眼里看，扶贫还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一种以投资促发展的投资学实践”。扶贫者把扶贫当成政治任务，会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扶贫者把扶贫当成经济学问题，会找到更有效的消除贫困的办法和路径。两相结合，效果更好。扶贫干部也要有承担风险的勇气。李木水还发现：任乐水虽然有克己奉公、坚韧不拔的优点，但一谈到发展“总是希望照顾，希望无偿贷款，成本意识淡薄”，也就是说，“等靠要”思想同样存在于任乐水的身上。

与贫困相伴生的落后观念和行为还有许多，除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之外，还有“在农村女人没地位，男人是太阳，离了婚抬不起头”，甚至是家庭暴力。在任乐水等驻村干部看来，转变这些观念和行为也是扶贫工作的内容，他们将其称之为“精神扶贫”。

中国的脱贫是政府主导的，脱贫所取得的明显成效得益于中国社会制度和治理方式。中国政府所具备的中长期规划的能力与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相结合，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④，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然而，再好的制度也不可能十全十美。为了政绩考核取得好的成绩，有的干部会在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群众利益的关系上，产生偏差。《美好生活》中，任乐水与副县长张振民的冲突，就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的。

任乐水主张村里种植红柳，发展肉苁蓉产业。张振民批评道：“你不想眼前农民怎么把钱装进口袋的事，想那么远有什么用？今年农民吃什么？你怎么通过每个月的考核关？”“我一届县长五年，剩下这两年搞不定这些复杂的事情，吃到肚子里的馕才是饭。”显然，张振民更关心当下的利益，更关心干部考核。他也知道这样的考虑不那么理直气壮，于是拿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这样的口号，给自己包装、壮胆。

现实生活中的确有不少张振民这样的干部，他们工作勤奋，能力较强，坚决执行上级的决策，但是被个人升迁等私利遮蔽，不能谋长远，甚至为了快速实现短期目标不惜损害长远利益。作者借任乐水之口批评道：“修为不够，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并劝戒说，应该在扶贫工作中实现‘每个人的自我超越’。”

为政当思长远。要实现稳定与发展，把**建设得更美好，就应该“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政治担当，扎实做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⑤。从小说中也可以读出这样一层意思：我们要完善评判标准、加强价值引导，建立起不让老实人吃亏的选人用人机制，创造出能让德才兼备的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生态。

张振民不仅缺少长远眼光，工作方式也很简单粗暴。凌晨两点，他在县上开视频会议，讲了两个小时，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任乐水却关掉视频，让与会者回去睡觉。结果第二天，张振民一个电话打到工作队，点名找任乐水，批评他擅自离开会场，不把他这个县长放在眼里。在随后的月度脱贫攻坚评比中，任乐水所在的村委会被挂了警示旗。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多做事情，这样简单的道理，却常被某些干部置之脑后。这个会议的内容是什么呢？还是老一套，要求各乡镇各村搞“一村一品牌”“每个村搞一个特色项目，不能重复，要搞创新”。会议还规定了各个村的特色项目，要求百合提村养殖鸵鸟、搞蔬菜大棚。可是，这个村更适合种蘑菇、养驴。来自上级的不切实际的指挥会影响干群关系，不可以不慎重。当然，在小说中张振民后来还是被说服了。

小说带着同情解释了张振民这样做的原因：“他们整月休息不了一个节假日，没有人敢偷懒，在城里办公室好好的一个知书达理的干部，一进了村就变成内白外黑的烤洋芋，内心装着敬职敬业的良苦用心和热血丹心，外表却焦糊糊的一身黑气，焦躁、粗糙，近乎不近人情”。这样做，不是很容易好心办坏事吗？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能只是说说而已。

张振民这个人物体现了许多基层干部身上的缺点。他以势压人，搞形式主义，关心个人政绩胜过为老百姓办实事。但小说还是肯定了他的诸多优点，“他对脱贫攻坚的政策了然于心，对问题的思考非常精准”，他“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令人佩服”。这样的人物描绘更公平、更真实。多数基层干部往往是优点和缺点并存的。

任乐水能发现和欣赏张振民的优点，后来还和他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任乐水种红柳发展绿色产业的想法最终也得到张振民的支持。两人的关系在矛盾中演进，让故事情节的发展合乎逻辑。

小说中的任乐水是优秀干部的代表，是小说的主角，但作者并没把他塑造成一个从一开始就十全十美的人物，而是细致地勾勒了他思想境界提高的过程。这符合人物自身成长的逻辑，也能启发读者更好地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中国传统政治强调对精英委以治国重任，同时对他们的道德水平提出较高的要求。加拿大政治学者贝淡宁将其称做“贤能政治”，并将其特点概括为：“选拔具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才干与美德的官员，他们致力于服务政治共同体，而不是为自己和家庭牟利”⑥。德才俱佳的贤能政治的特点也体现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干部在能力和品德上的要求很高，这与西方政治是不一样的。

为了提升党员干部的个人修养和境界，党内不断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比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任乐水本人也特别注意用各种方式主动提升个人境界。任乐水关心国家大事，他“每天学习治国理政的经典原著”。因为这样的习惯，他能跳出本地区、本部门的局限，跳出眼前的人和事，以更宏大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看待事物。若有人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

任乐水经受过磨难，经反思，他把这磨难转化为人生的财富。他因工作失职而被处分，他的妻子因病离他而去，他的同事亚力坤和陈尔法也牺牲了，重重打击下，“有一种世事难料的痛苦感，似乎一夜之间，所有支撑他生命重量的东西一下子坍塌下来，像洪水一样扑面而来”“他突然怀疑起自己的生活，丧失了面对现实的笃定感、确定感和力量感”“他找不到万物存在的意义和生命存在的理由。他的内心完全陷入了一个混沌杂乱的世界”。可是，一旦从“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考验中走出，人生境界就变得开阔。不经一番彻骨寒，哪来梅花扑鼻香。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来自儿子任冰的批评直截了当，甚至有些夸张：“您从来没有找到自己的使命，做官和成名成家都是生活的过程，不是生命的目的。”任乐水听后，竟然激动得“心跳加速”“嘴唇发颤，说不出一句话”。如果能把做官和成名看透，不把它当成生命的目的，官场遇到点挫折、受到些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任乐水的养父是位维吾尔族老人。他在职时“忘我工作，不计得失，两袖清风”，退休后“不恋闹市，隐于乡野，不图虚名，回到近乎贫困的家乡，尽己所能献计献策，教育群众跟党走，带领百姓探寻致富路，奉献着最后的余热”。生命即将走向终点时，他告诫任乐水，心中要有大我：“动物是可怜的‘它们只有个体’人类却繁衍着‘大爱’，延续族群、延续文明、延续生命的永恒。每个人只有站在人类命运的高处，才能寻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小说巧妙地借维吾尔族老人之口讲出“我将无我”的道理。大道相通，各民族文化都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一宝贵财富，对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意义重大。

艺术直抵心灵，它是灵魂最能理解的语言。借助艺术，灵魂得到滋养；
经由艺术，人们能“达到神圣的境界”⑦。任乐水喜爱书法，特别是行书，“纵意抒发，笔势奔放”中，心生出喜悦，借此洗去了“蒙在心灵上的日常生活尘埃”。

长篇小说《美好生活》插图

大自然的熏陶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中国古代贤人对此有深切感悟。走近自然，能让人们的心胸开阔、境界升华。失意者，更是每每寄情山水，寻求慰藉。无论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庐山，还是“天光云影”的“半亩方塘”都给人生以启迪。而让任乐水豁然开朗的是昆仑山。“这座伟岸的高山”让任乐水的内心“升起一种伟大的感觉”，让他意识到，“苍穹之下，人应该站好一个位置，塑造出像山一样高大而伟岸的形象”。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先人的智慧，求古仁人之心，“修其心，治其身”，就能完善自我，“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困顿之时，任乐水仔细端详客厅里“厚德载物”的条幅，突然有了新的感悟，决心“不被财富禁锢”，让自己的“灵魂前行，行走在为社会进步的路上”。

养父的离世让任乐水深刻认识死亡。他感悟到：“一切生命的死亡是无法避免的，而自己就是一个殉道者，践行一种伟大的理想，用无边的慈爱的心救助苍生，完成生而为人的使命。”“死亡并非终点！它赋予现世生活神圣的意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只有对生命抱有真诚的信仰，人类的生活才具有终极意义，才能不丧失长远的目标，才能不再为自己眼前的利益而自私地活着。”鞠利的每部小说，几乎都有死亡的描写，向死而生，才能想得通透。

年轻人的故事贯穿于《美好生活》的始终，有理解，有欣赏，有希望。这是这部小说在题材和叙事方面的突破，通过展现包容、和谐的青年人的新境界，让人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憧憬和信心。

吉庆融大学毕业后，考进了事业单位，抱着对未来的满满信心开始新生活。但是，报到后，分管她的阿解放对她呼来喝去，阿解放自己不去食堂吃饭，偏要让她每天给他送饭，还“给她安排了做不完的事”。吉庆融实在忙不过来时，一张口解释，阿解放便一脸怨气，一通指责。她和阿解放一同驻村时，阿解放仍旧没完没了地指挥她干活。一个偶然的场合，阿解放道出了他这样做的原委：“我们维吾尔族人讲究仪式，好面子，长幼有序。以前，我只领导你一个，摆个谱，支使你多干活，一是不想惯着你，让你早点儿适应社会；
二是过一下当官的瘾。”为了自己的面子，就应该随意支使年轻人吗？

副县长张振民下来检查工作，问吉庆融什么是“七个一批”，她一紧张，只答出四个，张振民很不满意，临走前撂下话，“等着我在全县大会上收拾你们”。吉庆融既羞愧又委屈：“这些和她以往接触的业务工作就不是一回事，要管人吃喝拉撒的所有事，还要管人生老病死的麻烦事，鸡毛蒜皮、家长里短都是事。要教育农民，要调研摸底，要做基础工作，要想着法子分类施策落实项目……要死记硬背从上到下的各种提法，有些乡里干部的提法也得记住”。各种死记硬背，真的必要吗？

张振民为什么对吉庆融这么霸道呢？因为“在他眼里，农民好像是思想落后、入不敷出、又没技能的服务对象，批评的话没人听，骂了人又担心群众说作风粗暴，所以许多积怨就不自觉地发泄在第一书记和他的团队上。张振民急了，也不管对方是谁，‘我撤你的职’‘让你灰溜溜走人’张口就来，那架势有点儿一语定乾坤的味道，似乎是一种霸气，但其实有点儿霸道和慌乱”。简单粗暴的领导方式，会影响到下属的工作热情，是不利于工作的。

吉庆融发现，“学校教的是知识，火热生活给出了不讲道理的道理”，她的“狭小的精神世界被撕裂得七零八落”。曾经认为“好好努力就会改变”的吉庆融觉得“两手空空”，自己的努力“就是一个笑话“，她终于挺不住了，患上了抑郁症。

长篇小说《美好生活》在图书展上展出

小说中作者能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年轻人，任冰对任乐水的批评就体现了这一点，“他们反应敏锐，视野开阔，善于接受新鲜事物，敢闯敢试“。任冰曾向任乐水推荐说，直播带货是“效果最直接、变现最快的销售模式”，任冰担心任乐水的视野不够开阔：“父亲在山村里待得太久，全然不知世界在以什么样的速度更迭，传统经济模式在大数据时代不断被颠覆、被推翻。扶贫也要有新的思维模式和发展方式才能站在新时代的前沿”。

可是，年轻人的热情也会遭遇冷水浇头。村干部麦迪亚娜用手机把美景拍成小视频上传网络，无意间成了网红。任乐水顺势让她直播带货，很快就带火了当地农产品的销售。结果，上面派专项工作组约谈任乐水，以网友打赏说不清是归公还是个人所得为由，叫停了直播。麦迪亚娜哭了一晚上，她把打赏所得全部交给了村委会，然后离开了村子。小说中给出一句沉重的评论：“现实在消耗着社会的能量”。

小说中还赞美了男女青年自由追求幸福生活，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真心相爱。这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更是敏锐地反映了**社会正在发生的可喜变化。曾几何时，不同民族青年男女之间的恋情遭到极端思想的疯狂扼杀，导致了许多悲剧。如今，更多的青年男女得以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追求幸福生活，这一变化实在是喜人。

然而，年轻人之间的爱情并非一帆风顺。吉庆融与驻村支教的维吾尔族男青年加吾兰之间产生了恋情，这桩爱情却遭到加吾兰父母的反对。阿解放也反对自己的儿子对吉庆融的爱意，“这个女娃娃嘛确实优秀，但不是一家人，进不了一家门，她怎么迷住那么多维吾尔族小伙子？我见一个，拆两个！”小说中的这一安排也暗示，克服传统偏见的路还很长。

鞠利生于**，长于**，经历得多，思考得深。他47 岁才开始写作，从前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及思考为他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曾经困惑、心痛、落寞、错愕、追寻，最终明白了，自己有两个必须：必须热爱脚下的土地，必须守卫好自己的家园。鞠利的作品中透着遏制不住的激情、不吐不快的冲动。理性与感性的相互碰撞、有机结合，让他的小说既好看，又耐看。

鞠利的作品“不花哨”。“有过偏远地区基层工作体验的，抑或是未曾来过他笔下地域的读者，都能从其书写中感受到朴实而真挚的生活。”“在今日众声喧哗的文学场，这样的写作已不多见，因此而显得弥足珍贵”⑧。

鞠利的创作有勇气。他的故事涉及民俗、民族、宗教等因素，很难把握，好多人不愿写、不敢写，或者不会写。鞠利写了，而且写得不错，显现了他“直面生活的勇气和胆量”⑨。

鞠利的思考很周到。他能挖掘到少数民族身上的闪光点，尊重他们的感受。因此，书中有维吾尔族养父对任乐水说出人生哲理的情节，也有各民族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故事。

“藻绘呈瑞”，自然界的山山水水、人世间的万千景象都在向有心人昭示着自然、人生与社会的道理。只要走进它们，定会有所感悟；
只有走进它们，才能用生动的故事表达对社会现象、对人生道路的深刻思考，可以收到“化动八风”的效果。祝鞠利在**题材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注释：

①白烨：《文学之根在于生活》，《文学评论》，2014年第3 期。

②***：《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21 年12 月15 日第02 版。

③王向远：《从宏观比较文学看德国文学的特性》，《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 年3 月。

④[德] 韩博天著, 石磊译：《红天鹅——中国独特的治理和制度创新》，中信出版社，2018 年。

⑤马兴瑞：《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努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时报》，2022 年5 月11 日第A1 版。

⑥贝淡宁、汪沛：《贤能政治及其改进》，《中央社会主义学报》，2021 年第1 期。

⑦[美]大卫·艾尔金斯著，顾肃、杨晓明、王文娟译：《超越宗教：在传统宗教之外构建个人精神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⑧刘士伊、张春梅：《〈驻村兄弟〉：新时代的“红色”表述》，新华网，2020 年1 月14 日。

⑨王运华：《放歌新时代——评长篇小说〈驻村兄弟〉》，《**艺术（汉文）》，2018 年第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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